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向秀失图与郭象偷书
用今天的话讲，向秀的逍遥自在不过是为官不为，而郭象的逍遥自在，则是为官乱为，甚至为所欲为。——摘要
事情的转变发生在公元263年前后。一个叫向秀的铁匠，一改往日的斩钉截铁、顽固坚决，变成了失图的马、迷途的羊。铁匠只身前往波谲云诡的首都洛阳，不久前，他的朋友、他的导师嵇康喋血洛阳东市。现在，他站在杀人者面前。沉静如水，波澜不惊。
【再没人一起打铁、一道灌园了】
过了黄河，就是河内郡。循着二百多里驿道，就到了山阳县。这里是太行山南麓，山色清秀，泉水丰沛。很多大魏国的名士，聚居于此，圈地造园。风度翩翩的宗室女婿嵇康，也在这里经营着自己的竹园。竹林之下，围簇着不可测度的阮籍、死可托孤的山涛、酩酊大醉的刘伶，烂烂如电的王戎，还有一生放浪不羁的小阮。雅好读书的河内人向秀也在其中。这是一时风云际会的中心。
向秀知识渊博，文章俊秀，少时闻名乡里，以善解《庄子》而为山涛所知。经后者引荐，结识竹林高士集团的核心人物嵇康。在柳树下，向秀脱下长袍，穿起短褂，甘为善锻者嵇康助手。嵇康掌钳，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锤起锤落，铿锵作声，仿佛也是在锤炼他们的意志。大汗淋漓之后，他们就跳进灌满山泉的清池，洗濯那沾满尘埃的皮囊。
正当他们沉酣于打铁的时候，钟会来了。嵇康玉山傲立，落锤不辍；向秀铁着脸，鼓风不竭。他们旁若无人。钟会是权倾朝野的大将军，后来率军灭掉刘备和诸葛亮苦心经营的蜀国。但这时他来找嵇康，不是耀武，而是要大名士嵇康品鉴他那几笔文墨。大约三国时代的军事家，都有点羽扇纶巾的风度。据说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而来，把自己的作品扔进园子便要溜走。这时嵇康向他喊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他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然而嵇康得罪的不止区区一钟会。竹林名士遗世独立的态度是对司马昭篡位集团的无声反抗。在专制的国度，只有顺逆二途，决不允许独立其外。嵇康既诛，向秀入洛。这成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前面是龙性难驯的竹林时代，后面林下之游风流云散。
铁剑再经锤炼也能弯曲，何况向秀的意志。失去了嵇康这个坐标，向秀成了历史学家笔下的背叛者和迷失者。当他终于站在那位号称路人皆知其心的弑君者面前时，后者还真有点迷惑。此时的司马昭已历经高平陵之役，将大好江山稳稳捏在手中。他带着挑衅的口吻问向秀：“听说先生向有箕山之志，可为什么现在你会站在我面前？”这个问题很棘手，事关余生幸福；答不好，恐怕要倒大霉。
向秀似乎在入洛之前就做好了准备，或者说，他是想清楚了一些关键的问题才来的。他轻描淡写地答道：“巢父和许由并不懂得尧的用心。这样的人不值得仰慕！”这个说法以道心来诠释尧心，从玄理上贯通了儒道，从此，“儒道合一”成为向秀的新面貌，一股学术的新风尚悄然刮起。然而在司马昭捋须微笑的同时，向秀或许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凉。
数年后，他驱车往返于山阳和洛阳。马车沿着崎岖山路迤逦而行，其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不知何处传来廖亮的笛声，惶然间他重睹故庐依旧，却再无好友一起打铁、一道灌园。向秀于是写下那篇名垂千古的《思旧赋》：“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鲁迅说，年轻时读这篇赋，觉得刚开头却又煞了尾。后来，他说：“我懂得了”。
起初，向秀通过嵇康结识吕安。吕安恃才傲物、轻视天下。嵇康的兄长嵇喜也不能幸免，被他蔑视为凡鸟。但吕安的菜园子却为向秀敞开。他们一起灌园，共享劳动的简单纯粹和那健康质朴的原始生命之力。
