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民国文人魏晋情结研究述评
我国文化有一条绵延不断的文化心理脉络,它不因社会更替而消停或断流,千万条水脉浇灌了历史的文化原野,千古文脉有它相对固定而自足的演生图像。社会转型促成思想解放和学术观念的更新,周末百家争鸣、魏晋六朝玄学、明季心学潮流和“五四”西学思潮标举了我国思想史上的四处思想高标,中国士人作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往往最先领略时代变迁和社会的风云激荡,它们通常借叫板或与传统的分庭抗礼来创造社会新质。文人心态是特定社会的文化表征,它抖搂了中国士人感应社会思潮的文化立场,是其人格思想的具象反映。魏晋文人的自由人格、生命体验、玄学境界,乃至魏晋一代的艺术精神因为民国文人的取尚、传承,而得以创造性转化,形成民国时期独具风貌的魏晋情结。民国文人的魏晋情结,不仅强化了中国文人情结的纵向脉络,也凸显了传统学术转型的文化场域,有利于勾勒中国文学和学术古今演变的文化谱系。
一 追慕魏晋自由人格,凸显魏晋情结萌发的文化语境
中国文人是一群寻觅和建构精神家园的探索者,追求人格和思想自由,素来是我国文化领域的一个优良传统。民国文人的个性气质、学术经历、人生信仰、思想情趣在被压抑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时期借对魏晋文化的接纳,映照出民国时期学术争鸣的真实图像。文化情结具有深远的精神脉络,情结(complex)亦名“情意综”,本为一心理学术语。《辞海》释之为:“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主要概念。由荣格最早使用,他认为情结是有关观念、情感和意象的综合体。后被弗洛伊德所采纳,主要用来指阉割情结和俄狄浦斯情结。他认为情结是一种受意识压抑而持续在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欲望。”我们认为“情结”一词不只是简单地定格于心理学层面,它泛指审美主体对某一笃定的主观愿望的持续期待或对已逝美好事物的深情眷念,它是一种深沉的文化记忆或文化追思。魏晋情结是后世文人对魏晋文化及其艺术精神的持续追慕的一种文化心理,它缘于民国文人对魏晋风度的强力体认。
“魏晋风度”一词源于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的那次著名学术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以此来概括魏晋士人的精神存在和行为方式。魏晋风度是儒家传统伦理的反动,标示了人性觉醒的趋向。仪平策认为魏晋风度是魏晋之际社会风气和文化取尚的总结:“具体地说,是当时人们对人物美范本的一种崭新诠释和追求,是以人物美为中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极富时代特色的个性行为与人格风采。”《世说新语》式的“碎步”札记刻勒魏晋一代的文化记忆,留下令人回味无穷的想象空间,基于个体解放的人格独立思潮导引中国文学的自觉,追慕自由人格成为魏晋风度隔代传响的思想底蕴。
超越线性的历史进化观,阐述传统文化的当下性,是展示传统文化学说生长点的重要维度。20世纪出现两次魏晋文化热,一次出现在世纪之初,另一次则在八九十年代。“章太炎、鲁迅、汤用彤、陈寅恪、宗白华等一批著名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及魏晋人的人格与心态。”他们考察问题的维度大体遵循知人论世的方法,综合社会文化生态来整体把捉其人格特质和底色。刘绍瑾盘点民国的魏晋六朝情结,认为这种蔚为风潮的文化热是与刘师培、黄侃、鲁迅、罗根泽、陆侃如、逯钦立、王瑶等一批学者的大力鼓吹和不懈耕耘密切相关,职是之故,他辟专节来梳理现代美学家的魏晋六朝情结:“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更是把六朝美学推到了一个至上的位置。或曰:‘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或称:‘不让位于浪漫运动之于西方’的辉煌时期,使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朱光潜、宗白华身上或多或少带上了某种意义上的‘六朝情结’。”
不臣服于既定的刺激—反应模式,民国文人的自由诉求自有传统文化的根脉,魏晋六朝高倡解放的艺术精神,仍伏脉于当下社会普泛的自由人格追求思潮。
