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启明上学
我十岁，自以为是大人了。其实，我实足年龄是八岁半。那是一九二〇年的二月间。我大姐姐打算等到春季开学，带我三姐到上海启明去上学。大姐姐也愿意带我。那时候我家在无锡，爸爸重病刚脱险，还在病中。
我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所以我的二姑妈、堂姐、大姐、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启明上学的。一九二〇年二月间，还在寒假期内，我大姐早已毕业，在教书了。我大姐大我十二岁，三姐大我五岁。（大我八岁的二姐是三年前在启明上学时期得病去世的。）妈妈心上放不下我，我却又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所以妈妈让我自己做主。
妈妈特地为我找出一只小箱子。晚饭后，妈妈说：“阿季，你的箱子有了。来拿。”无锡人家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灯，都点洋油灯。妈妈叫我去领箱子的房间里，连洋油灯也没有，只有旁边屋间透过来的一星光亮。
妈妈再次问我：“你打定主意了？”
我说：“打定了。”
“你是愿意去？”
“嗯。我愿意去。”我嘴里说，眼泪簌簌地直流，流得满面是泪。幸好在那间昏暗的屋里，我没让妈妈看见。我以前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地哭。这回到上海去上学，就得离开妈妈了。而且这一去，要到暑假才能回家。
我自己整理了小箱子。临走，妈妈给我一枚崭新的银元。我从未有过属于我个人的钱，平时只问妈妈要几个铜板买东西。这枚银元是临走妈妈给的，带着妈妈的心意呢。我把银元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大姐给我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我舍不得用，叠成一小方，和银元藏在一起做伴儿。这个左口袋是我的宝库，右口袋随便使用。每次换衬衣，我总留心把这两件宝贝带在贴身。直到天气转暖穿单衣的时候，才把那枚银元交大姐收藏，已被我捂得又暖又亮了。花手绢曾应急擦过眼泪，成了家常用品。
启明女校原先称“女塾”，是有名的洋学堂。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呀，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习外语学生的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磁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也称‘大操场’，因为很大）。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可是不久我便融入我的新世界，把大王庙抛在九霄云外了。
我的新世界什么都新奇，用的语言更是奇怪。刚开学，老学生回校了，只听得一片声的“望望姆姆”。这就等于说：“姆姆，您好！”（修女称“姆姆”）管教我们的都是修女。学校每月放假一天，住在本地的学生可由家人接回家去。这个假日称为“月头礼拜”。其余的每个星期日，我们穿上校服，戴上校徽，排成一队一队，各由姆姆带领，到郊野或私家花园游玩。这叫做“跑路”。学绘画得另交学费，学的是油画、炭画、水彩画，由受过专门教育的姆姆教。而绘画叫做“描花”。弹钢琴也土里土气地叫做“掐琴”。每次吃完早饭、午饭、点心、晚饭之后，学生不准留在课堂里，都得在教室楼前或楼后各处游玩散步，这叫“散心”。吃饭不准说话；如逢节日，吃饭时准许说话，叫做“散心吃饭”。孩子不乖叫做“没志气”，淘气的小孩称“小鬼”或“小魔鬼”。自修时要上厕所，先得“问准许”。自修室的教台上有姆姆监守。“问准许”就是向监守的姆姆说一声“小间去”或“去一去”，姆姆点头，我们才许出去。但监守的姆姆往往是外国姆姆，她自己在看书呢，往往眼睛也不抬就点头了。我有时“问准许”小声说：“我出去玩玩”，姆姆也点头。那“小间去”或“去一去”，往往是溜出去玩的借口。只要避免几个人同时“问准许”，互相错开些，几个小魔鬼就可以在后面大院里偷玩。
在我们小鬼心目中，全校学生分三种。梳“头发团”（发髻）穿裙子的，是大班生（最高班是第一班，也称头班）。另外有五六位女教师（包括我大姐）也是这等打扮。梳一条辫子穿裙子的（例如我三姐），是中班生。梳一条或两条辫子不穿裙子的是小班生。实际上，这是年龄的标识，并不是班次的标准。梳“头发团”的也可能上低班，不穿裙子的也可能上中班。
我头上共有四条辫子。因为照启明的规矩，学生整个脸得光光的，不准披散头发，头发得编在辫子里或梳在“头发团”里。我原有覆额的刘海；要把刘海结成辫子很不容易。两个姐姐每天早晨为我梳小辫，一左一右，把我的刘海各分一半，紧紧揪住，编成小辫，归入后面还不够长的大辫。我看她们费劲，只好乖乖地忍着痛做苦脸，让她们使劲儿揪，希望头发会越揪越长。梳四条辫子的小鬼，好像只我一个。
我们从早到晚有姆姆看管。一天分两半：晚上在楼上宿舍里，白天在楼下；下了楼就要到晚上才上楼，白天谁也不准上楼。每天都有刻板的规矩。不过我们生活得很活泼，自有方法摆脱姆姆的看管。这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可是一切都得努力，一天到晚的事都需克服困难。
每天六点打铃起床，铺床、梳洗。记不清是七点还是七点半打铃，排队下楼，到饭堂吃早饭。然后“散心”，然后上课。课程天天一样；除了星期日要“跑路”，星期三要洗澡，这两天的课程和平日不同，但每周都一样。午饭总是十二点，然后“散心”，又上课。四点半吃点心，又“散心”，上课。记不清是六点还是六点半晚饭，又“散心”，然后上夜课。小鬼上夜课的时间很短。我们上楼之前，在自修室后面挨次上“小间”，然后由姆姆看着排队上楼。楼上的卧房记不清是四五间还是五六间。早晚都有姆姆巡视。但我们小鬼可以像流寇般从这间溜到那间去。只是晚课以后，小鬼也忙着要睡了。
