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研究

我们需要怎样的居住空间——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城市社区空间研究

朱伟珏 范文

摘要：本文借助同济大学社会学系2014年实施的“上海市社区综合调研”数据，从“信任”、“互惠”、“社会网络”三个维度测量社区空间的开放程度与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之间的关联，并从社区层面发掘社会资本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保持居住地稳定性和开放的社区空间有利于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在封闭式社区（主要指新建商品房）中，住户的社会网络无法有效转化成邻里间的互惠意愿和行为，加剧了社区的碎片化和社会分异。在大规模城市建设告一段落的情况下，本文的研究为将来不增加额外投入提升社区凝聚力和生活品质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社会资本 社区空间 封闭式社区 社区规划 共同体

一 问题与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

居民住房的拆除和重建是近20多年来我国城市建设的重心，全国各地大量的单位公房、老式平房、里弄、城中村等住区类型被清一色的新建商品房取代，从硬件设施上改善了中国人的居住环境。然而，城市改建的热潮也留下了值得关注的问题，绝大部分新建商品房都是“封闭式”小区，用围墙将社区隔离，社区内部也用门禁、监控、防盗门窗架起一道道防线，不仅新建小区如此，很多老式住宅也被封闭起来，“从1991到2000年，上海83%的居住小区均以某种方式被封闭起来。同期中我国广东省封闭了54000个小区，覆盖70%以上城乡面积及80%以上人口”（缪朴，2004: 46）。值得深思的是，虽然封闭式社区的规划模式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并在随后的十年间逐渐出现在世界各地，但目前国内封闭小区的规模之大和普及程度之高，从全球范围来看也绝无仅有。

将住宅围起来在我国有着一定的文化根基，我国古代的住宅主要以家庭、家族以及宗族为单元聚拢在一起，围成院落，现在遗存的有北京四合院、福建土楼、徽派古民居等。不过传统住宅的“围”规模小，围墙之内主要居住着同一家族的成员，而现代城市中的封闭式社区与大型街区结合，形成“超级封闭社区”（徐苗、杨震，2010），将成百上千的陌生住户围在一处，出入口设有门亭，严格限制外来人员的进入。从外观上看似乎封闭式社区和我国传统住宅都有“围”的特征，但封闭式社区给住户的日常社交、生活体验、归属感、社区凝聚力乃至社会结构都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如加剧社会排斥、降低社区活力、分割公共设施、阻碍日常生活功能等（邓锋，2011；缪朴，2004）。本文借助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和2014年同济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上海市社区综合调研”数据，从社会学角度系统分析社区的物理空间结构对社区生活造成的影响。

现有的一些研究表明封闭式小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邻里间的日常交往，降低了社区认同，减少了居民间的互惠行为，导致社会资本流失严重。而社会资本的下降又会造成社区安全性降低、贫富差距加剧、自然和人文环境遭破坏、社区抵御外界危害的能力降低、人际关系冷漠、公共事务参与度下降等负面效应（陈福平、黎熙元，2008；黎熙元、陈福平，2008；方亚琴、夏建中，2014；罗伯特·帕特南，2011）。

实际上社会团结的弱化不仅发生在社区，也不仅是由社区空间格局的改变造成的，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这是现代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早期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都描述过大城市人际关系的冷漠（齐奥尔特·西美尔，2001: 186～199；帕克，1987），重建社区共同体被认为是平衡现代社会个体化趋势的一剂良药（安东尼·吉登斯，2000: 82～83）。原本社区概念就是指人与人关系紧密的共同体，如果仅仅是一块陌生人的聚居地就不能称其为社区，只能称为“社会”了。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于20世纪末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社区和公民共同体问题的研究中，将抽象的社区共同体概念转化为能被观测的具体指标，从而将如何重建社区的理论探讨转化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问题——如何提升社区的社会资本。

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本文以上海市的6种主要住区类型（新建商品房、公房、新式里弄、老式里弄、动迁安置房、经济适用房）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社区空间的开放程度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并进一步从社区层面分析社会资本的其他影响因素。在大规模城市建设告一段落的情况下，为将来不增加额外投入提升社区凝聚力和社区生活品质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理论背景

