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抗战小说与历史还原——评王庆利的抗战小说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抗战小说可谓汗牛充栋，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形成了较为坚实、丰厚的传统，为当下的抗战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十七年”时期，知侠创作的《铁道游击队》，可谓当时抗战小说的典型代表，着意塑造勇于为国牺牲的抗战英雄形象，情节曲折生动，富有传奇色彩。进入新时期，抗战小说不再对“谁在抗战”这一政治问题进行追究，英雄形象也从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神”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抗战英雄有痛有泪、有喜有忧。他们首先是一位“既英雄好汉也王八蛋”的普通人，然后才是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英雄，有慷慨激昂、献身于国家人民的伟大壮举，也有生活的困窘、心灵的创伤和无奈的选择，这一类小说以莫言的《红高粱》为代表。抗战小说发展到今天，大体已形成了三大传统：第一类是以塑造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为主的作品。这类小说往往着意于描述抗战英雄神奇地穿梭在敌我之间，搜集并获取情报，轰炸炮楼，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正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公瑾，“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樯橹灰飞烟灭”，在功成名就后，“赢得美人归”。抗日英雄运筹帷幄，洒脱、飘逸，他们的足智多谋被描写得酣畅淋漓，英雄美人的情节模式被设置得如行云流水，这类抗战小说极大地满足了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的情感审美期待。第二类是追求恢宏史诗品格的作品。它们将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结合在一起，既注意描写抗日战争的崇高与神圣，也写出了英雄在战争中承担的苦难；既揭露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也表现战争带来的灾难性质，这类小说较为全面地再现了抗战的悲壮与悲惨。第三类抗战小说努力回避那种虚有其表的具有华丽色彩的战争小说传统，力求还原战争真实的面目，刻画一系列严峻残酷的战争场景。这三类传统形成了一种互为交融的态势，为今天的抗战小说创作奠定了丰厚的艺术底蕴。

枣庄作家王庆利对抗战题材情有独钟。在2010年以来的短短五年时间，他发表的抗战题材小说就有四部中篇《红枣儿要杀人》、《谁开的枪》、《滚梦惊雷》、《榴花》和一部长篇《孤独的风景》。关注抗战的所有作家，无不怀着一种深刻的民族正义感和责任感，因而他的抗战小说与其他同类题材小说一样，严厉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恶劣行径，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艰苦抗战、不畏牺牲、保家卫国的精神，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王庆利书写抗战小说，其落脚点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相。他说：“我觉得自己不是创作，是还原，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正因为王庆利有了这一追求，我们看到了他的抗战小说中的别样风景。通过“还原”，他写出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通过“还原”，他把小人物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也是因为“还原”，他咏叹人性的伟大，宽宥人性的卑微；同样是因为“还原”，他的思考与关注没有止于抗战，而是延续到了极“左”路线、新时期直至当下。他试图让读者通过重读这场战争，去深刻自省，去重新认知我们的民族：这场战争对中华文明意味着什么？它是一场人类文明浩劫的同时，对中国文化性格的发展来说，可否认为是一次洗礼？它暴露出了人性中哪些固有的东西？抗战中引发的很多问题是否随着战争的结束已经结束？

显然，在王庆利小说背后，有一双忧郁而又悲悯的眼睛，这双眼睛赞叹抗战英雄们的一腔热血，更流连于抗战时期普通民众的心路历程，更关注他们的文化品性与生存欲望发生矛盾时精神上、心灵上所忍受的煎熬。他知道，战争中人的任何一次选择，都可能牵扯到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生与死、荣与辱这些重大的问题，因而他充分张扬自己的想象力，将笔触深入到人物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里去探察、去表现，既写出了抗战的伟大、崇高与神圣，也写出了抗战英雄的生存困境和心理纠结，既展示了个人在抗战中承担的苦难，也展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诗性追求，从而较为全面地再现了战争的悲壮与悲惨，还原了历史的荒诞与苍凉。

一 将抗战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表现人物纠结的内心世界

既然抗战时期，各阶层和群体的人民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过贡献，那么抗战小说，就完全可以把普通民众推向历史的前台。王庆利在这一时代理念的指导下，把祖祖辈辈生活在鲁南这片土地上的普通民众，作为其小说中参加惨烈的抗日战争的角色主体，将抗战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表现人物纠结的内心世界。

