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洛邑摭说
老子是我国先秦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被后世道家学派和道教信众尊为开山鼻祖。他的思想学说，对我国哲学的发展曾产生了重大影响，不管是后世的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吸收了他的思想。关于老子其人，古来争论甚多。但老子籍贯为“楚苦县厉乡曲仁里”，曾任“周守藏室之史”，则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同。这里的周指东周，“平王立，东迁于洛邑”，洛邑，“即王城也，平王以前号东都”。东周都城洛邑，即今洛阳。东周洛邑王城遗址已经考古发掘，位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关于老子的生平事迹，除了不少古籍所记载和洛阳有关的部分外，在洛阳一带还流传着许多有关的传说故事，保存下来了许多有关的遗迹遗物。这些记载、传说及遗迹遗物，虽然其中一部分为历史史实，或接近历史史实，而其他部分则不少属于传说或附会，但总的来说，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老子其人、其事在洛阳一带影响的深远和广泛。
一 关于老子先祖
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等载：李氏出自嬴姓。帝颛顼高阳氏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字庭坚，为尧大理，生益；益生恩成。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其族为理氏。至纣之时，理征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于纣，得罪而死。其妻陈国契和氏与子（理）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李得全，遂改理为李氏。（李）利贞亦娶契和氏女，生子昌祖，为陈大夫，家于苦县。老子李耳乃李利贞之第十一世裔孙。
这里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据文献记载并经考古发掘证明，夏、商均曾长期建都洛阳（参见《洛阳市志·文物志》中《夏都斟寻阝》、《商都西亳》），故“世为大理”的老子先祖应该长期任职、生活于洛阳；其二，李姓得姓于“伊侯之墟”，地在伊水一带。伊水源于栾川县熊耳山南麓，在偃师市杨村注入洛水，全长265公里左右，全在洛阳市境内。换言之，即李姓得姓于洛阳。
二 关于老子生平
关于老子的生平事迹，《史记·老子传》记载说：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也，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关于老子其人的存在和他的年代，学术界曾有过争论。例如郭沫若认为：“老子确是孔子之师老聃，《老子》书也确是老聃的语录，就和《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墨子》是墨翟的语录一样。”（《老聃·关尹·环渊》）此外还有人认为老子就是孔子死后一百多年的太史儋，另有人虽认为老子是老聃，但年代当在杨朱（战国初）、宋钘（和孟子大体同时）之后，还有人认为老聃和李耳并非一人，等等。一般认为，老子就是老聃，曾任周守藏室史，孔子曾向他请教有关古礼的问题。因此老子和洛阳实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有研究者指出，《史记·老子传》所说“苦县”，本属陈国，公元前478年楚灭陈国，陈国才并入楚国版图。按史书记载推算，楚国占领陈国时，老子已经93岁了。老子文化是陈文化，而不是楚文化。《老子》是陈文化的产物，是中原文化的组成部分。（单远谋《老子非楚文化说》）另据研究，老子先辈做过太史、太卜一类的官，在身份上接近于卿大夫，属于贵族中上层。老子的原籍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但由于周王室的太史一类官职是世袭的，因此，老子很可能出生在洛邑（参见徐金星、余杰、郑贞富《洛阳五千年》）
关于老子生年，据任崇岳先生考察，大致有八种说法：公元前571年；公元前570年：公元前909年至公元前477年；公元前590年；公元前580年；公元前460年；老子为战国末年人；公元前560年；无法断定年代。关于老子去周时间，任先生考证道：老子“见周之衰”是特指周室的衰乱，也即王子朝之乱而使周朝更为衰落一事。最后王子朝失败，率其追随者奉周之典籍奔楚国，作为“守藏室之史”的老子既无典籍可守，遂弃官而去，时年55岁（《关于老子的生年与去周时间》）。
