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 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给地球带来的破坏日益严重，同时也为自身生存带来了危害。目前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要课题，以可持续方式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球未来发展的主流。世界各国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出台了不同的措施，各自具有独到的经验。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包括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的“绿色新政”。其中新能源的开发是奥巴马“绿色新政”的核心。按计划，从2009年到2019年，美国在可替代能源上的投入将达到1500亿美元。同时，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节能环保措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掌控主导权，掌握世界尖端科技的制高点，确保其世界经济领先者的角色。在未来，美国计划将大数据的理念融入环境保护工作中，通过实施环境大数据一体化、制度化、国际化等综合手段，提高环境保护工作信息化水平。

欧盟委员会在2010年3月公布了指导欧盟今后发展的“欧洲2020年战略”，提出此后10年的发展重点和目标，旨在将绿色技术、数字化和其高技术提高至全球领先水平，并决定在2013年之前投入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随后，在2010年出台的一份旨在推动德国经济现代化的战略文件中，生态工业政策成为德国经济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它包含6个方面的内容：环保政策要名副其实，制定各行业能源有效利用战略，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可持续利用生物质能，推出刺激汽车业改革创新的措施及实行环保教育、资格认证等方面的措施。对于汽车工业这一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德国政府批准了总额为5亿欧元的电动汽车研发计划预算，并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各类节能环保技术，明确提出2020年绿色能源将会占能源总需求35%的发展目标。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巴西历届政府均十分重视绿色能源的研发，通过补贴、设置配额、统购燃料乙醇以及运用价格和行政干预等手段鼓励民众使用燃料乙醇，从而使巴西目前在生物燃料技术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最新研究表明，由于应用各种绿色能源并实施大力保护热带雨林的措施，近四年来，巴西少排放二氧化碳约20亿吨。

受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制约，全球气候变暖对日本的影响远大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日本各届政府一直在宣传推广节能减排计划，主导建设低碳社会。在政府的引导下，日本企业纷纷将节能视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表现，重视节能技术的开发。日本节能中心每半年公布一次节能产品排行榜。目前，日本节能电器产品发展迅速，绝大部分空调的耗电量已降为10年前的30% ～50%。日本政府还通过改革税制，鼓励企业节约能源，大力开发和使用节能新产品。

日本在培育国民形成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方面的经验在于制定了完备的立法体系，并在责任分配、教育说服、公众行为的引导和综合性法律调整四个方面规定了切实有效的法律制度。如今，节能措施已细化到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环境省从2005年起将空调温度由原先的26摄氏度调到28摄氏度，仅夏天空调温度调高2摄氏度一项，即可节能17%；在饮食方面，日本人总结了一整套从购买、保存到烹饪等各个环节详尽的节能窍门。在出行方面，目前多数日本家庭的轿车只在外出游玩时使用，平时上下班多选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韩国就提出了“低碳绿色增长”的经济振兴战略，依靠发展绿色环保技术和新再生能源，以实现节能减排、增加就业、创造经济发展新动力三大目标。2009年，韩国政府公布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五年计划”，在2010年到2015年累计投资107万亿韩元（1美元约合1230韩元）发展绿色经济，争取使韩国在2020年年底前跻身全球七大“绿色大国”之列。韩国政府估计，到2013年，政府107万亿韩元的“绿色投资”已经创造156万至181万个就业岗位。

在韩国，“绿色增长”不仅是一项兴国战略，也是一场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全民绿色生活革命。为此，韩国政府计划在大城市开展“变废为能”活动，充分利用废弃资源，到2012年在全国建立14个“环境能源城”，到2020年建成600个利用农业副产品实现能源40%自给的“低碳绿色村庄”。另外，韩国政府还计划拥有200万户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的绿色家庭。

二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建设“两型社会”战略的提出，“两型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探索及实践政策设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国内诸多学者针对“两型社会”建设中的现代消费方式、新型工业化战略、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政府治理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卓有见地的成果。

1．消费方式变革

“两型社会”的科学内涵表明，建设“两型社会”必然要求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消费”，倡导建立节约型消费模式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马凯强调，建设“两型社会”，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根本转变，倡导绿色消费、集约消费，引导人们理性消费、科学消费，形成节俭办事、减少污染、有益健康的生活方式。陈德敏指出，节约型社会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系统，其内涵涉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经济环节的各个部分，需要各个系统进行自我组织和调控。陈力提出，节约型消费方式是构建节约型社会的强力支撑，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手段，要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形成节约型消费方式。那么，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推动“两型社会”建设中的消费方式变革？诸多学者对此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措施建议。刁志萍指出，第一要务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消费理念、尊重生态价值的绿色消费理念、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消费理念等核心价值理念。尹世杰认为，要加速调整产业结构，持续开展资源短缺、环境脆弱的国情宣传和深度教育，强化全体国民的环保理念和生态意识。张中华进一步指出，社会公众必须回归消费的本质来认识消费和指导消费，减少无效消费、负效消费，构建与和谐社会相一致的消费方式。尹世杰随后又提出，构建符合“两型社会”的消费方式是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种方式。郭庆堂和马晓辉的观点更为深入，他们认为不能将生产和消费割裂，要与“两型社会”倡导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指导消费方式，用信息网络技术推动消费方式的变革，使消费者与企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消费者通过网络把自己偏好的商品信息输送给厂商，深度参与产品的设计和生产。