《红枣儿要杀人》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有着中国文化情结的日军警备队中队长小左，偶然偷窥了当地富商、忠义煤矿董事长冯宜坤的二女儿海棠和白管家儿媳妇红枣儿一块儿洗澡，看中了穿红肚兜的海棠。冯宜坤一方面要应对日本侵略者对忠义煤矿的窥视，另一方面，又要提防小左对爱女海棠的不怀好意，万般无奈之下让红枣儿代替海棠从了小左。红枣儿面对婆婆的跪求，内心矛盾是相当激烈的，要牺牲自己的清白代替小姐海棠去侍奉日本人小左，这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异常艰难的事情。但为了东家冯家及婆家白家的安全，红枣儿还是忍辱同意了。在与日军警备队中队长小左的相处中，红枣儿作为一个“女人”，她意外地发现了作为一个“男人”的小左有温情、率性和文雅的一面，在知晓自己是代替了冯海棠的情况下，竟然还对自己脉脉含情，甚至呆气地说自己像小左的母亲并且喜欢自己，而相比之下，丈夫白冰因心中一直爱着冯海棠，对红枣儿则十分冷淡。这一切使红枣儿与小左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性中有善良、温情的一面，但战争与善良、温情无关。公公的被杀、婆婆的自杀、小姑子的惨遭蹂躏与死亡，令红枣儿看清了残酷的社会现实，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于是她选择了杀人，先设计杀死了汉奸高涛，后又引燃炸药与小左等同归于尽。

作者详尽地描述了普通百姓在日本侵略中国之时的生存状态，在那一血与火的历史时刻，展示出了人们在危机之时那种披肝沥胆的无奈选择，为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沉重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悲悯叹息。正如王庆利在《红枣儿要杀人》创作谈《选择之痛》中所说：“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关涉着个人乃至众多人的身家性命，因此注定了这种选择是极为痛苦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复杂变动又增加了这种选择的艰难及其结果的戏剧性。”这篇抗战小说成功的关键，就是没有简单地设置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没有显示作家营造跌宕起伏的戏剧性的能力，而是能够细致入微地揣摩、传达人物在特殊历史关头，内心的复杂纠结、矛盾与选择之痛。

当红枣儿与冯宜坤、日本人小左同归于尽之后，白冰与在白冰指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冯海棠自然而然地结为伉俪。然而，生活在继续，作者没有将人物定格在胜利广场的“狂欢”之中，而是把故事意味深长地结束于抗美援朝前夕的凝重时刻：

海棠展开纸：协商离婚四个字，映入了眼帘。泪，慢慢从一双眼睛里流下来。白冰一时不敢看那双流泪的眼睛，他将脸转向墙，用手指在墙上划，划了很多道道，直到把手指划疼了，才住了手，说：海棠，你不要怨我，我也不想。

他转过脸来，对着海棠：但是，我无法面对过去。

是的，你已经给我说过，你感到愧疚，感到不安，因为你让我投奔延安，并不是出于要解放全中国的高尚情操，而是要报复我爹，是他，不只断送了咱们的爱情，而且还把红枣儿送给日本人，让你感到莫大的耻辱，是吗？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吗？海棠哭喊着，把手中的那张纸撕得粉碎，砸在了白冰的脸上：你选择了逃避，算什么男人。

不是逃避，是回避。白冰抬手打掉胸口上的一片纸屑，说：没有你我会更痛苦，但是，身边有了你，我就会时刻提醒自己，感觉到自己很卑鄙，很无耻，自己真的不是一个男人。

哼！海棠冷笑了一声：说得好听，还回避，不是一个样吗？我已经给你说过，你劝我走，我是走上了正道，投向了光明，至少比我姐强，她都被日本人炸死了，还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要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从这点上讲，我应该感谢你一辈子，你也应该感到骄傲。