1．社区概念谱系

与其说“社区”是一个确定的概念，不如说它是一个处于两种极端状态之间的概念范畴。谱系的一端是一个纯粹的空间概念，一个互不相关的陌生人的聚居地；谱系的另一端是居民高度一致、联系紧密的共同体。在迈向现代性的过程中，共同体必然会面临一定程度的衰退，但这不等于社区可以不具备任何共同体的特性，事实上社区最初和共同体是同一个概念。中文的“社区”、“共同体”和英文中的“community”都译自同一个德文概念“Gemeinschaft”，滕尼斯用“Gemeinschaft”指基于亲密关系和共同意志结成的生活有机体，用目前国内公认的说法就是共同体，在滕尼斯看来村庄是共同体的典型形态。与共同体相对立的概念是“社会”（Gesellschaft），滕尼斯认为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几乎丧失了共同体的特征，成为一个“社会”，因此“社会”是现代性和工业化的伴生物。大城市中的个体是松散分离的，“在这里，人人为己，人人都处于同一切其他人的紧张状态之中。他们的活动和权力的领域相互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任何人都抗拒着他人的触动和进入，触动和进入立即被视为敌意”（滕尼斯，1999: 95）。

在工业社会的早期阶段，滕尼斯就预见了人类从“共同体”走向“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并试图通过对二者差异的分析，寻找新的人与人的联结方式，在新的联结方式下人们可以获得类似于共同体的归属感。如何重建新的社会团结也成为后来社会学界探讨的焦点。

美国学者查尔斯·罗密斯（Loomis）于20世纪20年代首次将“Gemeinschaft”翻译成“community”。此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又将“community”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指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相互依赖的有组织的群体（Robert Park, 1936），也就更接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社区”。可以看出，当社区被当作一个独立概念提出时，就已经与“共同体”相分离，维系社区最重要的因素是共同的地理空间，而不是滕尼斯认为的“一致性”（如共同的风俗、信仰、生活方式等）。随着大都市的发展和共同体的衰落，社区概念还应不应该保留共同体的属性曾引发了一场争论。以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城市的本质是异质性的，城市的发展将消解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带来共同体的消失，社区仅仅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参见Louis Wirth, 1938）。赫伯特·甘斯（Gans）、斯塔塞（Stacey）、桑德斯（Sanders）等学者则坚持认为社区中的邻里互动仍然大量存在，并没有因为城市化而消失，共同体的特质和归属感仍然是社区的主要特征（Gans, 1962; Stacey, 1969; Sanders, 1975）。区域性占主导还是共同情感占主导的分歧，使得社区的定义非常庞杂，乔治·希拉里（George A. Hillery）就曾梳理出不少于94种社区的定义（George A. Hillery, 1955）。

费孝通先生是国内社区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33年费孝通等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将滕尼斯的“community”翻译为“社区”，表明社区的两个含义，社群性（也就是共同体性质）和地域性，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并且共享同一种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是“社区”的核心内容。费孝通早期的田野调查以乡村为蓝本，随着研究视野从农村转向城市，他对社区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受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影响，社区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基层行政管理组织（费孝通，2001, 2002），并且由于城市中住户的异质性和社区问题的复杂性，“居委会的工作所涉及的面可以包含一个小社会”（费孝通，2001: 52），换句话说每一个社区都像一个社会，不能再用共同体概念对其进行理解和分析，社会资本概念更适用于现代意义上的社区。

2．社会资本与社区重建

帕特南于20世纪末系统地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了意大利和美国的社区，较大程度上解决了社区研究的两个困境。一方面终结了社区概念的分歧，社区应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共同体的特征问题被搁置起来，社会资本概念将居民的社会交往转化为可感知、可测量的“社会事实”；另一方面，相比于难以达成共识的“共同体”概念，社会资本可以更明确地界定和测量，社会资本由信任、互惠（或规范）、社会网络三个要素构成。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提升能带来积极效应，有助于提升社区的健康、安全、教育、经济福利、职业发展、政治参与水平，和居民的生活质量（Sara. Ferlander, 2007;Kraig Beyerlein ＆ John R. Hipp, 2005；孙立平，2001），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自下而上地改善社区贫困问题的有效方式（Michael Woolcock, 1998; Susan Saegert, 2001）。

相比而言，共同体带来的未必都是益处，鲍曼指出，共同体成立的前提就是内部的一致性和外部的异质性，而为了维持内部的一致性就不得不时刻排除异己，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齐格蒙特·鲍曼，2003）。在人类历史上尝试建立社区共同体却最终失败的案例并不鲜见，如苏联、一些东欧国家曾经建立的集体农庄，虽然这些都不是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但也能间接佐证强制建立共同体可能造成居民的隐私得不到尊重，以及“人盯人”的紧张关系。与此不同的是，社会资本概念强调的是某些特定因素在社区中的存量，如信任、互惠性和自愿加入的社会网络。这与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有着很大不同，并不刻意保持社区成员的一致性，反而提倡多样性，人际关系也更为松散。尽管也有学者质疑社会资本高可能造成内外有别，对社区外部群体的淡漠和排斥（Butler ＆ Robson, 2001; Halpern, 2005），不过帕特南用数据证明社会资本高的地方社会融合度也更高。

