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日，马海燕博士寄来她的书稿《翻译过程中认知语境等值的界面研究》，请我为书稿写序。她博士毕业两三年内喜事不断，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课题立项，晋升为副教授，今又见到她出书，为她的勤奋与努力感到十分高兴。该书稿即将付梓出版，翻译理论园地很快又要绽放一株幼苗，这是值得祝贺的事情，也是对译学园地新作者的一种鞭策和激励。马海燕曾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访学，我是她的指导老师，她经过一番努力备考顺利考上高级翻译学院的翻译学博士生，我又成了她的博士生导师。她在读博期间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体现在她的博士论文选题的新意性及其在理论研究方法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性，她在解决难题和迎接挑战所做的努力方面尤其难能可贵。可贵之处在于该选题能从一个特定视角切入研究一个重要的译学理论概念，小题大做，以点及面，对传统译论给予另辟蹊径的阐释，既具有一定的理论认识价值，又具有一定的翻译实践指导意义，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拓展翻译理论研究范畴。该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修改润色后成型的，书名中研究视角的概念表述有所变化，以“界面研究”整合了“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研究视角”，文字比博士论文的题目更精简，却也涵盖了原先的理论方法。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属于认知语言学研究范畴，从不同的学科理论范畴切入研究翻译学理论问题，无疑涉及两个不同界面的桥接。潘文国先生（2012）认为，界面研究是将本来是独立的、“不搭界”的两个“界”人为地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对两个“界”相接的“面”进行研究。“面”是研究时的切入点或角度，角度不同，落脚点和结果必然不同。如“语篇-句法界面研究”、“文学-语言学界面研究”、“文化-语言学界面研究”，等等。界面研究属于语言研究的方法论，语言研究要做到三个“打通”：古今打通，中外打通，语言文学打通，否则语言研究就无法深入。他还提倡界面研究一定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要在继续现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领域，寻找新的切入点，这是界面研究作为方法论的真正价值所在。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必然要求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寻找新的研究增长点。翻译研究涉及语言理解与表达转换的问题，而语言研究最基础的问题涉及语义，语义问题又涉及概念，概念又涉及概念内涵与外延，内涵与外延问题又涉及语境（因为翻译是以文本为主的语际转换活动）。美国哲学家奎恩曾认为概念的外延是不变的，内涵是可变的；在他看来，语言意义的本体论是外延本体论，应将内涵从意义本体论中驱除出去。概念内涵的变化是由于概念使用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语境的变化赋予了概念内涵某种语境化关系语义特征，而语境又必然涉及认知语境和文化语境的互动性关系问题。故翻译理论研究的认知视角构成了“翻译学-认知语言学界面研究”的增长点，马海燕博士所做的研究因此也可以说是具有方法论特点的界面研究的一种尝试，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如何，值得译学界同仁给予检验。

“理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解释或阐释视角的运用。英语语词theory起源于希腊语thea，由“view”与“-horan”（看+视野）构成，与theater同词源。一种翻译理论就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或视域为翻译实践过程中有关意义与形式的选择与操作提供理据，也就是说，翻译的选择是一种有理据的选择，只不过理据的合理性程度还需要主体间性的批评和交流。我在2012年出版的《翻译学理论多维视角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一书中提出，只有从不同的理论视域或视角去认识和揭示翻译的本质特征，才能全面深入系统地认识翻译的多重本质属性及其运作的内在规律性。故理论是用来说明翻译现象和事实的，具有认识论功能，同时还具有方法论特点。从这个角度看，马海燕博士的著作《翻译过程中认知语境等值的界面研究》的新意体现在该题目结构中的四个关键概念方面，下面对这四个方面作一说明。