2．新型工业化战略选择

新型工业化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也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和落脚点。国内学者对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进行了深入挖掘，并形成了系统的认识。魏礼群认为，“两型社会”建设要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污染物排放的控制能力和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能力，尤其要重视信息化对工业化的贡献，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任保平结合“两型社会”的内涵对新型工业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认为新型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必须在加快完成工业化目标的同时，启动和叠加信息化时代的任务，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完成工业化时代的目标和信息化时代的双重目标。金碚提出，“两型社会”的实现必须依靠新型工业化，通过科技进步不断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效益；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正确处理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控制人口增长，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3．产业结构合理化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既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产业选择模式，因此，可以说“两型社会”建设实质上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过程。谢自强、洪艳以湖南建设“两型社会”的实践为案例，提出筛选符合“两型社会”内在要求的产业集群，并设计具体培育措施的路径。易晓波和曾英武从产业集群有利于获得外部经济效益、节约企业成本，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充分利用资源等优势出发，指出进行产业结构优化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指出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加强政府引导和规划、发展循环经济等途径来推动“两型社会”建设。贾晓娟全面分析区域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并以武汉城市圈的资源环境特点和产业结构调整为研究对象，对“两型社会”建设中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出独到的见解，例如：将产业链附加值高、资源利用率高、无污染、少污染的产业作为区域的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等。杜涛和陶良虎通过比较国内外物流产业的发展实际后发现，“两型社会”建设必须重视高效环保的现代化物流发展。随后他们以武汉城市圈的物流产业发展为例，提出绿色物流的构筑策略。马凯则进一步强调，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坚决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向优势企业集中，推动过剩产能向海外有序转移。

4．生态环境保护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必须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两型社会”建设的突出位置。胡伟和程亚萍认为，健全环境法的基本制度，完善环境权的保障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制要求。孙佑海详细归纳了“两型社会”的法制建设必须做好的几个“结合”：将约束政府行为和约束企业、公众的行为相结合；将行政控制性规定与经济激励性规定相结合；将加快立法步伐与提高立法质量相结合；将制定新法与修改现行法律相结合；将环境资源立法与其他立法相结合；将制定法律与制定配套法规、规章相结合；将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将环境立法与环境法规的执行相结合；将法律手段调整与其他手段调整相结合；将环境立法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阳中良和周雪敏强调，“两型社会”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将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公平四个方面整合起来。张小罗和陈丽指出，法制建设是“两型社会”建设成功的保证，而立法是法制建设中须首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应该对环境法中有悖于“两型社会”的地方进行必要的修改与完善，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容纳入宪法总则及环境资源的各项法规之中。胡伏湘和胡希军结合长株潭城市群的实际情况，全面设计“两型社会”建设的环境生态系统，即从核心带、空气污染、水资源、绿地系统、生态旅游、产业建设方面进行总体规划和详细设计。李恩成、毛磊则以武汉城市圈的地方立法为例，指出“两型社会”建设中的环境保护关键在于制度的制定：要统筹制定环境保护战略规划，创新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开展宣传教育，树立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观念，推进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5．政府治理优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政府作为生态建设管理第一责任人，必须从宏观上组织和引导其他社会主体参与“两型社会”建设。黄锡生和张雪认为，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社会公共资源的消费者，在不同身份下的政策制定行为、具体决策行为、环境监管行为及消费行为的失范，会对环境资源造成负面影响，从而成为“两型社会”建设的阻碍。因此，对政府失范行为的表现及原因进行分析，对规范政府行为的制度进行设计完善，是“两型社会”建设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彭益民指出，政府既是环境资源管理的主导者，又是环境资源开发的推动者和资源消费大户，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两型社会”建设将要求政府：切实转变职能，推进发展模式的转变；创新环境资源管理方式，完善政策机制，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自身管理，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李和中和谭英俊以综合配套改革的指导思想——经济主体型政府向公共服务主体型政府转变为前提条件，提出了“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中政府转型的思路：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精简政府部门的叠加职能，改变现有的“部门生态”行政格局，从整体上统一规划，实现全方位和多层次的生态管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