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各民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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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相关研究概述

关于近代藏区各民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迄今仍很少有从经济方面的商号贸易这一角度,对其间的民族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的。相关的同类课题有一些,如关于“藏彝走廊”、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考察研究。

在以往,方国瑜、任乃强、冯汉骥、吴丰培等前辈学者已经对此进行过一些研究和十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资料辑选,云南大学的李埏、尤中等进行的民族经济史研究也涉及这一课题。之后,云南大学的林超民教授在其研究中对中国西南一带的交通、经济往来以及人口流动等民族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董孟雄先生在其《云南地方经济史研究》、杨毓才先生在其《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况浩林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经济史稿》、李珪先生在其主编的《云南近代经济史》等学术著作中,对云南近代地方经济史、民族经济发展史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王恒杰先生、陈汎舟先生、陈一石先生、马金先生等,在其著述中对滇藏、川藏间的商业贸易关系进行了切实的陈述和分析;再后来,四川大学的石硕教授对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和“藏彝走廊”的研究,台湾历史人类学者王明珂对华夏边缘和汉藏之间的羌族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格勒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西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及之后对西藏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历史和经济、文化的考察研究,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的木霁弘教授对茶马古道上民族文化的考察研究(主要内容局限于云南省境内的部分,对西藏地区的民族关系涉及不多),王铭铭和他的学生对“藏彝走廊”的考察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苏发祥教授及其学生对清代和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社会与经济研究,都对本课题的许多相关问题有精彩的探讨和论述。另外,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保亚教授、中山大学文化传播学院的邓启耀教授、四川藏学研究所的任新建研究员等在这方面都有研究成果。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藏学家梅·戈尔斯坦的《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涉及我们所称的西藏近代的商业经济状况。台北故宫博物院冯明珠女士的《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也涉及西藏近代的商业经济状况。只是,这些考察研究都不是专门针对藏区的各民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有的还停留在资料汇辑和初期考察描述阶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福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中,从藏族、纳西族两民族的源流、政治关系、宗教关系、历史上的纳藏贸易,以及文学、艺术和两个民族相互融合等方面,对汉藏边缘上的纳西族、藏族的历史关系进行了详尽深入的梳理和研究,资料丰实,条理清晰,较多地涉及这一区域的民族互动关系,但未专门针对各民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进行研究,而且关注点仅限于藏族和纳西族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商业贸易关系只是其关注范围的一部分。

同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云南师范大学周智生著有《商人与近代西南边疆社会——以滇西北为中心》(2006年出版),另有一系列丰富的相关论文,集中考察研究了滇西北地区商人的商业运作与当地社会的变迁及互动关系,观点鲜明,不乏新意,使用的资料也相当翔实。滇西北地区的商人在近现代大量而频繁地涉足藏区,因而其成果对于研究藏区各民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对笔者的考察研究有非常大的启示和帮助。但显然,其着力点并不是云南各民族商号与藏区的互动关系,而是对云南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川教授目前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藏地区汉人社会生活研究(1959年前)”。从其初步成果看,涉及西藏地区的汉族商人的活动,但不以各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作为研究的主要问题。其于2006年出版的专著《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部分涉及西藏昌都地区的经济与城市变迁,以及外来移民问题,还涉及其间的文化与宗教关系,对于研究这一地区的经济及其互动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

西藏大学的美朗宗贞在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藏近代商人阶层的形成对社会转型的影响”以及相关论文里,关注和研究的主旨与周智生的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其初步成果看,研究范围亦为西藏区内商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样未将藏区的汉、回、纳西、藏等各民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作为主要研究标的。

另外,还有一些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如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忠、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凌文峰等,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

笔者20多年来对茶马古道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考察研究,难免经常涉及藏区的各民族商号和商人,并已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必要。他们本来就是茶马古道运行的主体和中坚力量,而茶马古道正是他们互动的通道。在已完成并结项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茶马古道——横断山脉、喜马拉雅文化带民族走廊研究》里,笔者也曾运用多学科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探讨。本书可以说是对该书的发展延伸和细化研究。

相当长时期以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等欧美国家的学者,以及印度、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学者和政要,都对西藏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关注和兴趣甚至见于一些普通人。

对藏区各民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进行深入而详尽的研究,对于探讨其间的各种互动关系,尤其是汉藏间源远流长的血脉关系,对于研究不同文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相互交流融合过程,对于西南各民族尤其是藏族与祖国大家庭关系的认识,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这一研究,可以确凿有力地说明,藏区与内地有着历史和空间的持久联系,它们的经济、文化和历史早已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