将社会资本用于社区研究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所遵照的是社会生活的自然规律，从而避免了一厢情愿的强制管理。因此社会资本理论迅速成为社区研究的主流思想，帕特南开辟了社区研究的新天地，也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具操作性的改善社区人文环境的途径。社会资本因其积极效应，和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就能保存和提升的特征，被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趋于饱和，在可预见的未来社区治理与建设的重心将从物质设施的建设转向社区无形资产的保护。提升社区社会资本是改善社区生活品质的有效途径，它关涉的是居民的感受、意愿和需求，如果不从这里出发，人们也许完成了一个城市的重建，却远离了慰藉心灵的“社区”。

二 研究维度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维度

本文基于帕特南的理论，从宏观的社区层面测量社会资本的保有量及其影响因素。社会资本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赖的规范”（罗伯特·帕特南，2011: 7）。需要强调的是，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集体，也隶属于集体，应该作为一种集体财富与资源使集体受益，不同于科尔曼（Coleman）等学者将社会资本视作个体层面考察对象的理论主张，对于二者的区别笔者已在另一篇论文中作出了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朱伟珏，2015: 70～71）。社区层面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有多种说法，比如信任、互惠、社会网络、社区参与、合作、社会规范等，本文采用的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区分法，将信任、互惠（或规范）和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要素（Monica M. Whitham, 2012; Seong Kyu Ha, 2010）。其中，社会网络包括正式（民间团体、协会等组织）与非正式（家庭、邻居等）的网络；信任包含对周围人、机构、制度的信任；互惠性是一种互动的交往，既指帮助他人，也指获得他人的帮助。

（二）研究假设

社区社会资本主要的影响因素来自两个层面，个体层面（如人口变量）和社区层面（如社区空间、居住稳定性等）。个体差异无法人为改变，而社区层面的客观特征可以通过社区规划、政策制定等措施改善，因此个体变量在本文的研究中仅作参照，重点关注社区因素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目前上海有6种主要的住区类型：新建商品房、公房、新式里弄、老式里弄、动迁安置房、经济适用房，分别代表3种空间格局：（1）以新建商品房为主的封闭式社区空间，动迁安置房、经济适用房同属封闭式居住空间。（2）以公房为代表的半封闭式居住空间，它是介于新、老里弄和新建商品房之间的一种空间类型。公房的建造理念是从集体生活出发，由国家和单位统一进行资源分配和管理，90年代以后，随着公房硬件环境的提升、“住宅户权制度改革”和住房商品化改革，公房中熟人化的集体居住模式也逐渐瓦解（杨上广、王春兰，2006；杨辰，2009；杨辰，2012），加上90年代“封闭式”社区模式的推广，一部分公房社区也建起了围墙和门禁（缪朴，2004），这些变化使公房在制度层面和空间格局上都越来越私密化、封闭化。不过，如若不是拆除重建，要彻底改变一个已经存在数十年的社区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相比于新建商品房，局部改造后的社区仍然比新建商品房社区更具开放性，因此归为半封闭式空间类型。（3）以新式里弄和老式里弄为代表的开放式社区空间，这类社区要么没有围墙，要么围墙上有一个或多个无门禁的出入口，大部分住户都要共用厨房和卫浴设施。

自从我国启动大规模城市改造以来，新建商品房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封闭社区，这种社区类型在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受到追捧，正如国外的大学没有围墙一样，社区也很少构筑围墙，那么封闭式社区是否应该不假思索地在我国推广下去，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居住空间，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

除了空间因素外，居住稳定性也是影响社会资本积累的关键（C. B. Flora＆J. L. Flora, 1993），包括上海在内的国内绝大多数城市在近20年间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拆建，破坏了原有的社区社会资本，同时，大城市的年轻人也广泛接受一种新的居住理念，事业起步时先暂居一处，等经济条件宽裕后再搬到条件更好的社区，这种搬迁模式丢失了长期积累下来的社区归属、社区记忆和人际网络。本文的研究也将分析居住时间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反思现代都市人的居住和搬迁模式。

本文主要借鉴从时空角度分析社区社会资本的相关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黎熙元、陈福平分析了广州的三种社区类型，分别是“城中村”、“老城居民区”和“商品住宅区”，研究发现城中村居民的社区信任度比商品住宅区高得多。商品住宅区的居民与邻居仅限于相互认识，社区内的支持网络薄弱，城中村社区内部的支持网络最高。就社会网络来说，该研究发现从城中村、老城居民区到商品住宅区，居民的社会网络逐渐从社区内扩散到社区外，换句话说城中村居民社区内的社会网络较多，商品住宅区较低（黎熙元、陈福平，2008）。

