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卢卡奇论悲剧的形而上学
如果说卢卡奇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他也是西方现代悲剧理论的重要奠基人。然而，国内对卢卡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范畴上，对青年卢卡奇的悲剧理论尤其是《悲剧的形而上学》这篇文章的关注太少。《悲剧的形而上学》是卢卡奇《心灵与形式》的最后一篇，探索悲剧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重建形而上学的重要意义，第一次抬高并强调悲剧的形而上学层面和伦理现实性诉求，有着重要的理论内涵和现实价值。
卢卡奇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卢卡奇是这样描述：自然和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丑陋不堪，如同行尸走肉，人们的灵魂从来没有这样孤独地在荒林野径中漂泊无依。
现代社会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生活急剧转变。随着尼采对“上帝死了”的振臂一呼，人被置于信仰的断裂之中，失去了价值参照，成了无所适从的漂泊者。
然而，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他总是会不满足于当下现有的生存境遇，在理性上探寻更加理想的存在方式，因而在人之存在的有限与无限、完善与不完善、短暂与永恒、现实思考与终极关怀之间，展开了哲学之形而上学的本质维度。正如高海清教授所指出的，“传统哲学常常遗忘或遮蔽了哲学形而上学维度与人之生存本性的本质关联，陷入了‘无根基’的状态。因而，当20世纪人的生存困境以文化危机的形式深刻地表现出来时，传统形而上学的危机便在现代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普遍拒斥中展现出来。于是，如何在人的生存论基础上重新恢复形而上学的力量，便成为当代哲学关注的一个时代课题”。现代社会对意义和价值的消解，上帝死了，人死了，主体死了的呼声，使得卢卡奇对现代社会同样充满着质疑和批判，同时也急切地想在生活中重新找到能够获得形而上学的力量，并将希望寄托在悲剧身上。悲剧的降临会带给我们新的梦想，唤起我们内心新的希望。而这正是卢卡奇撰写《悲剧的形而上学》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
一 上帝的隐在与悲剧的形而上学
卢卡奇在文章一开篇就指出当下现实社会对悲剧的两种态度：批评或捍卫。卢卡奇认为，对于戏剧的批评者态度中反而包含了对悲剧认识上的最深刻的真理：那就是强调悲剧的超验性和形而上学；而戏剧的捍卫者们沉迷于悲剧对现实的描述中并进行折中的调停，反而不懂悲剧的本质。在这里，卢卡奇非常鲜明地提出悲剧的本质在于其超验性和形而上学性，对悲剧的超验性和形而上学的强调正是卢卡奇研究悲剧的主要意图。
在前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超验性基础总是来源于高踞人类之上的上帝，上帝乃万物之源。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狂欢于工具理性给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所带来的新发展，甚至直接废除了人类为自己的道德标准而设立的外在于人类、并且高悬于人类之上的上帝这个判断尺度。可是科学的力量虽是伟大，但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并不全是幸福，反而导致了人性欲望的失控和心灵上前所未有的空虚、困惑和迷惘。更要命的是，这种心灵的创伤性由于得不到以往来自上帝的精神性抚慰，从而恶化成难以疗救的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因此在工具理性思维的操控下，尽管明知上帝只不过是一种假想，人类却从未有过地迫切感觉虚无的“上帝”存在之必要性。帕斯卡尔说：“我听说有一个人摆脱了自己的羁绊，他不相信有一个上帝在监视他的行动，他自以为自己是自己行为的唯一主宰，并且他认为只对自己本人负责；那么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恰恰相反，上帝的离去对于我们来是一桩最可哀的事情。所以，就让我们“赌上帝的存在吧”。
