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代中国转型中的1911年革命

去熟悉化也好，通贯史事也罢，将1911年革命的若干重要问题“再历史化”，究其实质是希望以它们为切入点来揭示现代中国转型进程中的多重复杂面相。这里的关键在于厘清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个是这场革命造成的变化究竟有多大。在民国一些人眼里，1911年革命造成的变化经常不能与他们念兹在兹的某种“运动”相比，黎锦熙即说：

在中国现代史中有比辛亥革命（1911）更为艰巨的一种革命，就是“国语运动”。辛亥革命之役，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一气呵成，似乎是很不容易的事。其实，仅仅三千多年的历史，就换了二十多个朝代，平均不过百余年革一次命；虽则这一次连国体都变更了，却也不过换一个名号，叫做甚么“民国”，实际上仍是主权的移转，由甲而乙，由乙而丙，由丙而藩镇，由藩镇而割据，由割据而……重演这三千多年历史上的故套，有甚么艰巨可说？“国语运动”则不然。因为这种革命运动，实实在在牵涉了几千年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刘大白则说：

五四运动底青年群众们……敢于大胆地对于在文坛上称霸了二千多年的鬼话文，竖起叛旗，摇动它底宝座，比对于外族的一姓的占据中国不过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君主，竖起叛旗，摇动它底宝座，意义重大到十倍以上！

直到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依然强调五四相较于1911年革命，它的特色就是“彻底”与“不妥协”。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

相较于以上“轻视”甚至“忽视”1911年革命的意见，在革命伊始，已有人说“鄂省之变，诚中国五千年历史未有之奇”。与此呼应，不少研究者指出：“共和政体取代帝制这样的新旧转换，说其是几千年才出现的巨变，无疑是名副其实的。”这样的转变至少使得延绵一千多年的传统思想及伦理纲常的四个重要建制性凭借——科举、法律、礼仪及政权在20世纪初依次倒台。

不过清末民初的转变在相当程度上至今仍未结束，时人因为距离太近未必能看清楚1911年革命的影响，而后人又因各种原因而努力要将1911年革命殊相化，经常不愿明白道出其影响所在。沟口雄三即说：“二千年来王朝体制终结，此乃中国历史的空前大事件，而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视其若朽木之终，自然之势而已。因此，其历史意义不仅未被同时代人所关注，亦被后人所轻视。观之于现代日、中历史教科书，这一点了然所见。”这就涉及下一个问题：如何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延续性里定位1911年革命？

对于这一问题，沟口雄三指出，1911年革命与共产革命之间的关系，不是依据革命的彻底程度所划分的阶段性关系，两个革命是“由旧体制崩溃至新体制建立（scrap and build）的连续性现象”。王奇生则将1911年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的“连续性”精到地概括为：中国革命是一场连续的、复合的、递进的革命，“前一次革命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 ‘空间’，后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

综合两位前辈学者的意见，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发生的三场大革命从头至尾相隔不过38年时间，而这段时间恰是中国急速变化的一个时期，革命既是中国现代转型的结果，也是其不可小觑的动力。这个过程由辛亥启其始，以共产革命收其尾。因此1911年革命既具备20世纪中国革命的许多共同特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转型的时空顺序先后的制约。

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共同特点看，由1911年革命开始，革命的进程即相伴着公共空间的政治化、宣传美学的滥觞与扩散、除旧布新的运动和观念乃至感觉世界的再塑造。这些因素在国民革命中被继续发扬光大，到共产革命则更是集其大成。

从转型时空顺序先后的制约看，首先1911年革命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极大制约。现代型的革命一方面要解决的是执政群体自身意识形态的灌输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如任何形式的政权更替一样从秩序重塑和利益再分配入手，解决新建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要应对上述问题除了执政群体自身的能力外，国际环境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因素，而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自身意识形态灌输还是秩序重塑、利益再分配，1911年革命都基本没有获得或争取到一个与其建政相匹配的国际环境，而这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一个“民族帝国主义”时代密切相关。

其次1911年革命的制约在科技发展水平。公共空间的政治化、宣传美学的滥觞与扩散、除旧布新的运动和观念乃至感觉世界的再塑造都依赖科技发展。科技发展到何种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革命的深入程度。1911年革命最被人诟病的是好像它未能很广泛地搅动下层社会，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由此种看法而塑造出的一个典型形象。但只要把眼光稍扩展至鲁迅曾见或未见的后续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国民革命时期，还是在共产革命时期，阿Q们的影子都不少。有人回忆1927年在河南农村开展调查工作的情形说：

