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根本不用担心他的一生会风平浪静，了无波澜。他生命中的每一步都是五彩缤纷，充满着戏剧性的。就在去北美的三个星期的旅途中，汉密尔顿乘坐的船居然着火了。船员顺着绳子爬入海水中，将海水一桶桶地运上船，费了好大劲儿才扑灭了这场火灾。在这条烧焦的船好不容易完完整整地抵达波士顿湾后，汉密尔顿就立即从那里出发前往纽约。纽约是汉密尔顿一定要去的地方，他需要到设在那里的一家名为考特莱特的公司去领取他的赞助金，而这家公司当时正管理着所有捐给汉密尔顿的款项，并负责资助他完成学业。考特莱特公司拥有七条往返于纽约和西印度群岛的货船，而考特莱特和克鲁格这两个人就是这家纽约公司在圣·克罗伊岛的代理人。根据约定，每次西印度群岛的蔗糖被运到纽约的时候，汉密尔顿都会从这些蔗糖的销售收入中分得一小部分。他的亲朋好友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赞助汉密尔顿的。可以说，这个未来的废奴主义者的教育费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那些在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里累死累活的奴隶们来买单的。

初到纽约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的汉密尔顿靠着休·诺克斯的推荐信站稳了脚跟，不过，此时的他还没有遇到一个像爱德华·史蒂文斯那样的知心好友。尽管这个来自热带地区的小伙子可能连大衣也没有穿过，也一定没有见识过什么叫四季更替，然而他却并没有让他的过去成为自己的羁绊，并且没有被人当成一个刚刚进城的外省乡巴佬。汉密尔顿似乎很容易就跨过了社会地位的层层障碍。这个聪慧、英俊、热情的年轻人走路的时候，总是像一个军人一样昂首挺胸，骄傲自信。他完全具备一个神秘的外地人所散发出的致命的吸引力，很快，他就在新的环境中结交了第一个朋友：一个名叫赫拉克里斯·马立甘（Hercules Mulligan）的时髦的裁缝，他的兄弟当时是考特莱特公司的一位低级合伙人。这个1740年出生在爱尔兰，有趣而啰唆的裁缝，是汉密尔顿为数不多的商人朋友，他的裁缝铺子和家就在沃特街，有一段时间，汉密尔顿很可能经常在他家蹭饭。

马立甘用他那爱尔兰式的虚张声势，颇为起劲地把汉密尔顿推进了纽约的社交圈子：“H先生可是我家和我兄弟家的座上客，他经常会在我们的聚会上写一些即兴诗来为大家助兴，他可是一个开朗快乐、喜欢读书的好小伙子。”[1]马立甘所说的那些聚会，很可能都包含有不少大逆不道的政治内容，据说，马立甘裁缝本人是“自由男孩”组织的一个非常积极的成员，他还曾卷入过一场和英国士兵的小规模冲突中。而就在那场冲突六周之后，已经被当地老百姓搅得心神不宁，天天担惊受怕的英国军队就向那些倔强的移民者开枪，制造了著名的“1770年波士顿惨案”。而在后来的战争时期，马立甘在当时被英国人占据的纽约城里充当独立军的谍报员，利用他给那些浮华成性的亲英派分子和英国军队的军官们量体裁衣的机会，伺机刺探军政情报。

汉密尔顿在北美最初的旅行路线，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条拜访休·诺克斯的亲朋好友的路线。通过诺克斯，他认识了纽约的两位非常著名的长老会牧师，一位是诺克斯当年的导师，约翰·罗杰斯博士（Dr. John Rodgers）。这位罗杰斯博士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他每天都拄着一根镶金的文明棍，大摇大摆地沿着华尔街走向教堂，一路上风度翩翩地向那些熟识的信徒点头致意。另一位，是可敬的约翰·M．梅森神父（Reverend John M. Mason），他的儿子到死都在忙于编纂汉密尔顿的传记。通过诺克斯的另一批推荐信，汉密尔顿获得了一个在伊丽莎白镇学院——这个横跨哈得孙河的著名预科学校读书的机会。和其他那些自学成才的人一样，汉密尔顿一到伊丽莎白镇学院，就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有不小的缺陷，他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高等数学以满足大学的入学要求。

新泽西的伊丽莎白镇（今天的伊丽莎白平原）是经过英王乔治二世（King George II）颁布的特许状获得自治权的，这里是北美殖民地中最古老的英语社区。这个如田园诗般静谧优美的小村子到处都是美丽的果园，村里有两座教堂和一座横跨伊丽莎白河的石拱桥，村外的草地上也点缀着一座座别致的风车。伊丽莎白镇学院就建在当地的长老会教堂的地盘上，学院的主体是一座屋顶建有用来观测星空的半圆形弯顶的两层高建筑。学院的校长弗朗西斯·巴伯（Francis Barber）当时还是个刚刚从新泽西学院（尽管普林斯顿大学是这座学院很久之后的名字，但除引用之外，后文中会以普林斯顿大学，来指代新泽西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只比汉密尔顿大5岁。他是一个颇为俊俏的角色，有着高高的额头，浓浓的眉毛和一张漂亮的小嘴。作为一个在经典作品中浸润了很多年，同时又对改革思潮抱以同情的年轻人，对汉密尔顿来说，巴伯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校长了。在后来的独立战争中，他一直坚定地站在爱国者这一边，并且我们将会发现，在约克镇，一切都令人吃惊地颠倒了过来，汉密尔顿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他当年的学生，那时成为了他的顶头上司。

由于伊丽莎白镇学院向普林斯顿大学输送了大量的学生，我们可以推断汉密尔顿在预科学校的学习一定是围绕着如何符合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要求而进行的。申请进入普林斯顿念书的人一定要知道维吉尔、西塞罗的演说词，以及拉丁语语法，而且他们还必须“通晓希腊文，足以达到能够把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这四使徒的福音从希腊文轻松地翻译成拉丁文或英文”。[2]然而，对于汉密尔顿这个渴望面对新的挑战并且异乎寻常自信的人来说，这并不算什么，他的长进速度快得让人们大跌眼镜。这个不知疲倦的家伙总是通宵挑灯夜读，困了，就蜷缩在毛毯里小睡一会儿，天刚一蒙蒙亮，他就会准时醒来，到附近的墓地散步，同时嘴里还念叨着刚刚复习过的功课（汉密尔顿的这个边走路边低声自言自语的习惯让他有时显得意气风发，但有时又会让人觉得这家伙一定疯了）。汉密尔顿的另一个习惯便是记笔记，在他留下的一个练习本上，有大段大段用希腊文摘抄的《伊利亚特》（Iliad），有包罗万象的地理、历史笔记，还有非常详尽的“创世纪”和“启示录”的提纲。在学习之余，这个工作狂还写了不少诗歌和散文，甚至还参与一些由当地的英国驻军士兵表演的戏剧的编剧工作，哪怕有一分钟空闲时间，也会被他充分利用而不至于虚度。

汉密尔顿在伊丽莎白镇学院上学的时候应该会有机会接触到年轻的小亚伦·伯尔，在汉密尔顿入学前几年，伯尔也曾经在同一所学院读书。伯尔的姐夫，法学家泰平·里夫（Tapping Reeve）就是伊丽莎白镇学院监事会的成员，他在筹建这所学校的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非常巧合的是，亚伦·伯尔就是在伊丽莎白镇度过了1773年的夏天，而汉密尔顿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前后，来到了这里。或许在那个夏天，汉密尔顿会经常见到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在街头散步，在小溪中泛舟，在树林里打猎。很有可能，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两个命中注定有一番纠葛的男人，第一次相遇在他们共同的朋友的画室里。

汉密尔顿总是能够在那些很有影响力的长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没过多久，他就成功地跨越了等级的鸿沟，进入了伊丽莎白镇的贵族圈子里，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在伊丽莎白镇的社交界站稳了脚跟，这在圣·克罗伊岛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休·诺克斯神父的推荐信无疑帮了汉密尔顿的大忙，让他有机会结识了新泽西上流社会中地位最为显赫的世家大族。很快，汉密尔顿就认识了在当地的长老会政治圈里颇有声望的两位富有的律师和学者，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和伊莱亚斯·鲍迪诺特（Elias Boudinot），这两个和辉格党人有些关联的绅士让汉密尔顿接触了在当时可谓大逆不道的政治观点：限制王室的权力，强化国会的影响力，捍卫公民自由。

