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文化杠杆的澳门定位新思考
顾清扬 张斌
摘要：本文通过探讨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澳门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和本身独有的优势，进而分析澳门文化产业发展的突破路径，并从实际器物、组织制度、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探讨澳门文化、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提升的可行方式，最后得出结论，澳门在文化产业过程中应发挥文化杠杆作用，并建议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需要整体规划、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东西整合、鼓励多方互动。
关键词：文化产业 文化杠杆 突破路径 比较优势
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怎样发挥澳门的比较优势？怎样寻找澳门的战略定位？下面分两部分来谈：第一部分谈“一带一路”需要突破的瓶颈，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澳门基于其独特优势的战略路径；第二部分就澳门文化、文化产业以及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一 “一带一路”的价值跃升
“一带一路”在全球被讨论得非常多，但我们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将面对的挑战恐怕还是估计不足。笔者参加过许多国际研讨会，跟不少国际团体进行过交流，认为有必要对这些挑战做简单分析。
首先，当前全球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局面，处处都存在文明的冲突、文化的冲突，时时都有纷争甚至是对抗。为此，全人类都渴求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渴求新的文化交流、新的发展理念。在这样的大格局下，“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对全球做出巨大贡献、让全球众多人口受益并融合全球多元文明的大项目。
然而，当人们厌倦了纷争和对抗，期待有交流和融合时，如果我们在讨论“一带一路”所阐述的目标和路径时有偏颇，就会有损“一带一路”的价值。但是综合海外的各种言论来看，涉及比较多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是消化过剩产能，这恐怕就会带来理解的偏差。
“一带一路”主要的思想，在我们看来，就是要为世界搭建一个新的合作平台、构建一种新的互助模式和搭建友谊的桥梁。这是从使“一带一路”得到广泛认可，真正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中国自身带来切实好处的角度来看的。
综观全球的海外投资，特别是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从2015年开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资本已经超过了外国企业到中国所投的资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中国资本“走出去”是一个大的趋势，未来这种趋势会继续。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向海外投资、进行并购以及开展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际上其投资回报率是值得担忧的。
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所在国的制度性建设，制度因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功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我们不能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当成一种孤立的项目，必须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广泛的制度因素联结在一起。考察世界银行或者其他国际组织的投资历程，就可以看到这是一条重要教训。
所以说，“一带一路”，不是投资行为，也和产能过剩没有关系。“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思维，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我们目前的讨论中相对欠缺的内容，是文化的互动和融合。回到前面所说的纷争和对抗，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地缘政治冲突、外交冲突，甚至军事冲突等，其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冲突，“一带一路”致力于在文化、文明的层面促进相互交流、相互接触、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相互融合，从重且硬、物质化的经济价值，延伸甚至是跃升到轻且软、深层化的文化价值。
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须考虑战略的节奏。现在很多项目都是重资产项目，很快就要被带到国外去发展，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认同、制度支持，未来这些项目的回报率可能是很低的。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比如通过整合轻资产项目，特别是运用文化资源，让文化先行，通过文化试水，产生互动融合效应之后，再来实施重资产项目，方可大大提高整体的成功率，也可提升未来的回报率。
