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是一个既老且新的话题。从世界电影的发展历程来看，电影由最初的街头杂耍演变为一种新兴的艺术样式，对文学营养的汲取是其革命性变迁的重要动力之一。正如苏联电影理论家H．列别杰夫所说，“电影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充分地利用了文学的宝藏，因为它一开始就吸取了文学中的精华，向文学作品学习，并吸取了文学大师来参加影片的创作工作”。通过汲取文学营养，电影大大提升了自身作为艺术的品位和地位。中外电影史上的许多经典影片，如《一个国家的诞生》《乱世佳人》《北非谍影》《蝴蝶梦》《后窗》《罗生门》《春蚕》《祝福》《芙蓉镇》《边城》《城南旧事》《红高粱》等，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影片有百分之八十五是改编的”, “在任何一年里，最受注意的电影都是改编的”。美国电影研究专家乔治·布鲁斯东也曾说：“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总是最有希望获得金像奖。”改编文学作品还是电影剧本的一个重要来源方式，据有关资料统计，自电影问世以来，70%以上的电影都改编自文学作品。

与电影改编的长盛不衰相对应，世界各国对电影改编的研究也是由来已久。从安德烈·巴赞《非纯电影辩——为改编辩护》、杰·瓦格纳《改编的三种方式》、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到21世纪以来莫尼克·卡尔科-马赛尔和让娜 -玛丽·克莱尔的《电影与文学改编》、罗伯特·斯塔姆和亚历桑德拉·雷恩格的《文学和电影：电影改编理论与实践指南》等著作，电影改编问题一直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在中国的电影改编研究中，首先应提到夏衍。夏衍从1958年到1963年，先后发表了《杂谈改编》《谈〈林家铺子〉的改编》《漫谈改编》《对改编问题答客问——在改编训练班的讲话》等一系列文章和讲话，来探讨电影改编问题。20世纪80年代国内电影改编研究形成了又一个高潮，围绕“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忠实于原著”和“戏剧式改编”等问题，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骏祥、郑雪来、李振潼、张卫、金天逸、仲呈祥、汪流等学者都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另外，还有大量对具体改编影片进行个案研究、指出其艺术上成败得失的学术论文出现。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改编研究在某些方面对夏衍电影改编理论有所拓展，弥补了夏衍改编理论的一些缺陷，但并没有背离夏衍改编理论，而是对夏衍改编理论的合理扬弃和有益补充。事实上，夏衍改编理论中对具体方法技巧的论述，如怎样改编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话剧等，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电影工作者认可和吸收，并在改编实践中有所体现，甚至成为电影改编的基本法则。新时期电影改编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电影改编研究所提供的宝贵理论是分不开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当代消费文化语境的形成，中国电影的商业属性日益凸显，电影改编也呈现出娱乐化、世俗化的倾向。这种改编倾向肇始于香港影坛，以徐克导演的《梁祝》、李力持导演的《唐伯虎点秋香》和刘镇伟导演的《大话西游》为代表。内地电影改编的娱乐化、世俗化倾向在张建亚导演的《三毛从军记》中初见端倪，经冯小刚贺岁喜剧片的升温，到90年代后期已蔚然成风。如果说《梁祝》《唐伯虎点秋香》的改编对象是民间传说、《三毛从军记》的改编对象是漫画作品、冯氏贺岁喜剧片大多改编自当代文学作品，那么《大话西游》和21世纪以来的不少改编影片，更是将娱乐化、世俗化的矛头对准了文学名著。冯小刚的《夜宴》、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吴宇森的《赤壁》、陈嘉上的《画皮》、马楚成的《花木兰》、陈凯歌的《赵氏孤儿》等影片，以大投入、大制作的商业化运作方式，掀起了一股文学名著娱乐化改编的热潮。在西方，以游戏化、娱乐化的方式对文学名著进行后现代改编，也已非常普遍，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驯悍记》等都以这种方式被重新搬上银幕。

