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股肱之臣—贾充

公元260年5月，三国之一的魏国都城洛阳突然发生了一场皇帝和丞相之间的“决斗”，决斗的发起者魏国皇帝曹髦事先并没有经过谋划，而是基于一时的冲动，更无正式的挑战书；而决斗的另一方，相国司马昭则是被动应变，不得已而接受，对这场居于国家金字塔顶端的老大和老二之间的较量，朝中的大小官员和城中驻军却毫无所知。

但由皇帝曹髦发起的这场冲突，却使中国历史在这里发生了转折。

《资治通鉴》记载，魏国第四任帝曹髦在相国司马昭权势独大的压力面前，一直在采用以“忍”待变的手段，但曹皇帝在“忍”的时候却没有做足准备“变”的功课，等到突然考虑到当前“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虑废辱。”忍不下去了时，手中并没有几张对司马昭采取“变”行动的牌，但冲动这个魔鬼却驱使着曹皇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因为曹皇帝认为自己还有两个优势，一个是自己天子的名义，这是自己自出生就具有的“势”；另一个则是可以对司马昭“攻其不备”。

“势”是道义，“攻其不备”则是手段，两者都是硬通货，司马昭看来是死定了。

于是，曹髦在深夜子时突然命皇宫护卫队长李昭集结所有的皇宫护兵，并秘密召集高级咨询官王沈和王业、秘书王经，向他们诏示第二天早上要亲征司马昭，为严防消息走漏，立刻在皇宫内戒严。

曹髦并不知道的是，他认为可以信任的王沈、王业却均是司马昭的人，能参与如此机密的事件，可见两人的潜伏能量，如此关键时刻，两人立刻溜走向司马昭汇报。

“攻其不备”已失先机。

待曹髦发觉二王溜走，心知消息走漏，暗恨自己有眼无珠，但此时已成骑虎之势，他明白兵贵神速，随即立刻组织人马朝相府冲杀过来。

这边，司马昭在睡梦中被二王叫醒，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一直自认在朝中占尽绝对优势的他，没料到皇帝会朝自己突施杀招。

按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要一个臣子的命，只需一纸命令，或者朝刀斧手努努嘴就办成了，用不着如此大动干戈，之所以如此，因为路人皆知司马昭之心，司马昭是想造皇帝反的臣，和皇帝一样，他也一直在等待“变”的机会，但和皇帝不同的是，司马昭却是一直在做着促成“变”发生的功课，王沈和王业二人就是自己功课的一部分。

但此时皇帝的脸撕破得太突然，突然得让司马昭不知所措。

此时此刻，局部优势在占据道义制高点，又是有备而来的皇帝手中。

司马昭是司马懿的次子，跟随哥哥司马师和父亲司马懿多次南征北战，从父兄身上学到了不少的文韬武略，更全盘吸收了其父兄的厚黑哲学，他知道臣下要对抗天子的“势”，唯有“术”。

《晋书》中记载，司马懿和司马师两父子策划诛杀魏国皇室宗亲、大将军曹爽，只要是沾上曹爽的关系，“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事变之时，司马师“寝如常，而（司马昭）却不能安席。”这时候的司马昭，便为其父兄的魄力深深折服，他开始虚心学习。

公元二五四年二月，魏帝曹芳见司马师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便召集中书令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李丰、光禄大夫张缉等，策划免去司马师的大将军、侍中等诸多辅政的权力，而以太常夏侯玄替代，结果被司马师秘密侦之，立刻诛杀李丰，将张缉、夏侯玄等“皆夷三族。”整个过程进行得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不久干脆废掉皇帝曹芳，另立皇帝曹髦。

任何理论的学习都抵不过言传身教，一直跟在父兄身边耳濡目染的司马昭，其成就自然日渐精进。

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司马昭府中也同样大养“相府兵”。这些人马训练有素，攻守兼备，相比当时的作战部队，其作战效能不亚于现在的特种兵。

父兄给司马昭创造了极好的平台后相继离世，司马昭身兼“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剑履上殿。”集政、军及公安系统于一身，而司马昭也很快便证明了自己。

上任后，他亲领五十万大军东征，镇压与吴国联合的原魏国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叛乱，斩杀诸葛诞并招降了大批吴国将帅。

《晋书》中记载，司马昭被封“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在朝中的威望顿时无人能及。

虽然司马昭强势逼人，但此时皇帝亲自带领着皇宫卫队汹汹而来，他顿时还是有些无助之感，这种无助除了道义之外，还有对身边人的不自信，自己身边这些人，平日里看似唯自己马首是瞻，而一旦要让他们在自己和皇帝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又是以身家性命为赌注，他在想，谁会坚定不移的选择自己呢？

有一个，贾充。

一直以来史学界对贾充的评价不高，其实对贾充的才能，史学界是肯定的，对其负面的评价主要在于德方面，《晋书·贾充传》记载：“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资治通鉴》记载：“充颇有力，故益有宠于帝。充为人巧谄。”

对一个人的评价，自古以来德都是主要的方面，德和才关系被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有德有才；第二类是有德但才能平庸；第三类是有才无德；第四类则是无才无德。

而贾充则被评价为第三类有才无德型，但这么个被认为有才无德之人却被司马师、司马昭和司马炎两代人重用，难道擅长权谋的司马家两代人都把贾充看走眼了？非也，要是如此这般的话，司马早就混不下去了。

