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前史

2001年以来，围绕着江泽民在“七一”讲话及十六大报告中对新社会阶层的定位，学术界对新的社会阶层进行了研究。学术著作方面，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提到中间阶层的消费方式具有自主性和地位消费的特征。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陆学艺将中国当代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品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或半失业人员阶层。李春玲在《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一书中提到中间阶层具有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态度。李强在《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一书中提到富人层对贫困层应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等。丁俊萍与罗永宽合著的《社会新阶层与统一战线》深入研究了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演变与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新社会阶层、原有社会阶级阶层的新变化与爱国统一战线等问题。在分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原有基本社会力量发生分化的同时，该书指出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来源于工人、农民等基本社会力量，是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形成的，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一些有关社会学论著中也有部分内容涉及新社会阶层人士。在《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书中，孙立平从社会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围绕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该文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意义最重大、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结构的剧烈、持续、深刻的变化。作者用“转型与断裂”的概念来表明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不同以往、有着自己特征的社会。从经济的、历史的、比较的角度诠释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和民众的关系，以及农民工流动、社会稳定、市场转型等当今中国迫切需要澄清和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一书中，段若鹏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深入分析研究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阶层结构。突破旧有的阶级分析法的局限性，大胆地综合使用阶层分析法、利益群体分析法和身份分析法，总结了当今时代的特征，富有创见性地提出了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阶段如何正确地认识、审视变革时期的社会矛盾，确立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科学思路，与现实改革的联系非常紧密。李拓编著的《转型期中国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研究》介绍了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现代化，转型期中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动及发展趋势，新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变动的特征、性质及其影响等内容。阎志民主编的《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运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我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包括：新时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当代中国的农民阶级、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当代中国的企业家队伍等。

学术论文方面，在《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思考》、《关于新的社会阶层的几个问题》等文献中，陈喜庆分析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基本状况，明确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和社会属性，阐述了新世纪新阶段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要求。在《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一文中，虞云耀指出，遵循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在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努力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造就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拓展》一文中，丁俊萍、宋俭指出一个政党的执政基础，是该政党之所以成为执政党的前提和条件。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本质上是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必须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21世纪，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思想理论、工作实践、党与群众的关系、执政能力建设、执政方式的改进和执政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全面巩固和拓展党的执政基础。在《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一文中，仇立平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归纳了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三种取向或范式，认为中国的社会分层在关系型研究方面还比较薄弱，主张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并根据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理论对稀缺性的生产要素占有关系的命题作了简要说明，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四大阶级：管理者阶级、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和劳动阶级，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管理者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但是承认阶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阶级对抗甚至暴力革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下，阶级冲突将走向阶级合作。在《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新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积极影响》一文中，刘卓红、关锋认为新阶层在经济层面具有推进经济市场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提高市场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等影响，在政治层面有推进中国法制建设、提高国民素质等影响。在《中国新社会阶层产生的社会根源》一文中，武三中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对新阶层产生的根源进行的论述。在《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取向与执政党的发展》一文中，江永成等从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价值取向以个体为中心、有较强的权利和法律意识等几个方面对深圳市新阶层的思想状况进行了研究。在《当代中国新社会阶层的特点解析》一文中，文道贵论述了新阶层具有与工农阶级的天然联系、知识年轻化、身份和职业非稳定性等特点。

