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态文明溯源
所谓生态，指生物个体、种群、群落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亦即自然生态，是一种自然属性的体现。而文明则更多的是一种人文属性。早在公元前100多年，《易经》就指出文明的真正发祥之地是人体本身之内，《易经·乾卦》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将“文明”进一步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中国古代对文明的认知，显然有别于文化，后者多为人的内在素养的提升，而前者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成分，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
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Civilization)的字面解释源于civilis，即civil，拉丁词根，civis，意为市民，civitas，意为城市。人集聚在一起，有一定的行为规范，文明就形成了。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文明的原本和载体都是人，没有人，自然就没有文明。文明具有开化之意，相对于愚昧而言，形成一种对比。但是，东方语境的文明，更注重人的内在的东西和人的能力的提升，而西方语境的文明，更侧重于人的外在的东西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社会集合体。
然而，人类文明的产生，是与自然交融的结果，不可能有超越自然的文明。一些具有地域特征的文明，例如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五千年传承不间断的中华文明，是人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内与地域特征相适应的一种自然、物质和精神的总和。而以特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特征的文明演化，则多具有技术内涵。例如生产力低下的以游猎采摘为生产方式的原始文明和以利用自然进行自主生产的农耕文明。
20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工业化国家一系列严重环境污染事件的爆发，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弊端，关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从1962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到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发表和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再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召开等，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工业化的模式，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尽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和国际政治层面，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从社会文明形态的高度来思考发展范式问题。从现有文献看，西方最早将生态文明作为后工业文明的一种社会文明形态的是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
，但他更多的是关注于民主政治的视角。
在我国，生态文明的概念最早由农业经济学家叶谦吉于1984年提出，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界定生态文明。如果说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生态学源自于西方的话，那么，哲学意义上的人文生态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与传承。早在2500多年前，道家鼻祖老子在《道德经》中就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即“人们依据于大地而生活劳作，繁衍生息；大地依据于上天而寒暑交替，化育万物；上天依据于大‘道’而运行变化，排列时序；大‘道’则依据自然之性，顺其自然而成其所以然。”显然，老子所阐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准则。其关键在于对于“法”的理解。“效法于”是其一，但是，其更丰富的内涵还包括“取决于”、“依赖于”、“遵从于”等。人的生存与发展依赖、取决于大地的生产；而大地“母亲”的生产则依赖、取决于“天”即四季雨水风光；而“天”的运行又取决、顺从于“道”即自然法则、规律；“道”遵从于“自然”，也就是“原本”或自然而然。说到底，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工业文明的改造和主宰自然，而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随后，庄子进一步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对这一体系，季羡林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认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这一思想与西方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掠夺自然形成鲜明对照。
数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文明传承“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的理念，顺应自然，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在世界发展历史上曾几度创造辉煌，虽天灾人祸，但文明得以传承，延续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在工业文明诞生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冲击和打压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践难以抵挡具有强大改造自然能力的工业发展。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以农耕文明的方式，效仿工业文明的行为，笃信人定胜天，破坏自然环境，引起水土流失、资源退化、生态失衡。中国1980年代所开始的生态文明讨论和生态经济学研究，实际上针对的还是生态退化，而不是环境污染和资源尤其是化石能源枯竭。由于没有工业化产生的高能耗和高污染，生态退化是可逆的。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快速、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已然超出了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中国商品能源消耗总量在1980年只有6.5亿吨标准煤，在2014年，已经达到42.6亿吨。1992年，中国还是原油净出口国，2014年，中国进口石油超过3.4亿吨，进口煤炭3亿吨。中国大面积雾霾、河流湖泊污染、土壤重金属毒化、北方地下水超采、南方大量优质耕地资源被占，不可逆的工业化和城市开发，凸显工业文明日趋加重的灾难。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农业生产格局是南粮北调，现在已变成(东)北米南运。
亦步亦趋的工业化，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但生态失衡出现了质的突变。因而，生态文明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被放在突出地位。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建设任务，推进了理论界多学科对生态文明广泛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