谭日辉依据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将长沙的社区划分为“高端社区、中端社区、普通社区、移民社区、贫困社区”5种空间类型。结果表明社会交往在社会空间层次较高（较富裕）的高档社区和中端社区中较多，随着社区空间层次的降低（尤其是经济实力的下降），居民社会交往的频率和积极性也降低。不过高端社区、中端社区、普通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主要在社区外，社区内的交往低于贫困社区居民，移民社区居民社交面较窄，集中在以前的同学、朋友和老乡。这和黎熙元、陈福平的研究结果有相似的地方，都体现出经济条件较好的商品房居民在社区内的社会交往较少，经济条件一般的老式社区居民在社区内的社会交往较多（谭日辉，2012）。

此外，杨青青、苏秦通过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分析发现，居住时间越长，政治参与、熟人交往等行为也越多，可以说居住时间与互惠性和社会网络都有正向相关（杨青青、苏秦，2012）。韩国学者Ha Seong-Kyu在首尔的研究发现，具有50年租期的公租房小区的社会资本高于只有5年租期的公租房小区，房屋的所有权也会影响社会资本（Seong Kyu Ha, 2010）。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新建商品房居民的信任度较低，老式里弄、新式里弄居民信任度较高。

假设2：新建商品房居民的互惠性较低，老式里弄、新式里弄居民互惠性较高。居住时间越长，互惠性越高。

假设3：新建商品房居民社区内的社会网络较少，老式里弄、新式里弄居民社区内的社会网络较多。居住时间越长，社区内的社会网络越多。

三 数据、变量与统计模型

（一）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2014年“上海社区综合调研”数据，调查选取上海市13个不同层次、特点的居民社区为抽样对象，包括新建商品房、公房（单位房房改房、公租房）、新式里弄、老式里弄、动迁安置房和经济适用房，基本涵盖了上海市区几种主要的住区类型。上海现代意义上的住宅始于“石库门”住宅的兴起，以江南传统住宅为原型，吸纳西方住宅形态的特点，老式里弄就属于早期石库门建筑，社区是开放式的，房屋密度较大，住房的硬件设施较为普通，以上海本地居民为主，且居住时间较长。新式里弄是上海租界时期遗留下来的一批高档居民住宅，比石库门建筑更接近欧洲民居风格，在那个年代就有现代化的卫浴和煤气设施，这是老式里弄不具备的，部分质量较高的新式里弄目前仍属于较为高档的住宅区。公房是一种制度特征鲜明的住区类型，是中国特色的“单位制”产物，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公房中的居民搬迁到了商品房小区。动迁安置房的住户以旧城改造的拆迁户为主；经济适用房是为收入较低、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而建的。新建商品房现代化程度最高、制度化程度最低，居民构成最多元，流动性也最强，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较高。以上几种住区类型分别代表三种主要的社区空间结构：封闭式社区（包括新建商品房、动迁安置房、经济适用房）；半封闭式社区（主要指公房）；开放式社区（包括新式里弄和老式里弄）。

“上海市社区综合调研”在这几类社区中，按照性别和年龄比例随机抽取18周岁以上的居民为调查对象，共获得有效样本1040人，剔除与本研究相关变量信息不全的样本，剩余有效样本915人，为本文的分析对象。

（二）变量

1．因变量——社会资本

本文分别针对3个因变量进行测量，即①信任、②互惠、③社会网络。3个指标的具体内容和分值参见表1。经过转换，信任、互惠和社会网络均为0-2分的三分类变量，将采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统计分析。关于社会资本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参见表2。

2．自变量——住房及社区条件

基于上海市社区的实际情况，以及以往研究的关注点，本文选取住区类型（居住空间）、居住年份和居住面积作为自变量。住区类型包括新建商品房、公房（单位房房改房、公租房）、老式里弄、新式里弄、动迁安置房、经济适用房，居住年份体现的是居住地的稳定性，二者是本文重点分析的自变量。此外，居住面积也是住房条件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已有的研究中不受关注，我们将其作为一个待考察变量纳入模型。关于住房及社区条件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

3．控制变量——社会人口变量

社会人口变量在本文的研究中仅作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层、性别、教育程度、收入、居住人数，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

（三）统计模型

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信任、互惠、社会网络）都是三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作为统计模型，基本形式是：

模型中表示因变量中第i个类别相对于参照类别m的发生概率，其中i＝1,2, …, m-1, χ为自变量，β为回归系数，α为截距。在具体分析中，本研究使用3组多项逻辑斯蒂模型（共6个模型），因变量分别为“信任”、“互惠”和“社会网络”。