具体到自由职业者群体这一命题，近代以来成型的律师、医生、会计师、学者等职业群体具有明显相似的职业特质与社会属性，因而颇受学术界的关注。

律师群体方面，研究近代中国法制史的学者们在考察近代律师群体时有所涉及。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包括《中国律师制度概论》（龙英夫著，尤英夫律师事务所1972年印）、《中华民国律师考试制度》（任拓书著，台湾正中书局1984年版）、《中国近代律师制度与律师》（王申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中华民国律师制度史》（徐家力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中国近代律师制度与律师》一书在第三部分按专题方式，分别论述了中国近代律师制度与律师中的三个突出方面，即律师公会、外籍律师和中国正直律师的风采。中国近代律师团体自20世纪初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之后，不仅努力加强与世界律师组织的联系以扩大自身的影响，而且还积极参加收回法权，冤狱赔偿，平民法律扶助等运动，力图为改进平民在法律上的地位而努力，尽可能使其合法权益在法律上得到保障。虽然中国近代律师队伍中职业道德败坏的“商人律师”、讼棍以及与恶势力勾结的“黑律师”也不少，但作者则更着眼于肯定律师积极的一面。他们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为维护正义、公道而为民疏困，做了许多好事；更有一批律师，把自己的律师职业与时代责任联结在一起，在反帝、反封建中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受到人民的敬仰。书中，作者重点对施洋、刘崇佑、章士钊、沈钧儒、史良和沙千里等中国近代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律师进行了介绍。主要论文有朱云的《我国律师制度的特点》（《法学杂志》1982年第3期）、胡雪莲的《20世纪30—40年代的广州律师公会》（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张艳丽《通向职业化之路：民国时期上海律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孙慧敏的《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观察（1911—1912）》（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杨林生的《近代中国律师身份定位刍议》（《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李东泉的《中国近代律师由来述论》（《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陈同的《在法律与社会之间：民国时期上海本土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史林》2006年第1期）、李严成的《民国时期的律师、律师公会与国家法律机关》（《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律师制度是中国近代法治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律师制度对于律师群体的兴起则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些论著对中国近代律师群体兴起的制度因素有比较深入的分析。

医生群体研究方面，赵洪钧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主要讨论了明清之际西医传入中国及中西医论争的历史，该书对近代西医群体的兴起及中医群体的变革亦有讨论，对当时有代表性的人物都从不同角度给予适当的评价。

会计师群体方面，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学者进行研究。如徐永祚的《会计师制度之调查及研究》（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1923年11月印行），潘序伦的《会计师业概况》（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年4月刊行）、《中国会计师业的过去与今后》（《会计期刊》第2号，复旦大学会计系1935年刊行）。这些著述对民国时期会计师的职业特性及社会地位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秦孝仪的《中华民国会计发展史》（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赵友良的《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会计史著作对于近代会计师群体的概况也有所涉及。在论文方面，主要有蔡盟吟《我国会计师制度发展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学会计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年）、李德胜《我国早期的会计师制度》（《武汉春秋》1984年第2期）、刘治平《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简史》（《云南财政与会计》1994年第6期）及杨时展、沈如琛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沿革与发展》（《财会通讯》1995年第1—3期）、许家林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演进的四个基本阶段回顾》（《注册会计师通讯》1997年第12期）、王绮文和郭其伟的《上海会计历史轨迹考评》（《上海研究论丛》1997年第11辑）、葛文菊的《中国第一个女会计师——张蕙生》（《上海会计》1983年第2期）、魏文享的《近代职业会计师之诚信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及《近代上海职业会计师群体的兴起——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学界对会计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会计制度、会计师制度方面，直接关注中国近代会计师群体的研究尚付阙如。

学者群体方面。钱茂伟在《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一书中对明代学者群体的构成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他将以做官为主，业余作一些研究者称为官僚型学者，将以居家做学问为主者称为职业学者。其中官僚型学者主要是“一批与学习活动联系较多的翰林院官员、各部主事、地方督学、各级学官、王府长史和一部分高层官员，他们或者在官期间不放弃学习与写作，或在退休后全力写作”；而职业学者的构成主要有“升上去又退下来者”和“升不上去者”，即“获取进士、举人出身，有的甚至已经入仕，但因种种原因主动或被迫退隐的学者以及升不上进士的举人、升不上举人的秀才、升不上秀才的童生”。钱茂伟认为，明代官员型的学者比职业学者更容易成才，“实践证明，出名的学者，也总是那些能处理好科举考试与学术研究的人。没有取得较高学历的职业化学者，由于未能进入主流学术圈，所以，成为全国著名学者的机会也少。明朝可以说是一个职业化学者难以独立生存的时代。”尚小明在《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一书中则对清代的职业、半职业学者作了精练的论述，通过分析，尚小明认为：“由于清代特别是康雍乾嘉时期，存在着一大批游幕职业学者，他们能够比较专心地进行学术研究，从事撰著活动，因而能够对清代学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需要指出的是，钱茂伟和尚小明只是在研究中使用了“职业”这一概念，实际上他们所说的“职业”更强调专门化的特征，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还不是运用职业化理论研究中国近代自由职业者发展轨迹的研究成果。但他们在学术史研究中关注到传统学者群体的社会特征，这一视角无疑是有意义的。田淼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运用美国社会学家本·戴维的职业化理论，从清末数学教育的发展与特点、数学教育对数学家经济及社会地位的影响、对数学家专业化思想的影响、对中国数学持续性发展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清末数学教育对中国数学家职业化的影响。田淼认为，清末数学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表现之一就是完成了由以师徒私相授受为主要方式的教育模式向制度化传播的教育模式的转化，本身已满足了数学家职业化对数学传播方式的要求。