“民国文学时代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最大的贡献就是一种具有现代启蒙意义的‘民国精神’的表达,这种精神的实质是对于‘人的解放’的肯定与张扬。”人格追求展示民国文人魏晋情结的文化间性,建构了各具其致的发生背景和人格理想,自由人格追求成为民国精神的最好表达方式。大体而论,章太炎、鲁迅接续了魏晋文人的叛逆人格,周作人、朱光潜则是魏晋文人冲淡、静穆人格的民国回响。魏晋文人“非汤武薄周孔”叛逆人格在民国时期得到很好的传承,前期的章太炎、鲁迅与魏晋文人在精神层面有着惊人的相似。章太炎提倡“五朝学”,假复古之事业,寄革命之精神;鲁迅十年沉默生成“嵇阮情结”,以致砸破“铁屋子”而呐喊奔波。相对而论,魏晋文人的山水清音、闲适人格在民国亦不绝回响,周作人“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显示其通达温润的“半是儒家半释家”情怀;宗白华承袭魏晋风度的放达和君子之儒的内敛;朱光潜的“魏晋人”理想,再现了陶渊明式的静穆人格;沈从文、废名、施蛰存、师陀等人回归乡土,编织和谐宁静、怡然自乐的桃源胜境。在人格追求上,民国文人前后接续,形成人格主体的魏晋化倾向。
侧重文化生态来挖掘文化“五四”的文化存在意义,自然会关涉西学东来的影响效能。陈广宏认为魏晋文化之所以在民国的文化天空大面积泛滥,是因为斯时文人寻觅到新的认知维度和重新评价传统潮。其云:“魏晋文学所具新的思想与文学价值,在中国是五四以来才被发现的,当时的学者在欧洲人文主义思想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强烈的影响下,建立了新的文学标尺,这也正是鲁迅所说的‘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备受西学烛照的民国文人,钩沉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自由人格和艺术解放质素,便成为时代所需。魏晋六朝与民国特别是文化“五四”具有相似的历史情境和文化境遇,章太炎、刘师培—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废名,构成魏晋文章而创造性转化的学术谱系。民国文人追慕魏晋文人及其文章,贬抑唐宋文章,不仅突出文采和想象之功,也是崇扬学术独立精神之一斑。照实说来,章太炎、刘师培和鲁迅均有很深的“嵇阮情结”,其师心使气、不步尘俗等行止就显示与嵇阮的精神默契。
鲁迅的魏晋情结大多融入一种特有的人格气质,早在1950年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已明显标示;钱理群《十年沉默的鲁迅》一文亦指出:“这就形成他生命中的魏晋情结,浙东情结;这都是他的生命之根。”从鲁迅及其文学创作来发掘魏晋情结的民国回响,是学术界用力甚多的一个方向。1981年郭豫衡《鲁迅笔下的魏晋文学》较早拾起民国文人和魏晋文学这一研究话题,其后吴俊《师心使气 希踪古贤——鲁迅与章太炎及魏晋文章》、罗成琰《鲁迅与魏晋风度》、王吉鹏《鲁迅与魏晋文学》、任广田《鲁迅与魏晋文化》、徐国荣《魏晋文学研究中的鲁迅资源和“鲁迅神话”》诸文,或就鲁迅的嵇阮情结生发、或探索鲁迅主体精神的魏晋化,既最大限度地走近鲁迅的内心世界,也绘制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接受图像。王初薇《“托尼学说”与“魏晋文章”的契合》就“个人—人道”思想来梳理鲁迅“嵇阮情结”的形成,展现了鲁迅思想的两个远源。社会存在现实与思想文化的类似,是民国文人接续魏晋文化的历史情境,徐晶《周作人与“魏晋风度”》认为:“文化思潮的相似,归根结底是因为两个时代相似的历史情境和相近的文化语境。极端黑暗的社会现实和空前活跃的思想文化,使魏晋士人和清末民初学人都希望在乱世中寻找精神安顿之所,在思想言行上标举反传统旗帜。”
徐文虽就周作人与魏晋风度的关系而论,但这又何尝不是民国文人魏晋情结萌生的集体意识。民国文人从传统中挖掘革新的元素,纷纷将目光聚焦于魏晋文化,确是历史和时代的因缘际会。侧重文化生态来挖掘和凸显民国文人的魏晋情结发生,原本就是穿越时空对话魏晋和民国文人的在场反映。
二 展现民国文人的著书立说,钩沉魏晋情结方法论指向
魏晋六朝之学特别是魏晋玄学在相当长的时空内一直背负着清谈误国的罪名,民国巨子章太炎、刘师培另格独具,在思想取向、士人精神、文学成就诸方面对魏晋玄学做了几乎全面的肯定,尽力为魏晋六朝之学辩诬,后经周氏兄弟、黄侃、陈寅恪、汤用彤等人的鼓吹与不懈的学术实践,民国学术界从哲学、文学、史学各个方面来关注魏晋六朝之学。“或以之关乎世道人心,或从中寻求人格思想,或欣赏其淡雅清丽的文学之美,或青睐其深达理要的玄理之悟。学者各取所需,各有擅长,成就大小可以不一,但造成魏晋六朝之学彬彬大盛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其本身含有丰富而开放性的资源:独立自主的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各是其是的精神,多元的文化交融,深刻的理性探索,情的发现,美的追求。”时代因缘际会,魏晋六朝的文化存在价值得以大面积体认,魏晋六朝之学成为民国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
