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枣庄，位居山东南大门，京沪铁路线上，南北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打通南北交通大干线，侵占枣庄，不惜派遣重兵来犯，英勇无畏的枣庄人民奋起抗敌，抵御外侮，保卫家园，在这块热土上发生了许许多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战斗、战役，产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事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诞生在这里，他们发起了一次次神出鬼没的游击战，被誉为飞虎队，令侵略者闻之胆寒；闻名中外的台儿庄大战发生在这里，它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是中国抗战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标志性战役。这块热土上的人民始终铭记抗战英雄先烈，他们的光辉事迹代代相传，枣庄乃至全国的作家、艺术家运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一遍遍书写着这里的抗战故事，塑造着一个个抗战英雄。
早在1938年，作家蒋锡金、孔罗荪、罗烽等共同创作了三幕话剧《台儿庄》，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全国知名作家知侠195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影响了无数读者，成为红色经典，先后被改编为电影《铁道游击队》、电视剧《飞虎队》、舞剧《铁道游击队》、连环画《铁道游击队》，还衍生了电视剧《小小飞虎队》等。向春的长篇小说《煤城怒火》，倪景翔的长篇小说《龙凤旗》是枣庄抗战题材小说的力作。毕四海以“台儿庄大捷”为题材创作了三部系列小说《黑泥》、《烟云三题》与《老狼的传说》。张继创作了短篇小说《三八年日本人占领俺峄县城》。闵凡利的抗战小说有《血声》、《古槐》、《鬼子来了》、《红狐狸》等。王庆利的抗战题材小说有四部中篇《红枣儿要杀人》、《谁开的枪》、《滚梦惊雷》、《榴花》和一部长篇《孤独的风景》。女作家吴敬凤的长篇小说《风雨台城》、张玉军的长篇小说《抱犊崮》、筱桦的短篇小说《大秀的春天》、王凤国的短篇小说《放下屠刀》是抗战小说新收获。电影《血战台儿庄》于1986年上映，获得各方好评，对海峡两岸交流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近期有电视纪录片《台儿庄1938》，电视剧《壮士出川》、《我的特一营》等陆续播出。此外，还有大量的关于“台儿庄大捷”的诗歌创作和通讯报道散见各地报刊。
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作为当代战争文学的代表作，延续了传奇小说的叙事模式和结构，其叙事模式明显具有“十七年”革命文学文本结构的共性。从《铁道游击队》的显形文本结构来说，是抗战背景下的革命英雄主义颂歌，其隐形文本结构则是民间侠义精神文化及民间英雄传奇。民间文化传统中自由粗放，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精神是作品潜在的内涵，以传统侠义故事作为叙述框架，来表现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业绩。作品的通俗化叙事机制将人物归属于正反两大类型，在刻画敌对方的时候有脸谱化和漫画式的倾向，装进了新的革命斗争、民族斗争内容，起到了教育人民、建构民族自信心的作用，可谓“旧瓶装新酒”。侠义精神和英雄传奇让小说有经久不衰的魅力，这不能不归功于小说对以游侠、绿林、侠义为主题的民间文化形态的利用。阅读中读者既体验到了智勇双全、神出鬼没、血腥暴力的快意恩仇，同时又受到了民族自尊自强，为维护族群不惜流血牺牲、无畏精神的教育。除了对传统小说艺术手法的借鉴外，情节安排中“场景化”的运用，使《铁道游击队》有了戏剧化的特点，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烙印。