我们的卧房很大，叫“统房间”，都一模一样。每间卧室分左右两半，床位的排列相同。床连床，一行四张床。房间的左右两半各有四行床。行间有相当宽的距离。每一间卧房里有一张单独的床，在靠墙处，由看管卧房的老师睡。我大姐就睡在这种单独的床上。我的床，面对着大姐的床，头连着我三姐的床。
我那时候穿皮袄、棉裤、罩衫、罩裤，穿衣服就够麻烦的，因为那时候裤腰没有松紧带，得打个大褶子再束上一条裤带。束太紧了，吃饱饭不舒服；太松了，会掉下来。稍为掉下一点，裤脚就太低了。大姐嫌我束的裤子总是歪的，每天要为我重束裤子。裤腿也不能一高一低，她还要把我的两个衣袖拉得一样长。
最困难的是铺床。我们的帐子白天都得撩上床顶。我们床前各有一张凳子。我先把凳子挪在床前正中，站上去，把帐子前面的两幅帐门搭上床顶，然后下地把左右两边帐子摺好，再爬上凳子，连同后面那幅平平整整地搭上床顶。我得把凳子搬到床头，又搬到床尾，上下好多次。我的帐子搭得特整齐，大家都夸我。我很得意。
撩完帐子就铺床。我每晚临睡铺一个小小的“被封筒”，因为人小，“封筒”特短，长了漏风。大班生和教师们都爱掀开我的帐子看看我的小“被封筒”，看了都笑。早起铺床，先得把被子一条条抖抖，铺得平平的，再盖上白线毯，线毯两边有穗儿。床两旁得垂下同样宽的边。我的床在一行四只的中间，从床前到床后得绕过另一只床（我三姐的床）。我爱整齐，也爱人家夸赞，所以每天早上要绕着床打好多个转转才铺得自己满意。
我们各有一个小衣柜和一套洗漱用具，各有一个冷水龙头。这套设备都沿墙连着。我和姐姐的衣柜差不多是连着的。我天天要和三姐比洗脸毛巾谁的白，因为三姐说我的毛巾黑了。我有一块洗澡用的粗肥皂，一块洗脸用的药水肥皂。我爸爸迷信一种老牌洋药皂最能杀菌。妈妈特为我和姐姐各买一块，可是妈妈大概没想到我天天用来洗脸。我大姐姐说我把脸上高的地方都洗亮了，低的地方还没洗到。我留心把脸上高高低低各处都洗到。然后洗耳朵，前面、后面和边边都洗到。然后洗脖子。我还学三姐，把手指连手指甲在打了肥皂的毛巾上来回来回擦，把指甲也洗干净。都洗完，脸上抹点儿蜜，就拆散头发，等两个姐姐为我梳四条辫子。我不知道别人用什么香皂或什么化妆品，反正我们姊妹连一面镜子都没有。我梳四条小辫的时期，不大有时间流窜到别的房间去玩。但排队下楼，我曾做过一次冒失的事。
我们的楼梯很宽，旁边的栏杆很漂亮。栏杆上面的扶手是圆鼓鼓、光溜溜的木板。我常想骑上这道木板滑下去。有一次，我趁姆姆在楼上看不见我，就骑上栏杆，滑下末一折楼梯。如果身子一歪，会跌到平地上去。地面是硬磁砖，不像秋千架下是松松的沙土，跌不痛。我没敢再滑第二次，也没敢告诉姐姐。好在没人揭发，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干过这等事。
下楼后，每个学生都有个安身之处，就在我们的自修室里。全校有两间自修室。小的一间叫“中文课堂”，在长廊东头，只有大教室那么大。不学外文只学中文的学生在“中文课堂”自修。大的一间很大很大，也很亮，在长廊正中，叫“英文课堂”。学外文的，不管英文、法文，都在英文课堂自修。每个人的台板和座位都是固定的，几年也不变。我们的书和纸、墨、笔、砚以及手工课上的针线活儿，都收藏在台板里。这个座位连台板，相当于宿舍里的床和小衣柜。我们好比楼上有一个窝，楼下也有一个窝。英文课堂里共有一百多个座位。课堂也分左右两半，中间有个过道，上首有讲台讲座，由监守的姆姆坐。除了上课、吃饭、吃点心、散心，我们整天在自修室里盘桓。楼上宿舍的床位，楼下自修室的座位，饭堂里吃饭桌上的座位，都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我们放假后回校，就好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下楼第一件事是上饭堂还是上小间，我记不清了。反正都有姆姆看着。我们出入饭堂，从不一拥而入或零乱散出，总有秩序地排着队。队伍不按高矮，只是有次序。
吃早饭又是难事。饭堂也分左右两半。左一半，右一半，都是横着放的长饭桌。饭堂里共有二十来桌。每条长饭桌又分为左右两小桌，中间放两小桌共用的饭桶或粥桶和茶壶、茶杯等。一小桌坐四个人。我挨着大姐姐坐，对面是三姐和她的朋友。早饭是又稠又烫的白米粥，每桌四碟小菜。全饭堂寂静无声地吃粥。别人吃粥快，只有我吃得慢。粥又烫，大姐姐又一定要我吃两碗。姆姆在饭堂四周和中间巡行。谁都不许说话。我听到别人在嗑瓜子，就知道她们都吃完了。姆姆要等每个人都吃完才摇铃，让我们排队出去“散心”。我打算吃一碗算了，可是大姐姐不让我少吃。有一次她特地托人买了炼乳，为我搅在粥里减烫。我吃得几乎恶心呕吐。不过我还是乖乖地吃下两碗。其实，我很不必着急。因为学生只许在饭堂里吃东西。小鬼身上偷带着好吃的东西，姆姆不知道——也许假装不知道。许多学生有名式各样的好吃东西。住本地的学生都从家里带些菜肴到学校吃。凡是吃的东西，都收藏在饭堂两壁的食橱里，只许在饭堂吃。她们正好趁我吃得慢，可以多吃些闲食。我每次早饭总是末了一个吃完。
“散心”更不是容易事。我虽然很小就上学，我只是走读。走读可以回家，寄宿就无家可归。上课的时候坐在课堂里，不觉得孤单，可是一到“散心”，两个姐姐都看不见了，我一个人在大群陌生孩子中间，无依无靠，觉得怯怯的。我流落在学校里了。
大姐姐老早就教了我一个乖。她说：“人家一定会来问你父亲是做什么的，你怎么回答？”
我说：“做官的。”
大姐姐说：“千万不能说。”
“为什么？”
大姐姐说：“人家就会唱：‘芝麻官，绿豆官，豆腐干，萝卜干，咸鱼干，鼻涕干，袜筒管，裤脚管。’（用上海话说来是顺口溜。）”
启明里尽是大官富商家的小姐。谁、谁、谁是某、某、某大官的女儿，谁、谁、谁是某、某、某富商的女儿，大家都知道。官儿都大着呢。我爸爸绝不是什么大官，这点我明白。姐姐教我回答说，父亲是“做事情的”。我就记住。果然有人问我了。我就说：“做事情的。”没人盯住问做什么事。我闯过了做新学生的第一关。