著书立说是民国文人魏晋情结在学术著作、大学讲台上的形象呈现,它密切联系着民国的时代文化和学术接受实际。在大学讲台方面,一度出现魏晋六朝文化、文论的讲学热潮,像胡适在北京大学讲中古哲学史、刘师培在北大讲中古文学史、周作人在北大讲六朝散文、黄侃在北大讲《文心雕龙》等,民国学者钟爱魏晋学术的自觉立场助推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在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主体的魏晋六朝文论研究高峰。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李详《文心雕龙补注》、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和张陈卿《钟嵘〈诗品〉之研究》、陈延杰《诗品注》、古直《钟记室诗品笺》、许文雨《诗品释》,竞相推动对魏晋六朝文论的研究,另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朱光潜《诗论》和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对魏晋文人的时代氛围、生存态度和人格范式的分析,为民国的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寻绎传统的因子。
著书立说是流动的民国课堂,民国文人各种有关魏晋的著书立说,不仅显示学术研究的参与在场,也导引了崭新的方法论指向。大体而言,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辨》、冯友兰《论风流》是其中的标志性成果,他们或从文化学立论、或强调诗史互证,或重得意忘言之法、或尚辨名析理之途,掀起一股民国文人有意归纳的方法论自觉。相对而论,学殖深厚的陈寅恪恪守中体西用之说,从家世信仰和宗教背景来梳理魏晋史实,“陈寅恪‘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但正如前文说过的那样,由于这种研究既需要很深的国学功底和广博的知识,更需要才气和很高的悟性,因而呈现出浓烈的私人性,他人也就难以沿着这条道路而继续向前了。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特征,其本身的成就固不待言,而启迪的意义也照样是存在的”。陈寅恪的研究方法曲高和寡,亦不无借鉴意义。
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魏晋神话”的缔造者之一,他从魏晋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生发开去,就时代背景、士人心态等角度来整体统摄魏晋文化,既重视文学的外部研究,又凸显对作品的内部关注,开辟探究魏晋风度的文化学理路,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一书深受其影响即为注脚,其后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更是鲁迅和王瑶研究路数的继承和拓展。此外,鲁迅还是“魏晋文学自觉”的积极传播者,这一观念业已被当下学者所广泛接受,奠定了中国文学史撰写的理论架构。宗白华与冯友兰主要从美学、哲学角度,挖掘和归纳《世说新语》所包孕的魏晋士人精神,凝聚成民国时期魏晋美学的经典论述。李修建认为:“鲁迅与宗白华二人的研究一方面体现出了理论深度,后世的诸多研究理路即是来自鲁迅先生,而宗白华先生对《世说新语》所作的研究,更成为治魏晋美学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研究多有启迪。”民国文人执着探究和归纳魏晋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已不再简单地将其认定为知识资源,而视其为一种可供再利用的学术资源。
