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演变

一 十月革命前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理论

有人讲，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个人狂热意志的产物”，是他“毫无根据炮制的一个概念”。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其实，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首先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孟什维克提出来的。1905年11月，孟什维克派召开了代表大会。会议估计了1905年革命后的形势，制定了相应的策略。大会通过的决议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决议还对这一原则做了详细规定，主要包括：代表大会代表和领导机构由选举产生，有一定任期；他们要向党员报告工作，可以撤换；党的上级领导机关的所有决定对下级有约束力，党的地方组织的自主权不应超越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权力。一个月后，12月，布尔什维克也召开了自己的代表会议。会议同样通过了一个确立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决议，决议指出：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认为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工作领导的全权；同时，各中央机构可以撤换，它们的活动应广泛公布并应遵守严格地作工作报告的制度。民主集中制这个用语几乎同时出现在孟什维克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出现在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表明这一制度是历史的选择，并不是哪个人好恶的产物。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始终坚持实行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形成了既有民主氛围又有集中程序、既有集体智慧又有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人民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和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特别强调集中的重要意义。

1．党的团结统一要求加强集中制建设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1903年至1911年这段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存在着比较复杂的派别活动。首先，孟什维克建立秘密的反党中心，进行秘密的分裂活动。1903年9月，孟什维克召开派别会议，建立秘密的反党中心——少数派常务局，制定派别活动的纲领和夺取党中心机关的措施，号召其成员拒绝在中心委员会领导下工作，拒绝为《火星报》撰稿，拒绝向党的中心会计处交纳党费，坚持以更换中心机关报编辑部和党中心委员会的人选作为停止抵制的条件。1903年11月，普列汉诺夫决定把全部原来的编辑部成员增补进了《火星报》编辑部。这样，孟什维克用不正当的、非党的手段逐渐地夺取了中心机关报编辑部、党中心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的领导权。其次，是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的派别活动。1910年1月，在巴黎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心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所谓“统一的”全体会议。为了实现党的统一，全会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心，《无产者报》停刊，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移交中心委员会，其余部分交第三者（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保管，并由第三者在两年内将它移交给中心会计处。会议同时要求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自己的派别中心，停止出版自己的派别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全会结束以后，布尔什维克遵照决议停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无产者报》，而呼声派则继续出版他们那一派的取消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并攻击中心委员会。

2．资产阶级统治以及沙皇统治的野蛮性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坚强的集中团结

从1848年后到20世纪初期，文明世界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了多次野蛮的杀戮。列宁对于这些历史是非常清楚的。他曾经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法国工人阶级在1848年和1871年先后两次举行了反资产阶级的英勇起义，对世界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两次起义中，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好像是用尽了。”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巴黎的无产阶级为了把民主革命引向无产阶级革命，在6月22日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无产阶级发动的六月起义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六月革命侵犯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于是，“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资产阶级发射了霰弹，炸开了无产阶级的躯体。被屠杀的起义者有3000多人，未经审判而被放逐的有15000人。这就显示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本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明确指出：“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争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它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巴黎公社。5月28日，巴黎公社被资产阶级政权镇压下去。资产阶级屠杀了3万多人，逮捕了5万多人，很多行业的工人在巴黎绝迹多年。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资产阶级的急先锋梯也尔叫嚷道：“社会主义从此休矣！”“巴黎遍地堆满了尸体。应当相信，这种可怕的景象将成为胆敢宣称拥护公社的起义者的教训。”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文明表象与野蛮本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清晰地指出：“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是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无法形容的罪恶比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1884年10月，美国和加拿大的八个国际性和全国性工人团体，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一个集会，决定于1886年5月1日举行总罢工，迫使资本家实施八小时工作制。这一天终于来到了。5月1日，美国2万多家企业的35万工人停工上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各种肤色、各个工种的工人一齐进行总罢工。仅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4.5万名工人涌上街头。当时在罢工工人中流行着一首“八小时之歌”，歌中唱道：“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相信：上帝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我们从船坞、车间和工场，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罢工运动所表现的巨大力量使政府当局和资本家极为恐慌，他们不甘心答应工人的条件。5月3日，芝加哥政府当局撕下“民主”的假面具，用暴力镇压工人。