我到“散心”的时候，就觉得第一要紧的是找个伴儿。我先看中一个和我一般小的女孩子，可是她比我低好多班，我们说不到一块儿。接下，有个比我年龄稍大的广东孩子常找我玩。她比我高大，也比我胖。她教我广东话。她衣袋里总藏着些好吃的东西，如鸭肫干、陈皮梅、牛奶糖等等。我们都在“英文课堂”里“自修”。不过她的座位在右半边，我在左半边。散课后她招我过去坐在她座旁，叫我闭上眼睛张开嘴，她放些东西在我嘴里，然后让我睁眼，叫我猜嘴里是什么东西。我嚼着辨味，我说是虾米。她拿出几个大甲虫，像大拇指面那么大，说我吃的是甲虫。我有点害怕，可是我不信。她就把甲虫的翅膀、脚都挦掉，摘去脑袋，果然露出虾米般的肉，还带些油，像咸鸭蛋黄里的油。我们两人分吃了这只甲虫，味道比虾米鲜嫩。她告诉我这叫龙虱。五十多年后，我在北京旧东安市场北门的稻香村南货店看到一罐龙虱，居然识货，就是那次领教的。她衣袋里的东西真多，老在吃这、吃那，我却什么都没有。看她吃，我有点馋。她有时也给我吃。她不给我吃，我看着馋；给我吃，我吃了心上又很不舒服，觉得自己成了讨饭叫化子了。我宁愿找别人玩，不肯跟她玩了。
有一个比我大很多岁的孩子，她班次比我低。她说我大姐姐是她的恩人。她做新学生的时候，大家都欺侮她，全靠我大姐保护了她，不让别的学生欺侮。所以她私下为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杨秀康。她有一帮比我年龄稍大的孩子做朋友。她很热心地找我和她们一起玩。我跟着她听到些非常奇怪的事。她家住在长江边上，住在一只破船里。船已经不能下水了，搬到岸上去了。她父亲有两个老婆，同住一船，经常拿刀动棒地打架。她妈妈是小老婆。她有两个亲姐姐都卖在堂子里，都嫁了很阔气的姐夫，都做了小老婆。她父亲又要把她卖到堂子里去。她是最小的妹妹。可是两个姐姐死也不让卖，硬是把她送入启明上学。她爱讲姐夫家怎么怎么阔气。我没人同玩，就找她们一帮。但是我对她们都不怎么喜欢，她们讲的事我没兴趣。
我终于找到一个朋友。她比我大一岁半，个儿比我高些。我们同班上英文，都是最低班。我们两个都是出色的学生。我虽然只是初学英文，倒很内行地知道自己不如她。我是中国孩子用正确的口音读英文，她却像外国人随便说话。她还会说俄文。她的保姆是白俄。也许因为她会说俄文，所以读英文也那么自然。我很佩服她。
我觉得她什么都比我灵。比如姆姆问：“你如果掉了一根针，怎么拣？”我说指头上蘸些唾沫一粘就粘起来了。她说，把针尖一按，粗的一头会翘起来，就可以拣了。她的办法比我的利索。不过，如果拣很细的绣花针，我的办法更好。但她的中文只上最低班，我却已插入中班。其它如历史、物理（称“格致”）、算术等课我都上中班，她还上最低班。所以她也佩服我。后来她的英文跳了一班，又跳一班。我们两个一同跳班，不过我觉得我是陪着她跳的。音乐课我们也一同由小班跳上中班。然后她开始学弹钢琴。我姐姐说我的手太小又太硬，绷不开，而且我太专心，不会五官并用，所以我不配学钢琴。她音乐课又跳上一班。我不识乐谱，但是我能记乐调，所以也陪着跳上一班。我很羡慕她能弹琴。我们彼此佩服，很自然地成了朋友。“散心”有朋友，就不孤单了，可以一起玩得很开心。
我们每次餐后，一定得“散心”。时间有长有短。午饭以后最长，吃点心以后最短。大班生、中班生往往喜欢成群结队，有的还和监守的姆姆拉在一起散步。她们排成面对面的两大排，一排向前走，一排向后退，一面嘻嘻哈哈地说笑。也有三五成群的。小鬼最分散。有一伙小鬼喜欢钻在大操场的角落里玩“做小人家”。可是她们“做家家”的水平太低。比如，一个年龄不小而班次很低的大孩子，装作不会走路的小娃娃，让人在后面用带子拦腰拽着走；一个眼皮上结疤的小女孩装大女人，双手捏着一方手绢的两角，扭着脖子，把手绢儿一摔，带着哭声说苏州话：“呣妹啊，奴十八岁哉！要嫁哉！”我和我朋友从不加入她们一伙。我们宁可在乱草地里赶癞蛤蟆，只是不敢捉；或者挖一个水池塘，堆一座小土山，拣些煤渣子砌成假山，筑出弯弯曲曲的路，路旁拣些树枝做树。我们往往会招来一群合作的小伴儿。可是我们从自来水龙头下一捧一捧运送的水，放入池塘，就成了泥浆，也很扫兴。坐跷跷板、荡秋千都嫌太单调。我的朋友教我爬秋千。双腿绕着秋千绳索，两脚蹬，双手拉着绳索，一手一手往上拽。我能爬到秋千顶上（我们的秋千很高），然后双手握着绳子滑下来，有时把手心的皮都磨破。我朋友自己不爬，她比我文静。正规的游戏如拍皮球、跳绳、造房子，我们都和一大帮孩子同玩。反正越难越有趣。我们想出种种花样。比如拍皮球，要把死球（不动的球）拍成活的，我会。先轻轻地拍，拍着拍着皮球就活了。造房子有上海房子，南京房子，我的朋友还教我造俄国房子，各有一套规矩。跳绳的花样更多。跳着绳子拣铜板也好玩。最难的跳绳也是我朋友教的。得蹦得很高，绳子尽量缩短，身体也尽量缩短，绳子在双脚离地的顷刻间，快速绕过全身两周。一蹦连一蹦，每一蹦跳过两重绳子，中间没有间歇。我创下了最高纪录，连蹦十一下。我朋友只会连蹦三四下，她没我野。不过我们也常常很斯文地并肩散步，悄悄地说说话儿，讲讲彼此的家庭。我们有我们的小天地，别的孩子走不进。
小鬼们爱吵架，往往吵得全校小鬼分成两帮，各帮都有头头。两帮的小喽啰会来问我们帮哪一面。我说：“都不帮。”我的朋友说：“都帮。”我等问话的走了，认真问我朋友：“都不帮，可以；都帮，怎么能两面都帮呢？”她只笑笑。我那时候虽说不懂事，也懂得自己太笨了，她乖。反正又不是真的帮吵架。都不帮，就和两面都不好了；都帮，就和两面都好。我承认她比我聪明，不过我很坚定地觉得自己没错，我是对的，比她更对。
每天我没到午饭就觉得饿了。同桌三姐的朋友有家里带来的菜，也放在饭桌上。我觉得她家的菜好吃。晚上大姐姐对我说：“你怎么老吃人家的菜？她都看了你好几眼了，你也不觉得？”我羞得以后筷子想伸到那只碗里去忙又拐弯儿。吃午饭的时间很长。我吃完了，人家还在吃呢。有几条长桌靠近后面的厨房，桌上常有热气腾腾的大蹄髈，整只的鸡鸭。我远远望去，看得很馋。我听得大姐和老师们议论这伙吃大蹄髈、整鸡、整鸭的学生，说她们都是“吃笨的”。人会吃笨吗？也真怪，这伙学生的学习成绩，确实都很糟。
到了“月头礼拜”，学生都由家人接回家去。她们都换上好看的衣服，开开心心地回家。留校的小鬼没几个。我们真是说不出的难受。管饭堂的姆姆知道我们不好过，把饭堂里吃点心剩余的半蒲包“乌龟糖”（一种水果糖）送给我们解闷。可是糖也安慰不了我们心上的苦，只吃得舌头厚了，嘴里也发酸了。直到回家的一批批又回学校，我们才恢复正常。
记不清又过了几个“月头礼拜”，大姐姐有一天忽对我说，要带我和三姐到一个地方去。她把我的衣袖、裤腿拉得特整齐。我跟着两个姐姐第一次走出长廊，走出校门，乘电车到了一个地方，又走了一段路。大姐姐说，“这里是申报馆，我们是去看爸爸！”
我爸爸已经病好了。如果我是在现代的电视里，我准要拥抱爸爸了。可是我只规规矩矩地站在爸爸面前，叫一声“爸爸”，差点儿哭，忙忍住了。