然而吕安这个倒霉蛋，因为老婆太漂亮，且大约她也不懂珍惜一个菜农的风雅，就被哥哥吕巽诱奸。事发，吕巽反诬弟弟不孝。标榜以“孝悌”纲常治天下的司马氏，不仅将吕安下狱处死，就连站出来说情的嵇康也一并屠戮。原来孝悌不过是清除异己的幌子，老实人心中的伦理纲常被那些标榜伦理纲常的权贵戏耍于股掌之间。
【“只容迹，不走心”的从政者】
《晋书》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嵇康吕安之死，让向秀联想起李斯牵犬东门的故事。临行前的李斯慨叹再不能与儿子们出东门、牵黄犬、逐狡兔。数千年来这个故事刺痛着读书人的心。究竟是去做一条江湖里自由自在的鱼，还是在庙堂做一个俯仰沉浮的功名利禄之徒？这个问题当年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之间也有过著名一辩，而今它成为魏晋士人无法绕开的生存命题。
向秀或许真的认为巢父和许由不懂尧心，但想来他还不至于以为，弑君篡位的司马氏家族会持尧舜之心。从入洛至死近十年时间，向秀在朝不任事，史官说他“容迹而已”。也就是说，这位从政的士人在他的职位上只留下浮于表面的迹，却从没有走过心。
公元249年，司马懿消灭曹爽集团后，朝廷的文化政策不再像曹魏时那样宽松。一个没有正当性的政权，最在意的便是野无逸民。先是阮籍和山涛入仕，接着嵇康与山涛绝交。随后吕安、嵇康引颈就戮。只剩下醉得不省人事的刘玲和弹奏《三峡流泉》惶惶度日的阮咸。那个年纪最小的琅琊王氏子弟王戎，算是个识时务的，摇身一变，升官晋爵，直做到大司徒的高位。当年大家一起扪虱论道，嘻嘻哈哈，如今道崩人散，栖栖惶惶。《思旧赋》里，向秀深情地怀念那“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的往日情谊。
向秀的工作状态一直不好。封侯非我愿。他并不想到要害部门夜以继日的加班。从开始担任备皇帝咨询的散骑侍郎，到给中书部门长官传达教令的黄门侍郎，最后以散骑常侍死于任上，这些官职都不过是助手、顾问一类的清职。可惜此助手非彼助手。做铁匠嵇康的助手他是“心迹合一”，而做朝廷大员们的助手他是敷衍，是生计所迫。
向秀入洛，只剩余生。他的心神寄托在伴随其一生的所爱——《庄子注》。先前王弼注《老》，思想界给予高度评价，但还没有人注过一本像样的《庄子》。最初向秀要注《庄》，嵇康觉得这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庄子的玄妙，非大智慧大心力之人难以阐明。“更何况，”嵇康说，“言难尽意。”向秀听罢一声不吭。直到有天他拿着批注得差不多了的《庄子注》给嵇康看，嵇康这位哲学史上公认的庄生知己，不禁对向秀的“妙析奇致”大为叹服。
嵇康既诛，失去带头大哥的向秀反而比往日更加平静和坚定。人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痛定思痛的向秀，向内烛照了归路。这路是嵇康所没有经历过的。谁说名教与自然就势不两立，向秀开始调和二者。作为嵇康思想上最大的诘难者，向秀感到，嵇康式的追求逍遥的道路只属于嵇康那样天资卓异的人。对于芸芸众生来说，他们固然需要关照内心自由的精神，但更需要在社会体制中创立事功，得到世俗价值的普遍认同。向秀融通儒道，把《庄子》从山林搬到尘世。在他这里，“逍遥”有另一种解释：“与变升降”。
惠、庄有“濠梁之辩”，嵇、向有《养生论》和《难养生论》。《难养生论》中，向秀反对嵇康“清虚静泰，少思寡欲”的生活主张。他说，如果人“不病而自灾，无忧而自默，无丧而疏食，无罪而自幽”，那么，就算真的能够长生不死，活一万年也没意思。向秀看不上“没有欢乐的长生”。
向秀很幸运，入洛后他领着朝廷的俸禄，做着自己的事业。向秀也很遗憾，《庄子注》还是有《秋水》《至乐》两篇未完，这个竹林后时代欲言又止的读书人悄然死去。死时，子幼，精妙的学术遗产没能守住，给一个叫郭象的后生小子以可乘之机。据说郭象为人行薄，窃取向秀的成果，仅仅补充《秋水》和《至乐》两篇，修改《马蹄》一篇，从此，天下只知大振玄风的郭子玄，不闻黯然销魂的向子期。
【有人故意抹黑郭象？】