向春的长篇小说《煤城怒火》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为数不多的抗战文学之一，小说突出了民族战争的正义性、阶级性，弘扬了抗战文学所共有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善与恶、神与鬼、美与丑的二元对立，压迫与反抗的叙事模式，有意将政治、阶级上的敌我矛盾转化为道德上的善恶对立，非常符合中国百姓的审美习惯，中国人的善恶标准清晰而明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论思维颇为强大，这种叙事模式适应了普通读者的阅读心理，引发了读者的民族情感，从而实现了文学惩恶扬善的教化功能。人物塑造有着鲜明的类型化、符号化特点，几个汉奸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它在政治和审美上具有双重属性，使得抗战小说既有主流认可的正统性、严肃性，又有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性和娱乐性。小说散发的民俗气息和传奇特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通俗意味和娱乐看点，快意恩仇的民间复仇情绪与革命的战争豪情交织在一起，充满悬念刺激的斗争场面，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机智紧张的人物对话，使得小说在完成政治主题之外，有了一些新鲜的民间元素，避免了小说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模式。
毕四海以“台儿庄大捷”为题材创作了三部系列小说《黑泥》、《烟云三题》与《老狼的传说》。他将其放在民间视角下，着重关注战争与人性的关系，细致地表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努力展示地方文化与习俗对人物的影响，使其小说有着更为丰厚的地方文化意蕴及人性内涵。《黑泥》赋予抗日英雄孙连仲“老狼”的形象特征。“老狼”在中国主流文化中颇有贬低意味的象征，但作家却有意描写孙连仲作为一名“老狼”的机智、善守、强悍的传奇性格与战争生活景观，充满了民间文化的审美韵味，凸显了民间道德。民间道德的内涵通常是复杂多样的，毕四海在这一爱国题材中，在其人物与故事情节中融进了诸多元素，刻意表达“老狼”孙连仲的民族大义，庞炳勋的民间情义与做人的正气，汤恩伯的自私心理与消极抗日情绪而显现出的奸诈与邪恶。不仅如此，小说还刻意强化了“知恩图报”的民间江湖性质，淡化了上下级甚至国家、民族与军人的关系，突出的是世俗义气，表达的是大众心理。显然，毕四海在小说中着意凸显的是民间的道德与美学倾向。
倪景翔的《龙凤旗》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地区地方抗日武装的恩怨纠葛与爱恨情仇。小说塑造了孔昭棠这位深明大义的爱国者形象。倪景翔在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滕县人格审视之时发现，作为孔子、孟子、墨子家乡的鲁南地区，儒家文化、墨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互相渗透交融，微妙复杂的悠久文化积淀造就了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倪景翔书写的《龙凤旗》，虽属于抗战题材，但又绝不仅仅只是一部抗战小说，民族矛盾、民族意识、民族悲情以及战争本身已经不再是这部小说最主要的诉求，而对文化、历史、战争和人性的思考却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开。小说的文化意蕴还体现在对滕县地域文化的描写上。笼罩在古老滕县上空的文化气息，是那样的复杂与沉重。《龙凤旗》借抗日战争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在以真挚的情感赞誉中华民族古老灿烂文明的同时，也以凝重的历史沧桑感审视和反省我们民族千百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
张继的短篇小说《三八年日本人占领俺峄县城》包括三个短篇： 《糊涂》、《药规》、《软玉》，写出了小人物在民族危难面前挺身而出，以独特方式抗击、抵御侵略者的献身精神。《糊涂》的主人公朱三合是个小商贩，身材矮小，性格懦弱，是个经常受人欺负的角色。他顶着乡亲们的误解，答应给日本鬼子送糊涂（方言指稀饭），用计将路上接应的鬼子砸死扔到井里，事情败露后被鬼子打死。《药规》写的是鲁南名医黄二先生用计谋令患病的日本鬼子通讯兵在作恶多端的恐惧、惊悚中死在路上的故事。《软玉》中的妓女软玉身份卑微，在日本鬼子刺刀的威逼下，她为了救乡亲们，挺身而出，勇于“献身”，充当侵略者发泄兽欲的工具，令他们传染上性病，以她自己独有的方式报复侵略者，最后死于鬼子枪下。乡亲们有感于她的大义，为她树碑扬名。小说乡土气息浓郁，民间立场书写，语言质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对于抗战历史题材，闵凡利一直有一种偏爱。写出优秀的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他创作的一个心结。在创作初期，他曾写过短篇抗战小说《血声》、《古槐》等，近两年，他又发表了《鬼子来了》、《红狐狸》等。