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当历史的车轮将古老的中国推进现代化的滚滚洪流当中，当现代化、现代性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中国语境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厘清和考察。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正是将现代性融入中国社会生存境遇的必然要求。在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在现代性成长及其包含的潜在矛盾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必然要求探寻我们自己的现代性路径和发展模式，通过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建构消解现代性悖论、化解现代性危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逻辑前提、建构方式和手段、发展路径、价值旨趣等问题的探索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从哲学的视角看，社会工程作为人类适应、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过程，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延伸，是“综合了近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成果，综合了近半个世纪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成果”。社会工程既是对现代社会运行特点、规律的深刻把握与提炼，又是完全现实的、可以操作的，它通过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系统设计、整体规划和统筹兼顾，为中国消除现代社会的矛盾，解决其现代性发展中的困境，进而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提供了方法论支撑。现实要求我们用社会工程的思维和范式去促进中国现代性的创新和发展。社会工程作为科学方法对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现实意义也由此彰显出来。从社会工程哲学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加以设计、规划、管理和创新既是挥之不去的“现代性续写”情结在中国的延伸，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

一 选题的意义

本书以现代性的本质因素——理性为切入点，沿着现代性的理性批判到理性重建的思路，从社会工程哲学的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社会工程的建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第一，借用“理性”这一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丰富了中国现代性理论。

本书对现代性所内含的理性悖论进行了深刻分析与反思，指出从理性的视角看，历史不外乎是一个使人不断理性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理性能力不断得到加强、拓展和丰富，但同时也催生了理性的张力与分裂。现代社会所展示的技术理性与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正是这种张力与分裂的必然结果。于是就出现了理性作为启蒙的核心价值，反倒违背了理性的初衷的结果，表现在现实层面就如同利奥塔所描述的：“现代性既带来了人类生产力与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又带来了经济危机和生态灾难；既带来了理性秩序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又带来了非理性的拜金主义和唯GDP发展观的混乱与疯癫；既带来了人类个性的自由与张扬，又带来了社会理性机器对人的支配；既带来了货币与法律程序上的人人平等，又带来了两极分化；既带来了人类主义的觉醒，又带来了民族矛盾与冲突，如此等等。现代性的利与弊、善与恶如影随形。”

现代性的这一理性悖论在中国现代性问题中同样存在，因而也成为中国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有必要深化对现代性的理性本质的认识，有必要运用理性的概念框架来解释有关的对象与事实，从而才能真正揭示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内在逻辑，找到中国现代性病灶的根源所在。本书在追寻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足迹的基础上，通过总结中国理性化的发展过程，既揭示出中国现代性展开的逻辑与传统西方现代性的同一性，同时也揭示了中国现代性不同于传统西方现代性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地方性。所以借用“理性”这个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使我国的现代性理论研究有了和西方共通的话语，因而更容易相互比较借鉴沟通。虽然用理性的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中国的现实有多大程度的恰当性还有待商榷，但这种尝试从理论探索的角度而言是有意义的，其研究成果对丰富中国现代性理论也是有价值的。

第二，按照工程思维建构中国现代性的理论探索有助于促进哲学范式的转变和工程哲学的发展。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应该通过其研究范式的不断转化来反映时代变迁。现代性的技术扩张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恶化仅仅是现代性病灶的表象，追求其内在的成因正如马克思所言是由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决定的。所以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内在根源，仅仅把目光聚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采用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范式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必然要求要深化哲学研究的主题，拓展哲学研究的问题域。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探讨现代性问题，将研究的重心从物质转向人，从自然转向人类社会，从规律性转向主体性等，特别是关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人类历史和社会的重大问题，实现哲学研究范式从思辨向实践的转变就是哲学反映时代变迁、促进自身发展的一种尝试。

