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学科、方法与田野

（一）农业社会学：对农村社会学的拓展

笔者和周围一些同行在研究农业问题时经常受到一些社会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农业问题好像不是社会学应该研究的对象，即使做了研究也不像社会学而更像农业经济学的研究，等等。这种质疑在社会学界应该是普遍存在的，无怪乎已故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曾评论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中国农业的特点，不研究农业活动的规律，是难以理解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但是对农业的研究和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农业科学家的事，或被认为是农业经济学家的事，而与社会学家无关。这可能是社会学者在‘三农’政策方面研究薄弱的原因之一”。陆学艺的评论既指出了社会学研究农业问题的必要性，又对社会学界对农业问题研究的忽视感到遗憾。

其实，社会学对农业问题的忽视是由来已久的。从整体上看，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将工业社会或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农村尤其是农业问题基本上从未在其核心的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即使被涉及也只是附带提及。相对于西方社会学的主流研究倾向，我国社会学在起步阶段就比较注重农业问题的研究，这集中反映在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上。费孝通先生在其主要学术著作《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中对农业问题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在《江村经济》中，费老详细刻画了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深的村庄中的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生产和土地占有等有关农业问题。如果说《江村经济》只是简单论述了农业问题，那么《禄村农田》则通篇都是在论述农业问题。费老试图通过考察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小的禄村的土地制度来解释禄村人们因利用农田而发生的种种现象。费老之所以如此关注农业问题，源于其“志在富民”和认识社会的夙愿，因为中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绝大多数人以农业为生。费老本来是想以类型比较方法在更大范围内进一步推进其研究，以更好地了解整个中国，但由于社会学的中断而未能如愿。社会学恢复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他也未能继续其农业研究。

社会学重建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农村社会组织、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分层与流动、婚姻家庭等方面都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农”中的农村和农民方面，而对其中的农业少有探讨，似乎农业不属于其研究范围，这也是陆学艺感慨的原因，相信，如果费老健在，他也不会满意。倒是非出身于社会学的黄宗智运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农业问题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对我国农业的过去和现在、理论和现实都做出了持续而又深入的研究。

以农村研究著称的华中村治学者，经由村民自治、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价值基础等研究领域的层层转向后，也于近几年着重关注农业问题，并强调从社会学角度（如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角度）研究我国的小农农业和农业转型。在小农农业的研究方面，相对于主流对小农农业的否定，华中村治学者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小农农业在我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中国制造”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国农业的基本形态必然是小农农业，这种小农农业不仅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就业和收入，更为他们提供了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从国家和社会来看，小农农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器和蓄水池”，是助推我国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因此，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小农立场。关于农业转型，华中村治学者认为，其实“新中农”或“中坚农民”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农业转型。只不过这一转型没有引起政府的注意，政府推动了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发展以工商企业和家庭农场为主体的规模经营。他们除了探讨了规模经营的社会后果，也探讨了转型的动力问题。陈义媛主要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切入，余练则从阶层角度理解，龚为纲从农业治理转型的角度研究农业转型，但龚为纲根据一个特殊的产量大县概括的政府在农业转型上的干预机制代表性比较弱。这为本研究继续探讨政府干预与农业转型提供了空间。

华中村治学者向农业研究的转向，既是对现实问题的观照，又是对农村社会学的深化和拓展，笔者赞同这一转向，并试图通过农业社会学研究的实践来推进对农村社会学的拓展。华中村治学者虽然已从社会学角度对农业问题做了不少研究，但还没有自觉的农业社会学学科意识。其实，我国国内的农业社会学基本还没有起步。朱启臻虽在前几年就开始倡导农业社会学研究并主编了国内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农业社会学》教材，但只是处于介绍知识、描绘蓝图阶段，而没有进入实证研究阶段。