爸爸招呼我们坐。我坐在挨爸爸最近的藤椅里，听姐姐和爸爸说话。说的什么话，我好像一句都没听见。后来爸爸说：“今天带你们去吃大菜。”
我只知道“吃大菜”就是挨剋，不是真的吃菜，真的大菜我从没吃过。爸爸教我怎样用刀叉。我生怕用不好。爸爸看我担忧，安慰我说：“你坐在爸爸对面，看爸爸怎么吃，就怎么吃。”
我们步行到附近青年会去，一路上我握着爸爸的两个指头，走在两个姐姐后面。爸爸穿的是哔叽长衫，我的小手盖在他的袖管里。我们走不多远就到青年会了。爸爸带我们进了西餐室，找了靠窗的桌子，我背窗坐在爸爸对面，两个姐姐打横。我生平第一次用刀叉吃饭，像猴儿似的学着爸爸吃。不过我还是吃错了。我不知道吃汤是一口气吃完的。我吃吃停停。伺候的人想撤我的汤，我又吃汤了。他几次想撤又缩住手。爸爸轻声对我说：“吃不下的汤，可以剩下。”回家路上，爸爸和姐姐都笑我吃汤。爸爸问我什么最好吃。我太专心用刀叉，没心思品尝，只觉得味道都有点怪，只有冰激淋好吃。我们回到申报馆，爸爸带我们上四楼屋顶花园去歇了会儿，我就跟着两个姐姐回校了。我最近听说，那个屋顶花园，至今还保留着呢。
我见到了爸爸，心上不知是什么滋味。爸爸很瘦，他一个人住在申报馆里。妈妈呢？弟弟妹妹我都不想，我有时梦见妈妈。可是一天到晚很忙，没工夫想念。
暑假我跟着两个姐姐回到无锡家里，爸爸是否回家我记不得了。不多久我家迁居上海，每个“月头礼拜”我也可以回家了。我们也带些菜肴到学校去吃。我还记得妈妈做的红焖牛肉，还有煮在肉里的老鸡蛋。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馋吃了。
午饭以后的“散心”很长，可以玩个足够。午饭后的课多半是复习，吃点心之后，多半是自修。姆姆也教我们写家信：“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这是一定的格式，小鬼们都学着用毛笔写家信。
大姐姐的台板虽然在我的旁边，她除了上午管我读十遍书，并不常在我身边。她的台板里满满的都是整整齐齐的书。我的台板里却很空。她有一本很厚的新书，借放在我的台板里。我一个人“自修”的时候，就翻来看看。书很有趣，只是书里的名字很怪。我囫囵吞枣地读了大半本，被大姐姐发现了，新书已被我看得肚皮都凸出来了。她着急说：“这是我借来的呀，叫我怎么还人呢？”我挨了一顿责怪。多年后，我的美籍女教师哄我上圣经课，读《旧约全书》，里面的故事，我好像都读过，才知道那本厚书是《旧约全书》的中译本。我还是梳四条辫子时期读的。
我记得家在上海的第一个暑假，妈妈叫我读《水浒》，我读到“林教头刺配沧州道”的一回，就读不下去。妈妈问我怎么不读了。我苦着脸说：“我气死了。”爸爸说：“小孩子是要气的。”叫我改读《三国演义》。我读《三国演义》，读了一肚子“白字”（错别字）。据锺书说，自己阅读的孩子都有一肚子“白字”，有时还改不掉。我们两个常抖搂出肚子里的白字比较着玩，很有趣。
缝纫课好像是星期三的课，我们小鬼学做“小布头”，一小方麻纱，我们学许多针法，包括抽丝挑花。洋缝纫从左到右缝，和写字一样，都和我们中国的方向相反，我缝得很整齐细密。跳上中班，学抽丝挑花。“自修”时可以做针线，可是“散心”的时候，针线也不许做。
小鬼的晚课很短。我们提前上楼；上楼之前，先挨次上“小间”，有姆姆看着。这也是一件难事。天黑了，“小间”里没有电灯，电灯在外边。“小间”的门顶上都有透亮的玻璃窗。学校有规矩：上“小间”不准开着门，也严禁两人同关在一个“小间”里。谁也不敢违犯这个规矩。我们只敢把门掩上，外面一人里面一人说着话陪伴。天黑了，我们小鬼都很胆小，临睡上“小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英文课堂后面，不记得是六个还是八个“小间”。中文课堂后面，不记得是六个还是四个“小间”。两个自修室的孩子，分头由不同的楼梯上楼。姆姆陪上楼，巡视各卧房。我们用冷水洗手绢，洗袜子，也洗手，只是不洗脚，因为没有热水。我还会自己剪指甲，左右手都能。手、脚的指甲都得常剪。脚趾甲长了会戳破袜子。袜子破了头，不留心脱落了鞋就出丑了。每星期三洗澡。沿着环抱大院的长廊旁边，有一长溜澡房。星期三有热水，每间澡房里有一只大缸，缸里凿个洞，塞上塞子，就是澡盆。小鬼都分批安排在同一时间洗。我听到左右邻室的孩子说：“唷，我脚跟上的泥好厚，抓也抓不尽！”我学给大姐姐听。姐姐说：“你呢？”我说，用毛巾多打些肥皂，使劲儿擦擦，就干净了。我洗澡不说话。大姐姐说我乖。
每晚，我们小鬼还没上床呢，中班、大班的学生就陆续上楼了。我和两个姐姐说话，多半在临睡或早上。每晚必定要洗袜子，每天必定要带一块手绢。没有手绢不能过日子。因为每次餐后，得用手绢抹抹嘴；洗了手，得用手绢擦手；哭了，得有手绢擦眼泪。有一次我哭了，手绢儿掉了，没有手绢擦泪，只好把我宝库里的宝贝红花手绢掏出来擦泪。我很舍不得，可是哭了，没办法。
我记不清我们每天早晨下楼之后先上“小间”呢，还是先上饭堂。应该是先上“小间”吧？我记得饭堂进门处有一条长桌专供热茶水，“散心”的时候可以去喝。可是我们从不把喝水当一回事。
我们每晚上楼，宿舍里总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天下楼，课堂里总收拾得干干净净。宿舍里，肯定有人墩过地板，擦洗过门窗玻璃和床架。课堂里也准有人一间间打扫擦洗。我们小孩子从未理会过，所以我到今天也不知道这份繁重的工作是谁干的。
管教我们的修女里，有一个不称姆姆而称“阿姊”，她是混血儿，是私生女，没资格做姆姆。她个儿高，我们管她叫“长阿姊”。另外有五六位女教师，还有一位男老师，他就是白胡子邹先生，全校惟一的男人。我们小鬼最怕的是“长阿姊”，不过我们知道全校威望最高的是礼姆姆。
礼姆姆是法国人。她是校长，兼管法文教学。她大概只教大班的课。我大姐姐教小班，相当于礼姆姆的助手。大姐姐毕业时中文第一名，法文也是第一名。参加法语口试的法国公使（那时候没有法国大使，公使就是最高的使官）奖赏她一只长圆形的小金手表，还有能松能紧的表链。大姐姐经常戴着。表走得准，不用修。我很羡慕。
大姐姐该上大学了。可是我爸爸对国立或私立的中法大学都有偏见，法国教会办的震旦大学却又不收女生，所以大姐姐留在启明进修，边教边学。她不但学法文，还继续“描花”，只是不“掐琴”了。女教师里，只有她在英文课堂里占着一个座位。其他的女教师都在教员休息室里待着，大姐姐两处都有她的地盘。我的台板挨着她的，离礼姆姆的办公室最近。三姐姐的台板在前面好几排呢。