在有关此类题材的创作中，闵凡利运用民间的叙述视角和立场，重新审视鲁南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对外来侵略者的还击，着意表现不为异族淫威所屈服的民间世界，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尽管小说中的舅舅们不是那么高大完美，然而正是这些广大朴实的农民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才使我们这个饱受欺凌的国家摆脱了任人宰割的命运，正是他们的勇敢与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幸福和平的生活，也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是不会因为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与残忍杀戮而屈服的。小说立足现实，回望历史，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在抵抗外侮上，闵凡利的笔触饱满而凝重，他站在时间之外，重新审视着在特定历史情况下的民众抗日的行为，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无力到有力，从迷茫彷徨到积极主动。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那种深藏在鲁南这个地区内部的力量，那种在勤劳善良、朴实敦厚里所蕴含的血性和坚强，都被他一一充分地展现了出来。在对这一历史灾难记忆的言说中，在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烧杀抢掠的描述中，他写出了鲁南人民的正气和大义，写出了弱者的抗争是那样的惊天动地，写出了民间的力量是那样的惊心动魄。
王庆利发表的抗战题材小说有四部中篇《红枣儿要杀人》、《谁开的枪》、《滚梦惊雷》、《榴花》和一部长篇《孤独的风景》。王庆利的抗战小说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因此，我们看到了他的抗战小说中的别样风景。通过“还原”，他写出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他把小人物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将抗战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表现人物纠结的内心世界；他咏叹人性的伟大，宽宥人性的卑微；他的思考与关注没有止于抗战，而是延续到了极“左”路线、新时期直至当下。他试图让读者通过重读这场战争，去深刻自省，去重新认知我们的民族：这场战争对中华文明意味着什么？在一场人类文明浩劫的同时，对中国文化性格的发展来说，可否认为是一次洗礼？抗战中引发的很多问题是否随着战争的结束已经结束？显然，在王庆利的小说背后，有一双忧郁而又悲悯的眼睛，这双眼睛赞叹抗战英雄们的一腔热血，更流连于抗战时期普通民众的心路历程，更关注他们的文化品性与生存欲望发生矛盾时精神上、心灵上所忍受的煎熬。他充分张扬自己的想象力，将笔触深入人物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里去探察、去表现，既写出了抗战的伟大、崇高与神圣，也写出了抗战英雄的生存困境和心理纠结，既展示了个人在抗战中承担的苦难，也展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诗性追求，从而较为全面地再现了战争的悲壮与悲惨，还原了历史的荒诞与苍凉。
“70后”女作家吴敬凤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风雨台城》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开始，重点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挖掘历史，解读真相，写出了纵横交织、惊心动魄的台城历史。小说写到日寇入侵后，以方世云为代表的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日，那一个个战斗场面，无不壮怀激烈，荡气回肠，场面广阔宏大，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和层面。这种艰难曲折、动静结合、张弛有度的描绘，让读者如亲临现场，直接感受那个特殊年代社会历史和人物命运，直将鲁南古镇台儿庄描写得风生水起、波澜壮阔。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浴血抗战的场面，内容充满悬念和曲折，情节开合有序，张弛有度，把抗战中的民族精神表现得感天地、泣鬼神。从文学艺术上说，小说语言干净、清新、练达、流畅和风格的浑然一体、文气的首尾贯通，显示作家驾驭文字的深厚功底。小说把人物置于鲜明可感的生活场景之中，情操的美丑，形象的黑白，各自个性鲜活，神姿多样，在悄然间纷纷丰满，清晰而灵动，真实可感。小说构架宏大、合理，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厚的地域文化征象。