作为一门学科的农业社会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农业社会学的诞生本身是为了挽救深陷迷惘和危机的西方农村社会学。所以，当时农业社会学的倡导者将其称为“新农村社会学”或“批判的农村社会学”。农业社会学扭转了农村社会学将主要精力投入农村社区的研究倾向，转而将研究对象集中在农业问题。其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结构、国家农业政策、农业劳动力、地区不平等、农业生态等，其中前两个方面占据了主要地位，也是与本研究相关度最高的部分。农业结构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家庭农业是否会消失，即家庭农业是否会被资本主义农业替代。针对这一问题，农业社会学界分为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坚持马克思等人的判断，认为家庭农业必将被资本主义农业替代，随之农民分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和无产者；另一派延续并发展了恰亚诺夫的观点，认为家庭农业仍将占据主导。而有关国家农业政策的研究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国家农业政策形成的原因上，并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一种认为国家农业政策是权力精英或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推动的结果——可称为“行动主义理论”；一种认为无论权力精英由谁构成，农业政策的走向都主要受制于国家机器中潜在的结构约束——可称为“结构主义理论”。以上两方面的研究分别探讨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很少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本研究正是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以研究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干预农业结构转型的机制和逻辑。

（二）乡域研究与个案研究

本研究是对一个乡镇的农业转型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的定性研究。选择这种研究方法，是由本研究的研究旨趣和研究对象决定的。本研究的旨趣在于揭示地方政府作为农业转型动力推动农业转型的机制和逻辑。这显然很难借助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而进行定量研究，一方面是因为此问题涉及基层政府、村组、农户、工商企业等诸多层面，增加了定量研究的难度，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大范围地对政府和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很难实现。而作为定性研究方法之一的个案研究既可以做到深入的机制研究又可以较好地获得各方面的鲜活材料，从而能更好地实现本研究的目的。而选择乡域研究一方面是研究对象的特点使然，另一方面是因为乡域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初到皖南河镇调研时笔者只是在其中一个村进行，后来发现当地的农业转型是在全镇范围展开的。而从全镇来看农业转型要比从单个村庄着手更有利于问题的分析。同时，乡镇作为政府权力的末梢，从乡域范围内考察政府对农业转型的干预，不仅可以更好地呈现权力的运作和各方的互动，而且可以更好地展演农业转型的模式和动力。基于此，笔者将乡域研究和个案研究运用于本研究。

我国的农村研究大多将“社区”作为了解社会的方法和认识单位，并将社区操作化为具体的“村落”或村庄。这主要是受到由吴文藻和费孝通开创的“社区方法论”的影响。将村庄作为研究方法和研究单位，虽然可以较好地呈现村庄经验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但是并不能把握经验的完整性，尤其是将研究主题定位为非单个村庄可以呈现的研究议题时更是如此，比如研究基层政治、基层市场、农村水利等。因此，社区研究历来就受到各种质疑和修正，乡域研究便是其中之一。为了兼顾村庄和乡镇的考察视野，吴毅提出将“乡域”作为研究单位，这是他在探寻农村基层政治透视点时提出的。他认为将村庄政治提升到乡镇政治研究是其在方法论上反思的结果，因为这种努力可以部分解决有关县域政治研究在田野操作中的困难，并克服村庄政治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由于乡域研究存在明显优势，其在近年来得到了广泛运用，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基层政治研究上。但将乡域作为研究单位和研究方法完全可以应用到更广的范围和主题。因为乡域是从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来理解的，主要是强调乡镇场域作为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意义的完整的时空关系网络，在这一网络中各种力量依据自身所处位置运用各种策略展开互动和博弈。这种意义上的乡域研究完全适合本研究所要关注的在乡镇范围内发生的农业转型。只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乡域研究只是以乡镇为重点，同时会兼顾村组和县级层面以做到上下融通。

作为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个案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一直以来都面临如何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如卢晖临和李雪共同指出的，随着现代社会日趋复杂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冲击，个案研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要求个案研究必须“走出个案”。个案研究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实质上是代表性问题。对此，詹彼得罗·果博（Giampietro Gobo）曾敏锐地指出，就个案研究而言，人们经常混淆的是个案本身的代表性和个案特征的代表性。尽管每个个案本身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其特征或机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通过个案研究的结论而进行“个案的外推”并将这一结论扩大到适合的其他个案对象是可行的。而关于个案研究中微观与宏观关系的处理，前美国社会学会会长布洛维提出的“拓展个案法”或“扩展个案法”给予了较好的解答。这一方法追求自田野“扩展出去”，它将反思科学运用于民族志，旨在从独特中抽取一般、从微观走向宏观。拓展个案法搜集资料兼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时时体察宏观权力等因素对日常实践的渗透力和影响力。研究者居高临下地看到具体生活，亦从具体生活中反观宏观因素的变迁。通过宏观与微观因素的往复运动，通过对宏观、微观两方面因素的经验考察，达到对问题的深入理解，从而跳出个案研究的狭小天地。本研究将利用以上研究方法来处理个案研究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因素的互动中揭示皖南河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农业转型及其动力机制。