其一，“翻译过程”研究是译学界面临的一个挑战，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翻译过程是人脑思维的反映，人脑是个黑匣子，难以观察，故要真正反映翻译思维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国内外也有人在做实验口语报告法，即让受试者将自己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概念或命题语义的感知、知觉、辨析、判断、析取、综合、加工等一系列思维活动大声说出来，并进行录音，然后再根据录音来研究“译者”大脑中呈现的“翻译过程”。这种翻译过程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受试者”和受试所采用的翻译材料的典型性和篇幅导致“研究结果”的效度和信度大打折扣。这种受试者往往是学生，将口语报告法研究集中于对翻译理论认识十分有限的学生群体难以揭示翻译的本质特点，对其翻译思维过程的简单“记录”和“整理”难以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材料的典型与否、篇幅长短、难点的分布、重点内容等实验设计的科学性程度也大大影响研究的有效性，因为翻译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性或规律性认识，这种有限报告研究的结果难以达到此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口语报告法这几年已归于沉寂，难有有价值的理论提炼和新的增长点。从理论的效度看，要研究翻译过程，必然涉及认知思维，若没有认知语言学理论作为可行的分析工具，缺乏一系列相应的、具体可感的理论概念，则无从描述思维过程，无从揭示翻译思维中主观与客观之间互动的各种联系。

另一种可行的研究路向是基于实践问题导向的翻译过程研究，这种研究是从某些值得研究的实践现象或某类翻译事实出发的带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理论探讨，如文本翻译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复杂多样的典型文本特征：抽象性、隐喻性、隐晦性、模糊性、不定性、多义性、间接性、经济性、缺省性、空白性、语境性、关系性、连贯性、衔接性、互文性、新异性、美感性、暂构性、变体性、嬗变性、陌生化等（曾利沙，2013）。这些反映文本典型特征的现象或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如何从翻译思维过程去研究，给予可描述、可阐释、可推论、可印证、可操作性的研究，值得从一定的理论方法上给予深入系统的探讨。在跨语言文化交际的条件下，译者对这些翻译实践现象的操作处理不可能是进行简单地移译，而是有意识地对其作出一定的“改造”，译者主体这种变革实践客体的行为必然烙上主体的审美价值观和操作理据。由于理论研究的旨归在于力求揭示实践活动的“区间性规律”（列宁语），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应上升为一定的普遍原理性层面作出理论阐释，否则仍落入传统翻译散论和印象式评说的窠臼。理论研究的特点之一在于其理论认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有待于进一步在译学界同仁之间获得共识，这不仅是学术共同体之间形成合力研究的原动力，也是学科理论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对于某个或某类特定的研究问题，研究者本人进行的是证实性研究，学术群体的其他成员则可能对其进行证伪性研究，以此来推动研究问题的发展。当然，对于证伪者来说，不可能简单而武断地否定了事，也需要提供一定可信或可行的理论视角和论证方法，大多情况下则是提供修正方案或视角的完善。对于以翻译实践问题为导向的过程研究，若能在学界引起一定范围内的研究兴趣，能反映现有的译学理论问题，甚至成为若干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方向，那么这个研究选题就可能发展成为创新性的研究课题，从一定的层次、一定的视角推动翻译学理论研究范畴的发展。我认为，马海燕博士的研究问题具有上述这些特点，即对翻译的认知思维过程的描述性和阐释性并举，可证性与可操作性并重，而且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和理论价值，能激发一些翻译理论研究者的思考。