那是你的想法。白冰盯着她，问：你知道吃了苍蝇是什么感觉吗？

海棠气得别过脸去，不理他。

白冰走到她的对面，摊开两手，说：从那天晚上找不到红枣儿后，我就找到了娘，从她那里证实了我的怀疑，我想找小左拼命，但是娘给我跪下了，她说这是报冯家的大恩，说冯家一辈子没求过白家办一点事，就这一次，如果我不答应，她就一头撞死，海棠，你说，我是什么感觉？

我没有怪你，没有看不起你，一点都没有。海棠哭着说白冰啊白冰，都过去了，你不要再拿已经成为历史的事折磨自己，也不要再折磨我，好不好？

我想吗，我想折磨自己吗？白冰说，真的海棠，在你们冯家，我一直没把自己当成外人，我把你爹当成了我爹，原指望他能给我一个说法，但是，我亲眼看见了他的态度，他摔碎了自己最喜欢的花瓶，花瓶一破，我就明白了，那个家，已经不再是我的家，红枣儿也已经不是那个红枣儿了。

可海棠还是原来的那个海棠啊！海棠叹了口气，说白冰，你心中装着恨啊，对我们冯家所有人的恨，所以你想报复我，你的所作所为，现在真的让我怀疑，你和我结婚，现在又想和我离婚，是不是你阴谋的一部分。

从你爹摔破那个青瓷花瓶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让他的心和那个花瓶一样，也变得一瓣一瓣的。白冰说我不想瞒你，我确实恨你爹。

那好，我告诉你，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海棠舞动着手说，现在，冯家除了我，已经没有活着的了，所以，你连我也不放过，想害死我。

摇摇头，白冰说，那时候，我明知道嘴里含着一只苍蝇，但没法吐出来，还是要咽下去。现在……

我明白了，你不要说了。海棠点点头说，我现在就是一只苍蝇，你把我也当成了一只苍蝇，所以急着要吐出来，吐出来你就好受了。

不是你，是我。白冰说，我把自己、把自己做过的事当成了一只苍蝇，所以，我要把它们吐出来。

说完，不待海棠说什么，转过身去，大步流星地走向前边披了绿色伪装的汽车。汽车上的横幅标语格外醒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耻辱”与“报复”，“卑鄙”与“无耻”，“阴谋”与“怨恨”，“愧疚”与“不安”与“嘴里含着没法吐出的苍蝇的感觉”，这种种心绪都与“高尚”、“伟大”的爱国情操无关。小说将抗战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将抗战英雄与普通人的情感世界息息相关，将人物内心的纠结与选择过程作了细腻深刻的剖析，还原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也还原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伤害是多层次的，情感是微妙的，心理是难以言说的。白冰和红枣儿的夫妻关系并不好，白冰也不在意红枣儿的喜怒哀乐，他最心爱的人是冯海棠，可生活与文化的逻辑悖论是，作为妻子的红枣儿被冯宜坤代替冯海棠送给了日本人，这种事情的的确确对白冰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到底是谁伤害了白冰？日本人？冯宜坤？红枣儿？冯海棠？娘？……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爱国爱民的抗战英雄白冰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但这一伤害给白冰埋下的心理阴影却已经深入了骨髓，导致白冰在当事人几乎都死光了的情况下，多年之后仍耿耿于怀，当时的“报复”还不够，“恨”要至死方休！哪怕是对自己的亲密爱人。这如同冯海棠的追问，眼泪与叹息是那样的黏稠与沉重。作家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把审视的目光延续到抗美援朝，甚至直指当下，继续着冯海棠的追问：千千万万英烈的生命换来的和平岁月，中国人民是否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的生存困境究竟来自何处？

小说视角独特，耐人寻味，令人深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家在何方？白冰执着地送冯海棠参加革命与自己参加抗美援朝的行为，显然隐含了个人的恩怨纠葛与各种复杂难言的痛苦心理，这种隐含个人恩怨与复杂心理但却以“革命”的名义去做事的行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造就了多少人间与历史的悲喜剧？