毫无疑问，在汉密尔顿的新生中，50岁的利文斯顿是一个最为活跃的角色，他是一个天生的十字军战士，在厌倦了纽约政坛无休止的尔虞我诈后，他回到新泽西，希望在乡下做个安安静静的地主。当他在自己位于新泽西的49公顷的农场上修建“自由宫”的时候，利文斯顿在城里的临时住所住了一段时间，而汉密尔顿或许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寄住在利文斯顿家的。利文斯顿是个一生都充满争议的人物，这个出身于哈得孙河畔最有权力的家族的贵族，放弃了那种轻松自在的诗意生活，主动选择让自己陷入不断的争议中。这样的角色，无疑能吸引汉密尔顿这样充满梦想的年轻人。利文斯顿是个瘦高个，大伙儿因此给他起了个外号“芦柴棒儿”，他能言善辩，巧舌如簧，总是冲锋在前，像一杆刺向王室的枪，让保王党人大伤脑筋，于是当地的保王党报纸将这个总是认为自己在行侠仗义的愤青戏谑地称为“新泽西的唐·吉诃德”。[3]

和许多长老会成员一样，利文斯顿激烈地反对保王党人在北美强化英国国教教会的势力。就在二十年前，他曾经是反对在纽约设立英国国教教会学院的急先锋，他警告人们，这个教会学院会成为“顽固派的缩影”和王权统治的工具。[4]当这个后来名为国王学院的国教教会学院在1754年取得英国王室的特许状，最终得以设立之后，抗争失败的利文斯顿和朋友一起建立了纽约社区图书馆，以期给学生一个安全的场所，让他们有机会读到那些不被主流认可的理论。汉密尔顿也一定拜其所赐，在这里借书看过。后来，利文斯顿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印花税和其他一些苛捐杂税的运动，并成为了大陆会议和制宪会议的会员，并在1776年当选为独立后的新泽西州的首任州长。

威廉·利文斯顿是一个社交人物，正是他把汉密尔顿带进了远比西印度群岛的狭窄群体要有趣得多的社交圈子。从利文斯顿的慷慨大方中受益匪浅，汉密尔顿从没有误解这个家庭的帮助，他对利文斯顿家的孩子们很友好，其中就包括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Brockholst Livingston），在认识汉密尔顿的时候，这位未来卓越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就已经是小亚伦·伯尔的好朋友了。吸引汉密尔顿的还有利文斯顿家那一群莺莺燕燕的女儿。按照伯尔的一位朋友的说法，那时的伊丽莎白镇“空气中显然弥漫着恋爱的气息”。[5]镇上美丽而高贵的莎拉·利文斯顿（Sarah Livingston）当时正被一位叫约翰·杰伊（John Jay）的年轻律师疯狂地追求着（这位莎拉·利文斯顿小姐是那样的高贵典雅，以至于有一次她出现在巴黎一间歌剧院的时候，竟被一些观众误认为是路易十六的那个迷人的王妃），而汉密尔顿此时也正和利文斯顿家的另一个女儿凯萨琳互送秋波。凯萨琳·利文斯顿（Catharine Livingston）一般被人们叫作凯蒂（Kitty），她是那种汉密尔顿爱死了的女孩：漂亮、迷人，有那么一点娇生惯养，喜欢看那些轻浮的男人使出浑身解数追逐她，喜欢看他们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从独立战争时期汉密尔顿写给她的一封信来看，有人猜测凯蒂或许是汉密尔顿在北美追到的第一个姑娘：

只要你敢的话，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和我约会。而且，如果你不反对，为了使我们的约会花样迭出，其乐无穷，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些短程旅行，在开满鲜花的小路上散步，在玫瑰色的爱神丘比特凉亭里休憩。你知道，我向来以勇敢著称，我会不断地给你惊喜，带给你数不尽的欢乐，陪你做你能想到的任何事情……我会让你觉得自己就像女神一样，或者是月神黛安娜，或者是美神维纳斯，或者超过她们所有人。[6]

我们很难相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凯蒂·利文斯顿睡在同一个屋檐下而没有动什么歪脑筋。在这个好交际的圈子里，汉密尔顿和利文斯顿的姐夫，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也是好朋友。威廉·亚历山大是一个直率的乐天派，由于他一直宣称自己有苏格兰男爵的头衔，因此，他也被人们称为“斯特林勋爵”。斯特林勋爵是个挥霍无度的败家子，在他遇到汉密尔顿的时候，他已经花光了所有家产，正陷入债务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而仅仅在十年前，那时候还是一表人才的圆脸的斯特林勋爵刚刚在巴斯克山脉建了一座占地达数平方千米的庄园，庄园里面有马厩、花园，还有一片模仿英国贵族庄园风格房子的鹿园。和利文斯顿一样，斯特林勋爵也是一个既有着改革者的思想，又有着贵族做派的混合体，他总是穿着一件装饰有斯特林家族徽章的裘皮外套，坐在一辆豪华的四轮马车里四处游荡。而他的衣柜里则存有31件外套、58件汗衫、43条马裤、30件衬衣、27条围巾和14双鞋子。

如果亚伦·伯尔所言不虚，在独立战争中挂准将军衔的斯特林勋爵是一路醉醺醺地闹革命的。他的副官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则辛勤地扮演着一个兢兢业业的斟酒小童的角色：“詹姆斯·门罗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斯特林勋爵的大酒杯斟得满满的，然后毕恭毕敬、充满崇拜地听爵爷讲他那些冗长的故事。”[7]伯尔的刻薄评论对嗜酒的斯特林勋爵并不大公平，毕竟斯特林勋爵在布鲁克林战役中大显身手，也打下了一世英名。斯特林勋爵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对于包括数学、天文学在内的各种学问都很感兴趣（他还曾经写过一本有关金星演变的专论），同时，他也是纽约社区图书馆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斯特林勋爵的经济思想对汉密尔顿影响很深，他是鼓吹发展北美制造业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他自己则蓄养着大量的牛马，种植用来酿造葡萄酒的葡萄树，还经营着生产生铁与大麻的作坊。斯特林勋爵对汉密尔顿还有一种吸引，那就是他也有一群惹人怜爱的女儿，尤其是美丽的凯瑟琳（同样人们称为“凯蒂女士”）。这位凯瑟琳小姐将来会嫁给威廉·杜尔（William Duer），他是汉密尔顿一生中最为声名狼藉的朋友。

汉密尔顿的第三位好朋友以及和他一生都有密切联系的人，就是伊莱亚斯·鲍迪诺特，在当时他是一位律师，同时还拥有几座铜矿和硫磺矿，而在独立战争时期，他曾担任过大陆会议的主席。鲍迪诺特是一个长着双下巴的秃顶绅士，脸上的笑容永远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父亲是一位旅馆主人，和汉密尔顿一样，鲍迪诺特也是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后代。后来，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做了美国圣经研究会的第一任主席。作为伊丽莎白镇学院的组织者，鲍迪诺特曾经推动学院招募“一些自由派学者”，并且还热忱地接纳了像汉密尔顿一样家境贫寒但却很有天分的学生。[8]

汉密尔顿是鲍迪诺特的公寓“木头盒子宫”的常客，他在这里见识了良好的修养、丰富的书籍和激烈的政治辩论。鲍迪诺特的妻子安妮是一位女诗人，乔治·华盛顿曾经恭维地说她的诗“优雅而意味深长”。这个热爱读书的家庭每天傍晚都会聚在一起，听人大声朗读名人传记或者历史典籍。[9]汉密尔顿和鲍迪诺特一家的友谊并不一般，当鲍迪诺特家的幼女安娜·玛丽亚（Anna Maria）在1774年9月罹患绝症的时候，汉密尔顿曾经整夜守候在她的身边；而在女孩去世之后，汉密尔顿在悲痛中还以丧子妇人的口气，为女孩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挽歌。汉密尔顿至少有一个姐妹是在婴儿或者孩提时代早早夭折的，因此，汉密尔顿的这首诗很可能唤起他对自己母亲的那段艰难生活的回忆：

可爱的孩子，我尽一个母亲之所能细心呵护着你，

让你免去病痛之苦。

唉，但我的照顾何尝管用？

铁石心肠的死神，

仍然不顾父母的祈祷，

带走了我挚爱的孩子。[10]