沙皇政权的野蛮性更加要求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集中与团结。列宁一再强调俄国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成熟性。他讲：“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15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1905年革命就证明了这一点。

1905年1月中旬，彼得堡上百家工厂的工人相继罢工。彼得堡的工人组织“彼得堡工厂工人大会”决定组织一次和平请愿活动。21日他们向彼得堡当局提出了请愿活动的申请，并送交了请愿书副本，得到彼得堡当局的批准。请愿书向皇上请求公道和保护，还提出了实行8小时工作制、停止战争等要求。1905年1月22日清晨，东正教神职人员加邦神父，带领着一个为数3万人的工人组织到冬宫外的广场进行和平请愿，目的是使沙皇出面解决下层群众的痛苦。他们提出的要求是进行社会改革、停止对日本的战争，不要有过多的劳动时间，同时改善生活条件。负责守卫宫廷的武装士兵开始列队与示威群众对峙，结果聚集的民众越来越多，增加到20万人，士兵向群众射击。造成1000多人死亡3500多人负伤。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党发出《告人民书》，号召工人“武装起来！”许多地方爆发了抗议沙皇暴行的大罢工。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召开，制定了准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路线方针。此后，革命运动在俄全国不断扩大和深入。6月，黑海舰队“波将金”号战舰水兵起义；10月，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并发展为全国性政治总罢工；12月，莫斯科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把革命运动推到了顶点。但是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莫斯科起义最终失败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这次革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家卢森堡在1905年1月在《新时代》发表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指出：彼得堡无产阶级突如其来的政治性群众起义不仅对于控制着沙皇制度的匪帮中没有头脑的白痴，不仅对于那些鼠目寸光、粗野、在俄国占据着资产阶级这个位置的工业财团是一个晴天霹雳，而且对于俄国自由主义者，对那些为了赞美自由而大摆宴席、并在基辅和敖德萨的宴会上对无产阶级的演讲者报以“呸！呸！”的唾弃声和大喊“滚出去！”的先生们，也同样是晴天霹雳；还有，对于司徒卢威之流的先生们来说，也是一样。列宁也是高度赞扬1905年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他在1912年讲：“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并且第一次唤起了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第一次风暴是在1905年。”他还在1919年4月指出：“1905年革命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既使他们的先锋队了解了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成就’，又使他们自己懂得了革命行动的意义。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可能的。”1905年革命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其中有一点就是必须有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

从1905年之后，列宁集中阐述了他的民主集中制思想。

第一，党的组织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既是真正集中的，又是真正民主的。列宁1906年3月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中的《党组织基础》报告中指出：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根据列宁的提议，在1906年4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首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党章。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第二条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列宁在1906年5月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现在留下的是一项重大、严肃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务：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使所有的高级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产生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

第二，民主集中制要求对党的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充分、坦诚、深入、严肃的讨论，使广大基层党员了解党组织的决定。列宁讲：“应当努力做到对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最广泛的讨论，应该要求全体党员以十分自觉的、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些决定。应该使所有的工人组织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说明自己赞成哪些决定，不赞成哪些决定。如果我们是真正地、严肃地决定在我们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我们决定吸引工人群众自觉地解决党的问题，那就应该在报刊、集会、小组和团体中进行这样的讨论。”这种讨论不是秘密的，而是公开的，渠道也是多样的。

第三，民主集中制绝对不是离开民主的单纯集中，没有民主就谈不上正确的集中。他在1906年5月写的《让工人来决定》中指出：“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从列宁所使用的黑体字所体现出来的关键词就可以看出来，列宁十分强调民主原则在整个民主集中制中的极端重要性。1907年1月列宁再一次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但是，还不仅如此。要真正民主地决定问题，只召集该组织选出的代表开会还是不够的。必须让该组织的全体党员在选举代表的同时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为了贯彻民主制，极重要的问题以及那些同群众本身的一定行动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不仅必须用选派代表的方式，而且必须用向全体党员征求意见的方式来决定。”重大问题必须征求全体党员的意见，这是民主集中制的内在要求。

第四，民主集中制要求有普遍的批评自由。列宁指出：“民主集中制和地方机关自治的原则所表明的正是充分的普遍的批评自由，只要不因此而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它也表明不容许有任何破坏或者妨害党既定行动的一致的批评。”