二 对人性的卑微与软弱给予了温情的书写

在乡土抗战作家看来，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希望不仅要寄托在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身上，普通乡野民众的力量也不能忽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没有踏进这片国土之前，鲁南这片大地上的乡野民众也如萧红《生死场》的开篇描写，按照自然规律“忙着生，忙着死”，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生存状态。然而，就是这类生活在乡野之地的普通人，无论其性格、经历、地位如何，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一旦有机会，也能够挺身而出，会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个民族的独立与自主。乡土民间一旦如此被看成是民族能量的储存库，那么与之相伴随的生活方式、观念习俗就获得了合理性与合法性，在作家心中就会得到相应的宽容、肯定与理解。

《滚雷惊梦》作为一部抗战小说，描述了抗战之火一旦燃烧起来，有胆有识的英雄就有可能一呼百应，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也能坚持硬拼到底，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与敌人抗争的故事。但领导人民抗战的核心人物邵真及其队伍“农民大队”并没有占据小说的中心位置，邵真非凡的谋略与胆识、“农民大队”那些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情节，更多的是通过乡野民间的传说来介绍，小说前半部分主要表现的是邵真拉起队伍打得敌人落花流水时家人与四邻的生存状况，而后半部分则着意关注“农民大队”的战士邵林叛变后忐忑不安的心理及其所作所为。

在日本入侵前，邵真为了在家乡办学校启蒙民众，变卖了一些家产，少收学费甚至不收学费，被父亲邵国仁责骂“败家子”与“不成器的东西”。日本侵华之后，邵真又将家里的油坊、粮店、家具变卖，把家乡四邻的青年集结起来，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这一作为不仅惹得乡亲四邻抱怨（抱怨邵真置他们的孩子于危险境地），妻子与未成年的女儿为躲避日本人的追捕四处流浪，且最后害得母亲邵韩氏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其父亲也为保护与邵真一起抗日的教书先生被日本人残忍杀害。邵真年迈的母亲邵韩氏除了对乡亲四邻道歉磕头外，还为求神保护邵真和“农民大队”的安全而磕头，这位老人对邵真是“从早骂到晚，从白骂到黑”。参加抗日革命队伍的叶子的父亲邓光荣，在小说中也被描述成了一个“势利”的乡村老人。显然，不论是邵真的父亲和母亲，还是叶子的父亲，或是邵真的四邻乡亲，都是从自身的或家族的眼前利益出发去行事做人，评判抗日战士邵真、邵林的是非功过，可以说他们是乡野民众的普通一员。

抗日英雄邵真首先面临的是家人的责难与邻居的怨恨。家人责难其一生中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家业被邵真用来招兵买马，“挥霍一空”；邻居怨恨邵真带坏了他们的孩子，使其追随牺牲生命；邵真的母亲除了对邻居们抱歉磕头，还要烧香拜佛保儿子平安，连日的惶恐不安使她很快病倒；而邵真唯一的5岁女儿则因为躲避日本人的追捕被砸伤，再也站不起来。《滚雷惊梦》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英雄邵真在英勇杀敌之时的焦头烂额、身心疲惫的生存与精神状态。小说如此细致的描写显然不只是为了反映抗战时期民众心理的惶恐与不安，更是为了展示抗战英雄的心理困境与精神痛苦，也是为了品味抗战时期人们生活的悲苦滋味。

分析到此，我们看到，《滚雷惊梦》作为抗日战争题材小说，王庆利另辟蹊径，所写之人皆为乡野小民，所叙之事是日常琐事，但我们透过此种琐事深入思考之时，便会感到作家对战争中底层人物的深切悯怀。小说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抒写战争中民族的生存状态，把散乱的农民生活现象统一在卑微的小人物身上，并无一点轻视与嘲弄；相反，作者一丝不苟的笔墨，本身就显示出对这一群小人物的理解、同情甚至敬畏和礼赞。他们卑微，然而实在，亲切！作家善于发现这一点并直率地写出，怀有宽容怜悯之心，试图还原抗战时期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真是个中况味，难以尽言。因而作家不惜笔墨，详尽描述了这些老年人和普通民众害怕惹怒日本人招来祸害，采取消极避让政策的心理状态。然而，邵真的父亲邵国仁是为了掩护教书先生孙茂东和学生，“堵在学校门口，死死抱住一个端着枪向学生瞄准的小鬼子不放，当即被一个长着鹰钩鼻的鬼子劈成了两半”。而邓光荣则是死于给邵真的老婆和孩子报信。作为一位勤劳的农民，邓光荣习惯早早起来捡粪种庄稼，猛然看到日本人进村后，“丢了粪箕就往回跑，到家后抓起擀面杖，在院子里没命地敲打瓷盆”，等被称为“野狼”的日本队长知道邓光荣是故意捣乱时，气急败坏，剁掉了他的双手，剜了他的双眼，汉奸种化志则放开手中的绳，让狼狗撕开了他的肚肠。这两位老人家与在国难关头的热血青年的目标一致，虽手无寸铁，却本能地把入侵者当成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千方百计地掩护同胞，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原来，那些平常看似懒散自私而无所用心的人们，或者虽然认真地生活但并无高远关怀的人们，都有一种在紧急关头能为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献身的精神。