不久以后，朋友们就会发现，汉密尔顿对那些处于悲痛中的亲朋好友们总是表现出慈母般的关怀。

汉密尔顿急切地盼望着能够出人头地，于是，他仅仅在伊丽莎白镇生活了不超过六个月。然而，在伊丽莎白镇这段短暂的经历却对汉密尔顿的政治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里，他天天与镇上那些富有而成功的绅士把酒言欢，这些绅士一方面保持着英国贵族的做派，另一方面却热衷于社会变革。他们所希望的，是谨慎的社会改良而不是激进地将一切都推倒重来——这一观点可以说精确地概括了汉密尔顿一生所坚持的政治态度。正因为如此，汉密尔顿的这些新泽西赞助人并不热心于激进的民族独立，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当地人民与英国王室和解，而且他们一再争取的是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他们并不希望脱离英国独立，这些新泽西贵族所追求的，是与英国真正融为一体，享受与英国本土居民一样的政治权利。英国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心目中的祖国，虽然这种观念正在逐渐淡薄。汉密尔顿后来也承认，他在伊丽莎白镇的时候一直就偏向于同情英国的统治，并且毫不讳言地声称自己曾是君主制的热心支持者。和他的那些导师一样，汉密尔顿一直不太赞同激进的革命，同时也觉得要为造反找一个法理依据并不容易。[11]和长老会教徒的交往或许也影响了汉密尔顿的政治观点，这些长老会教徒通常就可以和那些抨击王室政策的辉格党人画上等号；相反，英国国教教徒往往倾向于保王党人的观点，并且支持英国在其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单一的教会政策。

当汉密尔顿考虑进一步深造的时候，整个北美大陆只有九所学院值得考虑。威廉·利文斯顿和伊莱亚斯·鲍迪诺特当时都是普林斯顿大学受托人委员会的成员，而伊莱亚斯更是前校长老亚伦·伯尔的挚友，对于汉密尔顿来说，如果拒绝威廉·利文斯顿和伊莱亚斯·鲍迪诺特的邀请，不去普林斯顿大学待一段时间，即便不是不礼貌的，也应当说会是非常失策的。此时的普林斯顿已经有了一些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学生，而当时的校长约翰·威瑟斯彭（John Witherspoon）也迫切地希望能够增加这些来自西印度群岛学生的数量（或者说是借此从那些富有的甘蔗种植园主那里弄到大笔的经费），于是，威瑟斯彭校长在汉密尔顿申请入学的前一年，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以新泽西学院的名义，写给那些居住在牙买加和其他西印度群岛居民”的鼓舞人心的公开信。在这封信中，他专门提到了“新泽西学院在教育西印度群岛年轻人方面所独有的优势”。[12]这所在1746年出于平衡英国国教势力而设立的学院是长老会和辉格党分子的温床。学校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对于汉密尔顿来说，从政治立场的角度来看，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赫拉克里斯·马立甘曾坚持说汉密尔顿曾经亲口告诉过他：“相比国王学院，他更倾向于进入新泽西学院学习，因为这里更偏向共和主义者。”[13]事实上，普林斯顿大学确实充斥着激进的政治思想，以至于在那些保王党人的社区里，人们将这所学校称为“激进主义的托儿所”。威瑟斯彭校长也坦言：“自由的精神”在普林斯顿“无处不在”。[14]

普林斯顿大学到纽约和费城都不过一站地的路程，它位于乡下的一个小村子，四面环绕着浓密的树林。由于长老会教徒希望尽快培养出一批教士来填满迅速扩张的教区的讲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与世隔绝倒被视为一种保护学生不会被花天酒地的城市生活迷惑的手段。在汉密尔顿申请普林斯顿的时候，这所大学正经历着宗教势力迅速扩张的阵痛。赫拉克里斯·马立甘说，是他陪着汉密尔顿这个年轻的朋友到乡下来申请这所大学的入学资格，并将汉密尔顿介绍给威瑟斯彭校长认识的。然而，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威廉·利文斯顿和伊莱亚斯·鲍迪诺特作为普林斯顿的管委会成员，更有机会将汉密尔顿介绍给校长。

威瑟斯彭出生于爱丁堡，他是一位杰出的神学家，这位声音有些沙哑的校长脑袋的形状非常奇怪，就好像枣核一样，两头小中间大。加里·威利斯（Garry Wills）称他为“美国教育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教师”，而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有大批后来在美国政坛赫赫有名的校友在普林斯顿就读：1位美国总统、1位美国副总统、21位参议员、29位众议员和12位州长。[15]威瑟斯彭校长将会在日后成为《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签署人之一，同时也将会是第一位以神父身份担任大陆会议成员的人。而到了召开制宪会议的时候，普林斯顿更是将其他学院远远地抛在后面，它为制宪会议贡献了九位成员。不过，威瑟斯彭校长很可能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威瑟斯彭校长是一个好斗而坦率直言的人，他经常会突然就大发脾气，身体还会很奇怪地颤抖，整个人坐立不安。作为一个坚若磐石的自我主义者，汉密尔顿在这位大学校长面前也毫不退却。经过对汉密尔顿的面试，威瑟斯彭对这个有着丰富知识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汉密尔顿则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学习计划。据赫拉克里斯·马立甘所说，“汉密尔顿告诉威瑟斯彭，他决定进入普林斯顿念书，并且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以最快的速度提升自己。威瑟斯彭认真地听取了这个年轻人的计划，然后答复汉密尔顿，他并没有权力决定他是否被许可入学，不过他将向有权决定录取的管委会提交汉密尔顿的申请”。[16]从汉密尔顿的这番豪言壮语中，人们不难发现汉密尔顿将自己的生活弄得紧张兮兮，这或许是因为他在一生中都长期对于自己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于别人而耿耿于怀，因此急不可耐地希望能够迎头赶上的缘故。

在威瑟斯彭接管普林斯顿前的几年，他曾经猛烈攻击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录取标准过于宽松，他的这一立场或许就是导致汉密尔顿没有能够得偿所愿的原因。马立甘曾经抨击普林斯顿管委会拒绝汉密尔顿的学习计划是大错特错，他声称在汉密尔顿被拒绝入学后的两个星期，威瑟斯彭校长曾给汉密尔顿写过一封信，在信中，“威瑟斯彭讲到汉密尔顿的要求并不符合普林斯顿的入学要求，因为汉密尔顿的学习计划同普林斯顿的办学宗旨并不相符，他还承认汉密尔顿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无论在哪个神学院接受教育，汉密尔顿都一定能取得很大的成就，因此，他对汉密尔顿未能被录取而深表遗憾”。[17]事实上，汉密尔顿这种性急的要求并非没有先例：亚伦·伯尔在11岁的时候就试图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在被告知他年纪还小，不适合念大学后，他又苦心钻营了两年，在13岁那年又厚着脸皮申请进入普林斯顿的低年级学习。学校没有办法，只好录取他，让他念大学二年级的课程。于是，三年后，亚伦·伯尔在1772年年满16岁的时候，就从普林斯顿毕业了。汉密尔顿一定从伯尔本人或者他们共同的朋友，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那里听说过这段故事。

在考虑汉密尔顿的要求时，威瑟斯彭和管委会成员或许想到了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年轻学生的事情。这个小伙子在1769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二年级学习，为了在两年而不是通常的三年内完成学业，他废寝忘食玩命地学习，让自己一直处于一种心力交瘁的崩溃边缘。他的名字叫詹姆斯·麦迪逊，汉密尔顿未来杰出的合作伙伴，撰写《联邦党人文集》的三位贤者之一。麦迪逊一直很喜欢威瑟斯彭，而且在毕业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没有办法离开学校远行了，于是在毕业后，麦迪逊就在普林斯顿又逗留了一年，每天在私下里和威瑟斯彭切磋学问。[18]当麦迪逊在1772年春天离开普林斯顿返回弗吉尼亚的时候，在他念书时透支生命所落下的病根，依然让他的身体十分虚弱，而他也一直很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

在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汉密尔顿打算“修正”自己的真实年龄，想少报几岁。如果他出生于1755年，那么他应当是在18岁的那年申请进入普林斯顿念书的，而在那个时候，14岁到15岁是进入大学念书的最低年龄，无疑，这对汉密尔顿这么一个自视甚高的神童来说，这是一件令他非常不爽的事情（古维内尔·莫里斯是在12岁进入国王学院学习的）。神童们可不会乐意做一个大龄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没错，麦迪逊是在18岁入学的，当时对于一个新生而言，他被认为年龄稍微大了点，因此他在普林斯顿跳过了二年级而提前毕了业。如果汉密尔顿是基于这个原因而谎报了自己的年龄，那么他倒是值得人们同情。不管怎么说，当汉密尔顿还在圣·克罗伊岛的克鲁格的账房里等待离开西印度群岛的机会的时候，比他小1岁的亚伦·伯尔已经于一年前在普林斯顿的校园里发表演讲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历了无数困难的汉密尔顿谎报自己的年龄也算是一个值得原谅的无害谎言吧。