当然，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我们并不以实体论存在的“上帝”来触碰科学的知识性证明，这只能注定我们败输的局面。尼采关于上帝之死的宣告，其实宣告的是现代人重估价值的勇气。现代社会中的“上帝”并没有随着尼采的宣告而死去，而是仍在继续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生活，只是在概念上有了不同的划分：宗教崇拜意义的“神学上帝”和作为道德信仰意义上的“哲学上帝”。事实上，尼采宣称已经死亡的上帝只不过是宗教崇拜意义的“神学上帝”，作为道德信仰意义上的“哲学上帝”是不可能在人类生活中消失，它是人们获取灵魂慰藉和感受性灵充实的精神性力量。
作为道德信仰意义上的“哲学上帝”还得追溯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从本体论、宇宙论、自然神学论三个方面，论证了在人类认识论范围内作为宗教神学意义的上帝之虚无性。这正是传统社会中所强调的上帝，也是尼采所宣布的那个死亡了的上帝。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又确立了作为道德信仰意义上的“哲学上帝”在伦理学意义上所存在的必要性。康德指出，道德与幸福相统一的至善，是人类奋力追求的目标。然而道德律令是一种“绝对命令”，是一种没有任何经验的要求、情感和愿望混入其中，并作为前提或条件而必须如此行为的命令，是由人的自由意志自己立法所制定，无条件的、先验的、纯粹理性的“绝对命令”。问题是，血肉感性式的有着诸多欲望的人类存在如何能够做到自觉地将道德律令奉为对自己的“绝对命令”呢？这就是道德律令在实践执行中的二律背反问题。康德企图以“至善”来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康德认为，只有假定了一个无上的存在者，一个具备与品性相协调的根据的最高自然，这个世界上才能有至善。所以为了实现“至善”，“必须悬设上帝的存在”，因为它具有道德实践上的必要性。
保罗·恩斯特认为，只有当我们完全失去上帝时，才能再度拥有悲剧。现代社会上帝的缺席意味着悲剧时代的重新诞生。卢卡奇的悲剧理论首先要确立的是上帝与悲剧的关系，这也是卢卡奇的悲剧理论建立的逻辑起点。卢卡奇认为，这个自康德始强调的作为道德信仰的上帝，他在人类生活中必须处于这样的位置：他不是这个舞台的主要演员，必须离开这个舞台，却又必须仍旧充当观众，牵制着这个舞台上的所有表演。“上帝是这场戏剧的观众，而且他只是观众而已；他的言语、表情绝不会与表演者的言语、表情混同起来。他睁大双眼凝视着他们，他所做的仅此而已。”同时这也是悲剧时代历史形成的可能性条件。现代社会这个舞台给人们展示的是这样的图景：生活本身是一片混沌，“在生活中，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无法完全实现，任何事物的终结都是了犹未了；新的声音总是与先前所听到过的旧的声音混在一起组成大合唱。成物皆流，各种事物都正在转化为另一种事物，而其混合物并不融洽、纯粹，甚至将分崩离析，烟消云散；世界上绝对没有什么事物是始终繁荣不衰的。生存意味着趋向毁灭，意味着不能终其天年便要趋于毁灭，在一切可想象得到的存在中，生活最不现实，也最没有生气”，生活只是混沌一片，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无法完全实现，荒谬的世界无意义，荒诞的人生无意义。生存与死亡的现象更替，似乎都是自然的，没有了意义，也显现不了本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沉迷于其中，并不知道生活的欺骗术。“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在于生活的朦胧不清，变幻不定，它就像钟摆一样不停地摆来摆去——然而，它的摆动绝不会超出正常的限度。生活的变幻使人们热爱生活，这种变幻就像单调催眠的习习和风。”这其实就是卢卡奇对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操纵被物化和商品拜物教特性的初步揭示。