将中国现代性建构视为一项庞杂的社会工程，应用工程思维对其进行解读就是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解决仅仅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解决不了的现代性弊病的一种努力。社会工程是社会主体根据自身对社会规律的认知和把握，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以社会技术为中介，改造社会世界、协调社会运行、化解社会矛盾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社会工程既是人类社会理性高度自觉的结果，也是人类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运行的社会实践过程。本书对中国现代性社会工程建构的个案研究既体现了哲学的实践转向也丰富了工程哲学发展所需的实证依据。这项研究对于促进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成熟、发展观念的更新、文化精神的重建等方面都将发挥作用。

第三，从工程哲学的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社会工程的建构对我国现代化实践有借鉴意义。

是现代化实践使我们遭遇了现代性问题，对现代性的理论反思事实上就是对现代化实践的总结、校正和指引。科学技术的强大动力使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群体的方方面面，因此人们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必然更多的表现为科学性、规划性、设计性和技术性，归根结底就是社会工程性。这正是社会工程存在的价值所在。从工程哲学的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工程建构的理论探索也因此具有了现实意义。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泛城市化发展阶段，如何避免或减少社会风险，如何实现社会体制的改革与重建，如何解决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等这些现实问题需要人们调整社会关系。把只能依靠理论思维把握的各种社会关系纳入到可以生产、可以制造的工程哲学逻辑框架中，并通过社会工程的精心规划、设计和实施来理顺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现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才具有科学性和高效性。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性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将我国的现代性建构纳入工程的框架，通过社会工程规划与设计、管理与创新等一系列工程方法与手段对我国现代化实践予以理性指导将会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

二 研究背景

（一）关于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的研究

现代性问题是一个纷争的理论领域，其中不仅交织着对它的各种不同理解与困惑，而且更充满着对它的批判和解构的尝试。因此，“现代性”概念逐渐形成理论界的一个关注热点，有关它的话语也越来越流行，成了一个热门话题。由于不同的理论家的价值关怀不同、方法论立场不同，由此形成了丰富的西方现代性理论。西方现代性理论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现代性的实质是什么、现代性展开的逻辑是什么、现代性的未来如何、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等。由于社会历史进程的飞速发展使形成于启蒙思想中的现代性方案早已经由被追求和向往的价值变成了无论在精神世界还是外部社会领域中都引发了无穷困惑、焦虑和冲突的经验现实。于是来自各种不同角度和立场的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质疑也纷纷粉墨登场。面对现代性发展这个难以摆脱的必然逻辑，马克斯·韦伯首开现代性批判的先河，其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们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方案，现代性的内涵并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需要调整、拓展和更新；而以社会理论家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则站在激进的立场上宣称“现代性已经终结”，决定以“后现代性”解构“现代”，消解“现代性”；此外以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抓住现代性发展在社会文化价值领域中形成的现代人的精神空虚、生命意义的丧失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力主返回传统。以上诸多现代性批判总的看来是一种观念批判或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没有深入到现代性形成的社会历史根基当中。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他开创了现代性批判的实践批判方式，进而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解决现代性问题的路径，即不是从观念中而是从现实中来寻求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出路。实践范式、实践理性的提出是马克思消解现代性悖论的重大尝试。对于现代性问题，无论是困惑还是理性分析，无论是建构还是解构，无论是前行还是回归，种种理论探索之中，我们看到了理论家的勇气和人类智慧的光芒。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也纷纷走上现代化道路，包括中国。非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为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域：即如何根据非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及其独特的现代性体验对传统西方的现代性进行反思，于是就出现了“到底有几种现代性”、“全球的现代性有共通之处吗”等问题的追问，由此也推动了现代性理论的多元化发展。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也激发了我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探讨，于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性问题就成为我国理论界探讨的一个热点。西方传统现代性在乡土中国的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性问题，我国学术界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何谓现代性及现代性问题的表现、中国的现代性建构、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等问题上，其理论旨趣主要在于积极地推进我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但就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本身而言，以上诸多探讨还仅仅是研究的开始。在西方现代性发展已经日趋成熟，西方现代性范式正在全球扩展的前提下，中国的现代性到底该如何定位？面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强大攻势，在西方与东方、重复与超越之间，中国的现代性到底该如何自处？在西方现代性问题已经酿成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的现实前，中国现代性到底该如何化解问题，规避危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全面铺开，面对诸多社会发展问题和矛盾逐渐累积和爆发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现代性到底该如何建构才能促进中国社会和谐发展？以上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解答。只有怀着深刻的问题意识，才能促进中国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