还有研究者考察王子朝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一事时指出：王子朝携带周室典籍的目的，是为了表示自己是周王室的正统继承人，而王子朝的墓地在今日南阳石桥镇，这可能是王子朝奔楚之后，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没有定居楚旧都城，而是选择在既安全又靠近周王室所在地的南阳定居，他也不会把周室典籍交给楚国（王红旗：《老子与中国图书馆事业》）。
关于老子任职，《史记》中另有一种说法。《史记·张（苍）丞相传》曰：“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唐司马贞《索隐》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聘为周柱下史。今苍在秦代亦居斯职。方书者，方板，谓小事书之于方也，或曰主四方文书也。”
《史记·老子传》《索隐》又说：“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一般以为，守藏室史或柱下史，略似今日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档案馆馆长之类职务。
在我国，史官与史官文化由来久矣，相传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而较为可信的是，自进入文明时代的夏、商开始，就已经有了史官的设置。甲骨文中所见之“贞人”, “即为某事而贞卜之人，亦即当代之史官也”（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周礼》中有大史、小史、外史、内史、御史五种史官，周代的史官制度已经相当完备。老子则为东周时期的史官（御史）之一。
班固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汉书·艺文志》）范文澜说：“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体是儒学（其次是道家学说）。”（《中国通史》）而史官与史官文化形成于以洛阳为核心的河洛地区。
“史官文化的发育地在黄河流域”（《中国通史》），而史官必侍于帝王左右，生活在都城，正如班固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就是说史官和史官文化必形成于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夏、商、周三代都城的所在地，即河洛地区。
“史官文化在哲学上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夏商相传的五行论；一种是周朝新创的阴阳论。五行首见于《尚书·洪范》篇……阴阳论首见于《周易》”（《中国通史》）。而《尚书·洪范》、《周易》则均和“河图洛书”有直接渊源。
《易传·系辞上》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西汉孔安国说：“‘河图’，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 ‘河图’。”（《尚书·顾命》孔安国传）这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又说：“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引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序。”（《尚书·洪范》孔安国传）。这就是后来《洪范》篇的来源。
由史官文化形成于河洛地区，史官文化和道家学说的渊源关系，从一个方面可以说明，道家学说形成于河洛地区。
三 东周王城遗址
《后汉书·地理志》曰：“河南，故郏鄏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东周自平王迄悼王共13王，251年皆居王城，再有东周最后一王周赧王亦居王城，计59年。作为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老子长期生活在当时的都城内，而周景王之时的都城，即为东周王城。但因年深岁远，沧桑嬗变，当年王城的宫殿太庙、崇堂丰室、藻饰画梁、华丽壮观的胜景，在今日的地面之上早已无从觅其踪迹了。
《尚书·洛诰》说：“我（指周公）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后来的文献《国语·周语》又说：周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此处所说谷水即指涧水，说明王城的主要宫室当在涧水、洛水交汇处。又，东汉时的班固、郑玄，北魏时的郦道元等，也都曾指出过成周在雒阳（洛阳），王城在河南。而河南县城便位于隋唐东都洛阳城西墙外、涧河以东一带。《河南志》说“王城西近涧水，南临洛水，平王东迁宅是”。根据这些线索，1954年至1958年，在今洛阳市涧河两岸，主要是涧河以东的王城公园、小屯村一带，通过一系列的勘察和试掘，基本上搞清了东周王城的具体位置和城郭范围等。