面对这样的麻木状态，卢卡奇认为，只有奇迹才能打破这种沉默，揭示生活当中的本质：“突然间，一道光芒，一道闪电，照亮了经验生活的平庸之路：某种令人不安，引人入迷的东西，给人威胁，令人惊奇；意外的事迹，伟大的瞬间，神秘的奇迹，或丰富多彩，或混沌不清。”奇迹“难以预料地闯进生活之中，偶然地、生硬地、无情地将生活转变为一种鲜明清晰的数学方程式，然后再将它解开”。卢卡奇在这里所期望出现的奇迹，在我看来，其实正是人们背后上帝凝视的目光。奇迹是价值和现实融会之处。但是奇迹的到来也并不一定会实现和揭示生活的本质，还必须要有具有悲剧意识的人才行。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少部分人才能拥有这种悲剧意识。卢卡奇说：“我们的民主时代，宣称一切人都有充当悲剧人物的同等权利，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生活中的大部分人软弱、怯懦，毫无想象力，对于他们来说，无法实现的伊甸园永远是一个美好的梦想，生活也永远是一种热望和憧憬。他们希冀任何外界强加的障碍物，任何置于他们路途中的绊脚石，他们就这样随波逐流，不会为了自己内在的明确目标而努力抗争。只有伟大的人物能够承受他自己的命运，才能见到上帝凝视的目光，从而撕开生活的虚幻面纱。
悲剧性的悖谬如易卜生所讲的，“如果说，无论是谁，只要他一见到上帝就会死亡；那么被上帝看见了的人，难道却能继续活着吗？”这里的“死亡”并不指生理性死亡，更指精神上的死亡。这种死亡其实在“他实际上死去以前，已经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人为什么一见到上帝就会死亡呢？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易卜生对悲剧的形而上学性的形象性表达。当悲剧人物在上帝启示的声音中被提高到一定高度，他就会以一个陌生人的眼光来衡量它自身先前的全部存在，发现先前的存在由于没有意义价值的参照而变得死气沉沉。这个时候，悲剧也就降临了：他发现他从现实世界中被永远抛弃了。“因为他再也不能将那些可以置于日常生活中的偶然的、丰富的事物糅进那种生命之中。悲剧只能向一个方向延伸：向上延伸。悲剧始于不可思议的力量从一个人那里抽出本质，迫使他去实现本质的瞬间，悲剧的过程存在于他的日益明显的、真正的本质之中。”也就是说，当人意识到现实生活的平庸与生存意义的形而上之间的不一致及其张力时，就注定了其悲剧性。悲剧让人们质问现实和存在的意义：是否一切事物都是存在的，“存在”（is）仅仅因为它存在而已，没有存在的程度和等级吗？“存在”（being）是各种事物的一种特性还是对事物的一种价值判断，一种在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区别？所以，悲剧的可能性问题就是意义和本质的张力问题。这种对“存在”的本质思考决定了卢卡奇对现代悲剧作为形而上学力量的根本理解。
二 悲剧形而上学之根源：“完美存在”与伟大瞬间
卢卡奇明确地指出：“悲剧的形而上学的根源在于人类存在的最深层的渴望。悲剧从渴望中产生，因而它的形式必须排斥渴望的任何表现。在悲剧进入生活之前，它就成了一种现实，从而也就放弃了渴望。这就是现代悲剧失败的原因所在。现代悲剧想将悲剧的‘先验条件’引进悲剧本身，它想将一个原因转变为一个行动原则；但它只成功地加强了自身的抒情色彩，直到最后成为一种外强中干、粗鲁野蛮的东西，它从未进入舞台悲剧之门。”卢卡奇非常强调生活的二元性：本质与表象。在《悲剧的形而上学》中我们注意到卢卡奇区分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生活”（life），另一个是“活着”（living或者live）。王天保在他的论文《从〈悲剧的形而上学〉看卢卡奇的悲剧理论》中也讨论到这个话题。他结合着卢卡奇《心灵与形式》中的《论说文的本质和形式》中的一段话：“有两种类型的心灵（soul，也译为‘灵魂’）现实：生活是一种，活着是另一种；两者同样都应是现实的，但它们却不可能同时都是现实……自人有了生活，自从人们准备去理解并安排生活，在他们的体验中就有了这种二元性”来讨论的，并由此得出卢卡奇所说的“生活”大概是指心灵对客观生活现实的反映，而“活着”大概是指心灵对生活中的价值、意义的体认这样的仓促结论。笔者并不以为然。“生活”与“活着”并不是“创造表象”和“生成意义”的简单区分。在《卢卡奇早期文选》中，关于“生活”与“活着”的译解，译者在下面的注释为我们详细地揭示了卢卡奇在这里区分这两个重要概念的大致内涵：“卢卡奇拉开冠词‘das’的字符间距，显然是想突出这种生活的普遍性；而在后者，他则拉开了名词‘leben’的字符间距，其意是要突出它的过程性，因此我们权且译为‘活着’。”这样看来，“生活”是包含着本质的表象存在，是包含着二元性的存在，一旦在某个伟大瞬间，本质可以从中抽离出来；而“活着”则是人在生存过程中现实状态，它没有本质，没有意义，只有漫长的毫无变化的过程延续。