汉密尔顿在被普林斯顿拒之门外后，最终进入了国王学院学习。汉密尔顿并不缺少赞助者，在那个时候，斯特林勋爵在纽约的下曼哈顿的宽街继承了一栋房子，而他也长期在国王学院的董事会拥有一个席位，并且为国王学院募集了大量的捐款。于是，汉密尔顿的人生再一次发生了转折。这个一直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的男孩终于找到了一个属于他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对于一位未来的财政部长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在这里，商业处在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很快，汉密尔顿便沉浸在商业、法律和政治的汪洋大海中，迅速和这个商人社会融为一体了。

如果汉密尔顿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那么他可能会变成一个在风口浪尖身先士卒的反抗英国统治的愤青，不过变成这样一个人未必是好事。相反，在国王学院学习，使得汉密尔顿成为那个时候全殖民地最热心的保王派领袖，国王学院的校长迈尔斯·库珀博士（Dr.Myles Cooper）的学生而不是威瑟斯彭的高足。在国王学院念书使得汉密尔顿身处保王党人的大本营纽约，而这里是英国殖民统治最坚固的堡垒。与此同时，身处纽约也让汉密尔顿有机会亲身接触那些最热心的革命煽动者，亲耳聆听当时北美殖民地最优秀的雄辩家和煽动家蛊惑人心的演说，天天处在那些肆无忌惮坦率直言的报纸的包围之中。保王党和造反派在纽约的激烈碰撞让汉密尔顿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矛盾，也使得他既同情那些忠心不二的保王党人，又认同那些坚贞不屈的革命造反派。事实上，正是因为威瑟斯彭校长和他的同僚拒绝了汉密尔顿的入学申请，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年轻人才不自觉地直接进入了革命派与保王党人的碰撞中，真正见识了他所处的大时代的这一出大戏。而这一切，是新泽西的那个寂静小镇所不能带给汉密尔顿的。

国王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市的北部，建在安妮女王（Queen Anne）在18世纪初赐给三一教堂的一块面积巨大的领地上。学校的主楼是一座三层高的庄严建筑，屋顶建有一个观象台，站在此处放眼望去，哈得孙河蜿蜒穿过青青河岸，绝美的风景尽收眼底。校园正好处在今天名为西百老汇街、茉莉街、巴克莱街和教堂街这四条街道井字型交叉格局的正中间。一位来自英国的旅客曾经激动地描述道：“这真是世界上最适合做大学校园的地方！”[19]库珀校长坚持不懈地想把学生们同周遭的不良影响隔离开，于是他制定了严格的规矩。“学校的主楼四周环绕着高高的围墙。”他写道，“围墙里有一大块操场和花园，正门口永远都会有一名看门人把守。学校的大门在夏天会在晚上10点关闭，而到了冬天，就会提前到9点，晚于这个时间进入校园的人的名字都会被登记，每个星期，这些名单都会被送到校长这里。”[20]这一封闭的教学环境取自牛津大学，学生天天都要身穿学士服，头戴学士帽，大步流星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

库珀校长对他的学生严加管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王学院毗邻纽约市臭名昭著的红灯区，人们也将这里称为“圣地”，隐晦地讽刺红灯区所处的土地的主人，圣保罗礼拜堂。每天晚上至少有500名来自荷兰或是英国的“快乐妇人”（相当于当时纽约市全部人口的2%）在街上游荡，招徕生意。于是，城里上了年纪的人因此非常担心那些经不住诱惑的年轻后生，会溜到街上和那些女人鬼混。还有一位苏格兰游客在1774年沮丧地写道：“国王学院有一点，我认为非常不走运，就是通向学校大门的路上居然住满了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妓女和荡妇。”[21]有鉴于此，学校里下了规矩：“所有的学生都不能和附近的那些臭名昭著的人家来往，也不许和任何名声不好的人勾搭在一起。”[22]妇女被严格禁止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纸牌、骰子这样的“恶魔”用来诱惑人的大毒草，自然也在禁止之列。天晓得那个时候的汉密尔顿在晚上学校关门前有没有在“圣地”逍遥自在过，通过享受魔鬼的盛宴来考验自己的德行？

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远离外界的诱惑，库珀校长同样也很关注学校附近那些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国王学院慢慢地就朝着维护英国正统的堡垒的方向发展了，威廉·利文斯顿和其他长老会教徒对此非常忧虑，他们担心英国国教严格的长幼有别、森严的尊卑等级观念，会培养一批匍匐在英国王室脚下俯首帖耳的奴才顺民（在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军队经常会不怀好意地强占长老会的教堂当作兵营或马厩）。而让保守的库珀校长惊慌不已的是，在国王学院西边仅仅一个街区之外的考曼区（现在的霍尔帕克城）就是纽约的那些激进分子最活跃的聚居地。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念书的那段日子里，激进分子就在学校附近的草地上竖起了一根25米高的杆子，上面悬挂了一个烫着金字的风向标。风向标上别无他物，唯独绣着斗大的“自由”二字。不久以后，汉密尔顿就将以一个蛊惑人心的演说家的身份，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抛头露面，向众人发表演说了。

虽然当时纽约只有不过2.5万名居民，却已经是全北美第二大城市了。那个时候费城是北美第一大城，而波士顿则排在纽约之后。纽约城建于1623年，它根本就是荷兰西印度公司的一次商业冒险的产物。在汉密尔顿生活的时代，纽约已经有了不短的商业历史，早已成为当时北美的商业中心和最繁忙的港口，正因为此，这里也成了不同文化与宗教的大熔炉。汉密尔顿刚到纽约的时候，他一定会发现，这个城市居然流行着14种语言，而每年都会有上千名移民拥向这里来碰运气，绝大多数都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汉密尔顿也一定会惊叹这里向所有渴望开拓一番事业，获得新生的人们完全敞开了胸怀。他的朋友古维内尔·莫里斯后来讲道：“在纽约，根本没有人在意你是不是出生在这里。”[23]

纽约市的核心地带从拜特里区一直延伸到考曼区，城里种满了白杨树和榆树。百老汇是当时城里最主要的街道，而在百老汇的两侧，则延伸出无数如迷宫般曲曲折折的小巷。对汉密尔顿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毛头小伙子来说，纽约城有太多让他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了。迷人的美妇在街头漫步，华丽的马车穿梭如织，优美的教堂的尖顶直冲云霄。富有的商人充斥在著名的华尔街和汉诺威广场，而一个个供他们在周末消遣的花园一直向北延伸到哈得孙河岸边。当约翰·亚当斯在1774年经由纽约前往费城参加大陆会议的时候，他对这个城市的雕梁画栋艳羡不已，他夸奖道：“纽约的街道要比波士顿的街道规矩得多，而路边的房子也比波士顿的雄伟、干净多了。”[24]与此同时，城里的居民也都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个个都花言巧语，像是钻进钱眼里的疯子。“他们总是凑在一起大声地嚷嚷，语速飞快，”亚当斯不满地说道，“如果他们问你一个问题，你还没有回答几句话，他们就会打断你，冲你嚷嚷着，接着说其他的事情。”[25]这里的富裕让贫困显得异常显眼。在1772年到1773年那个出奇寒冷的冬天，整个“东河”都被冰封住了，市立医院里挤满了被冻伤的穷人，犯罪变得异常猖獗，感化院里人满为患，以至于当局不得不动工扩建监狱。

汉密尔顿应当是在1773年年底或是1774年的年初进入国王学院学习的，因为他曾经和自己在圣·克罗伊岛的好朋友爱德华·史蒂文斯以及罗伯特·特鲁普（Robert Troup）做过一段时间同学，而这两位都是在1774年夏天毕业的。而库珀校长也把汉密尔顿列在了1774年录取的17位学生的名单上。由于那个时候国王学院的学生们的平均入学年龄是15岁，我们不难想象此时已经19岁的汉密尔顿会非常有动力把自己的年龄减掉2岁。为了满足这个年轻人要求快速进步的愿望，库珀校长给了汉密尔顿特殊的地位，允许他找私人导师，并且至少在一开始没有把他安排进任何一个班级。1774年9月，汉密尔顿和罗伯特·哈珀教授（Prof. Robert Harpur）签了份合同，跟着这位在格拉斯哥接受教育的哈珀教授学习数学。哈珀一定推荐过自己的这位新学生学习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其他苏格兰智者的作品。汉密尔顿花了九年时间才还清了自己欠哈珀教授的债务，这说明即便算上来自圣·克罗伊岛的赞助，汉密尔顿在北美的生活还是紧巴巴的，而他也一定终生难忘这段靠别人资助过活的日子。

