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疆分裂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四个阶段

自新疆分裂主义产生以来，分裂主义势力实施的分裂破坏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无论它的背景、主体和手段有多大的变动，分裂祖国、谋求新疆的“独立”是其不变的目标。因此，自19世纪末以来，新疆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的形式和特点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 新疆分裂主义的萌发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

晚清以来，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下再次陷入中国历代中原王朝的兴衰轮回之中，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涉，新疆各地将再次陷入割据之中。但是近代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殖民主义已将侵略扩张的触角伸向了全世界，并已深深介入新疆问题，这为新疆分裂主义的萌发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生长环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分裂主义进入萌发期。

（一）中亚外来干涉与中央权威的衰落

清朝入关后，经过100多年的征战，最终统一了全国。清朝统一新疆的1759年正值其鼎盛的乾隆时期，但是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进入19世纪的清王朝很快走向了衰落。中央权威的衰落，既为地方割据势力独立性的增强提供了机会，也为外部势力介入新疆事务提供了便利。18世纪中期大小和卓之乱后逃亡中亚的和卓后裔张格尔，在中亚浩罕汗国的支持下入侵新疆作乱，所幸叛乱很快被平定。张格尔被擒杀后，浩罕汗国又支持张格尔之兄玉素甫进攻喀什噶尔，1830年派兵两三万人随其攻陷喀什噶尔回城（疏附），围困汉城（疏勒），又围攻英吉沙和莎车，后被挫败。

1840年以后，清政府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仅在西北地区就有数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沙俄侵占，沙俄和英国成为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最大威胁；内地与新疆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国势更趋衰败。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陕甘回民起义波及新疆，引发新疆各地多次发生农民起义，并导致阿古柏和沙俄乘机侵占南疆和伊犁地区。1847年浩罕汗国在新疆策划制造了“七和卓之乱”。1857年，张格尔之侄倭里罕打着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的招牌犯境作乱，旋即失败。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事首领阿古柏，借新疆社会动荡之机入侵新疆，攻城略地，强占南北疆地区多处重镇，并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自立为汗。

阿古柏侵占新疆期间，趁机加大了与英、俄等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勾结，致使我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遭受进一步破坏。如1870年和1874年，通过与英国签订所谓的“英国和喀什噶尔条约”，英国方面给予阿古柏伪政权以大量的军火援助，而阿古柏伪政权则对英国在新疆的利益给予承认和照顾。同时，英国还指使土耳其、印度等为其提供武装支持。1877年阿古柏死后，英国又扶植其子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称汗。阿古柏伪政权一直苟延残喘到1878年才被完全荡平，存在了13年之久。

与此同时，沙俄在中亚开展征服活动，派军队多次进入新疆（其间因克里米亚战争而有所减缓），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在企图控制阿古柏未能成功之后，俄国乘机侵占伊犁达11年之久（1871～1882年），还与阿古柏签订“自由通商条款”，承认其政权，并以此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面对西北边疆危机，鉴于新疆与内地路途遥远，用兵代价极大，清政府内部有人借机主张放弃新疆，退守嘉峪关以内。时任陕甘总督的湘军将领左宗棠坚决反对放弃新疆，1877年他向清廷上《遵旨统筹全局折》痛陈利害：“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左宗棠力主出兵新疆，平定阿古柏入侵，收复伊犁，并建议在新疆设置行省。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省，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建制才与内地基本相同，但是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依旧危机重重。这时沙俄在中亚和新疆的影响已大大增长，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受到更多的挑战。对中亚外来干涉的抗击削弱了清政府在新疆的权威，而增强了新疆趋外的意识。这些都使中央政府在新疆的权威受到削弱，并为地方割据和外部势力渗透干涉新疆事务提供了条件。

（二）英俄在新疆的争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午战争失败、维新变法运动夭折以及清末新政的失败，几乎使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丧失殆尽，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导致清政府的灭亡。但民国政府的建立，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反而使中国很快陷入军阀割据与混战，中央政府的权威被进一步削弱，地方政府的独立性更趋增强。与此同时，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殖民地的争夺进一步加剧，国际局势进入了新一轮的大变动时期，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种政治势力重新分化组合。在欧洲，形成了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相互对峙的局面，受其影响，欧美列强也调整了它们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的策略。英俄通过谈判签订《英俄协定》，调整了它们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分配。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奥匈帝国瓦解，德意志帝国遭受严重打击，英法受到削弱，而美国的地位却大大提高了。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榨，亚非等地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冲击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一批欧洲国家脱离了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沙俄的统治，由此兴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浪潮，并波及北非和亚洲。