根据国内外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现状可以总结出以下三点：第一，沿着现代性—批判现代性—重建现代性的思路，西方现代性理论已经逐渐成熟、完善。第二，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起步较之西方晚很多，西方现代性理论对中国现代性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特殊性使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性的研究理论甚至存在偏颇之处。第三，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国内学者对于西方现代性理论萌发了很高的研究热情，介绍、研究西方现代性理论的论著日渐增多，但有关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还仅仅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如何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状态进行准确定位？如何在西方现代化遭遇的前车之鉴下促进中国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这些问题的存在需要众多学者们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深刻的研究反思，其中不乏对西方现代性理论和现代化实践的学习和借鉴，其研究旨趣在于构建、丰富和完善中国现代性理论，并充分发挥其对实践的理论指导作用。这也正是本书的题旨所在。

（二）关于社会工程的研究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社会工程似乎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期，国外的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就开始关注社会工程、研究社会工程。比如早在1922年就开始使用“社会工程”这一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创立了“社会工程法学学派”的美国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提出了“渐进的社会工程”理论的奥地利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把社会工程视为“一种改造社会机构的社会活动”的英国思想家戴维·米勒等都从不同侧面对社会工程思想进行过深入研究和详细阐释，夯实了社会工程研究的思想基础。受国外社会工程研究的影响，尽管社会工程学在国内还鲜为人知，但一些思想敏锐的国内的学者专家也开始关注、研究社会工程：比如钱学森先生早在1989年就指出社会工程是“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是当代经济工作的一种新的科学方法”，并提出使用社会工程来设计经济体制、制订国民经济发展方案和计划的建议。学者王洪波在国内首创了社会工程学，重点讨论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工程的作用以及社会工程中的决策模式、冲突分析等问题。学者田鹏颖从哲学视角研究社会工程问题，论证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向社会工程转向的逻辑必然性，并探讨了社会工程哲学的学科边界、理论基础、本质属性以及社会工程创新等问题。无论如何，社会工程研究在中国还是刚刚起步，关于其研究领域、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探索。

从社会工程哲学的视角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还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国内一些学者曾经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建议，但多为理论层面的探讨，缺乏实践维度，没有提出具体的可行性的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方案，因而也就丧失了指导中国现代化发展实践的实现作用。从社会工程哲学的视角提出中国现代性建构工程的设想，以社会工程设计来描画中国现代性发展的蓝图，以社会工程管理对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加以控制和监督，以社会工程创新来彰显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中国特质，这是本书从实践维度出发对中国现代性建构提出的全新的方案，更是一次全新的理论尝试和创新。

三 研究思路和创新性

（一）本书的研究思路

本书以理性为线索厘清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线索，揭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内在逻辑、特点、现实困境与发展需要，并从实践层面上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为指导，通过社会工程的方法与手段建构中国现代性工程，从而丰富中国现代性理论，并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顺利发展。根据这一研究思路，本书沿着现代性的理性批判到理性重建的思路，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要求，融汇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工程哲学的基本理论，以理性为切入点，按照从“中国现代性的理性批判”到“中国现代性的社会工程建构”的逻辑线索，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分析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理论前提、现实需要和建构方案：第一，理论层面。本书的理论论证是沿着从现代性的理性批判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的继承再到社会工程哲学的发展的思路进行的。从分析现代性自身内含的理性悖论入手，本书梳理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化的基本脉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对于现代性理性悖论解决的意义，进而阐述了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为指导的必然性以及由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向社会工程哲学范式转化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指明社会工程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提供的方法论支撑，为提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社会工程思维奠定理论基础。第二，实践层面。从分析现代性因理性悖论而引发的一系列现实困境入手，在详尽分析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客观条件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转化为具体的工程活动。从社会工程的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建构工程的理念、设计、创新和管理等问题。在中国目前这个急剧变化、秩序与冲突共存的转型期社会里，通过重整社会理性、重建社会秩序、重塑社会结构和重整社会关系来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实现社会转型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通过社会工程将中国现代性由理想的蓝图变成为可以实践的具体方案，大大提高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科学性、合理性、人文性和可操作性。