汉密尔顿在北美求学时候的肖像画并没有流传下来。从后来人们的描述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这个年轻人身高大约1米7，长着一头浓密的红褐色头发，脸庞白里透红，生得一对有着优美形状的宽宽的嘴唇。汉密尔顿长着一对引人注目的鼻孔，鼻梁的轮廓并不规则，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下颚向前突出，如同古时军舰的冲角。这个有着薄薄的肩膀和美丽的双腿的瘦削而文雅的年轻人，走起路来总是轻松愉快，而他那双敏锐而放着光芒的双眸，也总是愉悦地向四处张望。汉密尔顿后来的联邦党人朋友和早期的盟友费舍尔·埃姆斯（Fisher Ames）曾经生动地描绘过他的相貌，在形容汉密尔顿的眼睛时，他热情洋溢地描述道：“这是一双深蓝色的双眸，异常的美丽，在他的眼睛里，看不到一丝的苛刻与严厉，这是一双我所见过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有着远胜过寻常人的深邃的洞察力的双眼。”埃姆斯经常会在散步时遇到汉密尔顿，后来，他写道：“汉密尔顿的一举一动都是落落大方，举手投足显得无比高贵与优雅，在这方面，我还没有见过哪个人可以和他相比……我敢打赌，其他的那些和汉密尔顿熟识的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汉密尔顿就是这么一个气宇轩昂的优雅男人……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比他更加精致和高贵。”[26]尽管后来的汉密尔顿更加的儒雅而有风度，但对于当时刚刚从西印度群岛来到纽约的年轻后生来说，作为一个前商行职员，汉密尔顿已经表现出了远远超出他身份的不凡气度。

起初，汉密尔顿打算做一个医生，于是他选修了塞缪尔·克劳希（Samuel Clossy）的解剖学课程。克劳希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都柏林外科大夫。在1767年刚刚搬到纽约后没多久，克劳希就因为曾经从公墓里拖出尸体大卸八块以进行解剖学研究而臭名昭著（在1789年之前这并不违法，直到后来因此发生了一场骚乱后，一项法律才被通过禁止了这种行为）。克劳希的课在汉密尔顿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汉密尔顿的医生大卫·霍塞克（David Hosack）回忆道：“我经常听汉密尔顿兴高采烈地讲述他当年在克劳希的教授下操刀解剖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他还提到，“很少有人能像汉密尔顿那样，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如此了如指掌。”[27]

国王学院虽说算不上当时最优秀的学府，它依然开设有质量很高的诸如希腊和拉丁语文学、修辞学、地理学、历史学、哲学、数学和科学等课程。汉密尔顿很快就发现自己一如既往地是一个有着无比旺盛精力和快速学习能力的，与众不同的学生。有一次，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他得意扬扬地对自己的妻子写道：“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我可不想哪个同学能比我学得更快。”[28]从他大学时候的论文来看，汉密尔顿一定“洗劫”过学校的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约翰·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鸠（Montesquieu）、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休谟的著作，以及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塞缪尔·冯·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这样的法学泰斗的作品。汉密尔顿尤其推崇法学家埃默里赫·德·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在他眼中，瓦特尔是“各国法律家中表达最精确和最能让人信服的一位”。[29]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求学的这段经历就是这样与狼吞虎咽般阅读相伴的，这一定弥补了他孩提时代因为贫困而缺少书读的遗憾。在他从国王学院毕业后，人们经常能听到他大段大段地背诵先贤们的经典论断，而这也是美国诸位国父的一个共同特点。同样的，在这之后，汉密尔顿经常会在人们无休止地辩论美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将何去何从的时候，频频提及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往事。

人们经常会在清晨看到汉密尔顿独自一人在哈得孙河边散步，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语嘟嘟囔囔，仿佛他无法控制自己那装满了各种知识的脑袋一样。他会在河边背诵学过的课程，或者沿着白头街（后来的帕夏街）的林荫道散步。从一张他为自己儿子起草的日程表来看，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汉密尔顿的一天总是安排得满满的。他会在早上6点就爬起床，把一天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拿出来工作或者学习，但是同时也会为自己留出足够的娱乐休息的时间，可以说，他的一生绝对是一本学习如何高效利用时间的绝佳教材。汉密尔顿显然对学生的恶作剧以及种种胡闹毫无兴趣，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学校的黑名单上——这份黑名单是专门用来记载着种种违反迈尔斯·库珀所制定的规矩的恶行的。而那些犯错的学生，会被强迫要求背诵贺瑞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的诗篇或者将《旁观者》（The Spectator）里的文章翻译成拉丁文。

当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念书的时候，他的朋友很吃惊地发现他居然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尽管其中有一些宗教习惯可能是因为服从学校的规定而养成的。在国王学院，学生在早餐前必须做礼拜，晚饭过后就一定会钟鼓齐鸣，提醒人们不要忘了祷告。每个星期天，学生一定得去参加两次礼拜。而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时候的密友罗伯特·特鲁普则相信，汉密尔顿对宗教所表现出的虔诚绝不仅仅是服从规矩这么简单。“汉密尔顿经常会主动参加一些社会上的宗教仪式，而且也一直有在清晨以及傍晚双膝跪地虔诚祈祷的习惯……我经常会被他那热情洋溢而又滔滔不绝的祈祷所打动。他曾读了许多有关宗教问题的辩论著作，也是一个狂热的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信奉者”。[30]

活泼开朗的汉密尔顿从来不愁找不到朋友，罗伯特·特鲁普，一个船长的儿子，很快就成了汉密尔顿的铁哥们儿。在国王学院的时候，特鲁普写道，“我俩睡在同一个屋子里的同一张床上”，而且在特鲁普毕业后，他俩还一起住了一段时间。[31]

特鲁普于1757年出生在伊丽莎白镇，在1768年父亲去世之后，他也成了一个孤儿（汉密尔顿的母亲也是在这一年去世的）。和汉密尔顿一样，特鲁普的生活也需要依靠一些朋友的接济。童年的不幸经历让特鲁普一直处于一种对贫穷的恐惧之中，而他却惊奇地发现和他境况差不多的汉密尔顿却从来没太把钱当作一回事。“我经常对你说，等你死的时候，你的朋友恐怕还要被迫自掏腰包来安葬你。”特鲁普几年后在一封信中毫不客气地对汉密尔顿这么说。[32]后来，他的这个预言不幸被言中了。

汉密尔顿和特鲁普究竟是完全因为巧合被分到了一间宿舍，还是迈尔斯·库珀校长有意为之，让这两个同病相怜的穷小子在周遭那些富家子弟中能互相有个依靠？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汉密尔顿早年所经受的不幸让他变得无比的自强，而特鲁普却总是缺乏安全感并且非常乐意去做一个大英雄的小跟班。特鲁普是个聪明伶俐的乐天派，在他心中，他的那些天才朋友就是他的偶像，而他也非常乐于扮演“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的心腹之交”这么一个奇怪的角色。亚伦·伯尔曾经在一封信中称呼特鲁普是一个“了不起的胖家伙”，而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特鲁普就像是一剂包治百病的解毒药，而且效果要比那么一大堆药丸灵验多了。”[33]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似乎都曾经因为挫折而消沉过，也都是因为幽默乐天的特鲁普才重新振作了起来。

在汉密尔顿入校的头一个月，他就和特鲁普组织了俱乐部，他们每周都会凑到一起切磋写作、辩论和演讲技巧。俱乐部的其他成员还有尼古拉斯·菲什（Nicholas Fish）、爱德华·史蒂文斯以及塞缪尔·尼科尔（Samuel Nicoll）和亨利·尼科尔（Henry Nicoll），这些人凑在一起，构成了汉密尔顿最初的朋友圈子。文学小团体的各种活动是那个时候大学生活的主要部分，学生们凑在一起撰写文章然后大声地朗读给大家听并听取大家的意见。汉密尔顿是这个小圈子中最耀眼的明星。“在俱乐部的所有活动中。”特鲁普说道，“汉密尔顿都表现出了惊人的天才和旺盛的精力。”[34]随着北美殖民地和英格兰的矛盾加剧，俱乐部的辩论也因此主要围绕王室与殖民地的关系而展开。最初，汉密尔顿的观点同迈尔斯·库珀所赞成的保王党人的论调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汉密尔顿起初是个君主专制主义的拥护者。”特鲁普断言道，“他一直醉心于英格兰的光荣历史，并且对他所崇拜的英国宪法原则了如指掌。”[35]不过，汉密尔顿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而他也因为发表了一些大胆放肆抨击英国统治的文章逐渐开始为人们所熟知。此时的他，通常都会利用在国王学院的小俱乐部的辩论来预先检验自己尚未发表的文章的观点。