二 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后强调发展党内民主，但他从没有像有的学者所讲“打算终止民主集中制，实行工人民主制”。实际上，1921年3月在俄共十大上，列宁一方面提出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另一方面强调“代表大会根本反对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

（一）列宁强调民主集中制要以充分的民主为基础

在党的任何会议上，任何党代表都有发表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1904年1月会议上，在党总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普列汉诺夫关于把孟什维克增补进中心委员会的决议案以后，列宁和林格尼克于次日在第3次会议上以中心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对这个决议案提出了不同意见。马尔托夫接着对此提出一个决议案，指责列宁和林格尼克在不同意见中责难总委员会，破坏党的工作。针对马尔托夫的这项决议案，列宁作了维护中心委员会代表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的发言，认为马尔托夫这样做是侵犯了代表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列宁在《关于不同意见的发言》中指出：“在历次代表大会的实践中确立了一条规则，根据这条规则，参加表决的人有权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当然，任何不同意见就其实质来说都是一种批评。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妨碍第二次代表大会听取崩得代表的不同意见——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进行极其尖锐的批评。”对于党内所争论的重大问题，在全国及地方的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上，可以作与主报告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各派代表都可以充分地发言，以表达不同的意见和主张。经过充分的辩论之后，然后才能通过决议。例如，为决定是否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召开了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代表都作了充分的发言。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有这样一段会议记录。持反对意见的“工人反对派”代表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在作关于工会问题的副报告时，超过了大会所规定的发言时间，这时候大会的主席摇铃示意停止。

“梁赞诺夫：请再给他四分钟时间来反驳托洛茨基。

主席：您还要几分钟？

施略普尼柯夫：给过别人几分钟就给我几分钟。

主席：我不在时季诺维也夫多讲了八分钟。有谁赞成再给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八分钟？——多数赞成。”

然后施略普尼柯夫就继续发言了。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党内自由讨论的民主气氛。

在这个方面，列宁做出了表率。1921年10月29日，列宁出席了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会上列宁在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时，发生了一场面对面的辩论：

“同志们，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党内许多同志对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认识不足，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认识不足”，列宁动情地讲。

列宁的这一句话引起全场的哗然，一位代表站起来大声喊道：“不！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官僚主义邪恶’，那么新经济政策就是‘资产阶级邪恶’! ”另一位代表站起来讲：“指责战时共产主义错误，是捏造！”

列宁耐心地讲：“这并不是谁捏造出来的错误，而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事实。我们不要把脑袋藏在翅膀下边，而要勇敢地正视和承认这一事实：战争结束后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党在经济上遭到的损失和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匪帮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和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

列宁进一步讲到下一步执行新经济政策，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台下一位代表插话：“我们在沙皇的监狱里没有学会经商。”列宁讲：“对，我们过去都没有学过经商。但这能不能成为我们今天不去学习经商的理由呢？”“不！这只能说明我们今天学习经商的任务更迫切、更繁重。实践经验表明，商业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邪恶。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同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我们还不能越过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学习经商，成为精明的批发商。否则，我们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基础的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

（二）必要的集中应当加强

1．民主的阶级性要求无产阶级要加强集中

“纯粹民主”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有害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考茨基提出了“纯粹民主”或者“绝对民主”的概念。他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群众斗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即使这种民主并不就是‘绝对民主’和‘纯粹民主’，它也应该是为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所必需的那种程度上的民主。”在这里，民主就是进行全民投票的程序化的民主，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纯粹的。考茨基特别是强调作为“纯粹民主”的现代民主“产生了一个新因素：即对国家中的少数派、反对派的保护。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民主同样也意味着保护少数派。”他一再强调：保护少数派是民主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多数派的统治。考茨基的“纯粹民主”已经没有阶级性了。对此，列宁在1918年10—11月写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讽刺道：“请看，这就是‘纯粹民主’！一个异想天开、竟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一般地谈论‘纯粹民主’的卑鄙市侩、‘社会民主党人’（指19世纪40年代在法国以及1914—1918年在全欧洲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该会受到恩格斯怎样的嘲笑！”于是考茨基以巴黎公社为例，提出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政权就是一种“纯粹民主”的观点，他说：“……在马克思看来（或者照马克思的意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绩在于作了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在1872年对《共产党宣言》这个部分‘过时的’纲领仅仅作了这个修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取消了军队和官吏，取消了议会制，破坏了‘寄生赘瘤——国家’等等；而绝顶聪明的考茨基却昏头昏脑地重复自由主义教授们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即关于‘纯粹民主’的童话。”列宁对于考茨基的“纯粹民主”论给予了穷追猛打，列宁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在1918年12月撰写的《论“民主”和专政》一文中，列宁再一次指出：“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平等、自由、全民性，就是嘲弄被剥削的劳动者，就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说：你们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看到它同封建制度相比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