张玉军的长篇抗日小说《抱犊崮》以张万恒父子的革命经历为主线，以鲁南抱犊崮山区为背景，以纪实的手法描述了枣庄人民在国难当头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战斗历程。小说用大量细节揭露了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奸淫妇女、屠杀百姓、毁我家园、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描述了鲁南人民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奋起反击的英雄壮举，其中既有肉铺伙计杀鬼子的故事，也有百姓为抗日部队送钱献粮的义举，既有进步群众斗智斗勇与敌人巧妙周旋的情节，也有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县大队在反围剿、阻击战中与鬼子短兵相接、浴血奋战的惨烈场面。不仅如此，这篇小说还让读者充分领略抱犊崮山区秀丽的风光与淳朴的民风，感受到20世纪上半叶鲁南人的喜怒哀乐，体验到传统农民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的生活方式。作者用质朴的语言描述了鲁南人民勤劳善良、勇敢智慧与刚直不阿的性格特点，故事情节既有卿卿我我、儿女情长，又有侠肝义胆、铁血儿郎，特别是鲁南地区土得“掉渣”的鲜活生动的方言，既亲切自然又妙趣横生。
筱桦小说《大秀的春天》的故事架构以真实的事件为基础，没有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人物素描简明有力，在叙事中放弃了对战争正义性的追究，将笔墨放在主人公如何完成父亲未完成的事情并为死去的亲人报仇这件事上。《放下屠刀》更是主人公的个人“史诗”三部曲，以人物一生的经历作为线索贯穿全文，刻画出了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精神心理和不平凡的命运，揭示了在战争中人性善恶交织，复仇与宽容相矛盾，救赎与反省并存等复杂的人生状态，在民族矛盾、民族悲情的诉求之外，有了更为丰富的人性展示。在叙事上，《大秀的春天》和《放下屠刀》两部小说均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在情节结构方面，两篇作品均采取了传统叙事“草蛇灰线”的结构方法，通过悬念与巧合的设置，增强故事性和传奇色彩。除此之外，两位作者在创作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空间叙事意识。小说的叙事空间均架构在乡土社会基础上，在两篇作品中，大团圆结局使个体悲剧价值均未能从历史的胜利大框架中分离，个体生命的悲剧如一道水流，流过历史的纪念碑，便在春风和煦中被蒸发殆尽。乐观主义情绪充斥的大团圆结局，消减了战争本身应具备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更稀释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和人生不可捉摸的悖论。
三幕话剧《台儿庄》由作家蒋锡金、孔罗荪、罗烽等共同创作，1938年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描写了山东枣庄台儿庄地区，码头工人们一天的艰苦生活与抗战的悲壮经历。中国将士以最简陋的武器对抗凶残而装备精良的侵略军，他们坚持战至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众多英雄人物湮没在血与火中的光荣事迹一一展现。剧本与历史进程高度契合，俨如一幅抗战时期斗争与反抗的浮世绘。语言朴素、洗练，布景生活气息浓郁，既有古式建筑、残缺的堞口，也有台底的碉楼，根植的树木等，以一种素描或淡彩画的笔法来表现严肃的主题，揭示时代的本质，使人感到平易亲切，耐于咀嚼回味。这部现实主义悲剧的思想意义并非仅仅局限于对生命表面的简单摹写，而是将笔触深入人性深处，对人物与战争的态度、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与揭示，对战士们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予以高度的肯定和赞美。整个剧作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本性，讴歌了中国军民奋勇杀敌、不畏牺牲的英雄行为。创作者充分发挥了戏剧的直观鼓舞作用，为戏剧艺术的普及与“大众化”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电影《血战台儿庄》是一部血肉长城与纪实美学完美融合的影片。黑白光影交织，历史再现与艺术审美的相得益彰，一个个真实可信的、有筋骨有血性的人物形象定格在银幕上，一段段刻画着血与火、泪与痛的情节，从浴血搏杀的大战场地，到同仇敌忾的士兵群像，一串串令人自豪的反击和胜利变成鲜活记忆走过岁月，在电影中慢慢地沉淀。