二 澳门独有的发展机遇
在上述这样一个大的认识前提之下，澳门的优势在哪里呢？从禀赋来看，不在制造业，不在物流业，而在于独有的文化以及已有的和待建的文化产业，或者说是包括旅游、博彩中的文化创意部分的大文化产业。
在“一带一路”的历史背景中，澳门有其独特的文化资源，这是澳门的优势。
澳门可以发挥一种“把世界引进澳门，把澳门推向全世界”的平台作用，或者是杠杆作用。因为澳门太小，禀赋不突出，如果澳门不发挥自己的平台跟杠杆作用，作为一个小城其作用实际上是非常小的。
怎么把澳门的平台作用和杠杆作用发挥到极致？这是澳门未来发展文化产业时应该考虑的基本思路。
澳门的独特优势，一个是与葡语国家的广泛联系，一个是与分布在全球的华侨的联系，华侨网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网络，葡语国家的网络也是非常重要的网络，毕竟讲葡语的人在全世界有两亿多人。但根据旅行者和文化爱好者的第一印象，澳门似乎还没有积极地把葡语国家的一些文化系统地带到澳门。大家到澳门来，似乎就是为了去赌场，为了去大三巴等景点。但实际上，澳门与香港和内地，甚至与东南亚各国不同的东西，应该是葡语国家的文化。
这当然不是新的文化入侵。一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反而应该给更多元的文化在本国呈现的机会，这创造的是贴近的交流和接触的机会，其中孕育的是更广阔的文化创意和文化产业发展机会。例如，新加坡把中华文化带到新加坡成立了中国中心，把俄罗斯文化带到新加坡创立了俄罗斯中心。澳门能否面向全球的葡语国家成立类似的文化中心？例如是否可以开始创立一个巴西中心，让巴西的文化元素常驻澳门？能不能开设一个葡萄牙文化中心？能不能开设非洲五个葡语国家的文化中心？能不能开设亚洲东帝汶文化中心？这样，我们到澳门来观光游览的时候，不只是进赌场、逛老街，还可以去更广阔的文化目的地。葡语国家都拥有色彩斑斓的文化，是非常吸引人的，中国内地的游客到这个地方来，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和感受各大洲葡语国家的灿烂文化，这将是一个亮点。
即便是原本作为支柱产业的博彩业，也可以通过文化要素、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的融入，得到进一步提升。新加坡也有博彩业，可以将它们做一个对比。澳门博彩业的问题就在于博彩体验的单一性。你在新加坡找单纯的赌场是找不到的，因为它把赌场嵌在了综合体里面，在综合的文化、休闲、消费环境下，赌场只是其中的一个元素。而澳门的赌场从直观上看是唯一的元素，没有被与其他的综合创意娱乐活动整合在一起。新加坡在发展博彩业的时候，总是把赌场跟会展、公共娱乐、文艺表演等捆绑在一起来发放执照，比如说金沙集团要来新加坡设赌场的话，必须把配套的旅游文化产业与它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澳门能不能利用博彩业这个龙头“老大”产业把其他文化产业带动起来，应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
总结一下，这里其实包括双向的“引进来，传出去”的思路，这也是澳门要成为一个文化中心应该起到的两个作用。
第一，把全世界，特别是葡语国家网络以及相应的华侨网络引入澳门，这一方面是为澳门的旅游业服务，另一方面是将澳门作为一个平台，把文化传播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当然也可以传播到东南亚国家。大陆的文创产业和相关经济活动迫切需要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和再创造。
第二，澳门可以成为一个供给文化创意、文化产业的根据地。但怎么来供给呢？澳门本身没有办法供给，这里的创意池太小了，这时就必须用杠杆的力量，把内地的文化作品、文艺表演和艺术家团体等通过澳门这个平台传到葡语国家，传到全世界。这就起到一种主动桥梁作用、增值中介作用。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打造是很有意思的，它在本国市场上打造金融中心是没有基础的，因为国家太小了，可是它利用一种岸外金融，就是把全球的金融通过新加坡这样一个岸外实地发展起来。我们可以通过类似的模式，克服人口少、地域小的局限，把澳门打造成一个岸外文化传播的平台，这时澳门就找到了立足之地。
三 文化产业的突破路径
在实际应用中，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我们把一个地区在“一带一路”中的价值体系分为三块：文化、文化产业、文化创意。它们代表不同的价值实现方式。这种区分也会给澳门的发展带来启发。
新加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注重文化产业、文化创意，刚开始其主要从文化产业切入，注重文化的产业功能和经济功能。但这条路走不好的话容易产生偏颇，当我们大谈产业，或叫文化产业，或叫文创产业时，如果少了“文化”层面的价值建设，产业便无从立身，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澳门也曾经做过文化产业方面的尝试，例如它也有国际电影节的项目设计和实施，但它的电影节在文化品牌效应和综合效益上可能还无法与亚洲的电影节相比，更不用说与国际四大电影节相比。这里不仅仅有城市基础和发展时间的问题。如果从国际四大电影节中的法国戛纳电影节来看，它是在一个比澳门更小的城镇里（戛纳的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澳门的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诞生的，但重要的是，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文化思想上的独特性和引领性——戛纳电影节在20世纪30年代诞生时，本身就站在对抗纳粹法西斯控制的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的文化高度。
我们知道，作为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基础的“文化”，它本身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其中最核心的是三种要素：第一是实际器物，也就是吃穿住行所接触到的实物，如食品、建筑和工具等；第二是组织制度，就是创造、生产和分享这些器物的组织及其组织方式；第三是思想观念，乃至信仰、哲学等。
