第8章 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1]，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代表性历史人物》

上帝之路是无法探寻的。一八三九年末，托马斯·卡莱尔阅读了由爱德华·威廉·莱恩编译的《一千零一夜》。这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版本。托马斯认为书中写到的事情完全是明显的谎言，不过他对书中提出的许多虔诚的思想却表示同意。看完这本书后，他想起了阿拉伯世界的游牧部落，这些部落的人盲目地崇拜水井和星星，直到一位长着红胡子的人将他们从盲目崇拜中惊醒，他告诉他们一件重大的事：除了上帝之外，不应该再有任何其他的崇拜。他将阿拉伯人推向了一场迄今尚未结束的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打到比利牛斯半岛和恒河岸。卡莱尔问自己：如果没有穆罕默德的话，阿拉伯人将会怎么样呢？这个疑问导致他举行了六场讲演，这本书就是由这六篇讲演稿组成的。

尽管讲演的语气激烈，其中有许多夸张和隐喻，但《论英雄和英雄崇拜》却是在阐述一种历史观。卡莱尔习惯对事物进行反复思考。一八三〇年他就曾暗示说，历史是一门无法研究的学问，因为任何事情都是过去事件的延续，而同时又必然在某种范围内成为将来事件的起因。因此，“对历史的描述是动态的，而历史本身却是静态的”。一八三三年，卡莱尔宣布世界历史是一本圣书[2]，“它的注释和撰写权应该属于所有人，他们都应被写进历史”。一年之后，他又在《旧衣新裁》一书中提道：世界历史是本《福音书》。在《冷漠的中心》这一章中，他补充说，伟大的人物是真正的圣典，而那些具有才华的人以及其他人则仅仅是一些评论、说明、注释、介绍和说教。

这本书中某些章节的写作手法是很复杂的，近似巴罗克风格。而他提出的论点却非常简单。在第一篇演说的第一段中体现了他的激情和自信，原话是这么说的：“世界历史以及对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作所为的描述，实际上是对那些曾在同一时代工作过的大人物的描述。他们是人类的首领，是塑造者，是榜样。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他们创造了人类的事业并取得了成就。”在另一段话中他又说：“世界历史是大人物的传记。”对于信奉宿命论的人来说，英雄是结果，而卡莱尔则认为英雄是原因。

赫伯特·斯宾塞指出，卡莱尔认为他背叛了自己父辈的信仰，然而他对世界、对人类和对伦理道德的认识却证明他从来就是一个固执的加尔文主义者。尽管他在一次讨论中宣布，灵魂不死论只不过是犹太人的估衣铺[3]，在一八四七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对基督的信仰已经堕落为“懦夫们的粗鲁而又甜腻的宗教”，但他那黑色的悲观主义，他的关于少数人（英雄）和无穷尽的注定下地狱的人（下等人）的理论，都明显地来自长老会教派。

比卡莱尔的宗教观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政治理论。同代人不能理解他的理论，但这种理论却体现在流传非常广泛的四个字中：纳粹主义。罗素在题为《法西斯的祖先》（一九三五年）、切斯特顿在题为《停战协定的终结》（一九四〇年）的论文中都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证。切斯特顿在他的精彩论述中，谈到了他第一次接触纳粹理论时所感到的惊讶、甚至是恐惧的心情。这种新的理论使他回忆起童年的动人生活：“在我和其他人一样走向墓地的旅途中，看到了卡莱尔所有坏的、野蛮的和愚蠢的理论的重现，却看不到一点他身上特有的幽默感，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简直就像王夫从阿尔伯特纪念堂下来并穿越肯辛顿宫的花园一样[4]。”类似的论述不胜枚举；纳粹主义（它并不只是我们所有人，尤其是那些愚蠢的人和暴徒潜意识里都拥有的某些种族优越感的表现）是苏格兰人卡莱尔的愤怒情绪的表现。他于一八四三年写道，民主是因为找不到能领导我们的英雄而绝望的表现。一八七〇年他欢呼“耐心、高尚、深沉、虔诚、团结一心的德国”战胜了“好吹嘘、爱虚荣、乱比手势、争胜好斗、焦躁不安、神经过敏的法国”（《杂记》，第七卷第二百五十一页）。他赞美中世纪，他谴责议会那些清谈之风，他维护雷神托尔、威廉一世、诺克斯、克伦威尔、腓特烈二世、沉默寡言的弗朗西亚博士和拿破仑的声誉，他渴望有一个没有“配备了选举箱的混乱”的世界，他憎恶废除奴隶制，他建议把雕像——青铜的可怕误用——改制成有用的青铜浴缸。他宣称，宁愿要一个备受折磨的犹太人，也不要一个腰缠万贯的犹太人。他还提出，所有尚未消亡的社会，或者尚未走向死亡的社会，都应该是有等级的。他为俾斯麦辩护，并且崇拜他，甚至说日耳曼民族是由他创造的。如果有人想要进一步了解他的见解，可以去读《过去和现在》（一八四三年）和于一八五〇年发表的包罗万象的《当今活页文选》。在这两本书里，有着卡莱尔的各种见解。例如，在最后一篇讲演中，他竟然用南美洲独裁者才会用的理由来为克伦威尔的打手们解散英国议会作辩护。

