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得

韩非关于“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论断是对历史的正确总结，它至少揭示了两点。第一，社会政治是一个变化和发展的领域，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时代变了，人们的政治观念也应该随之转变，否则就一定会落伍，错过发展时机，在国家的角逐中成为被欺负的对象，任人宰割，最后被淘汰掉。第二，明确了当时国家的发展方向，这就是不断地提高自身实力，打造一流强国。

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鲁国，周公的封地，孔子的故乡，是礼制最完备的国家，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一个是秦国，地处偏僻的西北一隅，曾被中原诸国视为野蛮部族，备受歧视和嘲笑，曾是文明程度最落后的国家。然而两国的命运却截然不同，鲁国在战国时期的大兼并中早早地就被消灭掉了，而秦国却一跃成为超强国家，最后横扫六国，统一了天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政治理念上的差距。秦国认清了“当今争于气力”的基本特征，通过一次次改革将所有力量都集中在发展自身实力上，而鲁国却始终在以礼制和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政治的阴影中徘徊。

法家之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德治国，说到底就是因为这种国策不能增强国家实力，只会导致国家越来越孱弱。秦国变法的策动者和组织实施者商鞅曾经总结了误国误民的六大祸害，称之为“六虱”，它们是“礼、乐；《诗经》《尚书》；修养、善心；诚实守信、正直廉洁；仁爱、道义；反对战争和以参加战争为耻辱”。礼、乐是儒家推崇的制度，《诗经》《尚书》是儒家经典，反战是儒家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其他的是儒家倡导的道德规范，这些都是以德治国的具体内容。商鞅说：“礼乐之类的虱害一旦盛行起来，国家必定被削弱。”

在法家看来，道德不仅不是治国的主导，也不是政治活动的标准。韩非讲过这样一件事：齐国准备攻打鲁国，鲁国自知不是对手，就派子贡去齐国说理。子贡是孔子门下言语科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当时最好的外交家。齐国人对他说，你讲的都对，可是对不起，我们要的是土地，而不是你那套仁义道德。结果齐军大举入境，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大门十里的地方才停下脚步（《韩非子·五蠹》）。在“争于气力”的时代，没有一个政治家严格按照道德标准去行事。

在这一点上，被西方称为“政治学之父”的马基雅维里（意大利，1469～1527）与法家的见解是一致的。马基雅维里认为，世间存在着种种美德，例如慷慨、乐善好施、慈悲、守信、勇敢、和蔼、纯洁、诚恳、稳重、虔诚，等等，但君主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拥有这些品质，除了人性的原因外，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对自己的统治地位负责。这就决定他一定要“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而还要保留那些不会让自己亡国的恶行”（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十五章》）。“一个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学会做坏事，而且知道如何根据情况需要使用或不使用这一手。”这就是说，所谓美德和恶行，不过是世俗的说法，对君主而言，一种行为是善的还是恶的，另有标准，这就是统治的需要。

总之，政治是一个特殊领域，有它自己的一套规则，将政治道德化，以道德主导政治，往往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遍地狼烟，满洲女真族趁机在关外迅速崛起，明政权陷入两面作战。崇祯皇帝私下与满洲接触，试图媾和，以便腾出手来集中全力打击农民军，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关外问题。不料消息走漏，大臣们联合向崇祯施加压力，理由就是这种做法违背道德原则，逼得崇祯不得不中断议和。从这里看，明帝国的覆灭不仅是人和制度的问题，也是思想文化问题。儒家学说占据主导地位，政务就一定与道德纠缠不清，难免出现重情理轻现实的倾向，流于清谈和空论，误国又误民。

法家将道德与政治相切割，目的是去除政治领域中的道德束缚，打开通往强国之路的大门。那么，要造就强大国家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