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王室的斗争在1773年12月16日（大约就是汉密尔顿刚刚进入国王学院就读的时候）那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有二百多名“暴徒”用煤烟将脸涂黑，打扮成莫霍克印第安人的模样，爬上了停靠在波士顿港湾的三条货船，用印第安战斧将共计342个装满茶叶的箱子砸开，把里面的茶叶一股脑全倒进了海里。此外还有两千多个城里的居民在码头上叫嚷着支持他们的行动。远在马萨诸塞州布伦垂的詹姆斯·麦迪逊兴奋地高呼“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时刻”。[36]波士顿茶党之所以如此愤怒而充满爱国心地制造了这起倾茶事件，主要是因为不满英国当局的做法破坏了基本的贸易原则，从而断了波士顿人的财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能够通过走私的途径大量进口便宜茶叶，波士顿人对于当局开征的茶叶税并不怎么抵触。然而，英国国会在1773年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授权东印度公司成为事实上的茶叶贸易垄断者。走私商自然强烈反对这些措施，而波士顿当地的大商人——至少是那些没有被东印度公司选中作为代理人的商人——便和城里的那些激进的反英分子站到了同一阵线，开始激烈地抗议议会的政策。

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四天后，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一路飞奔赶到纽约，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纽约公众，波士顿发生民众起义了。后来，特鲁普很坚定地说道，汉密尔顿在知道消息后，立刻赶到波士顿去了解第一手资料并采写相关报道。对一个一年级新生来说，发表文章并不容易，然而对于汉密尔顿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个前商行职员非常熟悉有关进口税、违禁货物的规定以及欧洲的贸易政策，对于汉密尔顿来说，他所面对的并不是全新的事情：西印度群岛的殖民者很早就开始反抗英国政府的印花税以及其他针对殖民者征收的苛捐杂税了。特鲁普回忆道：“汉密尔顿所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就是有关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在这篇文章里，汉密尔顿认为，波士顿人民所导演的倾茶事件是明智而必要的。”[37]特鲁普所提到的这篇汉密尔顿匿名发表的文章或许就是刊登在约翰·霍尔特（John Holt）的《纽约杂志》（New-York Journal）上题为“对茶的保护和毁坏”的文章。按照特鲁普的说法，汉密尔顿试图缓解那些被倾茶事件吓坏了的商人对于自身财产安全的担心。他的这篇抚慰性的文章是非常及时的，在1774年4月22日纽约本地的“茶党”成立后，由一群船长组成的茶党在亚历山大·麦克道尔（Alexander McDougall）的带领下，同样身着莫霍克人的装束，突袭了停靠在纽约的英国货船伦敦号，把这条倒霉的货船上的茶叶都丢进了大海中。

在波士顿茶党组织了数次倾茶事件之后，愤怒的英国人对他们的那些北美同胞失去了耐心。英国议会的一位名叫查尔斯·范（Charles Van）的议员尤为愤怒，他怒吼道，波士顿这个城市应该像迦太基那样被彻底踏平:“在我看来，除非把那个蝗虫窝彻底铲除，否则的话，你就别想在那里恢复法律和秩序。”[38]1774年5月的时候，有消息传来说英国报复性地制定了一些“强制法”（又称“忍无可忍法”），这些严厉的措施关闭了波士顿的港口，直到当地居民赔偿因倾茶事件所造成的损失。此外，“忍无可忍法”还命令限制公众集会，缩小了由陪审团审判的范围，将波士顿所处的马萨诸塞州置于了粗暴的军事统治之下，波士顿的街道上因此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英国士兵在耀武扬威。5月13日，托马斯·盖奇将军（General Thomas Gage）带着四个团的士兵在波士顿登陆强制执行“忍无可忍法”。英国政府的这一做法让波士顿这个热爱自由的海港城市忍无可忍了，那些曾经在英国人未经他们同意就对他们征税而忍气吞声的殖民者开始团结起来。在这个时候，各个殖民地的殖民者还都仅仅认同他们所处的每一个州是自己的祖国，并没有统一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但是，在“忍无可忍法”的高压下，各个州的委员会开始互相联络起来，号召北美殖民地团结起来抵制英国货物，并且呼吁在9月份于费城召开一次会议，即大陆会议。

即便是在北美亲英派的大本营纽约，当地的政治氛围也异常紧张，按照当时一位观察家的说法，“这里一片骚动，就好像城市被外国军队包围了一样”。[39]对汉密尔顿来说，这可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他一定经常逃课去参加集会、游行、示威、请愿和散发传单。此时，那些主张彻底抵制英国货物的强硬派分子和那些认为抵制英货过于偏激并且是损人不利己的昏招的温和派市民，为了争夺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的代表席位而打得不可开交。为了鼓吹抵制英国，一群属于“自由之子”（这是一个在抵制印花税法案时就集合起来的秘密团体）的武装分子开始在1774年7月6日下午集合到了国王学院旁边的考曼草坪上的那根“自由之竿”底下。

亚历山大·麦克道尔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提出了一套应对英国对马萨诸塞制裁的方案。按照民间的说法，在这次对于汉密尔顿的一生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会议中，汉密尔顿是这样走上美国历史的大舞台的：他先是自发在人群中说了几句，然后就被一些人簇拥上了讲坛。在讲坛上，这个有些孩子气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年轻人踌躇了几秒钟，然后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大声演说。这也是汉密尔顿后来一贯的风格，在演说之前，总要积攒一下气力，然后一下子爆发出来。汉密尔顿在演说中肯定了波士顿茶党的行为，对英国当局胆敢关闭波士顿港深表悲痛，他赞同北美殖民地应当团结起来对抗英国当局不合理的税赋的提议，并且坚定地支持抵制英国货物。在这次大获成功的演讲中，他断言，这些抵抗“将会被证明能够拯救北美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否则“欺骗，强权和蛮横的压迫将取代正义、公理、社会幸福和自由”。[40]

当汉密尔顿的演说结束的时候，整个会场一下子鸦雀无声，人们静静地注视着这个迷人的演说者，然后，整个会场爆发出长久不息的欢呼。“这是个大学生！”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这是一个大学生！”[41]汉密尔顿，19岁，看起来比他的真实年龄还要小，这让他的演说变得更具感染力。从那时起，他就被人们当成了一个少年英雄，而像亚历山大·麦克道尔、约翰·莱姆（John Lamb）、马利纳斯·维莱特（Marinus Willett）和其他自由之子的领导者，也对汉密尔顿刮目相看。值得一提的是，汉密尔顿这一次站到了工匠、技师所组成的激进团体的一边，而不是后来他长期所代表的“谨慎的”商人阶层。要知道，这是汉密尔顿从西印度群岛移民到北美后能够出人头地的绝佳机会，他显然抓住了这个机会，一夜之间脱颖而出。从此之后，这个西印度群岛穷小子用他那热情洋溢的演说、激动人心的辞藻牢牢地吸引住了人们的目光。一旦汉密尔顿加入到了追求北美人民自由的洪流中，他的生活就像上足了发条的机械，一口气飞快地运转起来，再也没有停歇过。

当武装分子在考曼草坪聚会的消息传回学校的时候，迈尔斯·库珀博士一定大惊失色，汉密尔顿这个他一向最为宠爱的学生居然和那帮臭名昭著的人混到了一起。而在库珀眼中，“自由之子”根本就是一个制造混乱的放肆团体。[42]当时的形势让库珀很是难堪，库珀此时唯英国当局马首是瞻，而汉密尔顿则对英国佬嗤之以鼻。就在三个月前，这位校长还刚刚给即将离任的英国总督威廉·特伦（William Tryon）写了一封充满了溢美之词、极尽谄媚的信，他奉承他的威廉·特伦大人道：“我们只能说，只要人类社会依然存在，无论人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特伦’这个名字都将永远作为人类的恩人而被大家顶礼膜拜。”[43]