贾充生于官宦之家，而在司马昭时代开始以后，贾充的才干才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在帮助司马昭平定诸葛诞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在首都公安局长（廷尉）的任上也做得相当出色，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史载素有“平反之称”。

联想到与时俱进一千多年以后，还会出现诸如“躲猫猫”和“佘祥林”等荒诞事件，贾充要是穿越过来，博得个“贾青天”之名那是轻而易举。

随着贾充的地位不断高升，尤其日后成为鲁国公辅政后，更是在为政上进行了大力改革，采取了三大措施：大力开展农业生产，这在农耕社会是治国之本；一改魏晋以来的奢靡风气，厉行节约；精简官员，主张精兵简政。这三大措施的出台，对于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贾充还喜欢和士人交往，只要发现对方是人才，必自始至终予以辅佐，因此颇获士大夫好评，史载：“士多归焉。”对同僚，贾充更多的是给予宽容，有人背着他和当朝权贵拉关系的，只要不违法，他从来都不会给人穿小鞋，照样以平常心对待。

这才是真正的贾充，一个被司马昭视为可以以全部身家性命相托的贾充。

关键时刻，司马昭将自己身边的所有相府兵全数交付贾充，让贾充率领迎战皇帝亲率的皇宫护卫。

司马昭的这个行动，向贾充表明了自己以身家性命相托，这种信任，没有长时间的考验和理解是不可能的。

贾充很清楚，其实自己没有选择，他的仕途和生命已经和司马昭结为一体，司马昭存贾充存，司马昭亡贾充亡，此时贾充的职位是中护军，相当于负责进行武将选拔的人事部长，虽然也掌管着京城的禁军，但事发突然已无可能做禁军的策反，他只能带着司马昭交付的这些府兵去和皇帝的护卫拼。

双方的兵力差别不大，说白了都是家丁，皇宫护兵是皇帝的家丁，相府兵则是相国的家丁。

从实力上讲，司马昭的府兵不逊于正规军，这支私人武装个个武艺高强，皇宫那帮养尊处优的护兵是无法比拟的，但要和占据道义制高点的皇帝对抗，首先要过的是心理关；其次，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手下这帮相府兵虽然是司马昭私人供养着，但其实只是为了自己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而走到了一起而已，平时在相国面前表忠心的时候可以做到慷慨激昂，恨不能马上把头交给相国，但关键时刻他们会选择司马昭吗？

对于贾充来说，他是在拿整个家族的存亡做赌注，压力是巨大的，但事到如今没有别的路，只能拼。

要拼才会赢。

贾充立刻着手布置防卫，刚刚部署停当，曹髦就带兵杀到，并四处派人喊话，传达口谕，《晋书》上载“（天子）称有所讨，敢有动者族诛。”

曹髦打头阵的是心理战。

曹髦的皇宫家丁并未想到司马昭会武力拒捕，认为天子只要到处，便会所向披靡，都想在天子面前立功受奖，争得个授爵封侯，也不等列阵，便个个争先朝相府进攻。

贾充虽然已经阵前部署妥当，但面对天子护兵的进攻，手下的相府兵根本不敢还手，史载“相府兵将止不敢战”，有人已经想着逃跑，有投机者甚至准备反戈一击，以期拿司马昭人头向皇帝领赏，眼看这支队伍即将面临崩溃，而一旦崩溃，司马昭和自己就是灭九族。

此时，肾上腺激素的猛烈迸发强烈刺激着贾充，他跃马出阵，对着自己即将崩溃的阵营，大声吼道：“司马相国养你们，就是为了今天，不为相国死战，你们对得起相国吗？”

声音很大，大得近乎扯破喉咙。

领导人的坚定就是最好的精神鼓动，尤其在最危险的关头，贾充站出来直面全国老大的勇气，让这支队伍注入了新的灵魂，面临崩溃的队伍重新稳定下来。

贾充就是这支队伍灵魂。

皇帝曹髦的机会出现了，射伤贾充便可不战而胜，而皇宫护卫装备精良，弓弩多得是。

可惜没有一支雕翎射向敌阵。

再次暴露出曹髦的护卫军毫无战斗素养，不过摆设而已。

而被司马昭安插在太子身边的随处，成济两兄弟却被贾充一吼，激得热血迸发，想着平日里相国对自己兄弟们的好处，记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更想着功成后被司马昭封侯的待遇，立刻抖擞精神，拍马挥戈直扑曹髦的“皇军”阵营，而且目标明确，直冲华盖下的皇帝而来。

而此时“皇军”正乱糟糟地向着相府冲杀，这支养尊处优的武装，只想着天子到处便会所向披靡，根本没有想到对手阵营会突然冲出数骑，一时纷纷避让。

成济挥舞长戈直突过来，骑兵突击，马背上的人只凭借马匹冲击的力量，根本不用挥舞兵器便可要人性命，而成济却是拍马舞戈，很快便冲到了皇帝面前，人借马力向曹髦突刺，其力量之重，史载“刃出于背”。

曹髦万岁当即毙命。

贾充这一吼，吼死了皇帝曹髦，更吼出了贾家在司马家族不可动摇的地位，没有贾充，便没有日后司马家族数百年的西、东两晋，中国历史也将改写。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却是可以由英雄改写的。

司马家日后一直没有亏待贾充，但此事件却在贾充心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