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产业西迁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国内背景

一 21世纪以来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在地理位置优势和政策优势的双重有利条件下，率先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到2011年，东部十个省份，以不到全国10%的土地面积，集聚了全国37.90%的人口，52.04%的国内生产总值，58.63%的工业总产值，86.18%的进出口总额（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为85.52%和86.89%）。

但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在我国不平衡的发展战略主导下，在改革开放初期充分享有作为人口大国的人口红利，在参与国际经济贸易中作为小型经济体而获得更多贸易得益，以及在国家对外开放政策优势主导下大量吸引外商投资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但进入21世纪后，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获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要么正逐渐消失，要么被大大削弱。首先，从政策优势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初赋予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优惠政策，随着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战略的实施，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全国各地的广泛设立，以及诸如重庆两江新区等政策特惠区的建立，而被极大地削弱了。其次，从人口红利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初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外商投资的带动下，由于劳工工资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因而获得了大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廉价劳动力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下，依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将劳动力工资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导致其与中西部地区在国家政策扶持下逐步提高的劳动力工资相比，优势已经大大缩小，加上城市住房、生活成本的大幅度攀升，其对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吸引力减弱。再加上我国经济正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的问题，导致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用工荒问题，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最后，从外商投资的角度看，尽管目前我国吸收的外商投资仍然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010年东部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83.9%），但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该比例在不断下降（低于截至2010年底的86.5%）；另一方面，大量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也同样面临转型乃至转向的问题；而且在东部地区经济日益服务化的背景下，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金融资本占有较大的比重，可能会加剧东部地区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因此，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在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供给趋紧等方面的压力下，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刻不容缓。正因为如此，21世纪初，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背景下，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日益受到学术研究领域和各级政府的关注。事实上，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能够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充分利用地区资源、促使劳动力分布的改变、减轻社会压力等方面对西部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并且能够为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对于东部地区乃至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在“充分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加速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

正是在此背景下，2010年8月，《国务院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出台，提出“要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促进西部地区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源矿产开发和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产业及加工贸易的发展”。2008年8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的通知》和2011年6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承接产业转移的实施意见》等地方政策的出台及2010年10月广西桂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设启动和2011年2月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设立，标志着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的进程加快。

二 我国外向型经济向内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后，我国走的是出口导向型外生经济增长方式。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仅为9.74%，但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贸出口快速增长，提高了我国经济增长对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1990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上升为29.78%，到2006年达到最高的65.17%。受全球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2007～2011年尽管有所下降，但到2011年仍高达49.99%。二是对外贸易的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加强。事实上，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支出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相对稳定的，2000～2011年维持在4～5个百分点（最低的2003年为3.6个百分点，最高的2007年为5.6个百分点），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在40%～50%；正常情况下，资本形成总额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相对稳定的，2000～2011年为4～6个百分点（最低的2000年为1.9个百分点，最高的2009年为8.1个百分点），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在40%～50%，但在其他因素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投资的增加也会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如2009年）。因此，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体现在经济增长率中扣除消费和投资外的剩余部分。但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这种剩余影响却左右着我国经济增长率的走势。针对我国2000～2011年GDP增长率与三大需求对我国GDP增长拉动作用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GDP增长率与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85、-0.151、0.470。可见，货物与服务进出口对我国GDP增长率有较强的正面影响。此外，1991～2011年我国外贸出口总额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0.402，同样表明出口对我国GDP增长的正向影响。

出口导向型外生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率日益受到国际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增长大致经历了1981年、1986年、1989～1990年、1998～2001年、2008～2009年以及2011年之后这六次剧烈的波动，其中后三次分别受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率从1992～1996年连续5年超过10%下跌到1997的9.6%、1998年的7.3%，并在1999～2001年徘徊在8%左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率从2003～2008年连续6年超过10%下跌到2009年的8.3%。而在欧债危机影响下，始于2011年的我国经济增长率回落则至今未见回升趋势。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我国出口产品的主要消费国（美国、欧盟、日本等）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下，经济增长陷入衰退停滞状态而对进口产品需求下降，从而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的外部需求减少，进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回落。

而要减轻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的外生增长方式向内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势在必行。事实上，这种转变也是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要求。从经济规模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GDP总值仅占世界的1.76%，在世界各国中排第10位。到2010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上升到9.32%，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变化意味着，改革开放之初基于比较优势，依赖于贸易红利促进国民福利的提升对我国已不再适用。而且，我国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升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使得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单纯依赖于价格的竞争力日益降低。因此，延续之前出口导向型外生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扩大外部需求以解决内部需求不足进而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难以为继。而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看，到2010年我国人均GDP为2423美元，接近于经济由外生增长方式向内生增长方式转变的临界值（依据笔者的测算，约为3500美元），并会在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速增长和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双重因素下快速接近并超过该临界值。因此，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无论是从经济规模还是经济发展水平角度，都是我国实现经济由外生增长方式向内生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

我国经济由外生增长方式向内生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我国经济政策重心必然因此转变。在出口导向型外生经济增长方式中，政策关注点集中于产出的增加，因而往往在遇到世界经济不景气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率下滑时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恢复快速增长，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四万亿元投资等政策。但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同周期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经济政策必须与世界各国之间相互协调，从而造成我国经济政策自主性大为削弱；另一方面，由于面对相同的世界经济环境和相似的经济走向（繁荣或萧条），在各国经济政策同步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将会大大降低。因此，我国经济政策关注点也将从实现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引进向主要依赖于自主技术创新的转变，通过扩张国内需求来缓解我国有效需求不足。这也同时意味着我国经济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其重心不再是单纯通过量的扩张来缓解国内需求不足，而应该是在参与国际分工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