我在这里引用的观点并非不符合逻辑。一旦我们同意“英雄具有神圣的使命”，人们对这些人的评价就会不可避免地偏离一般的评价标准（他们也会如此评价自己），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最著名的主角[5]或克尔恺郭尔笔下的亚伯拉罕[6]一样。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任何一个投机政客都会认为自己就是英雄，并会用他自己的行为最充分地去加以证明。

在《法萨利亚》的第一章，卢坎清楚地写道：神喜欢胜利的事业；加图喜欢失败的事业[7]。这就提出了人挑战宇宙的理由。卡莱尔则认为历史与正义交织。谁值得胜利谁就能获胜。这条定理向学者表明了直至滑铁卢的那天早上拿破仑的事业都是不可怀疑的，但是到了晚上十点变成了非正义的和可憎的。

上述摘录并不是要否认卡莱尔的真诚。没有人比他更深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不真实（如同噩梦那样不真实和残暴）。从这种普遍的幻觉中，他抢救出一个信念：工作。请记住，工作不是事情的结果，而是整个过程，否则的话，只会带来虚荣，带来假象。卡莱尔写道：“人类的一切工作都是过渡性的，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只有工人和工人具有的内在精神才是有意义的。”

一百多年前，卡莱尔自以为感受到了一个腐朽的世界正在身边瓦解；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取消议会，把权力无条件地交到言谈不多的强人手里。[8]俄国、德国和意大利最充分地和淋漓尽致地使用了这服适用全球的灵丹妙药，结果是出现了奴役、畏惧、野蛮、思想的贫乏和背叛变节。

人们曾多次谈到里希特对卡莱尔的影响。卡莱尔将里希特题为《放荡不羁》的诗集译成了英语。最不经意的人也不会将原作与译文混淆。他们两人都深不可测。里希特深不可测是因为他多愁善感、郁郁寡欢、沉湎酒色，而卡莱尔则是因为全身心地充满激情。

一八三三年八月，年轻的爱默生来到了偏僻的克莱格普多克，拜访了卡莱尔夫妇。（那天下午卡莱尔正在评注被他称为是“连接新旧两个世界最佳桥梁的”、由吉本编写的史著[9]。）一八四七年，爱默生回到美国，主持了一系列的讲座，后来发表了演讲集，题目是《代表性历史人物》。他的系列讲座与卡莱尔系列讲座的安排完全一致。我猜测爱默生刻意突出这种形式上的相似，最终是为了充分强调两人之间本质上的不同。

事实上，对卡莱尔来说，英雄不是凡人，近乎半神，他们通过炫耀武力和粗鲁言语，来统治平民百姓。相反，爱默生崇拜的英雄是人类实现自身可能性的最佳榜样，而这些可能性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对他来说，品达证明了自己写诗的能力；斯维登堡或者普罗提诺证明了自己能达到迷醉状态。他写道：“在所有的天才著作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曾经属于我们自己但被我们拒绝的思想。这些思想带着异乡他国的庄严又回到我们身边。”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写道：“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浩瀚如海的书籍都是一个人编写的，书中的主要内容是那么的统一，使人无法否认这些书出自一位博学多才无所不知的先生手笔。”他还写道：“一个永恒的现在统御着自然。自然会把装点迦勒底空中花园的玫瑰放到我的玫瑰园中来。”