整个民间乡野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求财纳福、趋利避害的社会群体，但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求财纳福、趋利避害却成了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民族大义之事。可抗日战争的洗礼并不能转瞬间就让他们每个人都能舍生取义，因而作家怀有宽容之心，展示了邵真父亲对邵真的斥责，邓光荣对抗日战士邵林的打骂。作家揭示了普通民众“自私”、“狭隘”的心理，之后又告诉我们，正是这些求平安的“自私”的普通人，当时局把他们推到风口浪尖上时，一样能够绽放出最美的人性之花来。进而让我们感悟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些看似“低贱”的、“狭隘”的生命，也会成为一条坚不可摧的阵线：“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人”是他们的信念，是支撑他们的生命尊严和人生价值的全部底线。

直视社会之“恶”，人性之“恶”，表达由此引起的忧郁和对理想社会和人性的向往，是审美现代性的艺术追求。尼采认为“光明”与“阴影”同在，他在《人性，太人性》中形象地借“流浪人”与“影子”的对话，深入浅出地指出了这一点。

“流浪人”如此对“影子”说：“你知道，我爱阴影像我爱光明一样。如果有漂亮的脸庞、清晰的言辞、博大的爱、坚强的性格，阴影和光明是一样必需的。他们不是敌人，相反他们手拉手亲密地站在一起，当光明消失时，影子也随之溜走。”

影子的回答自然而贴切：“我和你恨同样的东西：我爱人类是因为他们是光明的信徒；我爱他们发现和获得知识时眼睛里闪烁的光……但知识的阳光照下来造成阴影，我就是那阴影。”

光明和阴影分不开，这样比喻合乎常识，不过，人类社会中的“光明”常常对“影子”不屑一顾，以为不要“影子”才显“光明”的亮丽高远。如何才能写出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古人总结的经验是“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即爱一个人不要只写他的优点，恨一个人不要只写他的缺点。王庆利怀有“还原”历史的心愿，是对传统抗战文学最深刻大胆的反思，才有了小说对这两位老人以及邵真家人邻居在日本入侵时“自私”行为的描写，从而真实地展现了普通民众从恐惧抗日到自觉走向抗日的心路历程，深入地挖掘他们本能的爱国冲动和反抗意识。这一艺术表现不但没有损害中国人的形象，恰恰体现了作家对于人性的正视与尊重。

也正因有这一艺术追求，才有小说后半部分对抗日战士邵林叛变行为的温情书写。抗日战士邵林经受住了敌人严刑拷打，“但是，当他从铁窗外看到被野狼抓来的老娘时，他脑后抽凉风，终于垮了下来”。

“后来，他对叶子说，他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但是，面对满头银发的母亲，他的坚守变得不堪一击。娘，是他在世的唯一一位亲人，自己还没有尽孝，他不想让她老人家成为敌人的刀下之鬼。小鬼子正是抓住了他这一弱点，逼迫他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

作家细致地展示了邵林叛变后忐忑不安的惶恐心理，并把邵林的叛变写成了“有限度”的叛变（被动地把有限的不重要的信息传给敌人），这当然与铁杆汉奸种化志主动给敌人出谋划策，使“农民大队”遭受惨重损失的行为截然不同。故事的结局是邵林在母亲自杀后，打死了已升职为敌人警卫队长的种化志，当他举枪向日本军官野狼开枪时被对方割断了喉咙。