如果要问他们有多少田，家里有多少人，那简直不行，因为你问他家里有多少人，他就以为你要抽人口税；你问他有多少田，他以为立刻就要实行共产了；如果你要进一步问他家里有几个男人几个女人，那更是不得了，因为这是要来共妻了，因此，即使你问他，他也不会有一句真话对你说。

在1949年的苏州城里，一个小报文人蔡夷白则观察到这样的场景：

六时晚饭后，妻劝我看夜场，夜场是招待学生家长的。到了一看，原来是叫做“庆祝……联欢大会”。开会后，有唱国歌一节，众人中还有没弄分清，居然唱起“三民主义……”来的，幸而台上赶出一位先生带头，才更正了。也可见到现在民间懂得政治上变迁的实在太少了。

无独有偶，1949年在北京会有人说“美帝”指的是“美国的皇帝”。开群众大会时，若发言人声音不够洪亮，就会被淹没在“越来越响的婴儿啼哭声、孩童们的吵闹声和妇女们的拉家常的声音之中”，而一出现扭秧歌等文艺节目，情况就立即好转。

上面几个例子都说明对阿Q那样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重新塑造他们的观念世界和感觉世界对历次革命而言都是一项烦琐而艰巨的任务，但科技的进步有可能降低这项任务的难度。辛亥年间的阿Q们听不到无线电，不识字，亦买不到报纸。彼时电影才刚刚在上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零星出现。在他们生活地域的中心——绍兴城，连书铺也不过只有七八家。他们如果要进一趟城依靠的是一双肉足，自行车无可能买到或借到，更不用说汽车了。

但到1949年，前述那位小报文人蔡夷白能听着无线电，学习歌曲《诞生了新中国》,还能在暖洋洋的午后去看庆祝苏联十月革命32周年纪念影片展览会。在见到解放军各次战役照片后突然发觉：

往昔吾人身居待解放区，如在瓮中，今见照片恍如梦醒。蒋帮战器非不坚锐，何以不堪一击终如摧枯拉朽，失地折将哉？盖亦有其故也，照过去战役观之，此后全国解放意料中事，难怪江南底定后，直下闽广矣。

由此可见，科技的进步程度实与是否能够成功、有效地发动群众息息相关。

最后是中国自身长程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一场革命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有些结构性因素如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却不是来一场革命就能改变的，而这些因素恰恰对历史有着长程的和决定性的影响。日人宇野哲人在1918年为《中国文明记》修订版作序时即说：

予游中国，已是数年前之事，书中所录均是当年之见闻。时至今日，这些记录，与目下日新月异之中国，特别是革命大业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今日之中国，或许已经不合适。然而，中国国土广袤，文化难以遽然普及。保守之中国，纵然铁路开通之里数增加，都会之外观亦有若干之变化，但大体之上，旧态依然。

《东方杂志》里一篇翻译自西人的文章也谈道：

中国此次之革命……探究其内容，则革命之地点，殆限于极东之一部，北至张家口，南至广东。中间曾被革命之城市。几可以一直线连贯之。如汉口者，即此直线所经过之地也。而其距离海岸，殆与伦敦之离因佛纳斯相等。由汉口而下至杭州，其地又为海岸之入口，此其故何在哉？亦交通之便与不便而已。彼北方之张家口及北京，交通之路甚多，而内地则甚少。除扬子江、运河、及其余诸水路外，如京汉铁路、杭沪铁路、沪宁铁路、津浦铁路，及其接连青岛之枝路，与其他待筑之铁路，殆皆以东部为限。故革命之运动，亦以东部为盛。虽内部诸地，间有为独立之革命者，而谓中国人民，其六分之五，与革命无关，且与其他之改革事业无关，则非过言也。

上文一方面再次证明了和科技水平密切相关的交通等因素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它告诉我们1911年革命大致是城市里的革命、“洋世界”的革命和口岸革命。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而在现代转型进程中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口岸与内地、中央与地方不断分裂。之后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虽可能较多的是乡村里的革命、“土世界”的革命和内陆革命，但其肇因恐怕同样也是现代转型进程中在中国之大的结构影响下所产生的种种分裂。而且分裂至今仍在继续，造成了许多仍困扰着我们的当下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