我们小鬼认为最非同小可的事，是礼姆姆请吃“大菜”。可是“大菜”我们从未见识过。礼姆姆想必是客客气气地“请吃”，因为她一点儿也不凶。她头发已经灰白，眼睛还很灵活。她成天忙忙碌碌的。我认为最忙的人就是她。不过小鬼摔了跤，哭了，她总会知道，总会赶到现场。她总说：“Ah! pauvre petite！”（“啊，小可怜儿！”这句话后来都跑到《围城》里去了）然后她搀着摔跤的孩子到校长办公室，给一块糖吃。
我告诉大姐姐，我摔了不知多少跤，从没吃到过一块糖。大姐姐说：“谁叫你不哭？”可是我摔了跤从没想到哭。我很少两个膝盖全都完好的时候。右膝盖伤处结了痂还未脱落，左膝又跌破了。有一次下雨，我们在雨中操场上体操课。每逢下雨，“散心”有走廊，有雨中操场，我们不淋雨。不过我雨天不穿布鞋穿皮鞋。皮鞋底滑，我滑了一跤，把右膝盖上新痂旧痂结成一个龟壳般的大痂摔脱了。我感觉到不是一般的痛，有点奇怪，掀起裤腿（那时候时行大裤腿），露出一个血淋淋的膝盖（我们称“青馒头”）。礼姆姆在观看我们体操，她看见了我的膝盖成了“红馒头”，忙叫一位老师给我裹伤。可是她又不放心，亲自带我到她的办公室，找出纱布，为我裹伤；一面问我痛不痛。我摇头说“不痛”。怎会不痛呢？可是我说不痛，又没哭，礼姆姆就没想到给我吃糖。她当时是叫我再去上体操呢，还是叫我坐在一旁休息呢，我全记不起了，只记得礼姆姆没有给我吃糖。
可是有一次我大哭了，不过并不是因为摔跤。那是下午温习英文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在课堂上说话，我受罚了。老师是我大姐姐的朋友。她叫我出来“立壁角”——就是罚我在墙角处站着示众。我认为说话明明有两个人，不该单罚我一个。我心里不服，跑出来背着墙角，对着全班，哇哇地大哭。老师大约觉得我这样哇哇地哭丢她的脸，叫我回去坐下。我不理，使劲儿哭。快下课了，老师又叫我：“回去，坐下。”我还是不理。我哭成了一个泪人儿。下课了，老师走了，同班同学散了，我的朋友还静静地坐在原处陪我（我们同坐第一排）。有几个小鬼在课堂门口探头探脑。忽然礼姆姆来了。她搀了我的手，一面掏出她自己的大白手绢为我擦眼泪。我还从没看见她用自己的手绢给哪个孩子擦过眼泪。我记不起她对我说了什么话，她说了很多话呢。她那些话，就好像搂着我、抱着我似的，说得我心上好舒服。我止了哭，由她搀着手乖乖地走出课堂。她搀着我在长廊里走了好长一段路，觉得我已经平静了，才把我交给我的朋友，她自己回办公室。我的朋友一直跟在背后，她紧紧地勾住我的胳膊，我能感到她的同情。我打心眼儿里觉得我的朋友真好。我也打心眼儿里觉得礼姆姆好，我喜欢她。
晚上大姐姐问我为什么大哭。准是礼姆姆告诉她的。我就把罚“立壁角”的事告诉大姐姐，准备挨训。可是大姐姐没训我。如今我老来回忆旧事，我敢肯定：我比我的朋友放肆，罚我是应该的。我以后没敢再放肆。
我们星期日有一堂自修性质的课，一班学生学画地图。没有老师教。大概是“长阿姊”带一只眼睛看管。我完全忘了规矩，走出了自己的座位，指手划脚地教别人怎么画山脉。我说：“山脉不用画。”因为像毛毛虫似的山脉，如果把一根一根刺儿都一笔一笔画，就太麻烦了。我说：“山是要卷的。”就是用铅笔斜卧纸上，用一个指头按住笔头，一路卷过去，就卷出山脉的半边；对面再卷上另半边。我不知哪里学来的诀窍，正在神气活现地教人呢。“长阿姊”忽闯进教室，学着我的声音说：“山是要卷的”，接下就很严厉地训了我一顿。我确实是犯规矩了，可是也不用骂得这么凶呀。我一下子眼泪迸流，觉得心里好苦，抽抽噎噎地哭了。我越哭越苦，越苦越哭。“长阿姊”骂完自己走了。同学下课也都散了，剩我一人在课堂里抽抽噎噎地哭得好苦。忽然礼姆姆来了。她又掏出洁白的手绢为我拭泪。她很有意思地看着我，轻声对我说，体操老师在找我呢。她知道这句话对我有多大功效。我立即收了泪，急忙跟她上大操场去，生怕脸上还带有哭容。
因为体操老师喜欢我，我也喜欢她。我喜欢她的美，她是很美的美人。我也喜欢有美人喜欢我。她是白俄贵族，不会说中国话，教体操只会用英语喊口令。我们全校学生排成一大长队，最小的排在最前头。我不是最小的，我前头还有三四个小鬼比我的个儿稍微小些，年龄也小。她们听不懂老师的口令。我虽然不懂英语，老师的意思我全懂。她看出我懂，就挑我领队。我们先要排着队走许多花样：单行，双行，左右单行，左右双行，又合并成一行，又走成一个越转越紧的圈儿，又返回原样。其实，我只带领身后几个小鬼而已，中班生、大班生都懂得口令。可是我自以为在领队呢。走完，我们分排站定，每个人前后左右都有相当的距离。我们有时做棍棒操，有时做哑铃操，有时是空手做操。空手做操有一个难做的动作：双足并立，两手叉腰，蹦一下，蹦得很高，同时举起双手，拍一下，同时也双脚分开，拍一拍又合上，再落地，手脚还原。斯文的女学生不会做。我是个蹦蹦跳跳的小鬼，这个动作做得特好，老师叫我在全班面前示范。我挺得意。做完操，队伍颠倒过来，由大的学生领队，小的做尾巴，走出操场。老师总把她的一对棍棒或哑铃交给尾巴梢上的我，叫我替她还给保管这些器具的姆姆，还叫我替她说声谢谢（因为她自己不会说中国话）。她管我叫Baby。小鬼们说我是她的“大零”（darling）（心爱的人）。她的“大零”我愿意做。我那次摔出一个血红的“青馒头”就是为了一心要做好“大零”，才失足滑跌。礼姆姆都看在眼里呢。体操老师在找Baby，礼姆姆特来找我，我什么苦都忘了。
我们的台板是斜面，底下还有一道边缘，台板上的东西不会滑下去。台板上面有半尺宽的平面，可以放墨水瓶、砚台之类。我胳膊短，台板大，蘸墨水得把手伸得老远。墨水蘸多了，会滴在纸上；蘸少了，得一次一次伸长胳膊。不过坐着读书写字都很舒服。我洗净一个空墨水瓶，灌满清水，养一棵黄豆苗。我大概是学了植物学，要看看种子发芽抽苗。英文课堂虽然很明亮，豆苗却照不到阳光，所以长得又瘦又长。有一天大姐姐笑着问我：“豆苗长多高了？礼姆姆说你天天和豆苗比高低呢。”我才知道礼姆姆什么都看在眼里。