其二，“认知语境”是个令人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内容十分丰富，有着广阔的研究前景。翻译过程所论的“认知”涉及一系列感知、知觉、辨析、判断、推论、论证、抽象、概括、综合、加工、优化、析取、建构、定形、语境适切、检验等思维形式和思维特征，这些思维活动又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的。但由于语境自己不会直接明确地呈现出来，多数情况下需要译者或研究者自己通过认知思维识别一系列或显性或隐性的语境参数去建构，这就构成了建构性的“认知语境”。又由于研究者的差异性和局限性，不同研究者建构的语境可能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一样，对相应的翻译实践过程问题的认识也会出现异同性，这就使得研究问题具有了商讨的空间，而这正是翻译理论研究特点的反映和研究价值所在，因为只有具有争议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才具有典型意义，只有集中学术群体的集体智慧才能逐渐将复杂的认识问题推向深入。众所周知，翻译活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维过程，有关意义的问题是一个永恒探究的研究课题。长期以来译学界对“忠实（信）”原则理论问题的辩论，对“意义不定性”和“忠实（信）”原则规约理论与实践矛盾冲突的关系问题的质疑等，无不体现在对意义的理解认识与表达再现的“度”的探讨。马海燕博士从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角度研究翻译过程，必然涉及特定问题引起双语心理空间活动的认知语境。为此，她引入“语境参数理论”作为辅助性的分析和论证工具，对所研究的实践问题进行可描述性、可阐述性、可推论性的剖析。例如，针对下列翻译实践问题，就必然涉及认知语境建构的过程，否则方框内的概念就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翻译表达也就无从着手。

（1）It's the latest R&D trend：penciling in tinkering time on the company clock.…

（2）Now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system has come to depend on what looks more like a global Rube Goldberg machine running on hot money.

（3）One of the key features … has thus been a transfer of the less sophisticated end of the manufacturing market，such as toys，textiles and footwear，and the like，from the more to the less developed nations.（EUROMONEY）

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信、达、雅、准确、通顺等原则概念，或异化和归化等翻译策略，或直译和意译等一些抽象方法概念不能解决上述实例中框形内概念的理解与表达问题。只有将类似的实践问题纳入认知语境内予以分析和阐释，找出这些概念的语境化语义嬗变的原理性认识及其运作的规律性，才能为有效的翻译表达提供译文语境中概念语义生成或整合的主客观理据。如例（1）的字面意思是：“最近的研发趋势：在公司的钟上在修补时间内用铅笔写画”，这种字面意思是源语读者和译文读者都无法理解的。字面翻译造成语句之间的语义不连贯，不符合人们有关公司研发的经验常规认识，故使读者对整个句子不理解。对于此类实践问题，我们要质疑的翻译理论问题是：忠实于“原文意义”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意义？“原文意义”是否就是原文概念的词典释义（经验结构意义），或其命题结构意义？若否，那么忠实原则所要规约的或要取“信”的意义本质上应是什么意义？若原文的意义是不定的，那么，从翻译的角度看，不同的译者译出的意义是否都是合理而可接受的？针对文本这种典型的语言现象的翻译构成，如何从“等值”理论进行重新认识，应是译学界所期待的。在大多情况下，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并非停留在字面上或一般约定俗成的经验结构意义之上，而是需要读者或译者对相关概念从认知语境中进行概念语义的重构或整合，需要读者或译者经过语境关系分析参与意义建构的过程才能确定。对于原文不定的概念意义形态，任何译者都必须确定一种意义形态，必须通过重构概念的方式将其在译语中固定下来，以便读者或受众获得一种连贯性的理解。译者这种在译文中的概念化重构，其正确性与否或程度与翻译的忠实原则理论无关，而是与译者自身的认知思维能力和翻译经验知识的积累有关。但要为缺乏翻译理论或实践经验的翻译爱好者提供理论依据，就必须对此类翻译作出过程性的原理认识。若现有的理论不能提供过程分析的解决方法，只能另辟蹊径，寻找可行的理论工具。对于上述列举的实践难点问题，必须从认知语境的理论视角才能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海燕博士从认知语境切入翻译问题的研究具有客观基础，而且对理论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可以小题大做，特征为一系列相辅相成的翻译学理论研究范畴：基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语境化概念整合性研究范畴。

