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动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高度凝练的概括，道出了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 中国人通过十月革命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在世界上苦苦寻求适应中国革命所需要的先进文化。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找到了资本主义的技术理论和新学以图救国，失败了；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先进农民知识分子和革命力量，找到了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的指导理论，失败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找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力求把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相结合来改造中国，失败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寻找到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民主思想，力求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救国救民，也没有成功。也就是说，不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宗教文化，资产阶级改良文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都不能够真正救国救民，中国必须找到最科学的最先进的文化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

正在中国先进分子苦恼彷徨之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这个消息犹如一声春雷，给苦苦寻求的中国人带来了希望和生机。俄国同中国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都是经济社会相对落后、封建主义文化和专制体制非常顽固的国家。俄国十月革命获得了巨大胜利，这无疑给中国人民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和方向。

正因为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报以极大的热情。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的许多报刊都相继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例如，1917年11月10、11日的民国日报等报刊都以“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的字样，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1918年元旦，民国日报的社论指出：吾人对于近邻的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孙中山先生对十月革命的反应也是相当积极的，1918年初，他在上海曾经致电苏维埃政府和列宁：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最能代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首推李大钊。他在1918年7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一文，分析了法俄革命的区别，阐述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和世界历史意义。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文章强调要迎接十月革命带来的革命曙光。他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11月，他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文中写道：“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个革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在十月革命的带动下，将来的世界必将是赤旗的世界。在1919年1月的《新纪元》一文中，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进步发展的曙光，给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做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

毛泽东也以极大的热情赞同和讴歌十月革命的道路，赞颂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他于1919年7月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异军突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显然，毛泽东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站在中华民族图存救亡的角度来看待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也就是说，以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已经从俄国十月革命那里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找到了自己要走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二 中国人通过十月革命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

那么，为什么同中国一样落后的俄罗斯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中国的辛亥革命却没有真正实现救国救民的目的呢？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中国人对俄国革命的理解才更加深刻，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才更加直接。

经过认真分析和深入思考，李大钊首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俄国革命者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中国人却没有，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用李大钊的话说：“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喀士（马克思）的功业”。这样，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十月革命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通过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革命实践性，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

毛泽东在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过程中，对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也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他结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从推动中国根本性改造，实现彻底的总体性革命的角度，结合湖南自治运动的现实实践，对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作了初步分析。他指出，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有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进性和革命斗争性，抓住了有利的历史条件，进行充分的主客观的准备，充分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等。他写道：“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分析，虽然文字很简短，但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从党的领导、指导思想、客观条件、党员先进性、工农阶级支持等几个方面，找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深层原因。

这样，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俄国革命那里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价值和力量，从而开始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发生重大转变，迅速接受和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实现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三 十月革命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那里看到了前进的道路，把中国革命的前途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再从俄国革命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价值，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开始自觉赞同和选择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指导理论。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他逐步放弃了各种错误的理论思潮和道路，坚定地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在20世纪初期，毛泽东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临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寻找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在这种民族解放的追求中，中国知识分子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道路，诸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改良主义等，毛泽东自己也尝试了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道路，但是都没有什么成效。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接受俄国革命的道路。1920年，在新民学会内部，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走俄国的道路还是走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其中，萧子升“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而蔡和森则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俄国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这是）现世界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毛泽东在接到肖蔡的来信后，于12月给二人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引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921年元旦，在新民学会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对于中国社会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造，而改造的方法则就是俄国革命的方法。在比较了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罗素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和列宁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等不同道路之后，他明确表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迅速实现世界观的转变，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的思想发生着激烈的转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转变一方面来自他所从事的社会斗争实践，另一方面则源自他在1920年冬到1921年初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三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来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之后，在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时候，他就坚定地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暴力革命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来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多次通信联系，商谈建党事宜。1921年1月，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完全赞同蔡和森提出的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告诉他陈独秀已经在组织建党工作，并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说，毛泽东在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完全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掌握，所征服，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已经完全马克思主义化了。

就这样，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道路、理论、领导力量等方面提出了正确的选择：走俄国的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旗帜、为指导、为理论基础，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是马克思主义掌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开端，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大幕徐徐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