研究方法是一切学术研究的价值基础,民国学人出入新旧文化传统之间,并借对传统的阐释来发现和肯定自我。基于个体解放而标举的魏晋文学自觉,何尝不构成魏晋文化的独立和自觉,民国文人有意识地爬梳和勾勒魏晋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其本身就彰显了魏晋文化独立自得的文化活性。马鹏翔《“辨名析理”与“得意忘言”——冯友兰、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方法论研究论析》对郭象玄学“辨名析理”与王弼玄学“得意忘言”的方法论进行分析,展示冯友兰和汤用彤先生各具特色的学术旨趣,“辨名析理”与“得意忘言”相互补充,构成魏晋玄学乃至整个哲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其实,马鹏翔早在《自有玄心赏风流——论冯友兰对魏晋玄学研究的贡献》一文中就高度评价“辨名析理”的形而上的正的方法,充分肯定其意义与价值:“冯友兰先生的郭象玄学研究尤其是他从中总结出的‘辨名析理’的玄学方法论,不仅是他对魏晋玄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即便对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体察冯友兰的哲学研究方法论,染带文化传承的色彩。
较于汤用彤重新“发现”了王弼,冯友兰则重新体认了郭象的哲学方法论,唤起学人对“辨名析理”之法的关注。外察与内省统一,沉浸于自在世界的魏晋士人在流连山水之中获得精神满足,魏晋文化天空盛开一片艺术之花。宗白华在方法论上推崇魏晋六朝之于美学思想史上的先导色彩,他认为魏晋六朝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出现了像陶渊明、谢灵运、顾恺之、王羲之等艺术大师,他们以艺术实绩开启了唐以后艺术发展的轨辙,包括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在内的魏晋美学给予后世文学以诸多启迪。宗白华、汤用彤、朱光潜各自就美学和哲学层面来推举魏晋六朝,打通了诗与画、音乐等其他艺术的联系,从艺术与生命等维度来观照魏晋文化,显示魏晋文化研究方法的集大成姿态。尊重民国文人魏晋情结的发生场域,钩沉其方法论的文化特质,其存在之门值得我们去不断地探索。
三 探寻魏晋风度的现代影响,发掘千古文脉接续的内在因子
民国文人的魏晋情结和接受镜像根基于民国新旧转换之际的文化生态,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李泽厚《美的历程》、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均不同程度地体认“魏晋风度”的时代影响,概括和揭示魏晋风度的基本内涵和精神指向。在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里,魏晋士人标举了独立的自由人格,开拓一片广袤的精神天地,成为历代文人寻找自我,拒绝异化的文化原型。赵前明《魏晋风度的内涵与接受研究》认为:“魏晋名士的乱世不幸和审美人生成就了国人心中难以割舍的魏晋情结,魏晋风度作为最浓烈的文化印记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和士人的‘集体无意识’。经由反复的拒斥误解和想象追慕,魏晋风度在古代和现代学人的集体建构中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刻录的是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文化密码。”从文化记忆到文化密码,魏晋风度承载了多元化合的文化信息。
从民国文人研究个案切入及观照学术传承是一种较为普泛的研究方式,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视域开阔,辟专章来探究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钩沉魏晋文和文选学的现代命运,发掘千古文脉接续的内在因子。高俊林《现代文人与“魏晋风度”——以章太炎、周氏兄弟为个案之研究》就章太炎提倡魏晋笔法、鲁迅的魏晋文章之说及其人格魅力、周作人的尊陶扬颜之说,由点及面,概括魏晋风度的基本内涵和精神指向,探寻魏晋风度的现代影响,为民国文学、文化研究树立了一种新的参照。徐晶《周作人与“魏晋风度”》分别就周作人的人生追求和文学理念来爬梳其对魏晋风度的接受情形;袁济喜《论宗白华的魏晋美学解读》就宗白华分析魏晋人物的个性特点和情感风采,体认宗白华发掘中华美学精神的识见。民国文人从生命体验、山水清音、玄学境界等方面来概括魏晋风度,梳理魏晋风度创造性转化的学术谱系,并以此切入民国的时代氛围,彰显魏晋文化的现代影响,从而挖掘和归纳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之脉。