东周王城遗址，北依邙山，南傍洛河，平面略作正方形。西北城角在今东干沟村北；东北城角在洛阳火车站东约一公里处；西南城角在兴隆寨西北；东南城角已毁于洛水。城墙大致轮廓是：
从东干沟村东北的土冢向南，进入东干沟村一带，城墙走向是北偏西14°。沿涧河东岸，（在今王城公园处）跨过涧河向西，在七里河村北转南；在转角处，其外角夯土加宽，向外突出；由此南行，城墙走向为南偏东1°，靠近南端，城墙不作直线，稍向外弧，（在今兴隆寨村的西北）向东直拐。从城墙的总轮廓看，此墙应是西墙。全长3000余米。
从兴隆寨村西北的转角处，向东，由兴隆寨村北跨涧河，经瞿家屯村北东行约860米。这一带地势较高，城墙保存较好。走向为北偏东89°。由此再往东，因地势低下，该墙之东段已淹没不见。考古工作者推测，可能为洛河北滚而冲毁。此墙应是南墙。估计全长应在3400米左右。
从东干沟村东北的土冢，沿干渠东行，直至距隋唐城西墙200米处，这里城墙保存最完整，全长2890米。由钻探得知：在土冢下的城墙转角处，夯土加宽，形制特别，土冢高出今地面4.87米，它本身就是城墙转角处的建筑遗址。从土冢之西侧和北侧看，夯土层很明显。由此往东，城墙走向为北偏东78°30′。此墙即为城的北墙。在北墙之北，有一条干枯了的渠道，方向几乎与北墙平行，一般深5米左右，可能即为原城墙之护城壕。
从北墙东端转弯处直向南行，至今唐宫路以北，长约1000米，应为东墙，全长应在3500米左右。但在东墙和北墙的转角处，夯土已断。
城墙全部为夯筑，墙基宽度不一。西墙约15米左右，残存高度1.5米左右；北墙宽8—10米不等，残存高度0.8—1.65米；东墙宽15米，残高1.5米；南墙宽14米，残存最高处约4米。估计整个王城周长约在15公里左右。晋《元康地道论》中说：“王城去洛城（指汉魏故城）四十里，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三十六步。”其范围与考古勘察结果大体相同。据考古工作者推断，从周到汉，这一带均为人烟稠密之处。城墙大约建于春秋中叶之前，从战国至秦汉之际，曾迭加修补，到了西汉后期以后，就逐渐荒废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大城圈里的小城圈，即汉河南县城城圈。但是，考古工作者推测，直至隋唐都城建立的当时，这座古城的夯土墙，至少还有若干部分保存在当时的地面之上。因其地近宫苑区域，遂将这一荒废了的城墙修补利用，特别是北墙及东墙。
《元河南志》说，王城、成周东西相距四十里，“而王城西近涧水，南邻洛水”, “隋炀帝听苏威信，南当伊阙，东去王城五里为宫，大业十三年，遂平毁王城”。此处所谓平毁王城，当不是将整个夯土城墙铲干净，更大的可能是依王城残基修补利用，从而使旧城圈不复可见了。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中，曾发现有不少的夯土墙是在唐代加以修补利用的。
另从发掘可知，当时重要的宫殿、祖庙、社坛等，应分布在城内的中部或偏南部。作为东周王室的史官，这一带也应是当年老子主要的活动区域。今小屯村东南及瞿家屯一带，发现有很厚的瓦片堆积，包括板瓦、筒瓦以及饕餮纹、卷云纹瓦当，均非一般建筑所可用之建筑材料。城址西南隅有南北毗连的两组大型建筑群遗址，北组呈方形，四周有墙；南组也呈方形。在城址西北部，发掘到大面积烧制陶器的窑场（时代从战国到西汉时期），以及多种制陶工具、陶器残片及废品等，里面不但包括了生活用具，而且有作为明器的鼎、豆、壶，其形制与当时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相同。在窑场的东面，可以找到大量的曾经锉磨的骨料，很可能是当时加工骨料的地方；再向南则有石料场，是制造石质装饰品的地方，有很多未制成的石环、石片，其形状同于在洛阳市中州路东周墓葬中所发现的“玉面饰”。可以看出，这里所制的陶器、骨饰器、石饰品等都是作为商品，可以买卖的。在瞿家屯村北，保存着战国时期的粮仓遗址，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已发现粮窑80余座，并已发掘了其中10余座。粮窑排列规整，口大底小，口径一般10米左右，深10米左右。此外这一带还有青铜器的作坊遗址。
在城址的东北部及城郊，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大墓多座。近几年更发现了驰名中外的“天子驾六”陪葬坑。
据有关文献记载说，王城“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大县立城，方王城三分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分之一。郡鄙不过百室，以便舒事。王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共计十二门。如南有圉门，北有乾祭门，东有鼎门等。传说成王定鼎洛邑的“九鼎”使是由鼎门入城的。每座城门均置三条道，道宽二十步，中为车路，男女分行左右；城内有经路、纬路各九条。王宫建在中央大道上，有五门。王宫之左建祖堂宗庙，王宫之右建社稷神坛，前置朝会诸侯群臣的殿庭，后辟商业交易市场。城南三十里有明堂，用以祭文王、祀上帝。这种排列有序、井井有条的“前朝后市、左祖左社”的建筑布局，表现了两三千年前我国古代匠师对城市建筑的设想，但和东周王城考古发掘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参见《洛阳市志·文物志》）。
