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滇藏间各民族商号的崛起和运作

英人阿拉斯太尔·兰姆指出：“西藏商业的最大部分是与中国内地进行的。”其实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据黄万伦先生研究：“在英国侵入西藏以前，这里需要的大部分商品是由我国内地各省运去的。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茶叶，其次是棉织品，再次是丝织品。据英国驻成都领事霍集的估计，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我国内地运往西藏的货物总值每年达白银1053491两，又据英人李顿估计，西藏运往我国内地各省的货物总值约为935000两。据估计，西藏与内地商品交易总额比通过中印边界西藏地区内的全部交易额高出4倍以上。因此，我国西藏地区同我国内地经济往来所占比重是很大的，它和内地的经济联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当然，在近代的100余年里，主要由于汉藏之间的政治关系起起伏伏，西藏地区与内地的经贸也有相应的起伏，但从未间断。直到1948年初，噶厦派夏格巴、邦达养壁等人组成商务代表团到内地、欧美和印度进行活动，最终其政治目的没有达到，经济问题也没能得到解决。他们先到南京，希望中央政府解决美元结汇购汇等问题。在谈到商业贸易时，夏格巴就说：“藏印贸易数额极为有限，印度虽供给西藏所需要之铁皮及布匹，但西藏输出印度之大宗货物，如羊毛、皮革、药材大多系转口运往英美及内地，尤以茶叶、绸缎、瓷器为最，此外并有少数食品由内地供给。贸易路线计有四条：（1）水路经印度；（2）经云南；（3）经康定；（4）经青海。目前各路均畅通无阻，唯数额尚无统计。”可见，直到近代末期，西藏的货物还是以内地为主要贸易区。以文明发展的长远眼光观之，以人文地理的观点论之，从古代到近现代，西藏文明主要向东发展，而内地的经济拓展和移民，却是步步向西进行的。也就是说，不仅西藏文明有向东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性，华夏文明也有向南和向西发展的自然进程。这样两相交汇，西藏的文明，当然包括西藏地区的商业贸易，自然呈现出浓重的内地色彩，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自古以来就密切频繁、盘根错节。

近代进入藏区经商贸易的内地商号、商人里，当以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的陕西人、四川人和云南各民族商人为重。例如，明代曾号称川西第一大土司的木坪土司，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在其所辖的宝兴县城隍庙铸造了一口大钟，上面有捐资的陕西、山西、江西、湖广、四川等10余省近50家商号的名字，足见早在清初及清中叶，川边藏区已经有大量汉族、回族等民族的商人进行贸易。据1933年的统计，在西康的商人总数约为1.2万，其中陕籍7000人、川籍3000人、藏人2000人。这些外地的商人，一开始多系随军的驿卒、营屯士兵及随军小军吏等落籍经商者。自云南进入西藏经商的商号、商人情况也大致与此相同，不同的是，他们更多是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也由于自古就有的宗教及其他文化传统，再加上资源互补的便利，自发地逐步进入藏区经商的。当然，滇军在藏区的多次军事行动，也为进一步拓展这条商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说，由滇西北前往藏区经商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在近现代尤为兴盛。而且，在近现代，“西藏地区的藏商也结成商队入滇，从事药材、皮毛、茶叶、布匹等项贸易。他们甚至亲自到思茅采购茶叶，有时一个商队的驮马竟达数百匹。西藏商人的经营活动，调剂了滇省与藏区间商品的互补流通”。据普洱茶六大茶山的核心易武镇老镇长张毅先生讲述，当年常有藏族商人到易武驮茶，一次来很多人马，将老茶全部收走。他们付的是半开银圆，堆满桌子，要一垛一垛地计算才算得清。那银圆压得桌子吱吱响。这是张毅先生少年时亲眼所见的情景。

清中叶直至民国时期，在西南地区，发展迅速的贸易运输线路首推滇、川、藏、印线。这条路线即“茶马古道”。就云南而言，最初是以滇藏间的贸易为主，“明代以后滇茶开始进入西藏市场，至清代滇茶藏销贸易十分兴盛，滇藏间的交通运输得到发展。清代中叶以后，云南的许多商帮，如鹤庆、丽江、腾冲、喜洲帮的很多商人都经营滇藏贸易，他们将云南的茶、糖、铜器运入西藏，换回药材、皮毛等物。滇藏贸易的运输全靠马帮驮运”。

在更靠北的四川、陕西、甘肃等省区，其商号、商人也是进入藏区经商贸易的主体，限于本项目的条件，笔者在此仅以滇藏间由云南方面进入藏区经商的纳西族、白族等商号、商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涉及几家由西藏往返云南的藏族商家，余皆暂时按下不表。而笔者在这里所说的“藏区”，是个广义的概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滇藏贸易，泛指和滇西、滇西北接壤的四川省西部藏族地区的得荣、乡城、稻城、巴塘、理塘、甘孜、德格、道孚、康定；西藏自治区的盐井、宁静、芒康、察隅、察雅、左贡、昌都、林芝、太昭、丁青、黑河、拉萨和远至青海省南部的囊谦、玉树等藏族地区之间的贸易。”下面笔者就选取近代以来活跃在其间的有代表性的几家各民族商号，对其兴起过程及其在藏区的经营，进行简单的梳理和叙述，以便分析藏区各民族商号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