邵林是这部小说中着墨较多的一个叛徒，作家在他身上将爱情、亲情与家仇国恨熔于一炉，冶炼、锤打，让这一人物在生存的悖论中忍受煎熬，揭示出战争的残酷性与人性的复杂性。小说给我们的启示是，叛徒固然可耻可恶，但我们更应该痛恨日本侵略者对人情、人性与人类文明的肆无忌惮的践踏，战争是罪孽深重的。正因为作家有了这样的思考和抱负，小说才对邵林的叛变行为没有作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给予了一定限度的同情与谅解，对人性的软弱有着适度的理解和宽容。

王庆利把目光温情地投入到了普通民众身上，通过对他们在抗战中卑微的生态与心态的描述，细致地表现了他们在爱与恨、生与死的艰难选择中的痛苦挣扎，充分展示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所闪现的人性光辉，并对导致人类困境的诸多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展现了个人在战争中经受的心灵考验和生命磨难，成功地还原了战争应有的悲惨与历史的苍凉本质。

三 对负面文化性格的认真审视

若说《滚雷惊梦》对中国普通民众在保家卫国中艰难的人性挣扎给予了温情的书写，而《谁开的枪》的主题则别有怀抱，耐人寻味。

王庆利的抗战题材小说讲述的不是正规部队的抗日战争生活，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活动在鲁南地区的具有民间性质的地方武装，任务是配合主力部队战斗。民族抗战需要中国全民众的力量，而这些大量来自民间的英雄和士兵，大多原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这些农民有着各自的精神创伤、家族恩怨与情感纠结，在家乡一带对日作战，敌我、亲疏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与情感纠葛因而更为凸显。《谁开的枪》就从这种复杂棘手的“关系”与“纠葛”入手，讲述“铁道大队第四中队”的一次金马村伏击战的故事以及后续故事。这次金马村伏击战“没碰着敌人一根毫毛，自己却一死一伤”，“第四中队”的队长老虎觉得憋气、窝囊。但为更重要的是：

“这事还让他就像陷入一个泥潭，让他拨扯不清。战争年代，打仗死人不足为奇，可这次不一样：一是这人是自己人打死的，二是死的人是副队长胡家法的堂弟胡家园。按说，打仗误伤也是常有的事，可这次也不一样：误伤自己人的，偏偏就是凌国美的弟弟凌国有，而且，凌国有偏偏又与胡家园有过节。”《增广贤文》中言：“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意思是打虎时亲兄弟能够齐心协力，上阵打仗时，只有父子同时上阵才能打胜仗。告诉人们：打最凶猛的野兽老虎是很危险的事情，最需要配合信任，因而还得是亲兄弟，上阵打仗需要统兵的了解自己属下，属下要完全服从上级的命令。父子兵这个兵字不能简单理解为普通士兵，应该理解为统兵的是父亲，属下是儿子。统兵的大帅对自己属下是最了解（知子莫若父），发出的命令是最能够保证执行的。这里强调做危险、困难的事情时要团结一致、通力合作，配合信任，有共赴患难之心之情，才能把事情做到最好。而《谁开的枪》中的“打虎”与“上阵”的不但不是“亲兄弟”与“父子兵”，反而是有着家族仇恨的村人邻居。小说故事的悬念设置得非常巧妙，情节由此展开，胡家法对胡家园死在自己人手里这件事难以接受，更让他不敢想象的是，胡家园是不是死于一个阴谋！？他如鲠在喉，难以释怀，此事几乎成为他的心病。后来，队长老虎与当事人凌国有均在抗战中牺牲，在抗战胜利后，胡家法又参加了辽沈战役和抗美援朝，离休之后回了农村老家。这位曾打得日本人闻风丧胆，并在辽沈战役和抗美援朝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革命战士，对党和政府一无所求，但追问却一刻都没有停止，直至在国庆六十周年之际，那个“秘密”仍让他耿耿于怀，穷追不舍，在追问无果之时“感到失落”。小说最后也没有揭开谜底。尽管读者在故事的开始也与胡家法、老虎队长一同想知道，到底是谁开的那一枪，但随着情节的进展，特别是在国有、老虎已经为国捐躯之后，慢慢认为对此再进行追究已没有任何意义，而此时的胡家法仍在追问，“这追问”就值得追问了！为什么一定要厘清？目的是什么？是否他心里已经认定了凌国有在伺机报复？正如朱吉余先生在题为“小处说说，人情毕见”的序中说：“我关心的不是究竟是谁开了那一枪，而是在阅读中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回护与自省，体会到的是人性的复杂和抉择。”