我做的坏事，想必也逃不过礼姆姆的眼睛，而且还有意外被发现的呢。有个小魔鬼是两广总督的七姨太的女儿，比我大一两岁。我们偶尔一起玩过。一次，她约我到中文课堂的后面去玩。两个课堂的前面是笔直的长廊，相离不远。课堂后面各有走廊，却是走不通的，得绕过大楼的后面，在空场上走好一段路。我们以为离英文课堂远，就很平安。两个课堂的后走廊都比地面高。我们站在平地上，走廊的地面恰恰齐胸，我们可以站着玩“抓子儿”（称“捉铁子”）。我们拣几颗小石子，就可以玩了。其实这也并不好玩，只因为是偷玩，就觉得好玩。我们两个都侧身站在走廊前面，我脸向中文课堂，她脸向英文课堂。我正在做“赶小猪”、“蚕蜕壳”等花样，她忽然急忙地钻进“小间”去了。我觉得她太急相了。我一人抓着石子“称斤量”，玩着等她。她老也不出来。我一回头，不好了！那边礼姆姆正带着一群参观的贵宾从英文课堂后廊朝大操场慢慢走来。我急忙想钻入“小间”，可是，每一间都键着门呢。我和礼姆姆虽然隔着大片空地，可是大树太高，遮不了我这个小鬼。我只好假装洗手，走到水池边，开了水龙头。可是我为什么要到中文课堂后面去洗手呢？我肯定，礼姆姆已经看见我了。怎么办？怎么办？只有一法，赶紧逃回英文课堂去。我硬着头皮，在礼姆姆眼皮下，奔跑着逃回英文课堂，心里直打鼓。大姐姐并不在我座旁。我记不起那是上午还是下午，很可能是下午。我一人坐着很气愤，心里直在和那个小魔鬼理论：“你看见礼姆姆了，就不告诉我一声？你怕我抢你的‘小间’吗？你自己躲得快，就把我一人晾着！”再想想，她当然是抢先躲好，不能两人躲在一个“小间”里。她即使早告诉了我，我也不能变成一条虫子爬回英文课堂。我干了坏事反正遮盖不住。
晚上大姐姐对我说，礼姆姆在问，季康在中文课堂后面干什么呢？干吗奔跑？我就如实招供，准备大姐姐训我一顿。可是大姐姐什么也没说。我准备礼姆姆要请我“吃大菜”了，可是礼姆姆并没有追究。倒是我自己训了自己一顿。约我偷玩的小魔鬼太鬼了，太不够朋友了。可是她压根儿不是我的朋友，为什么她一招我就应她呢？
我和这位小魔鬼还有一段往事，记不起这件事和那件事的先后。另有一个小鬼，新得了一把小洋刀，可以把鸭肫干削着薄片儿吃。她和那个大官的女儿是朋友。她们俩找了我和我的朋友，一起躲在背人的地方。她把鸭肫干削成薄片，四人轮着吃。我们给一位老师发现了。那位老师大概觉得她一个人不够凶，还找了一位姆姆和另一两位老师，同坐在一间教室里，召“四个小魔鬼”去训斥。我第一个进去，我的朋友跟在末尾。我们站在教室侧面，一溜四个。我们是当场拿获的，不用审讯，虚心受训就行。她们训斥完毕，喝令“四个小魔鬼”回自修室去。我的朋友第一个退出。她哭了。我末一个退出。我看见姆姆、老师紧绷的脸已经绷不紧，都忍不住要笑了。我当时没有低头，都看见。我安慰我的朋友：“不要紧，她们都在笑呢。”不过这是我的独家消息，我不告诉另外两个小魔鬼。我已打定主意，不再跟她们一起玩了。
学校里谁是权威人物，小班孩子最明白。礼姆姆之外，就数列姆姆。列姆姆是苏格兰人，主管英语教学。她比礼姆姆瘦小，也比较年轻，礼姆姆的眼睛是温软的；列姆姆的眼睛是闪亮闪亮的。她爱笑，笑时露出整齐的牙齿，笑得很愉快。不过她没工夫对我们小鬼笑，除非笑我们小鬼。
每学年终了，大操场上总要搭上一个大舞台，台下摆满座位。学生像模像样地演几出戏，招待学生家长和贵宾。大班生和中班生演一出法文戏，一出英文戏。小班学生演的是英文戏，往往是边唱边演的歌剧。据我们小鬼的了解，所有的戏（包括舞台布景、服装等等）全都是列姆姆想出来的。列姆姆的助手就是“长阿姊”。演戏，她帮着排练；教课，由“长阿姊”教我们小班。弹钢琴也是列姆姆教，至少小班是她教。小班的唱歌是“长阿姊”教。
列姆姆不像礼姆姆经常看得见。她在三层楼上忙，不常出现。列姆姆总记着为我的朋友和我提供课外读物。书是四方形的薄本子，字很大，有插画。我跟着我的朋友第二次跳班之后，大考有一道题我答不出，呆呆地坐着。列姆姆监考。她过来看看我答不出什么问题，就走到班上最拔尖的学生旁边偷看，然后回来教我。我经她点拨，才交上答卷。
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大姐姐。我说：“列姆姆自己也答不出，她偷看了别人的考卷来教我。”大姐姐满面不屑地笑说：“反正谁也不会和你这种小鬼计较。”
列姆姆出来的时候，身边往往有个“长阿姊”；一个高高的，一个瘦小的。我们不怕列姆姆，只怕“长阿姊”。我记得“长阿姊”教我们唱英文歌。她教一句，我们鹦鹉学舌般学一句。一次，小鬼们学了几遍还学不好，她大喝一声“听！”小鬼们照模照样齐声喝一声“听！”（我和我的朋友是例外，我们没出声。我们唱得很好。）“长阿姊”好生气唷！她不知道对小鬼一味凶，并不管事。
我们星期三有一门课叫“格致”（“格物致知”，就是物理），我插在中班。教我课的姆姆总把我的名字叫作“同康”。这是我二姐的名字。我家孩子从不敢提这个名字，因为知道爸爸妈妈要伤心的。我记得我们还在北京的时候，二姐姐没有了。有一晚大风，我们一家人正围坐灯前说话。我妈妈忽然把手一抬，侧耳静听。妈妈说，她好像听见二姐姐在叫妈妈，再听又没有了。妈妈簌簌地流泪，爸爸和大姐姐都帮着妈妈前前后后地听。我们几个小孩子都屏着气不敢出声。后来不记得爸爸用什么办法叫我们孩子打乱了妈妈的心思。据大姐姐告诉我，二姐是这位姆姆最宠爱的学生。她叫我同康，我就肃然恭敬。我好比被神仙一指，小魔鬼变成了小天使。我在班上是最乖的好学生。
有一天，“长阿姊”拿了一份小考的考卷，直塞到我眼前，很严厉地说：“看看！看看！这是谁的卷子？”我看了，考卷是用钢笔蘸了墨水写的，一个个字都写得非常工整，没一个错字，没一滴墨水。每道题后有姆姆用红墨水批的分数，每道题都满分，总分是100分。我很惊奇地看到卷子上是我自己的名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我不觉得骄傲而感到惭愧了，因为我的英文课卷从没有这么整洁的，少不了有二三滴墨水（滴上又吸干的），少不了有二三处写错又改的。我竟能写得没一个错字，没一滴墨水，简直是奇迹！怪不得“长阿姊”生大气呢！可是那位姆姆并没凶啊！
“长阿姊”凶虽凶，她的脸不凶，只是声音凶。她对我们孩子还是蛮好的。她曾为我缝过鞋，我至今还记着呢。
我上文说过，长廊下面有个大花园。这大花园只好看，不好玩，四周种着花树，园里铺着大片草坪，草坪不能践踏，远不如大楼后面空地尽头的乱草地好玩。草坪靠近走廊的一边，有一道很宽的碎石路。石块大概是打碎的花岗石，看着就知道硬。我曾想学燧人氏“钻木取火”，来一个击石取火，伙同小鬼们拣了碎石块，躲在黑地里把两石相击，想打出火来。但是不见火花，只能看到石头的薄边上现出红晕，好像要冒火的意思。可是只见红晕，从不见火花，我就没兴趣了。走在这种碎石上如果不老实，摔一跤不仅摔破膝盖，裤子也得摔破。脚底下踩着也并不舒服。所以我们“散心”的时候，不大在大花园里玩。