反对“纯粹民主”不意味着不要民主。应该讲，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一直致力于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并为之进行了不懈努力。在《共产主义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列宁就曾感叹地说：“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选出19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地道的‘寡头政治了’。”列宁临终前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就是为了改变党内高层决策时的“寡头政治”的状况，使党内民主真正能够落实。

要民主，更不是不要集中。经过民主的讨论，最终要形成集中统一的意见。列宁认为，在全国及地方的党代表大会上，可以作与主报告观点不同的副报告。这是一种民主的形式，也是集中的必要途径。1918年5月14—17日，俄共莫斯科区域局举行党代表会议，讨论目前形势。莫斯科党的负责人洛莫夫代表“左派共产主义”作主报告，他猛烈批评党的内外政策。随后列宁作副报告，驳斥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各种错误观点。会议对两个报告进行了讨论。两个报告人——列宁和洛莫夫又分别作了总结报告。最后会议以42∶9通过了以列宁报告为基础的决议。“左派共产主义者”遭到失败后，声明他们拒绝参加新的俄共（布）莫斯科区域局委员会。很快局势的发展证明列宁正确，反对派承认自己的错误，全党的意见最终统一到列宁的思想上来。

2．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要求加强组织纪律性

在列宁起草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中，第7条规定：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心委员会，在碰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心委员则可把他降为候补中心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

在与民主集中制派的争论以及斗争中，列宁不仅捍卫了党的先进性，而且捍卫了党的组织纪律性。在俄共（布）党内1919年初出现、1920年最终形成了以萨普龙诺夫、奥辛斯基、斯米尔诺夫、鲍古斯拉夫斯基、马克西莫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民主集中制派”，他们因为在任何一个讲话中、每一篇文章中都提到民主集中制而得名。他们因为反对官僚主义而反对党的集中团结，因为委员会制而反对一长制。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四次代表会议（1920年3月17—23日）通过了集体领导制代替一长制。会议选出的新中央委员会几乎全是反对一长制的民主集中派的人，如萨普龙诺夫、鲍古斯拉夫斯基、德罗布尼斯和法尔勃曼等人。1920年3月20日，在俄共（布）九大上，奥辛斯基做了关于经济问题的副报告，对民主集中制做了系统阐述。奥辛斯基讲：“民主集中制在于：通过地方组织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发挥地方组织的主动性，地方组织对局部的工作范围负责。如果把党的工作分成各自拥有一些特殊部门的若干领域，如果这些部门受地方组织的总的领导，如同苏维埃的各部门受省执行委员会的管辖和领导一样，那么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即地方机关贯彻执行中央机关的决议，地方机关对地方的一切局部的工作范围负责。这就是民主集中制这种管理体制的定义，这种体制能防止官僚主义，并且同委员会制原则密切结合。”马克西莫夫斯基则发言说：“我们维护的是党章中明文规定的民主集中制……中央的过错在何处呢？在于官僚集中制，这是事物的本质。常言道，鱼从头烂起。党则从上层开始陷入这种官僚集中制的影响。”萨普龙诺夫在大会上指出，中央委员会也是一长制。奥辛斯基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就曾指出过：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作为整个的中央，有的是领袖。党内的政策的确定更多是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互相谈谈就可决定问题，所有的决定都是个人决定，这就说明党在蜕变。列宁断言，“在革命前十五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找不到任何类似的东西”，有的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就是集体开会选出负责机关来进行管理，这是无产阶级先进性的保证。列宁说，战胜邓尼金正是由于“集中制”的“铁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