新疆局势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境内外各股势力在新疆的竞争与争夺进一步加剧。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在迪化和伊犁先后发动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并在伊犁建立了大都督府。在新疆新旧两种力量的较量中，以杨增新为首的旧官僚最终取得了胜利，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与此同时，英、俄帝国主义利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中央政府的更迭和新疆的混乱局面趁机浑水摸鱼，扩大其在新疆的权益。当时，沙俄统治集团内部对中国新疆的侵略有两种意图：一是改变中俄边界，使中国新疆成为俄国的一部分；二是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一个由俄国控制的所谓“新的国家”。1911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公开宣称最符合沙俄“广泛利益”的是“将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这是沙俄第一次公开其分裂中国新疆的图谋。沙俄帝国主义分子边宁格公开表示俄国“绝不会变成中国的朋友”，鼓噪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他主张在侵华战争获胜以后，在蒙古、新疆建立“两个新的国家”。为此，沙俄出兵伊犁、喀什噶尔和阿尔泰，甚至策动“阿尔泰独立”。此外，沙俄和英国还妄图通过威逼利诱的政策变更新疆居民国籍，继而达到蚕食中国领土的目的。为此，英、俄在新疆非法大肆发展“英侨”“俄侨”，借机寻衅滋事，扰乱新疆局势。

1912年沙俄趁民国新立、新疆局势不稳之机，在于阗县的策勒村制造了策勒村事件，妄图扩大对新疆的侵略，并趁机把新疆分裂出去或变成沙俄的一个省份。策勒村事件的主谋是沙俄派往策勒村充任商约的色依提·阿吉，他以经商为名暗中搜集情报，并勾结当地大商人、大地主，非法发展“俄侨”，霸占当地水利设施，危害乡里、攫取利益。色依提·阿吉以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为靠山，欺压当地百姓，并带领他非法发展的“俄侨”大闹县政府，终于激起民愤。当地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率众发动反俄斗争，沉重打击了色依提·阿吉等人的嚣张气焰。沙俄借口策勒村事件派军队入侵喀什噶尔，逼迫中国政府道歉、惩办肇事者和进行赔偿。当时，率军入侵喀什噶尔的俄军上校鲍波罗夫承认：“索柯夫总领事想要把中国的土耳其斯坦（指我国新疆）变成沙皇帝国的、他自任总督的一个省……所以才有了策勒村事件。”在沙俄和北京政府的压力下，该事件最终以中方的让步了结。

1917年俄国国内爆发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推翻，代之以苏维埃政权。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俄国暂时退出了在新疆的角逐，英国则趁此机会扩大其在新疆的存在。1918年英国策划支持阿吉和卓、买买铁力汗在库车暴乱，妄图变新疆为其势力范围。在此次暴动中，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充当了暴乱指挥部的角色。暴乱分子聘请英国间谍充任军事教官，秘密训练暴乱武装分子。他们公开打出了“杀尽汉人，收复领土”等口号，密谋发动叛乱，并暗中得到了拜城、阿克苏、温宿、和阗等地分裂分子的响应。此次暴乱幸被库车县知事陈宗器率部及时平定，买买铁力汗等五人被击毙，但阿吉和卓等幕后阴谋分子则继续逍遥法外，潜伏下来伺机再次发动叛乱。需要指出的是，此次事件中的暴乱分子奈依木、买买铁力汗均系英国在新疆非法发展的所谓“英侨”。

（三）“双泛”思潮在新疆的渗透蔓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两股社会政治思潮开始从临近的中亚、西亚地区通过各种方式向新疆渗透。“双泛”思潮在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早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是新疆分裂主义的外部思想根源。由于新疆长期以来存在文化差异因素，在“双泛”思潮的诱导之下，新疆分裂主义的理论体系开始形成。

“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是一种近代民族主义政治思潮，它的出现受到了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极大影响。19世纪80年代，沙俄鞑靼人伊斯马勒·伽斯普林斯基（1851～1914年）创立了“泛突厥主义”, 他在1883年明确提出：俄罗斯的突厥人应该“在语言、思想、行动上联合起来”。伽斯普林斯基的亲戚和继承人尤素福·阿克楚拉（1876～1935年）进一步将“泛突厥主义”从语言文化转向政治，并使之成为政治运动，他提出把所有突厥语民族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联盟。另一位俄国的“泛突厥主义”者阿合买提·维利迪·托甘教授曾在十月革命前在俄国组织“突厥斯坦民族委员会”，总部设于布哈拉，妄图在布哈拉、希瓦、费尔干纳、谢米列契等地建立多个突厥国家，并最终将这些突厥国家联合为“泛突厥国家联合体”。总之，“泛突厥主义”者主张以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为纽带，通过教育和语言改革，将操突厥语的各民族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突厥民族”，以抵制沙俄政府推行的“泛斯拉夫主义”，并最终成立一个突厥国家。