当下的现实生活已经消解了本质和意义。在这种生活中，我们只能肤浅地体验到我们自身，即我们只能体验到我们的各种动机和关系。欲望的充斥和难以满足让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陷入更加痛苦的沉重中。马尔库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已经为虚假的需求迷失了自己，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和意义。所以，“我们的生活通常缺乏现实的必然性，而只有经验的存在的必然性，在千百次偶然的联系和关系中被千百条线纠缠在一起的必然性。但这全部必然性之网的基础是偶然的，无意义的”。
卢卡奇首先摘录了埃克哈特大师《崇高心灵的训诫》中的一段话，“自然创造生命，她使孩子变为成人，使蛋变为小鸡。上帝创造生命，他在孩子出生前就创造了成人，在蛋出现之前就创造了小鸡”。不过要想理解这一段话，还必须先引入卢卡奇的一个重要概念：总体性。卢卡奇是在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引入的总体性原则，这个重要原则又必须从黑格尔那里吸收了“反思”态度才能够形成。所以，总体性是一种“反思态度”。回到埃克哈特的这句话，这里面包含着对待事物或历史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强调的是自然的方式，这是一种非常随意、偶然的、无意义的创造事物的方式，深刻地概括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弊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写道：“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面对着的是由他自己（作为阶级）‘创造’的现实，即和他根本对立的‘自然’，他听凭它的‘规律’的摆布，他的活动只能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利益而利用个别规律的必然进程。”这种对待事物或历史的思维方式并不是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来理解，人们也就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而有关第二种上帝对生命的创造是不同的。他是在孩子出生前就创造了成人。先有理性价值创造现实，所以现实本身就是为意义所指向，亦无须被梦想、被幻化、被实现。也就是说不需要过程，而只显现价值和意义。因而其创造物体现为内在形式与外在表现的统一，是外在表象能够显现其内在本质的形式。“在上帝面前，没有表象与实体，外表与观念，事件与命运之间的差异。”而悲剧中的事件和瞬间就是显现这些价值和意义的瞬间，只有悲剧人物才能够通过表象看到悲剧现象中所包含的生活本质，听到悲剧真理的声音，从而引发人的内在的神秘性。
在卢卡奇看来，悲剧是一维性质的：它只有高度。“悲剧始于不可思议的力量从一个人那里抽出本质，迫使他去实现本质的瞬间，悲剧的过程存在于他的日益明显的、真正的本质之中。”悲剧又是如何表现“本质”的呢？悲剧独自创造了现实的人的完美存在，赋予了人的存在以形式。这种人的存在与生活中的存在不一样。他们的存在，除了精神的现实性，即生活的体验和信仰的现实性以外，没有别的什么现实性，因此只不过是“理式”的外在显现形式，它与“理式”的联系也不过是悲剧中想象出来的联系可能性。悲剧人物应该集中了一切伟大，也集中了一切罪过，他不但意识到了自己命运的残酷，更要意识到他的责任和担当并且付诸行动中。所以，卢卡奇对悲剧人物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卢卡奇列举了莎士比亚的悲剧人物麦克白和易卜生笔下的贾尔来比较分析。很显然，麦克白并不是作者所认同的具有悲剧意识的人，他充满欲望，又让欲望混乱了意识。“神旨虚幻地将他提高到一定高度，用满足来迷惑他的渴望，让他渲染在胜利的幻影中；等到他大功告成，一切愿望都实现之后，却同时无情地从他那时夺走一切。”在麦克白身上，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是同一事物，无法获得超越性意识。因为对现实的满足，所以最终沦为被现实生活迷惑的人物。易卜生笔下的贾尔不同。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现实与价值实现之间的分裂和张力，他在他的梦中始终是一个国王，尽管在现实中他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国王。借助上帝的目光，他明白现实与梦想的差距，亦明白他对本质和终极真理的孜孜追求。