四 老子故宅
老子故宅，是洛阳一处重要的名人遗址，位于今洛阳老城东关瀍河东岸，坐北朝南。门外侧西墙上原镶有石碑，上书“老子故宅”四字。故宅大门为砖砌，今已改为铁门。主体建筑位于宅内中部、北部，均为硬山顶，三开间；左右有厢房各四间，硬山顶。现为洛阳市第二十四中家属院，原建筑多被改建移作他用。今人曾在老子故宅附近建置老子骑青牛石雕及石碑一座，现已不存。
2005年3月，在第二十四中家属院南院一处民宅废旧的墙体内，发现保存有“孔子西向问礼行车地”碑和“老子故宅”砖雕。石碑为圆顶，长约1.46米，宽约0.33米，厚约0.11米。保存较好。
五 老子在洛邑始创道家学说
老子长期任职周王室的守藏室史，在这里，他有机会整理和阅读了大量图书典籍，因此见闻广博，熟悉典章制度，通晓历史。这使他对人世有更深切的认识，形成深奥、玄妙的思想，为创立道家学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司马迁的记述，老子是一位学识渊博、社会经验丰富、精通古代礼制而又对“礼”持严肃批评态度的老者。他生活在周景王、周敬王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社会矛盾重重，民心思变。他综观历史祸福成败，集合各种学问，创造出自己的学说，即道家学说。在老子的思想学说中，“道”是他经常谈论的。他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根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那么，“道”是什么东西呢？按《老子》中的话讲“道”是一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搏之不得”的“先天地生”、“惚兮恍兮”、“寂兮寥兮”、“不可名状”的精神实体。“道”创生了万物，“万物”创生以后，还要守住“道”的精神，依“道”而行，应该顺其自然。正如张岱年先生在《老子“道”的观念的独创性及其传衍》中指出的：“道”是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最高范畴，是老子首先指出的。在《文化与哲学》一书中，张岱年先生又指出：老子的“道”既是“万物之母”，又是“万物之宗”, “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又是天地万物的依据。所以人们把他的学派称为道家学派。
老子思想中包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老子》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 “正言若反”，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对立面可以转化。《老子》还说，“道”具有“有”和“无”两种性质，并用生动的事例来说明“有”和“无”的关系；一个杯子，因为中间是空的，才能产生盛物的作用；一间房子，也是因为它的“无”，才能产生居住的作用。由此可知，“有”之所以能给人便利，全依赖“无”发挥它的作用。只有“有”是发挥不了大用处的，唯有“有”与“无”配合才能产生大用。
《老子》又名《道德经》，虽只有五千言，但其中的哲理却博大精深，自然、社会、天道、人事，无所不包。关于《老子》，胡适考证说：“今所传《老子》的书，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这书原来是一种杂记体的书，没有结构组织。今本所分篇章，决非原本所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郭沫若认为《老子》书是老聃的语录，“特集成这部语录的是楚国人环渊。环渊集成这部语录时，没有孔门弟子那样质实，他用自己的文笔润色了先师的遗说，故而饱和着他自己的时代色彩。”（《老聃·关尹·环渊》）。
这里引人思考的是：一方面，老子93岁之前的苦县是属于中原文化区（即今所说的河洛文化圈）内的陈国；老子的父辈可能任职、生活在洛邑，老子可能出生在洛邑，又长期任职、生活在洛邑；另一方面，老子又不曾过关并为关令尹著书（详后），那么说老子思想的形成乃至老子“遗说”的问世，就应当是在洛邑。
道家学说是后世道教的重要渊源。到了东汉，老子的道家学说和古来流传的民间信仰、神仙传说以及佛学、儒学的某些教义相杂糅而形成了道教，成为所谓的中国三大教（儒、道、佛）之一，信众们尊老子为太上老君。
六 孔子入周问礼