20年前，极具史诗般主题和油画般色彩，气势恢宏的纪实性影片《血战台儿庄》，在共同抗日这面旗帜下，表现了全国军民沉着奋斗，国共两党战斗上共同合作，各派政治力量与军队并肩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唤起了海峡两岸人民对于那场血战的记忆，再一次温热了两岸同胞心中共同的民族情怀，必将唤起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对那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烽火年代的共同追忆。
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时期，是电影翻拍文学作品的高峰期，而作为黑白胶片封存历史记忆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可被称为文学剧改编电影的典范。影片中随处可见扒火车的危险镜头，面对当时拍摄技术的限制，虽然令导演组捏了一把汗，但演员敬业的精神，使得扒车、跳车的惊险场面顺理成章。片中还设置了令人提心吊胆的格里菲斯式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塑造了铁道游击队里唯一的女性角色——芳林嫂，虽然戏份不多，但秦怡饰演的芳林嫂唯一的一场动作戏却成为伦理影片中永恒的经典。永远弹奏的“土琵琶”，传唱不衰。布景在电影中的运用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基础之上，可圈可点。不仅外景有玄机，而且货车外的景色也经过了特别的处理。总体上看，电影不论是形式技巧还是表现方法等，均跳出了公式主义的泥沼，带来了一些新鲜的风貌。游击战争的题材，并不新鲜，但铁道线上的斗争却有其独特性，电影拍出了与《平原游击队》不同的特色，克服了原小说战斗场面铁道特点不鲜明的缺陷，使战斗场景显得惊险刺激、扣人心弦。艺术家们用他们的眼睛和镜头记录下中国近代百年沧桑巨变，使得那些鲜活的、刻骨的历史原封不动地再现于今人的视野，以求将这段沉重激昂的历史，鲜活形象地展现给读者，借此唤醒我们对这些中国的脊梁的回忆。
电视剧作品中，包含了众多抗战精品，如以儿童视角书写抗战传奇的《小小飞虎队》，秉持革命式叙事与“精神狂欢”相结合的剧作精神，摒弃“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塑造，运用儿童式的机智、幽默和英勇，展现了在残酷的战争下孩子的善良、美好的心灵，用童真、童趣诠释了“友谊与正义”、“勇敢与担当”的可贵品质，较好地体现了儿童的活泼与机智、趣味性与幽默性，具备了一种儿童剧的深沉与思索，是对以往抗战题材儿童剧作品的大胆革新，称得上是国内第一部反奴化教育的儿童抗战戏。
为传承红色精神，向经典致敬，电视剧《飞虎队》由《神探狄仁杰》原班人马打造，根据知侠所著的《铁道游击队》改编，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枣庄柴胡店镇葫芦套影视基地置景拍摄，讲述了抗战时期，山东鲁南地区的铁道游击队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的故事。整出剧由一个个故事性强的“小故事”连缀成一个大故事，主要内容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南部枣庄矿区，以刘洪、王强为首的一批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因不堪日寇的欺压和蹂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秘密建立起一支短小精悍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经历了飞车搞机枪、血染洋行、智打票车、夜袭临城、打冈村、搞情报、夺布车、上济南、下徐州等多次战斗，活跃在日军侵华战争的主要铁路命脉——津浦线的山东沿线，被老百姓称为“飞虎队”。鲁汉、林忠等铁道游击队员，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并为国捐躯；刘洪和芳林嫂也在战斗中产生爱情。日本侵略军为消灭心腹之患，在铁道线附近进行残酷扫荡和绞杀，利用种种阴谋，使铁道游击队面临险境。1945年抗战胜利，铁道游击队在人民的支持下，周旋于铁道和微山湖之间，抓住了逃跑的鬼子小林和他的残兵败将，并逐步壮大起来。无论是叙事框架、人物塑造还是武打动作，导演钱雁秋都拒绝效仿与戏说。相比以往的电视剧，新拍摄的《飞虎队》看点颇多：其一是技术的革新，新增跑酷的动作元素；其二是拒绝“旧瓶装新酒”，着力打造成适应时代发展的好剧，用全新的手法再次演绎这部红色经典。