段治文在《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一书中同样是运用美国社会学家本·戴维的职业化理论，简要地考察了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研究（自然科学方面）的职业化问题。段治文认为，在“广泛兴起的科学教育已经为科学家提供了必要的职业和经济保障”、“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的普遍设立，推进了科学家的专业化的完成”、“科学教育以及科学研究的推进促进了科学的持续发展”的情况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的职业化过程已经初步完成。在《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一文中，陈时伟以民国时期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民政府中研院为个案，考察了南京政府前十年（1927—1937年）中国学术研究职业化的过程，其重点在于中研院作为职业化学术团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陈时伟认为中研院在体制特征上比较接近苏联国家科学院，与国家保持着密切的依附关系，其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财政支持和政治态度，但是国家的权力是有限度的，中研院虽然在体制上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持彼此依赖和同构互融的关系，但它毕竟是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的职业学术团体，是近代学术精英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这一特征使得中研院在与国家权力相依共存的同时，保持着职业学术团体最起码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尊，甚至保持着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清议传统，彰显出与国家之间互相抗衡，富有张力的另一面。

也有学者在讨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组织之发展时也涉及自由职业者这一主题。如徐晓群在《中国的职业工作者与民国国家》一书中以民国前十年的上海为背景，探讨了律师、医生和新闻工作者这三个职业化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以及他们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该书分为三大部分：（1）职业与职业工作者。（2）社会组织、国家行为与职业化。（3）职业精神、国家主义与政治。徐小群根据陈时伟的介绍认为上海律师公会、医师公会和新闻记者联合会的出现是中国近代职业阶层诞生的标志，它们的诞生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一部分。虽然律师和医生作为经济上独立的自由职业者与新闻工作者作为工薪阶层的职业雇员在经济收入的来源方面有所不同，但他们在意识形态、道德标准、职业特征和社会功能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一现象导致国民政府于1929年将他们归划为同一类社会群体加以规范和管理，这一举措不仅反映了国民党企图通过对各类职业者团体的社会控制而建立一个统一集权国家的强烈愿望，而且是标志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徐小群认为近代中国的自由职业者与德国相近，二者均在近代国家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上述认知的基础上，徐小群提出了民国时期职业团体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共生原动力”（Symbiotic dynamics）关系假设，认为上海的职业团体不具备西方同类社会团体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其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只能依附政府，在政府规范的条件下求得适度生存。在此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再演绎为双方权力的抗衡，而是互相依托，求同存异。

朱晓江注意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非充分性职业化形态。以“民国前后的出版事业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这一课题为基础，朱晓江考察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形态和价值理念。他认为在职业社会，“义”与“利”可以是二分的，工作也可以只与经济报酬相联系。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从一个侧面加以描述，正表现为精英意识的日渐淡化与职业意识的日渐加浓。其间的关系颇为错综复杂，职业意识并没有在短期内确立起它充分的游戏规则。在传统精英理念的支撑下，工作岗位不可避免地仍然与个人的价值理念纠结在一起，从而表现出一种非充分性的职业化形态。

总的看来，与学术界对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所进行的广泛研究相比，目前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著述对社会新阶层成员的思想，主要从政治观念角度进行了一些论述，如普遍关心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关心自己的合法权益、阶层内部的自组织程度低，缺乏阶层的代表人物等。同时也指出了部分社会新阶层成员生活腐化，有金钱侵蚀政治、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等现象。但与新的社会阶层群体迅速壮大的现实相比，这些研究还不够充分，大多没有具体的数据或案例佐证，相关的评述也比较简单，不够全面、系统。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新阶层的起源、政治属性、社会作用等问题，对社会新阶层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的研究还处于开创阶段，对自由职业者群体的专题研究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论题方面，对于自由职业者群体的探讨尤其是综合性的宏观探讨还远远不够。即便是有所涉及的律师群体、医师群体和会计师群体，也往往是自由职业群体自说自话与自我认知。目前，对于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兴起、其市场社会因素、其集体行为等都还缺乏探讨。这说明，当前中国社会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研究正处于开创阶段，研究范式尚未成型，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