汉密尔顿坚持说，“自己非常依赖”库珀校长，而在平常，他或许还是库珀的好学生。[44]库珀是一个幽默的诗人，一位希腊文和拉丁文学者，还是一个在俗事中信奉享乐主义的单身汉。在一幅出自约翰·辛格顿·科普里（John Singleton Copley）之手的肖像画中，库珀长着一张光滑而保养良好的胖乎乎的面孔，自鸣得意地向一侧望去，一幅自信满满的样子。在国王学院小小的教员队伍中，应该就是库珀本人辅导汉密尔顿学习拉丁文、希腊文、神学和道德哲学。

库珀是被坎特伯雷大主教任命为国王学院的校长的，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非常英明的选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创办了一所医学院，扩大了学校的图书馆，网罗了不少教授，甚至还开办了一间艺术收藏馆。和约翰·威瑟斯彭一样，库珀也为他有一批优秀的学生而深感骄傲：约翰·杰伊、罗伯特·R．利文斯顿、古维内尔·莫里斯、本杰明·莫尔（Benjamin Moore）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74年，库珀一直在谋求取得一张皇家特许状，试图将国王学院变成一所皇家大学，这样就能大大巩固他的校长地位。然而，独立战争彻底击碎了他的希望。他一开始对骚动感到震惊不已，进而就大为光火，接着他就发现这场运动是对他的野心的最大威胁。他发现自己不能再继续作壁上观了，他开始用辛辣的文字抨击那些抗议的人群，宣称茶叶税并不苛刻。他抨击道：“波士顿人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骗子，他们被陛下的政府制裁完全是自找的。”[45]他的这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迅速地让他成了全纽约人人喊打的保王党分子，也因此而一再遭到自己学生的质问。而塞缪尔·克劳西此时也受够了无休止的骚乱，悻悻地返回不列颠了。

殖民地的反抗活动逐渐开始有组织了。在1774年8月底，除了佐治亚州外的所有北美殖民地都派出了代表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包括约翰·杰伊和詹姆斯·杜恩（James Duane）在内的纽约州的代表也在人们的欢呼中启程前往费城参加大陆会议。当时的一份报纸写道：“他们与纽约同在，他们与纽约人民同在，整个城市彩旗飘飘音乐阵阵，欢呼声响彻大街小巷。”[46]在这所名为“木匠宫”的由红色和黑色砖头建成的建筑里开会的人并不是一群坐在温莎式的椅子上的教条的激进分子。这些参加大陆会议的各州代表并不倾向于寻求北美殖民地的独立，相反，他们凑到一块，试图找到解决当前危机的办法，以避免战争的发生。他们在第一次大陆会议上再次宣称他们都是忠诚的英国子民，希望能和伦敦的英国政府和睦相处，并且小心谨慎地指出应当用合法的方式表达意见。然而，他们的耐心是有限的。大陆会议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确定了全面的贸易抵制，停止一切出口、进口，甚至停止消费英国产的原材料一直到“忍无可忍法”被废止。每一个州都被建议组织纠察委员会，来监督贸易抵制的执行情况，纽约州在11月份选出了纠察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其中有许多汉密尔顿的好朋友，赫拉克里斯·马立甘就位列其中。

尽管在约翰·亚当斯看来，杰伊和杜安这些纽约人还太过胆小，然而，大陆会议的种种举措却大大刺激了纽约城那些保王党人的爱国情感。对于迈尔斯·库珀来说，这次会议根本就是煽动叛乱的邪恶的黑暗会议。于是，他在两本广为传播的宣传册里，激烈地抨击大陆会议及其政策，他告诫那些瞠目结舌的殖民地人民说“身为英国臣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47]库珀在他的文中只字未提议会严苛的法律，相反却宣称“北美殖民地的行动是不可容忍的”。[48]紧接着，他就开始大肆抨击大陆会议的抵抗行动：“试图用武力手段或者让整个国家陷入饥馑的方式来达成目的根本就是极端无耻、无知、傲慢和愚昧的。”[49]和许多人一样，库珀根本不相信所谓的北美人民能够打败战无不胜的英国军队，“幻想和英国对抗完全是愚不可及的可怕想法”。[50]

迈尔斯·库珀并不是唯一一个跟大陆会议唱反调的纽约牧师，他和后来的三一教堂的教区长的查尔斯·因革利斯（Charles Inglis）、时任威彻斯特镇教区长塞缪尔·西伯里（Samuel Seabury）组成了一个保王党写作班子。西伯里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块头，同时满腹经纶，他曾在耶鲁和牛津接受过教育，擅长写那种充满着智慧同时还辞藻华丽的文章。根据一份王室颁发的特许状，威彻斯特镇享有许多特权，所以，当地的农夫非常担心贸易禁运会影响他们的利益。所以，在大陆会议休会之后，西伯里便和迈尔斯·库珀联络到了一起，用笔名“一位威彻斯特农夫”发表了一系列的宣传册。这个笔名幽默地应和了大陆会议的宾夕法尼亚州代表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的著名的反对议会苛捐杂税的宣传册《一个宾夕法尼亚农夫的来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在“一位威彻斯特农夫”所写的宣传册里，西伯里指控大陆会议联合声明的官员们是一群“蛇蝎般的恶魔”，他们会“将我们赶尽杀绝”。西伯里建议，大家应该把这帮家伙捉住用胡桃木棍子狠狠地揍一顿。[51]他聪明地警告那些农夫，说普通的农夫将会是同英国进行贸易战的直接受害者，如果商人抵制英国货的话，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把卖给农夫的货物的价格翻上几倍。他写道：“殖民地停止对外出口之时，也就是农夫自掘坟墓之时，难道我们能够兜里一个子儿都没有却活下来吗？”[52]

西伯里的恶言谩骂在詹姆斯·里文顿（James Rivington）主办的《纽约公报》（New-York Gazetteer）上开了第一炮后，立刻激起了造反派，特别是汉密尔顿新结交的伙伴们强烈的反对声浪：“我们可以向公众保证，在上一次‘自由之子’的会议上，‘农夫’的文章被我们传阅，在读了几页之后，大伙一致同意把它丢进火炉里烧掉，虽然，我们承认，没有牧师的帮助，我们是不会读和写的。”[53]为了实践他们的诺言，“自由之子”将几本西伯里的宣传册涂抹上了沥青和羽毛，然后把它们粘到了用来捆绑受鞭刑的犯人的柱子上。无论如何，西伯里的宣传册在人群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造反派也发现，他们在同保王党的笔战中开始处于下风，此时的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文笔出众的写手站在自己一边，为“自由之子”摇旗呐喊。

能刺激汉密尔顿写出一篇妙笔生花的文章所需的因素在西伯里那儿可以找到：一个强硬、强大的靶子。汉密尔顿本能地倾向于制造争议，而且，事实上，他非常陶醉于存在的争议之中。在面对西伯里的时候，汉密尔顿或许非常享受这种秘密地同一个英国国教牧师，特别还是迈尔斯·库珀校长写作班子里的一员大将笔战的快感。他偷偷地将自己的文章付诸报端，并且谨慎地隐去了自己的名字（那时候绝大多数的政论文章都是匿名发表的）。此时的汉密尔顿急切地渴望博取声名，完全为一种在那个时代备受人们欣赏的雄心壮志所驱动。后来在提到自己当年的志向的时候，汉密尔顿将这种野心勃勃形容为“对名利的热爱、对高贵心灵的向往，会让一个人勇于为了公共利益而承担艰巨的事业”。[54]雄心壮志如果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私利，那么就将变成不计后果的野心，但是如果是为了高尚的原则，就是值得赞美的。这一次，汉密尔顿第一次在报纸上进行的伟大的演出，便是为了高尚的信念而将自己的雄心壮志付诸行动。

1774年12月15日，《纽约公报》为一本新近出版的题为《对大陆会议决定的全面辩护》（A Full Vindication of the Measures of the Congress）的宣传册刊登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保证将正面回应“威彻斯特农夫”的挑衅，“农夫的诡辩将被曝光，农夫的责难将被驳倒，农夫的诡计将被识破，农夫的智力将被鄙视”。[55]这篇35页的文章是汉密尔顿花了两到三个星期写出来的，正是在他刚刚于风雨飘摇的动荡时刻走入政治舞台的风口浪尖的时候。汉密尔顿表现出了绝佳的骂人不带脏字的本领，也展现了完美的文学才能和与自己的年龄并不相称的对于历史、哲学、经济学和法律的理解。在回顾自己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汉密尔顿将那时的自己形容为一个毫无畏惧而又盛气凌人的文字战士，在笔战中无往不胜。