悲剧中的死亡是本质实现的唯一重要形式，“在生存与死亡之间的边界的体验是灵魂唤醒了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体验——灵魂是有限的，所以它才能意识到它自身，也只有在此范围内，它才能意识到它自身”。卢卡奇称为“灵魂的觉醒”，是“人的具体的本质特征的实现”。悲剧享有伟大特权，乃在于它享有死亡的特权。现实的日常生活，只是把死亡当作恐怖可怕的、毫无意义的现象来理解，视为某种突然截断生命之流的力量，所以它绝不能达到这个本质。但对于悲剧来说，死亡是悲剧一种始终内在的现实性，与各种悲剧事件紧密相连。事件包括了行动及其结果两者的范围，正是在生存与死亡之间的边界中，唤醒了人类内心最深层的渴望及其创造。悲剧人物感到必然降临到他头上的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因此，他替他自身之内的一切，替偶然闯进他的复杂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勾勒了鲜明的轮廓。他使之成为必然，不仅创造了围绕着他自身的边界，也创造了他自身。因此，悲剧中的死亡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一种实现，又是一种失败。“悲剧主人公总是死得其所，而且虽死犹生；但在这里，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绝对提高，并不是活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的一个生命的直接延续；而仅仅是从压迫中，从现实世界的污秽中的逃避，是灵魂从异化的生命本身的一次复归。”对于伟大人物来说，尽管别人的罪过导致他们的毁灭，但他们始终只把这种罪过看作命运。他们将一切事物化为自己的责任，所以悲剧就成了他们享有的特权。而渺小的人物却总是将有罪归结为他人或外界，所以他们的生命和存在就无法获得意义，生命也没有形式。他们的死亡也就没有伟大的悲剧性。
三 卢卡奇悲剧理论的贡献和影响
卢卡奇的悲剧理论主要揭示了悲剧在伟大瞬间表现生活本质的形而上特性，为现代悲剧理论的转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惜的是，卢卡奇其实并不看重悲剧，并认为将替代史诗的是继而出现的小说形式。借用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艺术、宗教、哲学）的论述模式，卢卡奇认为古希腊文化也经历了史诗、悲剧、哲学三个发展阶段。史诗回答了“生活如何变为本质”的问题，悲剧回答的则是“本质如何变得鲜活”的问题。现代社会的碎片式状态正是悲剧的“伟大瞬间”、“生活的奇迹”的重要时刻，然而卢卡奇很快就否定了悲剧。他认为，悲剧的概念化特点在于，“戏剧不仅消除了现实的丰富性和充实性，不仅总是让剧中的残酷事件在生存与死亡之间做出选择，从而避开了微妙的心理上的现实性，而且，最不足取的是：戏剧在人与人之间创造了一个真空”，这恰恰扼杀了史诗的鲜活的经验生活，剥夺其活生生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认为史诗的真正继承者不是悲剧而是小说，并在对悲剧进行了短暂讨论后，转向对小说理论的集中研究。
卢卡奇关于悲剧的形而上学的论述对本雅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伊格尔顿称卢卡奇为本雅明的“伟大导师”。日本学者三岛宪一也认为，若与本雅明对于卢卡奇的敬意相比，其他人的影响简直不值一提。本雅明青年时期便读过卢卡奇早期的一些著作，如《悲剧形而上学》、《小说理论》等，对卢卡奇十分仰慕。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本雅明这样解释他的书名：“起源这个术语并不是用来有意描写现存事物之所以得以存在的过程的，而是用来描写从变化和消失的过程中出现的东西的。”对本雅明来说，“起源，作为一种本原，并不指原始现象本身，而指原始现象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个形式，这就是‘理念’”。所以本雅明更关注的是悲剧事件的美学意义，在事件的前后过程中所带入和显现的创造性因素。