十月革命前后，伽斯普林斯基、阿克楚拉、阿合买提·维利迪·托甘等人先后流亡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获得了长足发展。土耳其人孜牙·乔加勒甫（1876～1924年）在其《突厥主义原理》一书中将“泛突厥主义”系统化、理论化，他提出“泛突厥主义”的三个重点：“（1）土耳其主义；（2）乌古斯主义或土库曼主义；（3）图兰主义。”在此，乔加勒甫道出了“泛突厥主义”的野心，他要以土耳其为核心，建立一个囊括了所有突厥语民族的大帝国，并将图兰作为这一帝国的疆域。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1913年更名为“统一进步党”）执政后，“泛突厥主义”一度成为该党的主导思想之一，并作为国策加以推行。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者还流窜到中亚地区大肆传播“泛突厥主义”，煽动俄国境内的突厥语民族反对苏俄政权，其中最著名的是恩维尔·帕夏（1881～1922年），他在中亚领导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巴斯马奇”运动。1923年土耳其革命后，穆斯塔法·凯末尔上台执政，他提出了“安纳托利亚主义”（在土耳其境内建立一个突厥国家）以取代“泛突厥主义”，并于1926年取缔了统一进步党，“泛突厥主义”也因此在土耳其一度陷入低潮。

“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又称作“大伊斯兰主义”（杨增新称之为“大一回主义”），是近现代伊斯兰教社会思潮和活动之一，也是对伊斯兰国家乃至全世界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泛伊斯兰主义”以伊斯兰教为核心，强调伊斯兰教的普适性，有强烈的政治追求，鼓吹以伊斯兰教统一穆斯林，创建超越国家、民族、阶级的伊斯兰教政治实体（乌玛），以哈里发时代的政治、信仰和道德为统治规范，最终建立一个由伊斯兰宗教领袖哈里发领导的“伊斯兰帝国”。

19世纪后期，“泛伊斯兰主义”由阿富汗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1897年）创立，用以抵抗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控制和文化冲击，重新振兴“伊斯兰世界”。“泛伊斯兰主义”的出现正逢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西方的打击下日渐衰落之际，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为挽救帝国的没落，扭转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世界”的颓势，1892年邀请阿富汗尼到土耳其传播其思想，并授予其“伊斯兰教长老”的称号，“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得到了土耳其官方的大力支持。1930年，“泛伊斯兰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来自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伊克巴尔，提出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应该有穆斯林的民族国家。“泛伊斯兰主义”开始由“哈里发宗教主义”走向了“穆斯林民族主义”。但是由于“泛伊斯兰主义”阻碍了英国在中东、南亚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的殖民统治，因此受到英国的打压。由于“泛伊斯兰主义”具有极强的宗教向心力、相当大的社会凝聚力、极强的政治煽动性和很强的扩张性，因此，虽然它一度陷入低潮，但在战后又重新强劲复兴。

从上述可知，“泛突厥主义”经历了由文化复兴思潮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嬗变，其创始人最初希望通过建立共同的语言文字，团结突厥语民族，反对沙俄的专制统治和“泛斯拉夫主义”，但后来在发展过程中被政治化，以“借尸还魂”的手法将历史上已经消亡的突厥人复活，虚构了一个所谓的现代民族——突厥民族，并要以此为基础在图兰建立一个突厥民族国家；而“泛伊斯兰主义”也经历了由宗教复兴思潮到政治运动的嬗变，其最初目的是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团结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反抗西方殖民统治和文化入侵（矛头主要指向的是英国），是一种具有超阶级、超民族、超国家特性的意识形态，但后来却被土耳其封建统治者利用，发展成一场服务于土耳其复兴与扩张的政治运动。需要指出的是，“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产生的背景、时间和地点都不相同，也均无分裂主义的诉求，却通过“扎吉德”运动被联系了起来。“双泛”思潮在受伊斯兰文化和突厥文化双重影响的土耳其找到了归宿，并成为土耳其统治阶级挽救国家衰亡、在中亚和中东地区进行扩张的工具。

