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奠定

五四运动时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阐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成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组织，在思想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断促进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一 积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比较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以及在此之后发表的一系列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他阐述了唯物史观创立的重大意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是社会科学的一大理论贡献，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为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原理，阶级斗争的理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等。同时，毛泽东、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也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尝试。

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奠定了文献基础，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李大钊把他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其中摘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内容。之后，《新青年》杂志陆续译载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据统计，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该杂志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论文等共137篇。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先后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译文，倍倍尔的《傅里叶》一书的部分内容等。此外，北京《晨报》副刊也刊登过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其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部分内容；1919年5月到6月连载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文。1920年8月，郑次川翻译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后半部分，译名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新青年出版社做出了巨大贡献，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0月，李季翻译、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1921年1月，恽代英翻译、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都是由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

需要注意的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介绍都是自觉的、主动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同五四运动之前留日学生、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零零星星地、不自觉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形式和重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基础，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没有可供阅读的文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可能的。

二 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主体

当时，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组织，如1918年底李大钊、高一涵在北京大学创立的“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 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由邓中夏、罗章龙等创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 1918年毛泽东等创办的“新民学会”及1920年开办的“文化书社”, 1917年10月由恽代英等在武汉创办的“互助社”及1920年初开办的“利群书社”, 1919年9月由周恩来等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及《觉悟》杂志，1921年1月由方志敏等在江西创办的“改造社”及《新江西》杂志，1919年王尽美等在济南创办的“励新学会”及“齐鲁书社”等。

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率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创办《劳动界》周刊。《劳动界》周刊内容设有演说、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诗歌、小说、读者投稿等专栏。文章生动活泼，短小精悍，以生动的事例揭露了资产阶级压榨工人的罪行，启发工人的觉悟，是一份通俗工人读物。该刊共出版了24册，1921年1月终刊。1920年11月，陈独秀等人还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毛泽东在1921年1月就向蔡和森介绍了陈独秀创办这个杂志的情况。当时，该刊在全国秘密发行，李达任主编，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沈雁冰等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作为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该刊明确提出“跟着俄国共产党”口号，在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第三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情况的同时，还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该刊共出版6期，1921年终刊。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还出版了《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对工人进行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后者销量最多时达两万份。

这些社团组织和刊物，成为各地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织和基地，随着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不断壮大，这些组织逐步从马克思主义学习组织和宣传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组织准备。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主体。

三 培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体

五四运动不仅成就了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论精英，更重要的是培育了诸如毛泽东、周恩来、李达、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理论创新的核心主体。例如，毛泽东就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两次来到北京大学，认识了李大钊并得到他的直接指导，迅速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经过了五四运动洗礼，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的理论，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建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一旦建立这种信仰，就丝毫没有动摇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九二〇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此后，毛泽东就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应该提到的是，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自觉地在思想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任何先进的理论和学说都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也是在思想交锋的过程中展开的。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同时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也在中国思想界传播，并同马克思主义发生论争。于是，在中国思想界开展了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无政府主义问题的三大论战。在论战的过程中，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信念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同各种错误思想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经过这些论战，马克思主义从一种一般的社会思想上升为中国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力主流思潮。

四 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级基础

从五四运动开始，马克思主义开始初步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只有二者的真正结合才能形成真正的革命实践。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关系就是头脑与心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只有掌握群众才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而这个群众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方式是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这个桥梁来实现的。

五四运动使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就从初期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运动转换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运动。胡锦涛曾经指出：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声势浩大的政治大罢工显示出崭新的战斗姿态”，把五四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胡绳也论述到：“中国近代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中国无产阶级的独立和成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了自己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拥有了自己的阶级主体。

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迫切需要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中国无产阶级要成为中国革命实践的领导者，就必须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征、道路、方法等有深入的系统的理论分析，而这种分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就是说，中国无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有强烈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他们急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并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新的理论，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句话，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工人阶级，同样，中国工人阶级也需要马克思主义，二者的有机结合必然要催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