四 研究结果分析

（一）社会资本的分布特征

1．不同住区类型的社会人口特征

首先描绘的是不同住区类型的社会人口特征，如图1所示，从居民的平均年龄来看，差别并不大，新式里弄、老式里弄的住户平均年龄最高，为57岁多，平均年龄最低的是公房（50岁）、新建商品房（近52岁）和经济适用房（近52岁）。相比之下，居民的平均居住年限有明显的差异，老式里弄和新式里弄平均居住年限高达近30年，年限最低的是经济适用房（约2年）和动迁安置房（约6年），新建商品房居民的平均居住年限达到近11年。

不同住区类型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巨大（见图2），新建商品房居民月均收入达到7722元，其他类型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在3200至4000元之间，新建商品房居民的收入是后者的近两倍，动迁安置房居民收入水平最低。

教育程度在不同住区类型中的差异如图3，新建商品房住户的受教育水平最高，超过半数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新式里弄居民教育程度仅次于新建商品房，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达40%。老式里弄住户受教育水平最低，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仅有不到10%。可以看出，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各教育程度，新建商品房居民都最高，尤其收入水平远超过其他社区的居民，老式里弄居民的收入和教育水平都处于劣势。

2．社会资本住区类型分布

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在不同住区中的分布情况见图4，为了能够更直观地呈现社会资本的整体情况，将社会资本三个维度的分值加总获得“社会资本”总量。如图所示，老式里弄的“互惠性”最高，“社会网络”最少；新建商品房的“互惠性”较低，“社会网络”较多。这些特征与假设2基本相符，与假设3截然相反。为什么老式里弄的社会网络最少，反而在新建商品房中较多，本文稍后进一步分析。

“信任”水平在老式里弄中最高，动迁安置房中最低，在其他住区类型中差异不大，部分验证了假设1。从社会资本总量的分布情况来看，老式里弄社会资本量最高，动迁安置房的社会资本量最低，新建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也处于较低水平。结合前文内容，老式里弄平均居住年限最高，经济适用房、动迁安置房、新建商品房的平均居住年限较低。这也反映出居住稳定性能有效提升社会资本的积累。

最值得本文关注的是，尽管新建商品房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占有绝对优势，但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量很低，并且封闭式社区的社会资本总量低于半封闭和开放式社区（见图4、图5）。较多的社会网络并没有为商品房居民带来切实的益处，邻里间的互惠性最低（见图4），开放式社区（新、老里弄）居民的互惠性远高于封闭式和半封闭式社区（见图5）。黎熙元、陈福平、谭日辉的研究证实了商品房或中高档社区居民在社区以外的社会网络比社区内的丰富，进而推断这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社区内社会网络的缺失，谭日辉认为这是一种优势，富裕社区的居民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交往，社交圈的扩大自然而然就能转化为较高的社会资本（黎熙元、陈福平，2008；谭日辉，2012）。同样，陈福平、黎熙元也只关注了单一指标——社会网络，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认为社会网络最能代表社会资本（陈福平、黎熙元，2008）。然而，本文的研究至少在社区层面证实了社会网络仅仅是社会资本的一个维度，不能代表社会资本的全貌，也无法顺畅转化成邻里间的互惠意愿和行为，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社会交往和陌生人之间的短暂接触没有本质区别。

接下来将细分不同社区居民社会网络的构成情况，“上海社区综合调查”涉及社区社会网络的问题都立足于社区之内，和黎熙元、陈福平、谭日辉的关注点不同，社区外的社会网络不在考察范围内，但仍然存在一些社区内外皆有的社会组织，如“志愿者组织”、“专业协会”和“业余兴趣组织”，其中新建商品房居民对“志愿者组织”和“业余兴趣组织”的参与率较高，老式里弄的居民则参与度较低（如图6）。如果不看“志愿者组织”和“业余兴趣组织”，商品房居民“社区党组织”的参与率也较高，但社区党组织是由政治身份带来的，并不能代表居民参与社会组织的真实意愿。

基于这些考虑，在图7中仅保留“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社区工会”、“社区治安团队”3个明确属于社区内部的组织。由图7可见，并没有出现住区类型导致社区组织参与意愿一致偏高或一致偏低的统一倾向。就此可以得出基本的结论，其一，不同住区类型居民对社区组织的参与存在类型上的差异，如公房和经济适用房居民参与“社区治安团队”的程度更高，动迁安置房居民参与“社区工会”和“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的程度更高。其二，新建商品房居民社区内的社会网络不占有优势，但也不低于一般水平；新、老里弄居民社区内的社会网络依然较少。其三，在所有住区类型中，社区内的社会网络整体都偏少，“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社区工会”、“社区治安团队”三项在绝大多数社区中参与率不足10%。