其三，对“等值”理论概念的重新认识。马海燕博士著作题目中的另一关键词“等值”是翻译学基础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在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那里得到理论研究范畴的拓展，如“dynamic equivalence”和“functional equivalence”，后来又和金隄一起拓展为“equivalence of effect”，并且是作为翻译原则来定性的。严格地说，英语概念“equivalence”的语义特征并不等于汉语的“等值”，前者宽泛，缺乏指向性；后者具体和明确，具有指向性。从概念的关系特征考察“dynamic equivalence”和“functional equivalence”两组概念：“dynamic”与“equivalence”是一种相对于静态的关系表述，是从事物的发展变化状态来认识事物A和B之间的相等或相同性，表达的仅是一种状态关系特征，并没有揭示事物相同或相等的是什么样的属性。而“functional”与“equivalence”之间的关系则不同，“functional”是用来指向事物本身的某种属性特征的。例如，我们可以说A和B都是具有某种功能属性的事物，它们之间只是在功能上具有“equivalent”的关系，揭示的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或一种性质。从概念的理论价值看，“dynamic equivalence”理论价值最小，“functionalequivalence”的理论价值较大，因为后者可以作为一个可描述的、可阐释的理论范畴来研究翻译过程中有关源语转换成译语的概念语义或命题语义的重构问题，如那些具有美学或修辞或交际功能的双关语、习语、惯用语、隐喻、公示语、文化缺省的概念置换等语际翻译现象。问题是，“functional equivalence”不能作为翻译的普遍原则来规约翻译实践，只能作为一种系统理论中的理论范畴来表征，其理论职能只能限定于从“功能”属性去描述的翻译现象。一旦超出这些翻译现象，“functional equivalence”就不能统摄这些现象，也就不具有可阐释性和可证性，其理论价值也就受到制约和弱化。

汉语的“等值”译自于英语的“equivalence”。考察英语词典对“equivalence”的释义：

（1）equal in value，amount，meaning，importance，etc.（指在价值、数量、意义、重要性等方面的相等。）

（2）（of）a thing，amount，word，etc. that is equivalent to something else（旨在事物、数量、语词等方面的相等，参见《牛津高阶英语词典》。）

（3）something that has the same value，purpose，job，etc. as something else（指某物与另一物具有相同价值、目的、工作等，参见《朗文当代英语词典》。）

（4）（of）the same size，value，importance，or meaning as something else（指某物与他物之间具有相同或相等的尺寸、价值、重要性或意义，参见《麦克米兰英语词典》。）

（5）equal in value，measure，force，effect，significance，etc.（指在价值、估量、力量、效果，意义或重要性等方面相当或相等，如：His silence is equivalent to an admission of guilt.//corresponding in position，function，etc.（e.g. In some ways their prime minister is equivalent to our president.）《兰登书屋韦伯完整词典》

可见，英语的“equivalence”作为一个日常概念，其内涵是多样性的、多层面的。作为翻译理论而言，“equivalence”只是一个空泛概念，必须结合具体语境才能明确相等或相当的是什么。如当我们抽象地说源语语言单位A与目的语语言单位B相等或相同，可以是指在A所具有的某个或某些潜在特征（potential features）方面的相等或相同，可表征为：

A（Fx，Fy，Fz，….F-n）= B（Fx）/ B（Fy）/ B（Fz）/ B（x+y）….B（F-n）

其中x，y，z等可以被事物某种不同的属性特征替代，如x=价值，y=效果，z=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说“A is equivalent to B”可能指向B与A的某个属性特征相等或相同，并非指B与A具有的所有属性特征相等或相同或一致。明确这一点对从翻译理论角度研究“equivalence”这个译学概念非常重要。