（三）田野工作

最早与河镇结缘是在2012年12月底，笔者和三位同学在河镇的一个村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田野调查，因为该村当时是河镇仅有的三个已经进行了大规模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90%以上的耕地流转给了工商企业经营）的村庄之一，所以主要关注的问题都围绕土地流转和农业经营而展开。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与河镇有着较深的渊源，2010年10月十余人在河镇的四个行政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村治模式调查，并与当地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几乎每年至少有一批人到该镇调研，以至于大部分乡镇干部和每个村都了解我们的调查。这不仅为笔者的调查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使笔者对河镇的动态非常熟悉。从其他同人反馈的情况中，笔者了解到，河镇在吸取了前三个村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在全镇范围内推广规模经营，政府力图通过规模经营再造传统农业，而且它已经成为全省的现代农业示范区。这一气势恢宏的农业转型实践深深吸引着笔者再赴河镇。

2014年3月底，笔者又来到了河镇，经过一个月的试调查后，决定以河镇作为本研究的田野，并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调查。选定河镇作为田野地点主要有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当地正在发生的农业转型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而且其农业转型启动较早（2007年开始），农业转型中的各种情况能够得到较好的呈现；第二，与河镇较好的关系基础为笔者“入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笔者可以顺利进入县、乡、村各级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一般农户等中进行调研。

这次调查选择了在更大范围内展开，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村庄层面，这是农业转型的现场。借助于自行车和出租车等交通工具，笔者跑遍了每个村（共13个行政村），当然，主要的调查集中在农业转型核心区里的5个行政村。在村庄层面，笔者主要关注了农业转型的整体情况，农业转型的过程和各方互动，各经营主体的经营状况，农业转型前后的变化等方面。第二个层面是乡镇层面，在调查的大部分时间中，笔者都在镇政府食堂就餐，天天见面加深了笔者与乡镇干部的关系，也使笔者可以更好地进入所有相关部门获取更加真实和详尽的资料。在此层面，笔者主要关注了政府推动农业转型的目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补贴政策），全镇的农业转型情况和农业经营状况，并搜集了县志、镇志等相关文字资料。第三个层面是县级层面，笔者一个老师的朋友是该县的副县长，借助这层关系笔者比较容易地找到县级领导和相关部门，主要包括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农委及其下属部门（如农机局、农技推广中心等）、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国土局、粮食局、农调队、农业保险公司等涉农领导和部门。在这个层面主要了解了宏观的政策、数据和背景等。

基于以上调查情况，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物访谈资料。这构成了资料的主体，因为调查的大部分时间，笔者都在对各级干部、各类农民、新型经营主体、农资经销商等涉农主体进行访谈，最终形成了六大本访谈笔记。这种深入、面对面的访谈，是在调查对象（说话者）、调查者（解释者）及其面对的共同世界三者密切互动中进行的，这种访谈所得的资料在研究中能更好地实现人类学意义上的“彻底解释”。第二，文字资料。这包括各类档案资料（主要有《阳春县志》和《河镇镇志》、各类项目的申报和结项书、土地流转合同、农业生产报表、涉农资金和农业保险的发放情况等）、文件资料（包括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家庭农场等方面的政策文件）和其他各类资料（比如“病虫情报”、农户生产账单等）等。第三，他人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正如上文提及，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在河镇进行了长期的调研，写有大量调查报告、随笔和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总计不低于50万字，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当然，这些二手资料只起到辅助作用，本研究的主要材料来自笔者亲手获取的访谈资料和文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