总而言之，居民对社区内的组织参与度普遍不高，不同住区类型之间整体上差异不大。综合社区内、外的所有社会网络来看，新建商品房较多，新、老里弄偏少。

（二）多因素综合影响分析

1．“信任”影响因素分析

按照多项逻辑斯蒂模型，各自变量与信任的关系可以表述为：

模型1：

模型1中因变量为“信任度中”、“信任度高”分别与“信任度低”的发生比对数，共有两个数学表达式，以模型1.1和1.2表示。数学公式中χ1至χ5为控制变量，分别是性别、年龄层、教育程度、收入、居住人数。从模型1的输出结果来看（表3），社会人口变量并不影响社区信任度。

模型2：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两个自变量，“居住年份”和“居住面积”。由于住区类型和居住年份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在模型3中将住区类型单独作为自变量。

模型2并没有因为加入新的自变量而得到明显改善，卡方值（LR chi2）由模型1的29.61小幅提升到46.95，整个模型具备了较低的显著性。值得一提的是，与“信任程度低”的群体相比，居住16年以上的居民比少于5年的居民选择“信任程度中”和“信任程度高”的概率都更高（虽然没有体现出显著性）。

模型3：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住区类型”1个自变量，与模型2相比卡方值改善不大。与“信任程度低”的组别相比，老式里弄比新建商品房的居民选择“信任程度中”的概率显著提升1.14个log odds（对数发生比），动迁安置房居民选择“信任程度高”的概率比新建商品房居民显著低0.67个log odds。换言之，老式里弄居民的信任度高于新建商品房，动迁安置房居民的信任度低于新建商品房。

总体来看，社区信任度并未受社会人口变量的影响，居住年份和住区类型对信任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因此上海市不同社区的社区信任的整体状况比较均衡，动迁安置房居民的信任水平最低，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2．“互惠”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1

从输出结果（见表4）可见，年龄和教育程度会影响互惠意愿，并且二者都是部分影响，非线性影响。与“互惠程度低”的群体相比，70～79岁居民选择“互惠程度高”的概率显著高于29岁及以下居民，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居民选择“互惠程度高”的概率比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居民显著降低。

模型2

在引入居住年份和居住面积两个自变量以后，整体模型的卡方值有了小幅的提升，年龄层的影响不再具有显著性，教育程度的影响不变。居住30年以上居民的互惠性显著高于居住5年及以下的居民。

模型3

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住区类型，卡方值有了较大提升（112.82），模型的可靠性提升显著，说明住区类型（居住空间）比居住时间更能有效影响社会资本。与模型1相比，年龄和教育程度带来的影响基本不变，50～59岁居民的互惠性也显著高于29岁及以下的居民。在住区类型中，新式里弄和老式里弄的互惠程度显著高于新建商品房，并且老式里弄的互惠性最高，这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

总体而言，除了年龄层和教育程度的影响外，居住时间和居住空间都会影响互惠性，且居住空间的影响程度更高。属于开放式社区的新、老里弄居民的互惠性显著高于其他住区类型。

3．“社会网络”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1

从表5可见，社会网络受到社会人口变量的影响高于信任和互惠，年龄、教育程度、收入都显著影响社会网络。与选择“网络程度低”的居民相比，年龄层在30～39、50～59、60～69、70～79、80岁及以上的居民比29岁及以下居民选择“网络程度高”的概率要高，且从数值上看，在50～79岁的年龄段，社会网络呈递增状态，80岁以后出现明显回落（仍高于29岁及以下居民）。

年龄层带来的影响主要和人生阶段有关，29岁及以下居民的社会交往较单一，因此社会网络最少，此后随着工作的稳定和年龄的增长，逐渐参与到社区组织中，30～39岁阶段社会网络开始显著上升，这与养育孩子有密切的关系，40～49岁是人生最忙碌的阶段，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社区组织，社区社会网络又出现了回落。50～79岁阶段有更多的时间，也更有意愿参与社区组织，因此这一阶段社会网络稳步提升，80岁及以上的居民受身体健康情况限制，社会网络出现明显下降。

此外，高中教育水平的居民社会网络显著高于“初中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居民。随着收入的升高，社会网络也会下降，不过收入影响不及年龄和教育程度强烈。可以看出，高收入和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并不愿意参与社区组织，甚至不愿与邻里来往，他们更有能力建立社区以外的社交圈，自主选择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往。

模型2

引入居住年份和居住面积后，模型的可靠性小幅提升（卡方值上升到157.94），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影响不变，居住6～15年、16～30年的居民社会网络更多，居住30年及以上居民的社会网络下降至较低水平。模型1的分析表明80岁及以上居民的社会网络出现明显下降，而居住在30年及以上的居民有相当一部分已经80岁以上，因此出现这种情况在情理之中。