“Equivalence”在英语中是个中性的日常概念，而汉语译文概念“等值”的内涵已不同于英语概念“equivalence”。我认为“等值”相对于“equivalence”而言更像一个翻译理论化了的概念，更具有指向性、涵盖性、描述性，更能反映客体的属性特征在语际转换中的主观认识。因为，“等值”之“值”既不同于“功能”，又不同于原文的“意义”，而是一种具有价值判断特征的观念化了的概念，指向的是客体的价值属性。“等值”之“值”可以涵盖语义特征、语意（语用含意）特征、形式特征、美学特征、功能特征等一切被认知主体价值化了的客体属性特征，即只要是符合认知主体所需的客体之“值”，都可以纳入“值”的范畴，从而使“等值”这一理论概念具有更广泛的阐释空间。“等值”概念更能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架起桥接的纽带，使得源语的语言单位各种属性特征在向目的语转换的过程中趋于价值化、析取化、突显化、可弱化、可虚化。“等值”还具有价值哲学的理论基础，因为，价值是连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没有翻译实践的客体就没有译者主体，没有对客体（如文本）价值属性的认识，就没有译者主体的观念化认识（如原则或策略的概念化表征）。只有将翻译客体某种（些）潜在的价值属性加以突显，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考察它们这种（些）被突显的相等或相同的属性特征的转化形式与意义，才能有效地、科学地揭示“等值”的本质内容及其实践结构的规律性。从理论职能看，无论是英语的“equivalence”或是汉语的“等值”，都不是目的论原则或策略论原则。这是因为，翻译活动并非是为了追求等值而等值，等值不是目的；等值也不是策略，所谓策略原则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采用的某种或某些规约性的手段、计划、方案等，等值本身并不说明如何实现目的。而从理论性质看，“等值”更具有描述性和阐释性特征。这就是马海燕博士在她的研究中突出的一个不同于传统认识的新颖观点。请看她的有关论述：

此前的等值研究多局限于形式对等、功能对等或等效几个层面，主要是从原则要求上对双语转换过程中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研究多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规约以及简单的主观经验性阐释，并没有对其从理论建构上进行深化与扩展，更未能提出相应的辅助性理论概念，或借助相邻相关学科理论作为方法论对其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致使等值研究陷入争端并跌入低谷。而借助认知语言学最新研究成果——概念整合理论，从认知语境入手研究等值的实现过程，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翻译的本质特征。

本研究主要在基于认知和语境的框架分析中拓展了等值研究的新维度，不是将“等值”（equivalence）作为一个原则概念，而是作为一个描写性概念，即等值研究不是去探求或要求语言形式的对应或字面意义的对等，而是从认知层面入手探究和描写如何实现认知语境中的意义等值的本质特征。（参见本书“前言”）

其四，马海燕博士在研究中采用的理论方法分析视角突出了“界面研究”，将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与翻译学理论研究融合起来，根据翻译过程中英汉两种语言概念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中的解码心理、感知方式、解析视角、突显方式、审美习惯等异同，从翻译理论方法上进行了研究范畴化的建构。

所谓界面研究的本质就是一种交叉或相邻相关学科理论视角的综合运用，本书所涉的理论视角源自于认知语言学的心理空间理论及其拓展的理论次范畴——概念整合理论。心理空间理论为美国加州大学认知语言学家福柯尼耶（Fauconnier）所创，后来又和他的同事一道创立、发展了概念整合理论。心理空间理论（Mental Space Theory）是两个或多个心理空间合成而产生的层创（novel）推理。映射（mapping）被用来建立和开发概念整合的处理过程，对背景知识的激活。概念整合过程可以把真实的东西、虚构的东西、意象中的东西概念化；概念整合理论或叫概念融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 Integration Theory），旨在探讨概念的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将语言表征形式幕后运作的、对于概念整合隐匿的复杂性揭示出来。概念整合理论建立在动态的概念、时间、空间的基础上，概念整合是心智的加工，不同功能信息、概念特点在不同时间维度和心理维度经过心智加工形成新的概念包，概念的分裂、整合、变化、传输是意义产品产生的认知路线。（参见王正元所著《概念整合及其应用研究》《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心理空间理论及其相关联的概念整合理论的理论效度在于能用于分析和揭示翻译过程中的概念语义变化、概念重构、概念语义生成与语境的制约关系等一系列涉及认知思维加工的过程。