澳门在实物型的文化层面上并不缺乏传统素材，从街道到海滩，从食品到建筑，都拥有大量的传统积累。在组织制度方面，澳门也拥有天然的市场化的组织优势，但是因为其历史和产业背景，相对于市场组织来说，这里的公共管理组织和社会组织还需要在引领作用方面进一步强化。而在思想观念方面，这里虽然没有禁忌，却缺乏对一些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发展的思想支持和观念突破。
需要强调的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最主要的就是政府公共部门发挥引导作用。当前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实际上都面临一个总体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此时，政府的全局规划功能、政策制定功能、项目执行功能，都是极其重要的。政府必须站在战略制高点，以前瞻性的视野、突破性的思维，把文化创意产业嵌入到整个城市的发展之中，这样才能起到长久的作用。
在文化基础之上，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概念——“文化产业”，无论是文化产业项目、文化产业集团，还是文化产业园区，它们其实是一个目标和一个理念下的不同组织方式。文化产业在21世纪将引领发展潮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创造经济价值并不是文化产业存在的理由，因此，文化产业如果没有“文化”的先导，尤其是没有突破性思维或引领性思想的先导，就很容易陷入“什么都要做，什么都不成”的困境，所谓的文化产业也将失去意义和价值。
针对很多城市的文化产业政策，抛开思想基因不说，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总是在实际器物（如美食、园区）、组织制度（如美食节、文创园区特殊政策）方面做过于全面或丰满的规划，使得公共资源和实施能力都大幅度分散，而最终让每一个文化产业项目都无法获得突破性的引领作用。
比如说澳门用电影节来拉动文化产业，对不对？也对。但是不是没有丰厚的电影文化资源或深厚的发展历史，就无法成就该领域的文化地标？不是。例如西班牙传统老工业城市毕尔巴鄂，它最核心的文化产业项目就是建成了古根海姆博物馆，并以此带动了整个城市的旅游业和文创产业，而这个项目从建成地标到形成热点再到收回成本，只用了三年时间。
谈到第三个概念“文化创意”，我们都知道，标志性的创意作品——无论是电影作品（例如香港新武侠电影）还是建筑作品（例如巴黎埃菲尔铁塔）——都是一个城市得以创造出文创品牌资产的最后一个里程碑。
对于澳门来讲，除了历史中的文创成果（例如近代郑观应在这里创作《盛世危言》），现当代还缺乏文化创意方面的标志性成果。但应该有信心的是，若有文化的引领和产业资源的聚合，澳门可以吸引更多创意人员来此创作，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这里可以同期发挥文化输出、输入的平台作用。
支持文化创意最重要的前提还是文化标杆的树立或是思想观念的突破。整个澳门的文化创意，都需要跳出作为以往优势产业的博彩产业和传统旅游产业的框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以更高维度竖立独特的文化大旗，这样才能拓展产业和创意的范围，并提升成果诞生的概率。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这里有一个具体路径可供参考。
首先，必须做整体规划。公共机构必须抓住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基于文化、文化产业、文化创意的层次划分，做好澳门的文化战略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澳门就要把文化产业嵌入整个城市的机体，然后才能持续发展。但整体规划的核心是确立澳门在文化上的独特位置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弘扬一种独有的文化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感染力，没有感染力就没有创意者和创意机构的聚集。戛纳电影节在“二战”后迅速崛起，证明文化占位占好了，可以突破时间上的后发限制。而且戛纳电影节最早同样是在当地的赌场里面举办的。
其次，应该充分发掘比较优势，选择单点突破。澳门可用于发展文化产业的土地、人力乃至公共资金等资源都有限，因此要集中优势兵力去发展最可能引领整个地区文化潮流的项目，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到最好。只有能产生文化高标效应的项目，才能真正推动一个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当然，这个“单点”的选择本身也应有内在的包容性，是能够具有业种或业态的延展性的。
再次，大力推动东西整合。如前所述，澳门在汇聚、打通、融合东西方文化方面有天然的优势，但这个融合的两个前提是：一要有顶层文化思路的设计和指引，二要有具体产业平台的建设和支持。也就是要先完成前两步，才能具体开始东西整合的工作。东西整合，在产出最终创意成果阶段不需要政府的参与，因为文化创意本身就需要跨越文化，并运用创意领域的规律去完成最后的作品。同时，这一步也能够体现公共管理组织的眼界和视野，因为创意有可能不是在澳门完成，而是通过“引进来，传出去”在中国内地甚至在东南亚完成，但成果的展现、接触、交流和交易是在澳门实现的。
最后，切实鼓励多方互动。围绕思想旗帜、精选单点、东西方素材和具体的产业链条与创意过程，澳门应该吸纳多方建议，并实实在在地吸引各方思想者、主创者和利益相关者前来，围绕既定的文化思想理念，共同塑造独有的文化高标。多而不杂是前提，这就像戛纳电影节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它不是让各国自己推选作品，而是在既定的文化理念和艺术思想标准下，通过艺术家团队去各处汇集具有类似突破思维和创新理念的作品，这样才能成就一个真正具有文化高标形象的文化产业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