模型3

模型3的卡方值最高（173.34），住区类型的引入显著提升了模型的可靠性。年龄层、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影响不变。新式里弄、老式里弄、经济适用房居民的“社会网络”显著低于新建商品房，与前文图示分析相同。

结合三个模型的结果，除了年龄层、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影响外，居住年份和住区类型（居住空间）是影响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

五 结果与讨论

基于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和“上海社区综合调研”数据，本文呈现了社区社会资本的空间分布，并从社区层面分析了社会资本的主要影响因素。

首先，研究发现，居住时间与互惠、社会网络基本呈正相关，保证住地的稳定性能有效提升社区社会资本。缺少时间的累积，再多的互动也无法有效提升社区凝聚力，现代大都市的典型特征就是熟人互动减少，陌生人之间的短暂接触占据社会交往的绝大部分，这也是大都市人际关系冷漠的根源。霍利（Hawley Amos）、亨特（Albert Hunter）、萨普森（R. J. Sampson）等学者将持续性、稳定性作为社区存在的基础（Hawley Amos, 1950;Hunter. Albert, 1974; R. J. Sampson, 1988），没有稳定的居住环境将不能称其为社区，只能称为住地而已。频繁的搬迁也许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却失去了看不见的人际资源，这将直接关系到居住者的内心体验。

其次，社区的空间格局同样会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在6种住区类型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新建商品房与新、老里弄之间的差异。商品房代表了封闭式社区空间，这在目前我国的城市中居于主流地位，新、老里弄是传统开放式社区的代表，本文的研究发现新、老里弄居民的互惠性高于其他住区类型，虽然老式里弄的社会网络较少，但这点劣势能够被足够高的互惠性抵消，其社会资本总量仍然高于其他住区类型。

用高墙隔离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社区的基本模式，而国外的社区绝大多数都是开放式的，实际上早在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就开始探索社区空间规划方式，英国曾为了缓解住房短缺启动了“英国新城”（New Town）计划，第一代规划强调社区空间的分区与独立，造成了邻里间交流的减少和隔离，第二代规划便开始弱化社区边界，整合不同的区域，从而提升了居民交往的积极性。此后的9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兴起了“新城市主义”的设计理念，将提升人际交往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目标（金峰、朱昌廉，2001；顾慧君，2010），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并没有体现在我国的城市居住空间规划中。

目前我国随处可见的商品房单方面强调封闭性和私密性，这种封闭空间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国内社区研究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封闭式社区造成的隔离效应。江立华、谷玉良（2013）在湖北的研究发现封闭程度较高的社区不利于农民工的社区融合；金峰、朱昌廉（2001）在回顾西方城市建设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社区建设该如何平衡“独立性”（封闭性）和“开放性”的问题；杨力、邱灿红、康彬（2008）也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呼吁加强社区公共空间的建设。

并不是所有研究者都认为有必要打破物理空间的封闭，陈福平、黎熙元（2008）和方亚琴、夏建中（2014）都认为现代通信手段拓展了社区居民的交往空间，因此物理空间的限制显得不那么重要。谭日辉（2012）认为经济条件更好的中高档社区的居民拥有更广泛的社交圈，从而享有更好的社区生活。本文的研究也发现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居民和收入水平更高的居民参与社区组织的意愿较低，固然这部分群体更有条件建立广泛的社交圈，较高的教育程度也意味着更强的独处能力，并非所有人都需要在社区内建立人际交往。英国学者瑞·福里斯特（Ray Forrest）在一篇名为《谁来关注邻里》的文章中指出，相比于“属于中产阶层的单身职业人士”，邻里的作用对于老人、儿童、家庭工作者、失业者、病残人士来说更重要，尤其是对老年人，“邻里保留着发展友谊、提供社会支援等许多传统功能”（瑞·福里斯特，2008: 139）。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区社会资本对所有居民都是有效的，富裕且文化水平更高的居民不会是例外，因为他们也会有孩子，有父母，也许有一天会突然失业，也许某一天会遭受疾病困扰，并且一定会老去。笔者在另一篇针对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健康的实证分析中证实，社区社会资本与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心理健康”均存在显著相关性（朱伟珏，2015）。那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高档社区（新建商品房）居民是不是需要邻里间的交往和互惠，而是当他们有一天需要时，这些珍贵的人际资源无法像有形的财富那样招之即来。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构关系，一方面为了独善其身而自愿与他人隔离，住进封闭社区，另一方面，封闭式社区又阻碍了邻里交往和互惠，反过来让孤立无援成为别无选择的现实。