从长廊到碎石路，有两座台阶。一座小的在长廊中部，一座大的在长廊西尽头。长廊高出地面一米半，西尽头的台阶有一间小教室那么宽，整座石阶的坡面有一只床那么长，分十级。我一个人自己玩的时候，常在这里练习跳石阶，从石阶跳到碎石路，三级、四级，到六级、七级。这种游戏见本领，摔不得，石阶和碎石路都是不饶人的。有一次许多小孩一起玩，一般小孩能跳三到五级，能跳八级的只有两人，一个就是我。再高一级就没人敢跳了。我已跳得脚里有数，从第九级安然跳下来，一群小鬼很佩服。我还不甘心，再跨上一层，到了最高的一层。小鬼们屏息以待。我站定了先打量一下，脚下该加多少劲，身子该蹲得更低些。我大着胆子踊身一跳，居然平稳落地。但是两脚虽然落地，蹲着的身子止不住还往前冲，鞋底在碎石路上擦过一尺左右才停下。我站起身，一无损伤。我跳成了！跳成了也就是到顶了，我也不敢再跳。一群孩子都散到大楼后面的空场上去。
我大概是打算去找我的朋友。可是我觉得两脚跟凉飕飕的，鞋也松了。我回过头往脚后跟一看，糟了！我穿的是布鞋，鞋帮后跟原是细针密线缝上的，这回裂了大口子，两个后跟开了两只竖的眼睛。我脱下鞋，发现袜子后跟也磨破了，两个袜跟都一样破，露出两个“鸭蛋”（我们管露出的脚跟叫“鸭蛋”）。露出“鸭蛋”是丢丑的事，而且鞋太松了，走路也不便。
我凭自己穿的鞋，可以推定那时期是一九二〇年的秋季。因为我还穿家里做的布鞋，只是不用布底，而改用黄牛皮底，很结实，但味道不好闻，臭的。我检查自己鞋袜的时候，很可能已经给“长阿姊”看见了。我没走几步，劈面就碰到她。她一眼便看到了我的狼狈相。她叫我把鞋脱下给她，一面伸手在自己的大裙子的口袋里掏摸出针线和顶针。她穿上了线。我把鞋交给她。她很快地为我密密缝上，缝好了打上结子，还用牙齿去咬断线。又命我脱下另一只鞋。我一只脚有鞋，没鞋的一只脚不能踩在泥地上，我还尽力遮掩着我的“鸭蛋”。当时的窘态，至今还记得。“长阿姊”不嫌我的鞋臭，再次用牙咬断线。我心上很抱歉，也很感激。别的小鬼们怕她，骂她“杂种”，我却从没骂过。
主管中文教学的是依姆姆。她自己不教课，不知忙什么。依姆姆是高高个儿，又瘦又老，瘦削的长脸，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大家都知道我是依姆姆的“大零”。午饭，往往是依姆姆巡视饭堂。她必定要停在我旁边，把我的筷子拿过去，为我夹菜。她又叫我大姐姐买些毛线，她要为我织一副手套。大姐姐托人买了两股酱红色的毛线。依姆姆一面走路，一面十指忙忙编织，为我织了一副露出手指的手套。我整个冬天戴着这副酱红色小手套。
依姆姆没有助手。她聘请的邹先生是一位上海名士，五十年前，我还曾在何其芳同志的文章里见到他的名字。现在已看不到有谁提起他了。我只记得他别号“酒丐”，他的名字，连我这个做过他学生的也记不起了。
邹先生教大班生念四六文，还要做诗。三姐是中班生，我不知道她读什么书。我入学之前，曾经过一番考试，插入中班。我是邹先生教的最低班，读《孟子》，每段都要背。我们小鬼上午十点左右，都放出去玩一会。我因为上了几门中班的课，大姐姐不让我玩。我觉得很委屈，可是又愁背不出书。大姐姐说：“不用背，你只管读完十遍，就出去玩。”她为我做了一条记数的纸条，上面是1、2、3、4……到10。我把纸条压在书下，每读一遍，就把纸条抽过一个数字，读满十遍，姐姐就给我一粒水果糖，让我含着糖出去玩。我总老老实实读满十遍，第二天也居然能背。我至今还能背呢。
邹先生上课，总有个姆姆坐在课堂后面的角落里旁听，下午为我们复习。我坐在第一排正中，就在邹先生眼皮底下，后面还有姆姆监视，可是我还能私下偷玩。一条二尺长的细绳子，结成一圈，就够我玩的。现在回想，课堂上不听讲、偷玩，是我在启明养成的最坏的习惯。以后我换了学校，曾有好几位名师教语文，可是我总不听讲，总爱偷玩，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
邹先生班上作文，限在课堂上做。一次，题目是《惜阴》。我胡诌说：“古之圣贤豪杰，皆知惜阴。”依姆姆看了课卷，满处称赞“小季康‘明悟’好来！”（“明悟”又是启明的特殊语言；“好来”是上海话，指好得很。）害我挨了大姐姐好一顿训斥。大姐姐说：“你别自以为聪明！”我哪会自以为聪明呢。我在邹先生班上，至多是七十分上下的学生。邹先生出的对句，两个字的我还能对，三个字就对不上了。有一次我把“星”字写错了，头上多了一撇。邹先生看我是最小的小鬼，不用对我客气。他挖苦了我一顿说：“还没看见过‘白’字头的星字呢！本来还可以给七十分，现在只好六十分了。”分数我满不在乎，我私下里的“课堂娱乐”他从未觉察过，所以我一点不嫌他。后来他更老了，上课总唉声叹气说：“儿子不肖。”有一次，他脑门子上贴了纱布橡皮胶，说是给儿子用什么东西砸伤的。以后他不来教课了。换来一个年轻漂亮的男老师。我说不出什么缘故非常厌恶他。他教我们读韩愈。我没有任何理由要厌恶他，可是我对这位老师纯是厌恶，而且是强烈地厌恶。现在想来，可能因为他一双眼睛太精明，盯着每个学生，小女孩子会有反感。
有一次，“月头礼拜”我随两个姐姐回家，走向车站的半路上，看见邹先生站在卖沙角菱的摊儿旁边，忙忙地吃沙角菱，白胡须里沾了许多熟菱的碎屑。我心中恻然，觉得邹先生好可怜。吃沙角菱有什么可怜呢？大概因为他不是坐着吃，也不是两人同吃，却是一个人冒着风忙忙地吃，好像偷吃似的。我想起邹先生，就想起这幅情景，觉得邹先生好可怜。
我常听到大姐姐和老师们议论依姆姆这不对、那不好，说她总是“不得当”。我听了觉得很不舒服，好像我应该护着依姆姆，因为她待我好。我听她挨骂而没能护她，好像是我没良心。我对依姆姆很感激。她神速地扭动着十个指头为我织手套，她为我夹菜，还动不动称赞我，我都记着呢。可是说实在话，我不怎么愿意做她的“大零”，因为我实在并不喜欢她。这句话，我不愿意告诉姐姐，我对谁也没说过。只是每想到依姆姆，我心上总感到抱歉。
还有一位珍姆姆，也是喜欢我的。她就是邹先生上课时坐在后排旁听，然后又为我们复习的那位。我们的历史课也由她教。我至今还记得她历史课上讲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不知为什么，学生都不喜欢她。她偶尔脸上长了几个红疙瘩，大家就管她叫“赤豆粽子”。并没有谁说我是她的“大零”。不过，她向我表示我是她的“大零”。