作为一部献给抗战胜利70周年的五集文献纪录片，《台儿庄1938》由季桂金担任策划，孙继炼任总编导，摄制组用两年时间，深挖中国大陆战场旧地，通过寻访中国大陆参战老兵、台湾政要，查阅日本机密战争档案，搜集整理来自欧美国家的珍贵历史影像，分“大战前夕”、“滕县之战”、“临沂之战”、“生死三日”、“正义千秋”五个部分，分别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三方视角，抱着科学、审慎、严谨、求实的态度，拨开历史烟尘，深入战场，钻探血火，倾听口述，研判精神，以罕见的深度详述了台儿庄战役的进程，对交战各方的总体战略、重大战役的战术方针、战争领袖的才干与局限、军事技术的发展、偶然因素的作用等，均做出令人叹服的介绍与分析。60多年来最真实、最惨烈的抗战口述，300位亲历者全景还原历史真相，见证民族英雄传奇，讲述战争的惨烈、悲壮和残酷，更艰苦卓绝的战争史实、更加残酷而警醒的历史记忆，更全面地反思战争，给人以心灵撞击和思想震撼。该纪录片对抗日战争的深度挖掘与描述是独一无二的，里面绘制了上百幅作战地图，栩栩如生地向世人披露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一连串入侵、屠杀与抗争的事实，包括无数悲天动地的事件、万千大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它壮阔而又悲怆的战争画卷也始终冲击着后人的心灵，从而呈现出一幅令人激动、悲悯而又不得不反思的战争画卷。该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一条通道，这条通道为那些伟大的心灵光辉所照亮，当我们漫步于这条文艺长廊时，人类文明的艰难、喧嚣、动荡的历史进程也会变得依稀可辨。
七年磨一剑的连环画《铁道游击队》，由丁斌曾和韩和平共同完成，创作上精益求精，品质上乘，它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红色记忆，也曾是孩子们炙手可热的读物。那一幅幅工笔线描、黑白或彩绘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画面，形象生动，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文字通俗易懂且富有写实感，讲求意境营造与语言锤炼，加之颇具特色的中国式画风，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精神食粮和引以为豪的智慧财富，同时也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心底深处抹之不去的情结。但针对目前媒体的不断繁荣，连环画也逐渐退出文艺市场，面临着书架上边缘化：有藏家，少读者的尴尬。即便如此，连环画也不失为一种文艺表现和历史研究的独特载体。
大型经典舞剧《铁道游击队》由总政歌舞团排演，该剧拥有高规格的创作班底、鲜明的红色主题、巧妙的舞剧结构、逼真化的道具使用、雄浑悠扬的配乐，地域特色浓郁、文化底蕴深厚，展现了一道精神大餐与视觉盛宴。同时，舞剧还从剧本、音乐、舞蹈、服装、造型、舞美等方面进行了新开掘、新阐释，使其具有了新的美学追求与情感气质。舞蹈、配乐、舞美有机配合浑然一体，在叙事中推进戏剧发展，揭示人物性格，同时处处看到的是舞，所有空间都充满表现力地参与在舞中，真正实现了舞美行为与舞蹈语言、故事叙述颇具新意的紧密结合，舞蹈叙事方面实现了最理想的状态，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15年拍摄的电视剧《台儿庄往事》与新版《铁道游击队》，力求反映中国抗战史的不同层次和面相，生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抗战史的主要成就和艺术思想。《台儿庄往事》以1938年震惊世界的台儿庄大战为背景，以五百多位台儿庄老百姓坚守家园的真实史料为依据，讲述了以台儿庄青年萧换牙为代表的一大批平民百姓，由求生、护家的小愿，发展到抗敌、卫国的大爱，为保护家园而组成“平民敢死队”，最终拿起武器参加抗日的故事！该剧以独特的视角，结合历史史实，用新材料、新角度、新理念、新审美书写了中国抗战，对残酷场景和血腥场面的处理也更艺术、更人性，展示了平凡人的不平凡信仰与斗争精神，力求为观众呈现出一段段鲜活生动的历史画面。《铁道游击队》中，导演为该剧加入了武侠元素，英雄人物不再是“高大全”形象，“心爱的土琵琶”依旧不可替代。
立足于激荡壮烈的民族战史，以警卫特一营营长周天翼及年轻将士们在前线英勇激战、慷慨赴死的经过为叙事主线的《我的特一营》，讲述了1938年台儿庄大战前夕，日军沿津浦线前进，企图合围徐州，国民党第56军特一营全体将士在营长周天翼的带领下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真实还原了参战官兵是如何在缺粮少衣、缺乏枪弹、孤立无援等极端困境下，用鲜血与生命保卫祖国的领土与尊严，慷慨赴死、舍身成仁的壮烈一幕。该剧不再把镜头对准作战指挥部的统帅名将，没有浓墨重彩写英雄，避免了一味地说教，而是从一个普通参战士兵角度切入，将镜头深入到人物内心深处，把草根战士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及个人命运刻画成一条故事的主线，以其独特的切入角度给该剧提供了一个柔情的内核，一个格外鲜活而又人性化的内核，在丰富有趣的故事情节中阐述道理，说明真相，“以小见大”，叙事重心落在“我”上，个体叙事的腾挪挥洒空间较之于“我们”的集体叙事，显然更为洒脱灵动。