翻译过程中的概念整合是翻译心理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对英汉语语言文化和民族思维差异制约语言概念使用的一种协调手段，值得从方法论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如她将翻译过程中的概念整合分为两个次范畴：偶合型概念整合和偏离型概念整合。在她看来，偶合型概念整合的本质是再词汇化，如动词化、动作词的再词汇化和冗余词的再词汇化。再词汇化通过隐喻投射、转喻投射、映射和义素的析取等认知机制实现。通过再词汇化，译者旨在整合原语的原型意象特征和目的语的各种典型特征，从而使译文更加简洁和新颖。这就将我们平时在做翻译实践研究过程中一些被忽略的语言文化翻译现象纳入了体系化的理论表征中。如：

（1）她打 了他一巴掌。（She slapped him.）

（2）他从人群中奋力挤过 去。（He shouldered his way through the crowd.）

（3）她点头/招手示意 他过去。（She beckoned him to come over.）

（4）Essexheldthe end of the desk with strong white knuckles .

*？艾瑟克斯用他那又壮又白 的指关节握着桌沿。

艾瑟克斯用力抬起桌沿，指关节涨得粗大泛白。

上述实例中，例（1-3）可以归纳为偶合型概念整合，例（4）则为偏离型概念整合次范畴。对于例（1-3）而言，从汉英翻译过程看，译文中的概念整合在语言形式上体现为动作的再词汇化，源语和译入语在认知语境中是等值的。她在论述这种概念整合的原理性认识时指出，“出于译语表达简洁美感策略的运用，源语中某些冗余概念在认知语境中被整合过滤掉，目的语译文会出现概念数量和形式上的变化，然而源语中的整体交际意义或信息可通过受众的认知语境建构或经验知识推论而保持不变，可以说是等值的”。对于偏离型概念整合，她认为，“其实质上是意象、信息或意义的重新建构。通过重构，译者旨在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美学效果。在重构过程中，虽然译文的意象、信息甚至是字面意义都发生了变化，然而译文在目的语受众中所引起的认知联想和原文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重构是建立在译者的认知体验基础之上且受语境参数的制约”。

此外，马海燕博士在研究中还揭示了译者在进行概念整合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详述了语境参数如何影响各个心理空间并进入整合空间。她得出的结论是，在翻译的概念整合过程中，语境参数或以上下文语境参数的形式或以认知语境参数的形式参与整合，且随着语篇的展开，上下文语境随时可以转化为认知语境，所以语境可以随时进入各个心理空间。从翻译理论方法的建构与拓展看，她的研究也有自己的从下而上的研究路向，如她发现并概括推导出十几种经验性操作法则，这些经验法对于指导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马海燕博士研究内容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理论研究的问题导向化，实践研究的理论方法化，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既有经验感性认识，也有理论感性认识，这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作为一本形成于博士论文基础上的翻译研究著作，还存在一些值得完善的薄弱环节：一是对整个翻译学系统理论的宏观理论把握与本研究的关系问题的论述显得不足，如未能充分剖析“忠实”、“取信”原则理论和翻译过程中“等值”之“意义形态”的价值取向的关系问题，未能从理论范畴化建构与拓展角度明确该研究在译学系统中的理论价值。因为，从意义的语境化建构性本质特征看，“等值”无疑具有动态性，故“忠实”原则的规约性理论职能也应具有动态性，而非传统翻译观所认为的静态性。二是对客体“意义形态”的价值特征和译者主观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的论述缺乏详实的论述。三是对一些典型实例的分析过程未能程序性地充分展开和详实地论证。也就是说，作者还需要提高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识和理论表述的综合能力，如微观研究的论证过程需要从概念自身的语义义素结构特征出发，再结合语境关系的判断，综合认知语境的各种要素，逐步论证概念语义在心理空间中整合的思维路径，作出可证性的程序化描写，再上升为规律性或原理性理论认识，形成开放性经验模块的建构（曾利沙，2013，2014），这样才能使翻译学习者有效地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总之，作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名新人，本书的出版是一个良好的起点，我期待她在今后的研究中，瞄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持之以恒地努力探索，将其做深做透，为丰富翻译学系统理论范畴的发展做出贡献。

曾利沙

2015年6月8日

于广州白云山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