星期天的“跑路”，我总分在她带领的一群小孩子里（我和我的朋友不在一队）。一次，该是一九二一年的春天或秋天，我们“跑路”到一个私家花园去玩。这个花园我们常去，大概这家有儿女做了修士，捐赠给教会的。进园有个汽车房，园里有个干涸的池塘，泥面已龟裂。池上有石桥，池旁有假山，后面有厅堂。这位姆姆拉我和另几人坐在厅堂里陪她。我觉得很没趣。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朋友。忽有两个孩子慌慌张张跑来告急，叫我出去，有事。据说有个孩子走入池塘，陷在泥里了。姆姆说：“‘呒志气’的孩子让她去。”我公然反抗说：“让她陷在泥里啊？”我不理姆姆的阻挡，跟着告急的孩子赶到现场。其实我并不比她们年长，只是班次比她们都高，所以她们向我求救。
那个走入池塘的孩子已经走过泥塘，正站在对面岸边哭呢。塘里的泥虽然是烂泥，却是半干的，只没及膝盖以上，衣服没沾泥，但裤腿上全是烂泥。她穿的鞋是搭袢皮鞋，一只鞋上的纽扣掉了，鞋落在泥里了。我到场的时候已有几个孩子找到了一枝长竹竿，正从池塘的一个脚印里挑出一只泥鞋，泥鞋正高高地挑在竹竿顶上，掉下来是一只装满烂泥的鞋。一群孩子都带着期望的眼光看着我。
我使劲儿想了一想。我想，泥虽是烂泥，不太湿，并未渗透到里面的裤子。皮鞋可以冲洗（汽车房里有水龙头），问题只在袜子。在我们那个年代，不穿袜子是万万不行的，等于不穿衣裤。我们早上穿衣服的时候，大家都掀开帐子，一来因为临睡脱下的衣服都放在床前凳子上，二来因为帐子里闷，我们都掀开了帐子穿衣服。我偶曾看见一人穿袜子套上两双，也听说常有人穿两双。我使劲想一想的时候，都想到了。我立即发号施令：
“把泥裤子往下反剥下来，泥袜子也倒剥下来，卷在剥下的裤子里。谁穿两双袜子的脱一双给她（指落难的孩子；果然有穿两双袜子的，有两人呢）。皮鞋到汽车房的水龙头下冲洗干净，大家都拿出手绢来给她擦干。”我顿时成了小鬼里的大王。
大家七手八脚照我说的办，很快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只是那双皮鞋经过冲洗，泡得很湿。我们先还找些破报纸把鞋擦拭干净，才用各人献出的手绢儿。手绢虽多，都是小的。鞋还没很干就带湿穿上了。吹哨子大家归队的时候，落难的孩子只不过没穿黑色校裤而穿一条绿花布夹裤，臂下夹着一卷黑校裤（反面没有泥）。她被姆姆训了几句“呒志气”就完了。
一群小鬼因为我顶撞了姆姆都为我担忧。回校后只顾计议怎样用一根草绳横经在长廊里，叫“赤豆粽子”滚一跤。我觉得她们太“小孩儿”了。不过我确有点不安，我没敢告诉姐姐。
我有事不告诉三姐姐。她上楼后总有朋友在一起。我早上等她为我梳头——四条辫子简为一大一小两条辫子后，大姐姐事忙，不管我了。三姐姐和朋友交换梳头，好半天也顾不上我。我披着头发，等得不耐烦，就学着自己编，先把小辫用头发夹子夹上，不用再编小辫，然后把头发分为三股，一手管一股，借牙齿当一只不活动的手，试着试着，自己也编成了辫子。三姐看了说：“不歪，也笔直的，行！”我就自己梳头了，我九岁就自己梳头，很自豪。
大姐姐因为我晚上最早上楼，托我帮她洗洗油画笔。冷水肥皂洗油画笔，很费事。她上楼的时候也往往有朋友在一起。我过了几天才把我和珍姆姆犟嘴的事告诉大姐姐。我问大姐姐，珍姆姆会不会向礼姆姆告状。大姐姐说：“她不敢。”这件事我不久也忘了。
可是我一下子被小鬼拥戴为大王，颇有点醉意。这帮小鬼拉我一起玩，我就跟着一起疯。我又跌破了膝盖，自觉没趣，和她们玩也无聊，我躲开她们，仍然找我的朋友一同“散心”。以后我也不再经常跌破膝盖了。
学校有个病房在三层楼上。看病的姆姆是外国人，有两道浓浓的黑眉毛。我们小鬼最怕她。谁如果牙痛，她叫张口，让她看看。没来得及闭口，她已经一钳子把牙拔掉了。喉痛，她也有办法，用一根棉花棍儿蘸些含碘的什么药水，在喉咙里一搅，很难受，可是很有效，很快就好了。如果有轻微的发烧，那就得受大罪，得吃蓖麻子油，还得喝水。生病的孩子只许吃咸橄榄，嫌咸，只好多喝水。我们小鬼从来不敢装病。
我在启明的末一学期，上夜课的时候常有一个梳“头发团”的学生哄我到她座旁去为她讲解英文信，还叫我替她起草英文信。大姐姐很奇怪，问我和那个人谈什么事。我就如实报告。大姐姐很有兴趣，我听见她笑着告诉三姐：季康在替人家写情书呢。启明学生的来往信件，都由校方指定的一位姆姆拆看。这位姆姆不懂英文。可是我至今也想不懂我讲解的英文信或起草写的回信里，什么话是“情书”。我未必能用英文替人家写情书，只可巧我是一个啥也不懂的孩子。比我年龄大的，她不敢信任。
一九二三年暑假，我家迁居苏州，我就在苏州上学了。后来我偶在大姐姐的抽屉里发现两件启明的纪念物。一件是一张剧照。演的是歌剧《主妇的一个礼拜》（星期一洗衣，星期二熨衣，星期三闲来无事，一边打毛衣，一边和邻家妇女闲聊家常……）。我演星期三的主妇。剧照上的我，打扮得像个洋娃娃，可是装作一个主妇，很滑稽。当时我一边唱一边演，自己看不见自己。我不大知道我在启明上学的时候，自己是什么个模样儿。看了姐姐留下的照片，很有兴趣。第二件东西是我的英文大考的考卷。启明的大考卷用很讲究的细格子大张纸。考题是由大班生用方头钢笔写成的粗黑体字。我看了自己的大考卷，也像我见了我“格致”课的小考卷一样惊奇。这次考试，就是列姆姆偷看了别人的考卷教我的。不过她只是悄悄儿点拨一下，字句都是我自己的。我想不到自己会写出这么像样的考卷，怪不得大姐姐特地讨来留下了。假如我继续在启明上学，我的外文该会学得更好些。
我在启明上学时的故事，我常讲给锺书听。他听了总感叹说：“你的童年比我的快活得多。我小时候的事，不想也罢，想起来只是苦。在家里，我拙手笨脚，专做坏事，挨骂。我数学不好，想到学校就怕。”有时他叫我：“写下来。”我只片片段段地讲，懒得写。现在没人听我讲了。我怀念旧事，就一一记下。
一九八七年，我曾收到母校一百二十周年校庆的纪念册。启明女校已改为上海市第四中学，原先的“女校”或“女塾”已完全消失了。纪念册上有学校建筑物的照相。教学大楼和长廊还保持原貌，我看了神往不已。但现在又十五年过去了，教学大楼和长廊还存在吗？我跳过的十级台阶，确实是十级吗？我还想去数数呢。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