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联结晚清与五四：转型时代学生生活史述论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说大概是一个永远正确的推论，因为无法想象如何撇开史事的前后联系去谈历史。但这一说法在学界如此流行，实有其原因所在。除了在文学研究中已为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说法——包含了对革命单线叙事和五四独尊论述的有效反抗，进而体现出“多元现代性”与“一元现代性”的论争外，从历史学角度看大概是因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既存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口岸世界的研究相较于内地世界的研究仍然具有相当的优势，尤其是上海、天津、北京、苏州等处的现代化（近十数年不少学者欣欣然将其换为现代性）进程或曰“都市繁华”的研究相当充分。这样一套有关商业、消费、世俗、逸乐背后的历史叙事逻辑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联结经常非常契合。

第二，在从晚清到五四那段历史的各种叙述里，一些关键元素如1911年革命、北京政府、军阀等仍经常作为符号出现，它们被不断回想，又不断被反思。因此即使难得出现几本试图向大众普及这些符号“原来如此”的著作，却也吊诡地变作一部分精英读者在其中各取所需的杂货店。

第三，则与五四研究“神话化”和“去神话”的两难有关。围绕五四当然有众多的“历史神话”，但同时五四“去神话”过度的情形同样存在。舒衡哲（Vera Schwarcz）即说：“如果把五四运动恢复到人的层次……就有把它降低为边缘性事件的危险……即仅仅具有历史内涵而无价值观、忠诚精神和远大理想等追求的事件。”

因此对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说我们要承认它力图从长程来考察从晚清到五四历史的积极意义。但也应有以下再思。（1）从晚清到五四并不是一个仅有商业、世俗、消费、逸乐等“都市繁华”的历史进程，按照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的说法，社会、经济、政治的因素必须重新放入对这一进程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之中。（2）重新放入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的突破口在辛亥、五四、五卅、国民革命等历史关键点上，不能因这些关键点缠绕着较多“历史神话”而轻易否定其对于清末民初那个“转型时代”的意义。（3）在由这些关键点打造的历史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仍然是读书人，虽然对他们的考察已相当多，但依然有很大的空间可供讨论。

鉴于以上几点，笔者希望以清末民初读书人中一个重要的群类——学生为对象，对他们从晚清到五四的生活史来做一些考察。主要问题将集中在清末学生的生活世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1911年革命又给学生们带来什么，五四的学生之“动”如何表现，“五四”究竟有何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