胡家法的悲剧，是战争造成的伦理悲剧。从战争的逻辑层面上来说，战士牺牲纯属正常，但在伦理层面，他的分析与推理有合理成分。但战争的逻辑掩盖了伦理的逻辑，而他执意在伦理层面评判这一事件，显然带有褊狭的个人恩怨因素。更深的悲剧是，战争不仅掠夺了许多鲜活的生命，而且还改变了文明社会的生活观念，使我们的生命如此麻木：在半个多世纪的物是人非之后，胡家法仍在追问“谁开的枪”？王庆利以其锋利的笔触，直接拷问战争年代人们已经改变的迟钝、麻木的良知。这部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情节不是革命战士的奋勇杀敌，而是这位英勇杀敌的战士为什么一直在追问。作家细致地展示了胡家法已有的潜在答案，而这一潜在答案又因无法证实使他忍受着折磨的痛苦心理。

一般的抗战小说，往往突出中国军人与日本军人的矛盾，而将中国军人与民众写成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群体，回避了我方军队内部的冲突和争斗，尤其回避了中国军人与民众自身性格上的缺点与文化的缺陷。而《谁开的枪》将人物置于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敏锐地捕捉那些抗战期间抗日英雄与广大民众身上存在的狭隘、愚昧麻木的一面，让他们在心灵上因此忍受各种力量的撕扯，从而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文化特性，其战争小说显示出了拷问民族灵魂的深邃与厚重。

分析到此，我们看到，《谁开的枪》显然不只是一部抗战小说了，它不是在现实功利层面上对入侵者进行揭露和攻击，而是以穿皮透骨的深邃目光，将战争作为一座熔炉，将人的心灵放在上面炙烤，以达到透视人性的文化的深度，具有文化批判、人性反思的哲理深度。从这一意义上说，它还是一部心理探究小说，是一部探索人性的小说。

四 对女性美的诗意观照

女人是人情美、人性美的主要体现者，也是人间爱与美的象征，但在战争中，她们往往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王庆利的抗战小说《榴花》，在描述战争对母爱的毁灭中，揭露战争对人类亲情的破坏，同时又在对母爱的赞美中，昭示出人类对爱、对文明孜孜不倦的追求，揭示出了人类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之源。

《榴花》从人道主义角度揭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榴花因为战争失去了丈夫，亲生儿子也因患病而死去，但在以后的艰苦生活中，她又全心全意地抚养与保护了两个他人的儿子（一个是汉奸的儿子，另一个是朝鲜籍的日本士兵）。在这部小说中，敌我、兵民不再只是相互厮杀的仇人，还有可能成为同病相怜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

榴花是一位在亲戚家做女佣的没有文化的下层妇女，有着一个非常“俗”的名字榴花。妹妹榴叶死后妹夫牟亚东当了汉奸，因担心妹妹的儿子“小小猪”受到拖累，她决心把“小小猪”养大成人。在抚养“小小猪”的过程中，她所面临的困境不只是生活的贫困与战乱，还要躲避汉奸牟亚东来抢孩子，因而可以说是千辛万苦。作为一位母亲，更为含辛茹苦的是，她还收留了另外一个孩子——日本逃兵台儿喜。台儿喜是庞炳勋的部队在临沂与日本人打仗时存活下来的日本兵，在逃命的过程中，因偷吃榴花给丈夫上坟时摆在坟前祭奠用的供果而相遇，因为心疼和可怜，榴花收留了这个十七岁的半大孩子，并按丈夫的姓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台儿喜，从此二人成了母子。台儿喜虽是日本兵，但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慈江道人，原名叫朴东营，因为家里穷，为了混口饭吃，稀里糊涂加入了日本人的队伍，被改名为木下。作品详尽地描述了榴花知晓台儿喜是日本兵后的矛盾心态：台儿喜紧紧跟随她回家，像一只忠实的小狗，无论如何打骂从不还手，并向她叙说：“不想回到部队，不想到战场上打死人，更不想被人打死”，后又下跪、磕头，恳求“娘”把他收留。台儿喜的不幸遭遇让榴花心起怜爱，而一声“娘”更唤醒了她的母性之光。当知悉日本军官试图抓回台儿喜，将其送上军事法庭，并要枪毙时，榴花更是不惜牺牲生命也要保护这一可怜的孩子，而有正义感的亲戚谢鹏、德国传教士比尔先生等也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为台儿喜遮风挡雨。