我们在这里引用的爱默生的论述已足以表明他所遵循的奇妙的哲学思想：一元论。我们的命运是一场悲剧，因为我们仅仅是个人，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最使人振奋的应该是有一种信仰，它能超越时间和空间，宣布作为个体的人与整体的人类没有区别，谁都可以代表宇宙。信仰这种理论的人往往是不幸的，或者是平庸的，他们迫切希望自己在宇宙中消失。爱默生尽管遭受肺病的折磨，他本能地感到幸福。他鼓舞惠特曼和梭罗；喜欢人间万物。他是一位充满学识的诗人，编写警句的大师，存在的多样性的品鉴者，优秀而又敏锐的读者，他读过凯尔特人、希腊人、埃及人和波斯人的作品。

拉丁语学者给了索利努斯一个绰号，叫“普林尼的猴子”。一八七三年，诗人斯温伯恩认为自己受到了爱默生的攻击，于是给他去了一封独具风格的信。信中有些话很奇特，我摘录在此，另外一些话我不愿劳神去记了。他说：“先生，您是一只掉了牙的瘦猴，站在卡莱尔的肩上摘下了荣誉的桂冠。”一八九七年，格鲁萨克也对他进行了指责，尽管没有用“猴子”一词：“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是卡莱尔的美洲翻版，但是没有卡莱尔犀利的笔锋，深刻的历史分析力。卡莱尔由于知识渊博而常常令人难以理解；我担心爱默生因为令人难以理解而变得貌似知识渊博。总而言之，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名家，一个是可能成为的名家，爱默生始终未能解释这个玄奥的差别。只是爱默生同胞天真的虚荣心才把这位平庸的学生与他的老师相提并论。不过，爱默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保持着对卡莱尔的尊敬，类似于爱克曼对歌德的敬意。”不管是用了猴子还是未用猴子一词，斯温伯恩和格鲁萨克都没有说对。爱默生和卡莱尔的唯一相同点就是他们对十八世纪精神的敌意。卡莱尔是一位浪漫型作家，具有平民的嗜好和品行。爱默生是一位绅士，一位古典型作家。

保罗·爱尔默·莫尔在《剑桥美国文学史》发表了一篇不尽人意的文章。他说，爱默生是“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在此之前，尼采写道：“只有在阅读爱默生的作品时我才感到自己的心与他如此地贴近。我无权吹捧它们。”

随着时光的流逝，惠特曼和爱伦·坡作为流派的发明者和创立者，曾使爱默生的光彩受到损害。但是，如果细细比较，他们两人是远远赶不上爱默生的。

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代表性历史人物》，豪·路·博尔赫斯翻译并作序，《杰克逊经典作品》，W·M·杰克逊公司，一九四九年，布宜诺斯艾利斯

王银福 译

注释：

[1]即《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通称《论英雄和英雄崇拜》。

[2]莱昂·布洛瓦将这一观点延伸到喀巴拉的意义上。譬如，请参阅其自传体小说《绝望者》的第二部。——原注

[3]原文为英文。

[4]王夫是英国女王丈夫的通称，此处指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的丈夫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阿尔伯特。阿尔伯特是她的德国表兄，1840年成亲，婚姻和睦，垂范后世。1861年，阿尔伯特去世，维多利亚女王在温莎城堡内设立纪念堂。肯辛顿宫是她的出生地，有一花园，与海德公园齐名。

[5]指《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

[6]克尔恺郭尔《恐惧与战栗》中的人物。

[7]原文为拉丁文。

[8]丁尼生将自己对“元首”的渴望写进诗里。譬如，在《莫德》第十章第五段：“一个依然强壮的男人在喧嚣的大地上。”——原注

[9]指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