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谋不决定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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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发兵进攻韩国的宜阳地区，韩国的国君焦急万分。

有人出主意说：“倒不如拿出一座像样的城市送给秦国，与它结盟，一起讨伐南边的楚国，这样不光可以解除眼下危机，还可以把秦国这股祸水引向楚国，从而为韩国创造长久安定的环境。”国君接受了这个建议，着手与秦国讲和。

消息传到楚国，楚王很是害怕，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韩国的阴谋得逞。就派了一个得力使臣，率领装满礼物的庞大车队前往韩国。使臣对韩国国君说：“楚国士兵都已经征召到位了，准备与贵国一起抗击秦国，您又何必白白地送给别人一座城市呢？请向秦国表示抵抗的决心。”见国君犹豫，使臣又说：“楚国的军队准备得怎样，您派使者去看看就知道了。”

韩国使者到了楚国，果不其然，一辆辆战车、一队队骑兵整齐地排列在通往韩国的大路上。楚人对使者说：“请报告贵国国君，楚国援军马上就到。”

韩国国君听了汇报，非常高兴，立即停止了与秦国讲和的工作。秦国加强了军事行动，宜阳告急。韩国不断派人到楚国催促救兵，使臣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一个接着一个，可就是不见一个救兵。

没多久宜阳就失守了。韩国的做法一时传为笑柄。

原文摘要

昔者秦之攻宜阳，韩氏急。公仲朋谓韩君曰：“……因赂以名都而南与伐楚，是患解于秦而害交于楚也。”……楚王闻之，惧……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以奉韩，曰：“不榖（ɡǔ）之国虽小，卒已悉起，愿大国之信意于秦也。因愿大国令使者入境，视楚之起卒也。”韩使人之楚，楚王因发车骑陈之下路，谓韩使者曰：“报韩君，言弊邑之兵今将入境矣。”使者还报韩君，韩君大悦，止公仲……宜阳益急，韩君令使者趣卒于楚，冠盖相望而卒无至者。宜阳果拔，为诸侯笑。

——《韩非子·十过》

简议

面对强大的秦国，韩国为了自保，采取了嫁祸于人的计谋，试图把灾难转移到别国身上。但谁都不傻，楚国一眼就看穿了韩国的伎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挖了个坑，引诱韩国自己往里跳，最后倒霉的还是韩国。这说明智谋有一定的功效，韩国的办法缓和了眼前危机，赢得了一些时间，但效果有限，其作用是暂时的，不能根本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

法家不像儒家那样，干什么都要求名正言顺，堂堂正正，而是热衷于包括诈术在内的谋略的。法家将谋略称为“术”，术属于智慧机巧，是做事所必需的手段。譬如“汤武革命”。商汤起来讨伐暴君夏朝的桀帝、周武王讨伐暴君商朝的纣帝，夺得了天下，法家与儒家对其中得失的认识就很不一样。孟子认为汤武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桀和纣失去了民心，而汤、武则是替天行道。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虽然也认为人心重要，但更强调谋略的作用。他说：“周武王的国土不过方圆百里，士兵不过万把人，然而却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夺得天子大位，被世人称为圣王，就是因为懂得在所要做的事情中贯彻术。桀、纣贵为天子，富有海内，国土广阔，兵多将广，但却身死国亡，被天下视为反面教材，就是因为不懂得在所要做的事情中贯彻术。所以能够运用术的，小的可以变大，贱的可以变贵；不能够运用术的，即使处于天子的高位，人们也会把一切从他那里夺走。”

法家著作中，谋略论述占有相当篇幅。管仲的《管子》一书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材料，其中有一条计谋叫“御神用宝”，也就是借用神的名义来发挥宝物的作用。事情是这样的：一个齐国人挖地时发现一只龟，国君齐桓公派出专使，带着十辆马车和百斤黄金来到那户人家，传达国君命令，说这只龟是东海海神的后代，暂时寄居在这里。现在国君赐给你中大夫的爵位和黄金百斤，以示褒奖。然后把神龟毕恭毕敬地迎进宫中，供奉在高台上，每天杀四头牛，用它们的血进行祭祀。四年后，齐桓公出兵讨伐北面的孤竹国，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就把神龟抵押给一家大富户，按照神龟的价值借到了足够三军吃五个月的粮食。之后，齐桓公又不断花样翻新，借助神龟敛财，最后一算，从这只龟身上获得的收入竟然相当于两个齐国土地的价值。用今天的话说，这条计谋叫作“炒作+提高附加值+充分利用行政资源”。

智谋尽管很重要，但不是决定成败的最终因素，只是解决问题的辅助手段。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齐国缺少粮食，计谋再高超，也不会筹集到足够的军粮；如果齐国兵力很弱，计谋再高超，也战胜不了孤竹国。只有当人们普遍愚笨的条件下，智谋才起关键作用。按照韩非的见解，这种情况只存在于从前的时代，战国时期已经看不到了，因为人们变得智慧而狡诈。商鞅这样说：“国家没有实力却醉心于智谋诈术，定然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