孔子非常向往周文化，他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有一次，他对鲁国人南宫敬叔说：“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源，以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南宫敬叔将孔子的想法报告了鲁国国君昭公。东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鲁昭公送给孔子一辆车，两匹马，还有一位小童，当年三十四岁的孔子遂和南宫敬叔一道，千里迢迢来到东周都城洛邑，请教学习礼乐。时任周王室“守藏室之史”的老子是一位大思想家、大学者，熟知周礼。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说：“君子生逢其时才能施展抱负，干出事业；不逢其时则只能碌碌无为。我听说，出色的商人都深藏不露，有盛德的君子，容貌却像普通人。去掉你的傲气和各种欲望，不要装腔作势和好高骛远，这些都不利于您的身体，我所要告诉您的，就是这些了。”（参见《史记·老子传》）
孔子向老子辞别时，老子对他说：“我听说，富贵的人送人钱财，仁德的人送人言语。我得不到富贵，却占有了仁人的名义，只好送您几句话：聪明的、观察细致而又将死的人，是爱好议论别人的人；渊博善辩而又危害自身的人，是揭发别人罪恶的人。作为人子，不要张扬自己；作为人臣，不要张扬自己。”老子的观点大约深深地震撼了孔子，他对弟子说：“鸟，我知其会飞；鱼，我知其会游；兽，我知其会跑。会跑的可以准备网，会游的可以准备纶，会飞的可以准备矰。至于龙，我却不知道，它乘风驾云高飞天上。我今日见到老子，就像见到了龙一样啊！”（参见《史记·老子传》）
孔子在周期间，还曾向苌弘学乐。苌弘是东周大臣刘文公所属大夫，“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后因故被杀，传说其血三年化为碧玉。他的墓地在今偃师市山化乡境内。有记载说，孔子离去后，苌弘曾对刘文公说：“吾观仲尼，有圣人之表。言称先王，躬履谦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抑亦圣人之兴者乎？”
此外，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 “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孔子还瞻仰了周王室先王太庙，见到那里的“金人”, “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孔子家语》又称他曾“历郊祀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而叹曰：“吾今乃知周公之圣与周公之所以王也。”
洛邑是当时政治、经济、文物制度、礼乐文化的中心，孔子入周问礼学乐，以老子为师，二位文化巨人相会洛邑，对弘扬周代文化、对后世的中华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七 孔子入周问礼碑
在今洛阳市老城东关大街原县文庙旧址前，有清雍正五年（1727年）刻立的孔子入周问礼碑。碑有碑楼，高5.80米，宽5.40米，厚0.90米。悬山式顶，两侧各有一拱形券门；中间镶嵌巨碑一通，上刻“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九个楷书大字。碑身长方形，高2.20米，宽0.90米；碑首高1.15米，宽0.96米，刻弧形二龙戏珠纹饰；碑座为龟形。此碑由清雍正年间河南府尹张汉书丹，洛阳县令郭朝鼎刻立。
前已提及，孔子入周问礼之事，发生在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518年）。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正处于我国社会的大变革阶段，“礼崩乐坏”，东周王室虽已没落，但名义上仍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地位，礼乐制度依然大体保持着昔日旧观。洛邑作为东周王都，是当时礼乐文化的中心，所以孔子从鲁国前来洛邑问礼学乐。这在洛阳历史上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也是我国古代二位伟人生平中的大事，《孔子家语·观周篇》和《史记·孔子世家》等均有记载。
八 紫气东来
相传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函谷关（在古洛阳辖境）的关令尹喜登关巡视，但见东方的天空有团紫气飘然而来，他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种吉祥气象是表示有圣人要求了。于是，他便沐浴更衣，恭敬等候。果然，那团紫气越来越近，当他再仔细看时，只见一位白发老者，骑着一头青牛缓缓而来。啊！原来是大学者、东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老子到了！尹喜大喜过望，他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大学者，并苦苦挽留他在函谷关住些日子。老子推辞不过，只好答应了。从此，尹喜便拜老子为师，每天恭恭敬敬地向老子学习。几天以后，老子要出关西行了，尹喜想请老子写点什么留做纪念，老子考虑了一阵子，便把他用毕生心血所撰写的一部书《道德经》赠给了尹喜，然后出关而去，从此杳无音信。至西晋时，著名道士王浮撰《老子化胡经》，称老子西出流沙，至天竺，释迦牟尼就是老子的化身。