本文在可观可感的物理范畴上使用空间概念，而非抽象意义上的“交往空间”或阶级分层意义上的“社会空间”。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可用脚丈量的有限空间对于居民的日常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区之外的社会网络对社区生活作用有限。高档社区（新建商品房）居民的社会网络无法转化成邻里间的互惠意愿和行为，并且，即便商品房居民社区之内的社会网络与新、老里弄居民处在同样的水准，邻里间的互惠性也远低于后者。模型分析验证了这种差异是由社区空间和居住稳定性带来的，其中空间格局的影响程度更强烈。可以想见互惠性才是社区生活温馨与否的关键，当遇到困难时周围的人都不愿伸出援手，那将只是个陌生人的聚集区。

如果不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考量，围墙最主要的功能是保障社区安全，不过效果未必如愿。建筑设计师缪朴在一篇专门探讨封闭式小区问题及对策的文章中举了一些例证，如“北京西城区在1997年开始建封闭小区，但1998年在已封闭的小区中仍然发生了228起入室盗窃案，不少广为报道的盗窃凶杀案发生在封闭式小区中”（缪朴，2004: 46）。他认为由人们的视线形成的“自然监视”是维持社区安全的关键，围墙令社区外围毫无生机，造成了视线的真空区，同时还阻挡了居民对附近街区的关注。失去了视线的防卫，在动辄十几公顷的社区仅靠门口的保安很难防范犯罪行为的发生。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其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也专门分析过视觉秩序对城市空间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合理的“视觉隔断”会造成某些空间的衰败和灭亡（简·雅各布斯，2005: 428-429），大规模的围合式社区在城市中造成的大量视觉盲区无疑会降低社区空间的活力，从而减少人际交往发生的概率，不利于社区的安全稳定。刘羽（2012）、黄怡（2006）等人的研究都指出熟人或邻里间的交往能够建立起无形的防卫机制。“上海社区综合调研”实施过程中，黄浦区一个新式里弄的社区居委会主任告诉笔者，该社区近几年犯罪率为0，可以看到在开放式的熟人社区，即便没有围墙的保护仍然可以获得安全上的保障。封闭反而打破了社区的天然防线，围起了一群对邻里漠不关心的住户，他们将不再对彼此承担友爱互助的职责，一切都交由物业，一切又都交还给了孤立的住户。

围墙不仅可能降低社区的天然防范能力，还会加剧社区的碎片化、社会排斥和人群之间的隔离（李强、葛天任，2013；轩明飞、陈俊峰，2004；景晓芬、李世平，2011），反过来助长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令社区的安全更得不到保障。实际上重重防范不仅不会阻挡盗贼的光顾，反而标榜着财富，吸引着不法之徒。本文证实了上海新建商品房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其他社区的两倍，高收入人群经过房地产市场的筛选，集中在一处，难免成为窃贼垂涎的目标。

综上所述，过去数十年快速的城市建设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城市人口的硬件居住环境，与此同时却破坏了必须依靠长期自发的社会交往才能积累的社会资本，加速了社区的衰落。建立围墙的本意是为了安全和促进社区内部的资源聚集，然而其防范作用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有效。有形物理空间的封闭导致了邻里间互惠意愿和行为的急剧下降，围墙之外加剧了社会分化和社会排斥，围墙之内亦不能有效促进社会资本的聚集，造成内部分散、外部孤立的现状，在居住方式上否定了社会的公平性和城市的包容性。目前看来，封闭式社区在我国快速的城镇化建设中还没有带来严重问题，但在未来数十年内，封闭社区埋下的隐患很可能会逐渐凸显。对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学角度提出改善建议，尽量保持居住地的稳定，同时在空间上拆除一些不必要的隔离，从而拆除邻里间的那道心墙。

 

补记：

本文构思于2014年，写作于2016年。在文章写作过程中，中国社区建设的政策背景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2月6日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这份文件明确提出“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意见》一经发布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赞成与反对意见尖锐对立，尤其是居住在城市封闭社区中的中产阶级更是担心围墙拆除后住区安全得不到保障、私有产权受到侵犯。

由于数据的限制，这些因政策调整而出现的新动向，在本论文中并未得到深入研究。围合式住宅空间在我国古已有之，然而大规模的封闭式社区仅仅是近30年的产物，尽管造成了城市空间的区隔，却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那么封闭式社区应不应该打开，如果打开该如何进行，打开的同时如何兼顾住户对安全和环境的需求，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是从社会资本角度探讨社区空间的阶段性成果，从社区物理空间的角度探讨社区生活品质的问题还远未结束。笔者计划在此后的研究中，针对居住在封闭社区中的城市中产阶级对于拆除围墙的消极态度和利益诉求，以及非封闭式社区住户如何看待“社区围合”展开进一步实证考察，深入分析我国社区空间问题的复杂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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