（二）本书的创新点

1．现代性建构社会工程化思维的提出

本书在对现代性的历史生成、发展现状做详细考察的基础上，指出现代性批判的主要任务不是在保留现代性还是超越现代性之间做抉择，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既要阻止现代性自身的悖论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的继续蔓延，同时还要对现代性的某些方面的过度发展可能造成的社会畸变加以校正，预防更大的危机和伤害的出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开创了现代性批判的实践批判方式，进而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解决现代性问题的路径，即不是从观念中而是从现实中来寻求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出路。实践范式、实践理性的提出是马克思消解现代性悖论的重大尝试，作为实践理性的应用和具体化的社会工程就成为马克思重建现代性的重要载体，即运用社会工程思维对现代性发展加以规划和设计，用社会工程的方式建构现代性、发展现代性。以社会工程的方式对现代性加以建构的思维的提出就是将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看成是一个非自然而言的过程，是一个人为建构的产物，是至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期望建构的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这一社会理想导致了工业社会的诞生、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作为现代社会典型特征的社会组织结构、阶级结构和民主化等一系列现代特征的凸显。在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性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工程的思维和设计。通过社会工程的精心设计、仔细规划和科学实施，现代性的价值目标被嵌入人们改造传统社会的具体实践当中，从而导致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模式、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变革，并最终导致现代社会的诞生。正是通过社会工程，现代性才能从传统社会机体中生长出来，也只有进一步通过社会工程才能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虽然很早以前马克斯·韦伯就曾指出现代性是一项“形式合理化的控制性工程”，哈贝马斯也把现代性称作为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但其“工程”二字主要是一种比喻性的概念，并不具有实际意义。本书提出的现代性建构工程化的思维意在将现代性的建构落实到可实践的、可操作的真正的社会工程活动中。在这里，社会工程既是现代性建构的方式，更是现代性建构的载体。

2．中国现代性工程建构方案的提出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现代性是在艰难中起步，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一系列两难困境，如自然技术的扩展与社会技术的落后、科学精神的彰显与人文精神的淡薄，社会发展理论的统一性与社会实践的多样性等。社会工程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社会工程既是整合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社会治理方式，又是整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全新组织形式，同时还是整合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的有效控制手段。通过社会工程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系统设计、整体规划和统筹兼顾，可以化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解决其现代性发展中的两难困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本书提出了中国现代性工程建构的具体方案，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纳入社会工程的框架当中，探寻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价值诉求、抓住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点，辨明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方向，据此来确定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这项社会工程活动的基本理念，明确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价值目标和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进行全面的设计和规划，从而提升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科学性，避免盲目性和偶然性，促进中国现代性的健康发展。围绕我国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的四个核心问题，即社会发展的价值抉择问题、社会制度的正当性问题、社会结构的合理性问题以及社会个体的主体性问题，本书分别从社会工程理念、社会工程设计、社会工程创新、社会工程管理的角度对以上四个问题加以研究和探讨，尝试性地提出了以社会工程重构社会理性、重建社会秩序、重塑社会结构和重整社会关系的建构方案，以此来促进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为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提供一条创新之路。在目前国内学术研究中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因而本书的研究将丰富工程哲学特别是社会工程哲学的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