小说中的日本兵台儿喜还没有被驯化为一台杀人机器，他与中国普通百姓一样凄苦无辜，远离父母家人，被迫走向战场，因而他对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非常厌恶。逃走的念头一直在脑中回响，逃离了军营，获得了自由，情愿挨饿受冻在野外流浪，也不愿回到部队。台儿喜活着的渴望主要是来源于对回家的渴望——日夜思念远在朝鲜的父母。小说通过台儿喜的命运遭际，生动地刻画了主战者吞食百姓血肉的丑恶嘴脸，战争与人性的激烈对峙，让我们看到，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进行的野蛮挑衅，日军在中国制造的种种惨绝人寰的暴行，是对人类文明历史的粗暴侵犯，是反人性、反人类、反人道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的侵华战争，不只是对中华民族的凌辱，而且还是对全世界人类文明、道义和良知的亵渎。事实上，军队中的很多人，原本就是社会下层的民众，只是迫于各种原因才走向从军之路的。在军队中，部队也只需要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生命在需要的时候填充在弹坑里，而不需要他们的灵魂。他们死后，堆积如山的尸体，留下的也不过是可以统计的冰冷的数字，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前生后世。因此有深度的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应该只是盲目地煽动两国民众的仇恨，而是将军人也当作有血有肉的生命，去观照他们非人的命运。同时还应该把官和兵区别开来，将真正的战争的发动者、操纵者、受益者与那些被迫走向战场卖命的边缘人物区别开来，这样才能够真正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战争的元凶。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篇小说可谓一部具有反战性质的作品，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文学视野。作家怀着崇敬的心情书写了一位永远的母亲形象。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位伟大的母亲，战争中的台儿喜幸存了下来，并满怀感激之心，直至病死。死后，公安人员从其保险柜里找到一摞没有寄出的信件，每个信封上只有三个字：收信人地址处写着“中国”，收信人处写着“娘”。而那位“小小猪”，长大成人之后则当了兵，更名为牟小小。榴花正如她的名字一样，是一草芥人物，也是历史长河中底层人民的典型代表，卑微、平凡却鲜艳无比，她怀着对生命的无比敬仰、对生活的无比虔诚之心，在那艰苦贫穷的战乱岁月里，像石榴花酿孕出了一颗颗饱满的、晶莹剔透的石榴一样，给战火纷飞中的凄凉人间带来了一丝温情与希望。

在对王庆利抗战小说的解读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他对历史与战争有着独特的文化思索。他通过对在战争威胁中人们生发出来的本能欲望的书写，通过对民族自尊与生存欲望冲突的展示，传递出了作家对人与人性存在的理解，把高尚的、卑微的、坚强的、懦弱的……人性的真实内容及奥秘揭示了出来，同时也避免了一般战争小说把战争孤立化、抽象化的描述，从而成功地把战争与历史、现实有机结合起来，把抗日战争文学推向了更加广阔自由的精神空间。

王庆利在谈到为什么写《孤独的风景》时说，“是为了记忆”！是的，正是为了记忆，为了今天，为了能够“守住家园，守住土地，守住朴实的心灵”，他怀着探求人类和历史事实真相的责任与意识，用心捕捉一个个遗落在街道和乡村的历史镜头和片段，多种角度地呈现，最大可能地还原。在王庆利朴素、坚实的叙述风格下，抗日战争生活以它本色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那些所有的经历与创伤，呐喊和呼号，一切都是那么平凡与普通，那么真实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