在发表《全面辩护》一文的时候，汉密尔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立场。很少有移民会毫不含糊地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或者全心全意地效忠自己的新国家，然而汉密尔顿却不一样。“我既不是商人，也不是农夫，我之所以写下此等文字，完全是因为我热爱我的国家——纽约”。[56]在汉密尔顿离开圣·克罗伊岛仅仅一年半，他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全面辩护》这篇文章中，汉密尔顿回顾了茶党的冒险和紧随而来的对波士顿的惩罚措施，这些措施中包括对英国军队“任意谋杀波士顿居民的授权”。[57]汉密尔顿支持茶党的行动，同时严厉抨击了英国人对整个殖民地人民毫无区分地加以惩罚，而不是仅仅处罚直接的肇事者。他声援了人民大众对于北美殖民地在议会中没有席位却要被迫纳税的不公平待遇，并为大陆会议通过的贸易抵制政策做了辩护，汉密尔顿强调，英国政府应当为它的暴行付出代价。年轻的汉密尔顿宣称，英国已经在税收和债务中作茧自缚，这个国家已经在奢侈中腐化堕落了——这一论断，听起来是更像托马斯·杰斐逊，而不是后来被大家所知道的那个汉密尔顿啊！

《全面辩护》一文中有多处都是冗长的车轱辘话。汉密尔顿的成熟文风就是这样如同一个律师一样，总是以自然法、殖民地特许状和英国宪法作为辩论的依据。在这篇文章中，汉密尔顿已经对当前的种种半吊子解决方案失去了耐心，在他看来，这些软弱的措施只会让矛盾绵延不绝，而不能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问题。“当一个社群的政治命运前途未卜之时，也只有仰赖作为护卫者的那些人去施行具有正义、活力和有可能成功的措施了”。[58]汉密尔顿对权力者的心理剖析是最为精彩的。他尤为尖锐地描写了当时的英国首相诺斯勋爵的心理状态：

首相已经走得太远了，根本不可能再安全地修正以前的政策：他太热衷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可能的话……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犯错的一开始就认识到错误并及时纠正过来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只能对他们身上所反映出的人性的弱点表示失望和遗憾，并且同他们激烈斗争下去，并且为他们变本加厉的错误而更加激烈地斗争。[59]

在西伯里撰文反驳《全面辩护》一文之后，汉密尔顿立刻回以一篇《农夫一驳就倒》的文章，这篇长达84页的火力强大的驳文在1775年2月23日由里文顿出版刊行。《农夫一驳就倒》这篇文章足有《全面辩护》的两倍长，充分地显示了汉密尔顿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独到见解。西伯里曾经嘲笑汉密尔顿的文章稚嫩无知，现在轮到他为自己的轻蔑付出代价了。汉密尔顿直截了当地攻击西伯里道：“在我看来，你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水准，根本就配不上你所获得的掌声。”[60]在汉密尔顿眼中，实际年龄比他大得多的西伯里反倒成了一个无知的毛头小伙子，汉密尔顿用一种轻蔑的口气尖刻地抨击西伯里，说他的文章“幼稚而荒谬”，并且写道：“我不得不冒险地宣布，农夫的表演是在这场论战中人们所见过的文章中最最拙劣的。”[61]汉密尔顿的这种尖刻的攻击使得他成为北美最可怕的辩论者，这也让他收获了和朋友一样多的死敌。与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不同，汉密尔顿并不擅长用怀柔的策略和委婉机智的语言来征服敌手。

和绝大多数殖民者一样，汉密尔顿仍然希望能够和英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他埋怨北美的殖民者正在拒绝成为一个拥有全部权利的英国臣民。为了论证北美人民抵制英国税收的正当性，汉密尔顿小心翼翼地指出，殖民地仅仅效忠于英国国王而不是英国议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殖民地仅仅效忠于国王的话，那么殖民地在理论上可以不受英国议会的控制，而同英国在整个大英帝国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与英国互为大英帝国平等的成员。事实上，汉密尔顿把自己视作一个“有限君主制的热心拥护者和英国王室家族的忠诚支持者”。[62]汉密尔顿招牌式的风格便是在文章中堆砌大量的研究资料，他回顾了指导伊丽莎白一世女王（Queen Elizabeth）时代的有关北美的皇家特许状，指出这些法律文件显示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不应行使任何权力。在一段热情洋溢的论述中，汉密尔顿诉诸殖民地人民的天赋权利：“人之为人所享有的神圣权利不应当仅仅从故纸堆中去寻找，它们出自造物主之手，就像阳光一样普照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而绝不能被人类的力量终止或者束之高阁。”[63]汉密尔顿的这些主张响应了约翰·迪金斯的观点：后者强调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而不是哪个人赐予的。“我们的权利不是那些文件和印玺赐给我们的”。[64]在汉密尔顿的笔下，这样的呼吁变得更加的动听了。

显然，汉密尔顿曾经读过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怀疑主义作品，并且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休谟对政府的观点，“每个人都应当被看作是一个一举一动除了私利别无他求的流氓”，政府的任务不是去徒劳地制止个人奋斗，而是要约束它仅仅服务于公共的利益。汉密尔顿在描述自己眼中的政府的时候显然受到了休谟对于政府的灰暗看法的影响。有一次，在谈到英国从掠夺殖民地所得到的好处的时候，汉密尔顿说道：“我告诉你，在这个自私而贪婪的世界，一点点的专断，最坏也不过是一点微小的罪。”[65]“这个自私、贪婪的世界”这样冷酷的论断一定在汉密尔顿成长的过程中时时刻刻回荡在他的耳畔。

通过《农夫一驳就倒》这篇文章，这个西印度群岛的留学生雄辩地为了他自己选择的祖国的自由而鼓吹，并且强调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应该团结起来抵抗英国的压迫。“如果压迫者的剑可以任意砍掉我们的一个臂膀而不会遇到任何抵抗，那么它那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将会很快把我们大卸八块”。[66]此时的汉密尔顿已经清晰地看到了美国的宿命，他预言，北美殖民地终有一天会在经济上全面超越自己的母国。“如果我们放眼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产将会远远超过英国和它的其他领地的需求，我们的人口将会大大增加，我们本国的需求将会成倍地增长”[67]。此时他已经对于一个高度分工的复杂经济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一切，都将在独立后逐步变为现实。

《农夫一驳就倒》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这篇文章闪耀着汉密尔顿的先见之明。当英国人叫喊着美国必须通过一场战争来赢得独立时，汉密尔顿精确地预言，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一定会援助殖民地的斗争。这个21岁的年轻学生描绘了一个充满机会主义冒险的有可能击败英国军队的战争策略：

请大家记住，北美并没有适合两军进行决定性会战的大平原……我们国家的环境让我们有幸可以避免激烈的会战。采取游击战的策略：经常地用伏击战骚扰敌人，一点点地耗尽敌人的有生力量，要好过和敌人正面决战，因为在与敌人正面会战的时候，敌人便有机会利用他们在整体队列和单兵能力上的优势。美国人更适合那种因地制宜的游击战而不是正规军的大兵团作战。[68]

汉密尔顿所设想的这一战略方针，实际上就是华盛顿后来所采用的战略，坚壁清野，缩成一个“坚果壳”打游击战，这一方针在莱克星顿和协和镇的枪声响起前，就已经非常清晰明白了。它不仅仅是源自汉密尔顿早熟的知识积累，更多地反映了这个年轻人高度敏锐的直觉。

虽然坊间传言是年轻的汉密尔顿炮制了这两篇掷向“威彻斯特农夫”的投枪，不过包括迈尔斯·库珀在内的许多纽约人都认为这种说法是荒诞不经的。“我记得在一次和库珀博士聊天的时候，”罗伯特·特鲁普回忆道，“库珀博士坚信文章的作者一定是约翰·杰伊，汉密尔顿这样一个年轻后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69]其他人则相信这两本宣传册一定是出自像威廉·利文斯顿这样早已成名的人物之手。汉密尔顿一定在这种胡乱的猜测中被他的哥们儿奉承溜须，而他的那个文学小团体也一定因此多了很多娱乐的话题。在这个缺少共和派人士写手的城市，汉密尔顿真是生逢其时，他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写作速度（两篇“农夫”文章加起来有六万多字）以及对自己论点的过人自信和熟练地抓住问题要害的能力。汉密尔顿是真正的革命之子：他伴随着美国这个新生的国家成长，他的智慧与力量，就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快速地增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