传统作为规范社会的文化力量,它沉积着人类的创造性想象,并随着社会境况改变而蕴含新的可能性。希尔斯《论传统》云:“过去的事物不必被所有重新确立它们的人所记住,这一沉淀则被不断地传递和接受。要成为一个传统,并保持其作为传统的地位,一种思想或行动之范型必定被人们所牢记。”魏晋风度是特定时代思想解放的产物,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构成,部分弥补了温柔敦厚的儒家说教。文化“五四”所呈现的新旧杂陈的生态,正是民国文人与传统文化保持精神联系的最好说明。倪婷婷《“名士气”传统文人气度在“五四”的投影》充分肯定了“五四”趋新的主要文化品格,也挖掘了“五四”作家无法割舍传统文化情结的思想底蕴:“‘五四’知识者包括‘五四’作家占据了那个时代精神领袖的地位,他们的精神优越感几乎无以伦比。在这种无以伦比的精神优越感背后,正蕴涵着中国千百年文化传统对于文人以及文人所代表的文化一以贯之的尊重,‘五四’作家的‘名士气’正生存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五四’的‘中国名士风’的创作也就是这种文化土壤里结出的果实。”
“五四”作家的“名士气”是魏晋名士风范的现代创造性转化,它显示中国传统文化鲜活如新的生命力度。
鲁迅作为一尊文化“五四”的人格化石,是民国文学精神进程的重大现象,他是现代“名士气”的突出代表。鲁迅的魏晋情结深受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影响,更源自其对魏晋文化的那份仰慕和激赏之情。臧文静《鲁迅与魏晋文学》从鲁迅与魏晋风度、魏晋名士、魏晋小说三维度来绘制鲁迅的魏晋文化谱系:“魏晋时期的名士,尤其是嵇康更是得到了鲁迅的喜爱与推崇,文学上的对话和精神上的相通冲淡了时间的距离,鲁迅从魏晋名士那里获得了文学上的滋养和心灵上的沟通。在鲁迅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魏晋文学是其中一根割不断的根系。”鲁迅有效接续魏晋文学,并贯彻于立身行事和文学创作之中,成为自我文化血脉的必要构成。在一定程度上说,鲁迅这棵民国文化天空的参天大树,正是缘于魏晋文学的营养浇灌,才变得如此劲秀挺拔、生机勃勃。
历史是过往时间沉淀下来的文化记忆,立足于历史的新高度回顾过去,借点滴的史料挖掘或许可能获得新的发现。陈方竞《鲁迅小说的“魏晋情结”:从“魏晋参照”到“魏晋感受”》从外在和内在两个维度来梳理鲁迅的“魏晋情结”,借魏晋文化来整体观照,以此来提供“五四”思想启蒙的一个历史参照,是为魏晋参照。而魏晋感受则偏重内在维度:“他愈是要把自己从与‘魏晋’的内在联系中挣脱出来,他的现实人生感受就愈加使他感到魏晋时代并没有结束,自己仿佛还置身其中。”穿越时空隧道而达成与嵇、阮的强烈思想和鸣,从魏晋参照到魏晋感受,魏晋文化早已成为鲁迅多元文化的重要来源,这种文化资源深刻影响到其乡土小说创作,刷新了民国文人认知传统的文化视域。
王晓初在陈方竞的话题上“接着说”,他认为对嵇康的阅读与研究已经“渗入鲁迅深层的生命体验,参与建构鲁迅的人格情怀与文学风格”。魏晋风度的现代盘活,客观助推了千古文脉的嬗变和更新。贺根民的系列论文,像《章太炎的魏晋文情结》、《朱自清的陶渊明情结》、《林语堂的魏晋文化情结》、《论周作人的宗陶观念》、《废名的魏晋情结发微》、《刘大杰的魏晋文化书写》勾勒了民国时期鲜活如新的魏晋文化镜像,其个案分析由点及面,从多角度统摄了民国文人各具其致的魏晋文化接受效应。譬如其分析出入文史哲之间的刘大杰:“深谙魏晋文化穿越时空的存在价值,借梳理魏晋时代的宇宙学说、人生观、政治思想、文艺思潮,盘活了魏晋文化的现代生机。他援西学以立论,关注传统文化演进的内在脉络,尽力体现和褒奖魏晋文化清新自由的学术风貌,既客观展现魏晋厚重的文化底蕴,又折射民国文人浓郁的魏晋文化情结。”
民国文人无论就思想立论,抑或就人格导向取资,多向盘活了魏晋文化资源,从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旺盛生命力。
立足特定时间节点的反思内在地包含回顾和前瞻的双重考量,当下各种有关民国文人的魏晋文化情结研究,多围绕鲁迅与魏晋风度的关系而发,个中不乏重复建设之作。限于选题,时彦的论述多为个案研究,整体统摄的比例太少;多就其研究本位而发,未能打通文、史、哲的壁垒,尚未深层次地探究文人接受心理,因此这一命题还存在着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实践需求。我们有必要更广泛地探究文学、美学层面的现代文人的魏晋文化书写和接受,胡适、刘师培、冯友兰、汤用彤、朱光潜、黄侃、郭绍虞的魏晋文化体认也应当是我们凸显的研究对象。人格追求展示民国文人的魏晋文化接受的文化间性,它建构了各具其致的发生背景和人格理想。我们分析魏晋和民国文人形态各异的人格追求,钩沉民国文人人格主体的魏晋化倾向。著书立说、大学讲义是民国文人魏晋文化接受的立体展现,盘点和对比魏晋文人的时代氛围、生存态度和人格范式,客观展示了民国文人的传统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