郭象很神秘。没人确切地知道他何年生、何年死。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生前权势熏灼，死后声名显赫。
大约，郭象比向秀小二十五岁。郭象生在帝都洛阳。少有才理。时人把他和英年早逝的大思想家王弼相提。郭象成名，与大名士庾敳赏识也有关系，后者常跟人说：“郭象比我一点也不差”。当然光一个庾敳是不够的，琅琊王氏的掌门人、国防部长王衍也说了话，表扬他“口若悬河，注而不竭。”
这样一位有为青年，偏偏不愿意接受朝廷征辟。一直闲居文娱自乐。不过同是《晋书》，在《庾敳传》中又说年轻的郭象做过“豫州牧长史”。他的为人，则最有争议。比《晋书》成书早得多的《世说新语》就认为，郭象是一个很不厚道的小人，偷窃了向秀的著作，尽管该书也承认他有俊才。但《世说新语》的注者却对他没有半点批评，一味赞他的好学与才华。
千载而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坚信郭象是一个“无迹可间”的“小人”，他把名教和自然搅混到一起，是有其政治用心的。但写下宏伟巨著《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老先生认为，郭象是冤枉的，正是郭象把向秀的作品“述而广之”，才使得这部精妙绝伦的宝典流传至今。对此，侯外庐先生并不信服，他觉得冯先生是在袒护他的河南老乡。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也加入讨论，但他的态度有点骑墙，一面同意向、郭二人学术观点基本一致，一面感到二人的著作又有点不同，“未必是窃取”。
曾有一度时间，郭象到底是不是一个偷书贼，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后来有一种观点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就提出“老儒相绌”的观点。认为《晋书》作者是唐朝的儒士，郭象“援道入儒”，把儒学败坏了，所以要以春秋笔法，贬损他。然而绕开郭象是不是真的德行差，窃取人家的学术果实，儒道之争的看法到底是触及了问题核心。根本上，郭象是把向秀想做的事情推向了顶峰。这个顶峰就是他儒道交融的“内圣外王”之道。
“内圣外王”创自道家的庄子，“内圣”强调个人内在精神的建设，外王则是“内圣”的外显，向外施王道而治天下。庄子以下，“内圣外王”过继给儒家成为核心学问。尤其是历史上那些领袖们，他们无不雄心勃勃地既要修炼内在成圣，又要建功立业、兼济天下成王。追捧道家学术的士大夫则一向重“内圣”而轻“外王”。他们坚信如果一个人热衷于名教，置身于功名利禄，就必然损害自然人格的持护。在魏晋，内圣与外王的冲突演化为名教和自然的争论。以嵇康为首的士大夫纷纷越名教而任自然。
按照向秀的意图，名教与自然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可以调和，但他的办法仅仅是“大隐隐于朝”。郭象大胆地提出，自然本身就是仁义的。这意味着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名教成为道的正确体现。名教和自然，实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一个人身居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所谓“即世间就是出世间，在此岸而到彼岸”。于是，嵇康等人当年的林下之游就不再值得年轻人仰慕。哲学史上，如此创见被认为是一场革命。比郭象稍晚一点有个大官僚叫张华，他说“名教中自有乐地”，这样的观点在郭象之前，几乎是不可能的。
郭象出身寒门，却在门阀政治时代跻身社会上层，自有常人不及的手段。不管少年时他是否真心选择游弋于泥塘，后来他终于在司马越军政府的盛情邀请下，干上了向秀一样干过的黄门侍郎，但他并没有如向秀那样无为终老，他深得司马越信任，旋即荣升机要秘书长，一时忙得不可开交。《晋书》形容他的得志：“任职当权，熏灼内外。”人们因为他对权力的过于热衷而轻视其学问，指责其道德。然而大象无形，郭象无象。