尹喜十分思念老子，常常登关西望，希望再看到那位白发老者骑牛而归，然而一次次他都落了空。后来，他便在关前修建了一座高大宏伟的“望气台”，或晨曦初露，或晚霞夕照，他经常登上“望气台”，默默背诵《道德经》，以寄托他对老子的无限思念之情。
此后，人们便以“紫气东来”表示祥瑞，如杜甫就曾写有“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的诗句。
关尹，相传是春秋末年一位道家人物，曾当过函谷关的长官；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姓尹名喜。而汉代刘向《列仙传》记载说：“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至流沙之西，服具胜实，莫知其所终。亦著书九篇，名《关令子》。”
九 函谷关
“函谷”是古代东西二京（洛阳和长安）之间的一条交通要道，“深险如函”，故名函谷。谷中置关称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克，具有重大的军事价值。函谷关有二：古函谷关，又称秦关，位于今灵宝市东北15公里王垛村。原关城依山而建，东、西、南墙遗址仍存，宽约12米，残高1—3米。近些年，当地有关部门对其遗址进行了修复，尤其是东门城楼，为双门、双楼三层建筑，楼顶各塑丹凤一只，昂首向东。
传为老子著经处的太初宫，始建于唐，宋崇宁四年（1105年）改称太初宫，后历代均曾重修。现有山门三间、正殿三间、东岳庙三间等。院内有元代大德四年（1300年）、清代顺治十年（1653年）重修碑各一通。正殿仍保存元代风格，内供老子著经塑像，另有关令尹喜、书童塑像，壁间写有《道德经》全文。太初宫附近的“望气台”，唐时曾建有高大的“瞻紫楼”，民国时期毁于兵火，今已重修。
另在今灵宝市西北约0.5公里，也有“老子故宅”，传为当年关令尹喜请老子著经处。规模最盛时，“高阁连云，灵台隆耸”，为当地一大景观，惜于1929年被当地驻军拆毁。
据载，天宝元年（742年），有人上言：看见玄元皇帝在丹凤门外空中，并说“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唐玄宗派人赴旧函谷关，果在尹喜台旁求得之。于是下令改桃林县为灵宝县。次年，追尊老子之父、周上御大夫为“先天太皇”，追尊皋繇为“德明皇帝”。
新函谷关又称汉关，位于洛阳市西约30公里、新安县城东约1公里处，关楼已毁，关洞大体完好。关洞西口留有楹联：“胜迹漫询周柱史，雄关重睹汉楼船。”西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祖籍新安的楼船将军杨朴，因耻为“关外”之民，便上书汉武帝，愿以自己私财，将函谷关东移三百里，重建新关。武帝性喜广阔，便批准了杨朴的建议，遂在今新安城东建成了新关。近几年的考古勘察表明，汉函谷关，并不只是新安县城东的一座关楼和关洞，而是南北走向的一条很长的防线，而关楼、关洞只是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罢了（《洛阳市志·文物志》）。近期，在“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作为洛阳丝绸之路遗产点之一，已被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从时间上看，老子西出的关应是古函谷关。
《庄子·养生主》有这样一段文字：“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这里明确记载了老子之死，并非《史记·老子传》所谓“至关……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因此胡适说：“《庄子·养生主》明记老子之死。《庄子》这一段文字决非后人所能假造的，可见古人并无老子 ‘入关仙去’‘莫知所终’的神话。”（《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梁启超也说：老子“死在中国，《庄子·养生主》篇是有明文的，可见后来说什么 ‘西度流沙化胡’咧，‘升仙’咧，都是谣言。”（《老子哲学》）郭沫若说：“这儿所说的 ‘关令尹’就是《庄子·天下篇》和《吕氏·不二》的关尹。关尹即是环渊，关、环、尹、渊均一声之转。……只因环渊或写为关尹，汉人望文生训说为 ‘关令尹’。又因 ‘《上下篇》’本为环渊即关尹所著录，故又诡造出老子过关为关令尹著书的传说。……到了《汉书·艺文志》更说出了关尹名喜的话来，那又是误解了《史记》的 ‘关令尹喜曰’一句话弄出来的玄虚。其实《史记》的 ‘喜’字是动词，是说 ‘关令尹’欢喜，并非关令尹名喜也。故环渊著《上下篇》是史实，而老子为关尹著《上下篇》之说是讹传。”（《老聃·关尹·环渊》）看来，依庄子以及著名学者胡适、梁启超、郭沫若等所说，所谓老子在函谷关撰《道德经》并非史实，而仅仅是传说。