取材于川军抗战史实的《壮士出川》，聚焦了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最为悲壮的滕县保卫战、台儿庄大战等战役，战争场面激烈刺激，故事情节真实可靠，人物形象虚实得体、轻重有别，没有过度的夸张渲染，没有对江湖趣味的激赏、爱情故事的描绘，摆脱了沾染情感泛滥的弊端，对日寇的刻画，也没有沦入泛脸谱化的模式，很好地把握了传奇叙事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抗战题材电视剧中第一部较为完整地描绘一支国民党地方军队抗战功绩的作品，为抗战题材电视剧创作增添了地方系统叙事的新格局。不同于以往的战争题材剧作，该剧一经播出，收视口碑“双赢”，被称为中国版的“兄弟连”。
所谓正者，却硬是演出了一场荒诞滑稽的大戏；所谓悲壮，却用嬉笑怒骂的方式轻松演绎。作为“英雄无敌”系列第四部的《正者无敌》，是一部典型的川剧，沿袭了此前的军事悬疑风格，取材于川军出川抗日的真实历史事件，实打实反映川军悲情与豪迈。全剧以大笑开头，以流泪结束，情节滑稽热闹，人物荒唐走板，是由《大宅门》的太太争宠、《亮剑》的见招拆招、《历史的天空》姜大牙似的人物狡黠最终混合而成，分别从川魂、川人、川妹子等角度，对抗战中一个个铁血忠贞和灵魂不朽的真实形象进行了阐释，还原了抗战的艰难、正义的抉择以及无畏的牺牲精神，展示了民族魂魄。《正者无敌》在主流价值观、情节剧创作指导下，将思想性、艺术性与商业性巧妙融为一体，讲述了真正的中国故事，发出了真正的中国声音，阐释好了真正的中国特色，不折不扣地记录了中国军事史，对中华民族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为观众呈现出一部令人激情澎湃的精品大戏。
通讯特写、新闻报道作为文学中的轻骑兵，在台儿庄大战期间发挥了独特的文学功能，在烽火连天、国难当头之时，“行动高于一切”，作家、记者们纷纷以笔为战斗武器，追踪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把握剧变的战斗片段，快速、真实地描绘伟大的时代风云，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斗志，具有思想性、战斗性和珍贵的史料价值。这些报道虽然角度各有差异，但都将新闻性、时效性与战斗性发挥到了极致。从内容上看，这些新闻写出了前方军人的英勇牺牲，也写出了后方民众的忠诚热心；写出了伤病将士的凄惨与痛苦，也写出了难民的苦难悲哀；写出了敌人的凶暴顽固，也写出了战斗的艰辛残酷；写出了胜利者进攻的神威，也写出了溃败者退却时的仓皇。这些作品较详细地记录了中国军民舍生忘死、可歌可泣的英雄战迹，刻画出伟大的抗日英雄与受苦受难的百姓形象。从艺术表现上看，这些作品大多呈现出雄浑、刚健、悲壮的风格，鼓舞激励着千百万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英勇战斗，增强了民族自信力和同仇敌忾的凝聚力。在创作手法上各有所长，如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台儿庄大战期间，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新闻专电6条，战地通讯3篇，他在写人记事时，插入了一些富有思辨色彩的议论，创造了夹叙夹议的通讯文体，将叙事、抒情、议论融于一体，不拘一格写新闻。这些新闻作品虽然在抗战的同一历史条件下，有着大致相近的审美追求和创作思路，但由于作者的艺术才能和审美理想存在一些差异，所以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
著名诗人臧克家的《津浦北线血战记》是当时第一本全面反映台儿庄大战的长篇战地通讯报告集，作品以大量的细节描写，全景式地描绘了战役的方方面面，如实记录了被采访人物的外貌言行，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观其景，通过作家对整个战役真切的描述，领略硝烟弥漫中的战争风云。著名作家郁达夫亲赴台儿庄前线，他不仅完成了劳军的任务，还以新闻方式报道了前线的战绩，功莫大焉。
上述无论是给人以丰富想象的文学作品，还是鲜活灵动、真实可感的银幕形象，无不向今人昭示了在民族危机、国难当头的时刻，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凡夫俗子、市井小民义无反顾、不惜生命来捍卫这片土地和家园，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华民族的强健脊梁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