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资料来源

自1986年起，笔者就进入藏区，开始了对滇藏间各民族关系的考察研究，后来更着力于茶马古道各条线路及其相关文化的考察研究。很幸运，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亲历滇藏间商贸往来和马帮运输的老人还在世，像云南鹤庆帮恒盛公商号的张乃骞先生及其家人、张治波先生等，丽江达记的马锅头赵鹤年先生，丽江仁和昌商号的经理黄钟杰先生，丽江束河王润家商号的小伙计王茂本先生，裕春和商号的马锅头杨克刚先生、袁基宏先生等，西藏邦达昌的后人邦达旺青先生，以及在西藏走过茶马古道的边多先生、格桑旺堆先生、丹增旺堆先生，原籍云南现居西藏亚东的噶玛丹增先生等，在四川制茶、背茶走过茶马古道的姜琳先生、李攀祥先生等，笔者对他们进行了持续不断而深入的访谈，有大量录音资料和现场笔记，还有一些影像资料。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来自笔者艰辛而漫长的田野考察，同时也成为笔者研究的起点和强有力的资料支撑，是笔者进行本项目研究的坚实基础。自那时起，笔者也发表和出版了多种关于茶马古道以及西藏及其相邻地区各民族商帮、商号的文章和著作，其中一些观点和材料，也成为本书的坚实基础。

在那些“藏客”老人之前或之后，有一些政府官员、军人、僧侣、探险家、学者等盘桓于汉藏两地，像刘曼卿女士、洛桑珍珠（邢肃芝）格西等，还有黄慕松、吴忠信、朱少逸等，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撰写的精彩记录文献，更展现出汉藏两地间各民族商号来来往往的沧桑岁月和深厚内蕴。

在相关研究过程中，笔者也检索、查阅了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几乎所有涉及藏区经济史、近代史、民族关系史，以及各民族商号、商帮的形成、运作及其特点的著作和论文。这些资料包括相当多的原始记录。与此同时，在多次前往藏区和北京查阅资料的时候，笔者也尽量购买了一切能搜罗到的图书杂志和其他文献，并重新阅读了自己有关藏学的数百册藏书。这些资料虽然零散，但可谓丰富，不仅拓宽了笔者的研究视野，也使笔者获得了许多启示，甚至得到了相关的理论支持。

特别是，在相关研究过程中，有关地区的地方志、文史资料、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和其他资料，为笔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相当可观、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