十 上清宫
洛阳北邙山，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七十福地。上清宫位于洛阳市老城西北约4公里的邙山翠云峰上，初创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由洛州长史许力士奉敕所建，相传是道教始祖李耳炼丹的地方，也是五斗米教创始人张陵、帛家道帛和隐修的地方。
唐代以老子为皇室先祖。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与皇后武则天在登泰山封禅、祭告天地后，返回东都洛阳途中，亲至老子故里亳州（辖今河南鹿邑、安徽亳州、涡阳等）谷阳县，祭拜老君庙，改谷阳县为真源县（今鹿邑县），并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诏令两京诸州置玄元皇帝庙祭祀。天宝二年（743年），唐玄宗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大夫为先天太皇，皋繇（即皋陶）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改长安玄元皇帝庙为太清宫，洛阳玄元皇帝庙为太微宫。“命画玄元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唐代的玄元皇帝庙，后又为避玄宗讳改称元元皇帝唐庙。老子被后世道教追尊为太上老君，故又俗称“老君庙”。
上清宫在金、元时期已废，明伊王（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四子朱木彝）妃方氏捐资重修。据明代吴三乐《上清宫碑记》载：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道士张玄恭又募钱修建，改梁、柱、椽、瓦为铁铸，配殿覆盖琉璃瓦，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完工，所以明代以后又称上清官为铁瓦琉璃殿。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地震，殿宇被毁，道士马静渊等重修，宫内外栽植松柏杂树千余株。至今仍存铁瓦等少量构件。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巡抚阎兴邦，雍正八年（1730年）知府张汉均曾予以重修，民国又修。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也曾先后两次维修。
上清宫坐落在邙山之巅，海拔250米。古时林木繁茂，苍翠如云，武则天曾在此修避暑宫。每当春秋佳日，洛阳人多至此登高游览。这里又是洛阳北邙的制高点，地势险要，古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存有石狮、石马各一对，翠云洞、玉皇阁、东西厢房、明清碑记、建筑遗址、古柏数株等。
上清宫曾留下无数风云人物、文人墨客吟诗题文的佳话，传下来不少歌咏上清宫的诗文。唐大画家吴道子曾在此绘过《五圣图》（五圣指：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壁画；唐诗人杜甫于天宝八年（749年）登上玄元皇帝庙，写出《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诗，留下“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的名句；宋代邵雍于此题《同府尹李给事游上清宫》诗云：“洛阳二月春摇荡，桃李盛开如步帐。高花下花红相连，垂杨更出高花上。闲陪大尹出都门，邙阜真宫共寻访。不见翠华西幸时，临风尽日独惆怅。”宋代文豪苏东坡也曾在此刻石题句。明吴三乐《九日晚登上清宫》诗云：“仙界登时已暮钟，虚步今上最高峰。山中空负黄花约，谷口犹凝紫气重。风来笙声摇晚竹，月移坛影落疏松。他年筋力能常健，欲觅金丹问故踪。”
岁月沧桑，古时建筑虽多已不存，但宫内保存的近40块明清古碑，依然向人们诉说着上清宫昔时的辉煌，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洛阳市志·文物志》）。1982年上清宫被公布为洛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另外，在上清宫东南苗家沟村，原有中清宫，今已不存；在上清宫南邙山坡上有下清宫，今仍存，近些年还进行了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