【“心迹合一”才是佳境】
即使是最优秀的理论家也很难成为他的理论的最佳实践者。但他们的理论并不会因此而黯淡。往往，穿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和黑暗，更加绽放出诱人的光芒。后人跃跃欲试践行之，相信自己要比前人有更好的条件，也更有能耐实现之。
用今天的话讲，向秀的逍遥自在不过是为官不为，而郭象的逍遥自在，则是为官乱为，甚至为所欲为。向秀“容迹而已”，不知道他会不会自以为高明，但可以肯定，他的余生过得并不快乐。郭象一朝得志，权熏内外，他的余生充满孤独和惨祸。
永嘉五年那场被石勒率领的蛮族大兵打得抱头鼠窜的围歼战中，司马越军政府崩溃了。兵荒马乱，郭象失踪。有人考证他和成千上万的王公贵胄、士卒贫民一样，被踏成肉泥。也有人说他患重病而死。但不论哪种死法，对于世人来说，这不过一个薄情寡义的偷书贼在黑暗中殒没。在乱世，一个读书人为谁卖命，都不会有好下场。就是持刀者张华，自以为游刃有余，也没有逃出为刃所伤的命运。
和郭象比起来，似乎还是向秀好一些，至少，他并无俗累缠身，而可以早悟禅机，即使他在《思旧赋》里痛彻地回忆，但总有得回忆，总比连个好朋友和好名声都没有强得多。
不过，郭象可能不以为然。有人说，向秀和郭象最大的区别，就是向秀以为，人们可以实现“有待”的逍遥，而郭象则说，“无待”也可以逍遥。郭象从来相信，人是自足的独立存在。外在的条件和他人的观点态度不能改变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人都可以不依赖他人而做到随遇而安，这就是独化于玄冥之境。抱着这样的认识和态度去治国平天下，那就是行了内圣外王之道，如果天下人皆能在圣人的感召下做到这一点，那天下就是一个理想的圣王社会。
可这理想的社会并没有如愿而至。今天尽管人们总是希望钩沉索隐，把郭象和向秀区别开来，但就好比在一口煮的烂熟的肉锅里，要分清眉间尺和他的王的头颅一样不易。
曾经在一个秋雨淅沥的夜晚，我和老师以及同门少春君一场酒后，冒雨而归，聊起了嵇康、向秀、郭象还有王戎这些古人。我和少春君在老师面前各言其志——当我们毕业之后，到底会与向秀、还是嵇康，或者王戎更近。
向秀纠结但不会太纠结于要不要进体制的问题。他也永远不会像嵇康那样去写棱角分明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向、嵇二人一个入仕、一个逍遥于林泉；一个主张人们回到世俗关系之中，不避群体，不约束自己，不使心灵受苦，该喜则喜，该怒则怒，真正的像一个自然人那样“称情任自然”，可后来的现实却是，在“道与势”相冲突的格局里，仅仅做到“容迹而已”；另一个不愿踏入仕途一步，愿一生一世逍遥与泥塘之中，但终究临刑东市，固然他念念不忘，广陵散还是从此绝矣。
君子和而不同，他们都是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尘世获取价值，骨子里他们是惺惺相惜的同类。但我们可能谁也不会成为王戎。因为“内圣”和“外王”始终不可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仅仅“容迹而已”。“迹”这样一个来自《庄子》的概念曾经被郭象多次使用。郭以自然为“履”，“迹”为自然之履留下的痕迹，徒具其表而失其神。后人执圣人“迹”，只能成“万世之祸”。遗憾的是，郭象不满足于迹，又迷恋于位，而终于也失其神。不足效也。
宋人苏轼曾为士大夫们“心迹不一”而苦恼。在他看来，心和迹合一才是佳境。今天，这种状态或可解释为，人们在他们喜欢的位置上做着他们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世界就会是一个王道乐土。不知道这样的乐土是否可以抵达，我只知道，今天时过境迁，俗累缠身，我们再也不无法像大学时代那样师生冒雨而归，一起讨论向秀、嵇康、郭象这些古人了。
（原文发表在凯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