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精神空虚的病因

商品经济对人情欲生命的渗透及潜移默化的世俗价值观之形塑，已营造出消费主体享受至上的社会风气。商品的日益多样化、精致化、令人目眩神惑，不断被煽动的七情六欲，已失去对外物诱惑的抵拒力和免疫力。在义利之辨、理欲之辨中，人不自觉地务求外物之拥有，而与自己人之所以是人的本性本真日益疏离。人对自己世俗利益的计较，不论权位名利，越来越褊狭而自私，不但造成他人的对立分化和冲突斗争，也同步地钝化了对他人的关怀与同情同理的互感（感通）心。日久，积习难返，人与人越来越矛盾而越发疏离，同时，人与人之间也日益感受到别人的冷漠与自己内心的孤独感、寂寞感。究其根由，这是人在务外遗内的庸俗化中，逐渐忽略了对自己内在灵性生命的自觉，失去了求诸己的自省力和生命自主性，造成自我疏离而很难贴切地自我理解。瑞士精神分析大师荣格（Carl Gustav Jung）在其名著《追求灵魂的现代人》中指出：现代人是与历史传统疏离，缺乏精神托付，无以安身立命的孤独者，人与自己疏离，人与其他人疏离，人与历史传统的疏离，以及人与天地万物（大自然）的疏离，是20世纪人类精神生活的病痛。不幸的是这一精神虚无化的病痛随着现代化的商品经济、科技产品、个人至上价值观、无节制消费的人生幸福观，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并以不同方式呈现于我们当下的生活世界。

今天的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是外交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世界的文化问题。一切问题都是从文化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

然而就中西方教育与文化而言，由于现代化思潮的强势领导及普遍的影响，由各类科学工作团队专业地全心全力投入其间，当代现代化的先进国家，有如中国古代养食客般聚积了成百上千之各门类具专业知识及技术的学者，分工合作地从事科研工作，已产生20世纪知识爆炸之现象。雷斯曼（David Riesman）说：“大学已成为世俗性的学术殿堂。”克尔（Clark Kern）指出：“现代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的重地。”20世纪饱受列强凌辱之苦的中国，为了振衰起敬，乃忠实地师习西方现代化的文化。蔡元培于20世纪初留学欧洲，他以德国柏林大学作为他日后筹建中国大学学制的参照范本。他在1911年任教育总长之职，颁布《大学令》，确定大学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大类学科，以文理为主，废经学科。

中国自20世纪初创设大学以来，科学成为大学学科中的重心，在理论科学外，还扩展至应用科学（以工具理性为主）、社会科学，以及多类专业学科。人文学科在整个知识谱系中相对地缩小，中国哲学及宋元明清的心性之学更是退缩成聊备一格的小学科，大学不再是“明明德”的成大人之学，中国不自觉地紧跟住西方现代化的脚步，如影随形。殊不知，在西方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理论学科）在大学的位阶中，几乎成为知识的尺度与典范，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出现令人瞩目，贝拉（Robert Bellan）表示“研究型大学”已逐渐形塑出“科学知识的文化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