就中国而言，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电影改编与以往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电影改编以推出满足国家和人民需要的艺术精品为最高目标，很少关注娱乐价值和商业价值。而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电影改编是建立在精英文化向世俗文化转化的基础上的，更注重满足大众感官的愉悦与欢乐，电影的娱乐功能不断得到强化。不少改编影片以解构的态度对待原著，随意改动原著的主题和风格，消解原著的深度模式，将其通俗化、浅表化，以迎合世俗口味；改编古典作品时，以喜剧化的模式“戏说历史”、把历史娱乐化和消费化的现象层出不穷；在改编影片中，政治话语、革命话语、道德话语都可以成为戏拟的对象，在调侃、戏谑中消解其崇高感和宏大意义，甚至底层生存的艰难和生活中的悖谬现象，也可以化作影片的笑料和逗乐的噱头。上述种种倾向，显示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电影改编观念，同时也对夏衍电影改编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改编理论构成了挑战。这种变化和挑战，无疑给电影改编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影改编研究却没能对这种新的现象做出充分的关注。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影改编理论研究对“忠实”与“创造”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入，并注重从媒介转换层面和观众接受角度去探讨改编问题，但是对消费文化语境下电影改编所呈现的娱乐化、世俗化倾向，一直未能纳入研究视野，也没有及时对其进行理论上的剖析和引导。一些电影批评文章对娱乐化改编现象有所关注，但大都是对单部改编电影的个案化研究，侧重从主题、人物形象、叙述结构方面探讨一部娱乐化改编影片的得失，而缺乏一种宏观的、全局的视野，因此不能对娱乐化改编现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鉴于此，本书试图对消费文化语境下电影改编的娱乐化、世俗化现象进行全面考察，探讨消费文化语境下电影改编观念的嬗变及其误区，分析娱乐化、世俗化改编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理论上寻求解决的途径，以求有助于当前电影改编尤其是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走出困境，使其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既能够创造出巨大经济效益又能够发挥出延续文学经典、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在梳理中外电影改编观念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消费时代的中国电影改编观念与以往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娱乐化的倾向，并分析了娱乐化改编观念的特征及其产生的现实环境和哲学、文化基础。该章分为四节，第一节是对国外电影改编观念的概述，围绕“能否改编”、“是否应忠实于原著”这两个电影改编中的基本问题，重点介绍了贝拉·巴拉兹、安德烈·巴赞、齐·克拉考尔、乔治·布鲁斯东、杰·瓦格纳、克莱·派克、杜德莱·安德鲁以及苏联的爱森斯坦、普多夫金、M．罗姆等人的电影改编观念。第二节回顾了中国电影改编观念的历史进程，认为中国的电影改编观念经历了从最初的萌芽到逐渐成熟以及进一步深化的过程，由20世纪20年代的“图解式”改编，逐渐过渡到“十七年时期”的“政治化”改编，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人性化”改编，在“忠实于原著”和“戏剧式改编”方式上也有所突破。第三节着重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改编观念的变化，分析了娱乐化电影改编观念的主要特征及其得以产生的社会现实环境，认为以娱乐本位立场取代艺术本位立场是娱乐化电影改编观念的本质。第四节考察了娱乐化电影改编的哲学、文化基础——后现代主义和消费文化，并剖析了娱乐化电影改编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第二章试图从电影改编理论的角度对娱乐化改编现象进行观照和引导，并对以往的电影改编理论进行反思，挖掘其在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现实意义，促使其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以期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电影改编理论体系。第一节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影改编理论研究的梳理和检视，分析了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第二节从消费文化语境出发，重新认识夏衍的电影改编理论，认为在“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进行改编”“是否忠实于原著”“如何改编古典作品”，以及具体改编方法等方面，夏衍的理论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并且该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和有益因子对纠正当下娱乐化电影改编中的某些偏颇，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作用。第三节对“戏剧式改编”这一曾经被广泛采用的电影改编方式进行考察，追溯了“戏剧式改编”的历史渊源，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戏剧式改编”论争的实质，客观地审视了“戏剧式改编”的合理因素和不足之处，并分析了“戏剧式改编”能够为当前娱乐化电影改编实践提供的有益启示和经验教训。第四节是对电影改编中的“跨文化现象”进行理论思考，认为跨文化改编包括跨国改编和跨时代改编两种情况，在此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反思“变通取意”这一改编术语，并结合《蛛网宫堡》《乱》《西区故事》《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或成功或失败的跨文化改编影片，探讨在改编中如何进行国族文化差异和时代文化差异的“变通”，总结归纳普遍性的规律。

第三章从电影和文学的关系角度考察娱乐化改编现象。该章分为三节，第一节考察了电影与文学关系的历史变化，电影通过对文学叙事形式和技巧等的学习借鉴，逐渐由稚嫩走向成熟，与文学并驾齐驱，并最终迫使文学从中心退向边缘。电影的强势地位使其在改编文学作品时不必毕恭毕敬，而是可以随意变动原著的情节、主题、人物，以满足消费时代人们的视觉欲望和娱乐要求。第二节分析了电影自身文学性和视觉性的此消彼长。视觉性的影像和文学性的叙事是电影最具表现力的两个构成要素，随着电影和文学关系的变化，电影的文学性和视觉性也经历了“重视觉性—重文学性—重视觉性”的历史回旋。在强调视觉快感的消费文化语境下，电影变得“过度影像化”，以至于忽视了文学性，这种情形也蔓延到电影改编中，改编影片为达到吸引大众眼球的目的，往往选择文学作品中有视觉冲击效果的情节加以影像化，而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编织上存在严重欠缺。第三节探讨娱乐化改编对传统喜剧观念的冲击。在娱乐化改编中常常会增添一些噱头和笑料，这种单纯逗乐的做法显得极其肤浅庸俗，不仅破坏了原著的完美性，也颠覆了以往的喜剧观念，其实质是对喜剧思维的偏离，丧失了真正的喜剧精神，导致喜剧的“螺旋式”倒退。尊重作为文学艺术审美范畴的喜剧观念，对电影改编和喜剧电影的发展都是善莫大焉的。

第四章着重分析文学名著的娱乐化改编问题，一共三节。第一节剖析了消费时代文学名著遭遇祛魅、“经典”地位失落的主要表征和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以娱乐化的方式改编文学名著，既和消费文化语境下电影改编观念的嬗变有关，也和文学名著神圣光环的消逝有关。第二节在探讨消费时代文学名著改编的多样化动机和诉求的基础上，分析了以大投入、大制作的商业模式改编文学名著的合理性，即有利于规避投资风险、有利于整合华语电影力量、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有利于文学名著自身的当代传承；并指出“过度娱乐化”给名著改编电影造成的严重误区及其在价值观和文化层面的严重缺失。第三节是对名著改编如何走出“过度娱乐化”误区的思考，认为充分尊重原著及其文化意蕴、在明确的主控思想和价值观念下讲述故事、注重改编电影的民族化审美品格，是消费时代名著改编影片走出迷谷的必由之路。

第五章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改编影片的评析，选取《三毛从军记》《大话西游》《高兴》《色·戒》《画皮》《花木兰》《赵氏孤儿》《白鹿原》等影片，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探讨这些改编影片的成败得失，以达到将宏观现象考察和微观个案研究相结合、抽象理论探讨和具体影片分析相结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