而起源的神圣只存在于上帝那里，所有现实在上帝的创造性语词中都能找到它们的终极“起源”。只有与上帝的先验意识发生关系，人的经验世界才会具有超验性。很明显，本雅明所强调的“理念”是对卢卡奇的悲剧与上帝之关系的进一步延伸。卢卡奇对时间的理解也深刻地影响到本雅明。卢卡奇认为悲剧只是一个瞬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这些瞬间不是相继发生而是存在于平等状态之中，所以悲剧的时间打断了时间的永恒流动，使两极可以相互转向，糅在一起的，而这些观念在他后来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可以更明显见出，“生成同时就是处于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中介，但是处于具体的，也就是历史的过去和同样是具体的，也就是同样是历史与将来之间的中介。当具体的‘这里’和‘现在’溶化为过程时，这就不再是不断的、不可捉摸的环节，不再是无声地逝去的直接性，而是最深刻、最广泛的中介的环节，是决定的环节，是新事物的环节”。张异宾想到的是海德格尔的绽出说，“生成作为当下的建构，是一种将过去造就新质的创化，并且这一当下的创造也是迈向未来的必由之途。作为一种时间，历史的生成不是平滑的持续流逝，而是一种过去——现在——将来的三维同一的历史性生存时间。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后来的海德格尔那个过去和将来在此时中的绽出说”。然而，本雅明的单子在时间的爆破说又何尝看不到卢卡奇理论的影子呢。
卢卡奇也启发了后来的理论家对悲剧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理解。卢卡奇对现代主义始终持批判态度，批判现代主义文学总是喜欢描写生活中的“非理性”现象，如神秘因素、病态心理、意识流，等等。不关心正常的东西，把病态当成逃避畸变的方法；倾向性不够明确；这些内容没有任何意义，不去发掘本质等。在卢卡奇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批判声音中，开辟了后来理论家思考现代主义文学的真正意义和存在合理性。从总体性概念出发，卢卡奇将悲剧视为人与命运之间的游戏。并且因为悲剧的概念化特点，以及他对现代社会破碎化的否定，卢卡奇简单地将现代社会进行了否定。本雅明却在他的思考处进一步延伸，思考现代社会中的碎片性特点如何表征总体性特征问题。在现代性社会里，随着高科技的不断发展，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使得社会艺术以及人类自身不断地被边缘化，破碎性正是现代社会的最主要的特点。本雅明在卢卡奇对“伟大瞬间”的描述中获得启迪，从而将历史进行碎片化。在本雅明的视野中，碎片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对时间即时性变化的强调，他将历史化作短暂的“此在”之道，将碎片化的事物赋予整体性的内容理念之中，以解放被内容所附加的形式。本雅明在碎片中寻找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是独一无二的，并由此区分出“象征”和“寓言”两种表达方式，为现代人更好地理解现代性特征开辟了新的阅读视角。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扉页引证了卢卡契奇《悲剧的形而上学》中一句话作为全书的题词：“悲剧是一种游戏……上帝是这种游戏的观众。他只是个观众，他的言语和行动从不介入演员的言语和行动。”在上帝、世界和人的三角悲剧模式中，他将隐蔽的上帝视为悲剧意识和集体主体形成的基本条件。并在现代性造成的虚无主义和绝望中，读到了悲剧与希望的联系性。伊格尔顿将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悲剧性表达和批判模式，都有卢卡奇影响的痕迹。而他对历史位置的强调，对悲剧人物边界位置的强调，可以说又影响了伊格尔顿对替罪羊及其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性理解。卢卡奇薄薄的一篇文章，却包含着如此丰富的思想内涵，对后来的很多理论特别是现代悲剧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些意义上，卢卡奇不愧于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