20世纪初，“双泛”思潮开始经中亚进入新疆。最早在新疆传播这两种思想的，一是从中亚、阿富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来新疆的商人、教师、传教士；二是由新疆去这些地区的商人、学生，以及朝觐者等（如麦斯武德、萨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人）。有资料显示，仅1915～1916年受土耳其指使的德国人冯·亨特就利用其掌控的特务组织向阿富汗、俄国和中国的新疆散发了上万册宣传品。“双泛”思潮由中亚传入后，很快与新疆的伊斯兰-突厥文化产生共鸣。尽管起初“双泛”思潮传播的范围不大，却主要集中在社会上层、宗教界、教育界，这就产生了较为关键的影响。当时在新疆也出现了“双泛”的宣传品和书籍，如伽斯普林斯基创办的《我的突厥》和《译文报》，在一些清真寺和学校也有人进行“双泛”的宣传等活动，土耳其人阿赫迈德·凯末尔在阿图什还印发了杂志《伟大的宗教》。

尽管新疆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抵制境外“双泛”的渗透和传播，但“双泛”思想仍在新疆部分地区呈现蔓延趋势。“双泛”思想鼓吹的所谓“保护民族、反对落后因素”的诱人谎言和民族独立、建立伊斯兰王国的主张在新疆仍有市场，由此构成了20世纪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源头。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了以麦斯武德·沙比尔、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少数以“双泛”为旗帜的分裂势力。他们比照“双泛”思潮中反对欧洲殖民者、争取国家独立的言辞，把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统治视为殖民统治，声称要反对中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妄图把新疆从祖国怀抱中分裂出去。

在“双泛”思潮与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关系上，其机理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①在新疆维吾尔族由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转变的过程中，“双泛”的传入，确立了维吾尔族以突厥和伊斯兰因素为核心的民族文化认同；②在少数精英推动维吾尔族由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转变，进而利用新疆局势动荡实施分裂的过程中，“双泛”因素成为外部及分裂势力的政治手段。

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文化的异质化，而“双泛”因素是形成异质文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分裂思想的发展，这种文化异质化上升到政治层面，从而改变了部分维吾尔人的国家认同。同时，新疆分裂势力对“双泛”因素的政治化与工具化利用，是这一过程的主要推动力。

总之，由于历代中原王朝在新疆的治理重政治疆域的开拓，而轻文化疆域的维护，致使新疆与内地缺乏足够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中央政府又缺乏有效的治理，晚清以来中央政权衰微，新疆分裂主义便乘势滋生蔓延。近代以来，清政府在新疆地区受到浩罕汗国、英国、沙俄的不断侵扰，丧失大片领土和人口，中央权威日趋衰落，对新疆的治理能力下降，这为外部思潮和势力渗透新疆提供了便利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双泛”思潮渗透新疆，并在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早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是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外部思想根源。

二 新疆分裂主义的成熟期（20世纪30～40年代）

1928年新疆发生“七七政变”，宣告民国初年新疆平静局面的终结，新疆的历史从此进入多事之秋。其后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疆分裂主义获得了长足发展。在新疆分裂主义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而恶劣的当属1933～1949年新疆分裂分子建立的两个分裂主义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两个“共和国”的出现标志着新疆分裂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期。

（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笼和覆灭

杨增新统治后期，新疆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并最终酿成“七七政变”，杨增新遇刺身亡。接替杨增新主持新疆大局的金树仁志大才疏，非但未能使新疆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1931年，哈密爆发农民起义，南疆各地也纷纷响应。为对抗来自省军的镇压，已经窃取了哈密起义领导权的和加尼牙孜、尧乐博斯等人联络占据河西走廊的“甘宁青联军总司令”马仲英入疆，新疆再次陷入混乱局面，金树仁政权疲于应付。马仲英入疆后，不但在迪化附近与金树仁交战，而且将战火引向南疆广大地域。1933年迪化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被赶下台，并流亡内地，盛世才坐收渔翁之利。但盛世才遭到了马仲英和金树仁的同乡伊犁屯垦使张培元的联合反对，正当马仲英、张培元与盛世才在北疆地区厮杀之际，分裂分子在南疆地区乘机建立了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早在1932年6月，“双泛”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就在和阗秘密建立了“民族革命委员会”，自任总指挥。1933年，和阗、墨玉两县金矿矿工不堪忍受沉重的剥削，发动了起义。伊敏率其亲信一干人等乘机浑水摸鱼，攻下和阗、叶城、泽普、莎车等城，并迫不及待地宣布建立“和阗伊斯兰教王国”，自称和阗帕夏，并任命与英国过从甚密的沙比提大毛拉为总教长。其后，他们又利用喀什等地的混乱局面，勾结和加尼牙孜进入南疆地区。英国、土耳其也乘乱介入南疆局势，大肆鼓吹宣传“双泛”思想，拉拢收买封建主和宗教人士。1933年11月12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喀什成立，英国驻喀什领事馆的外交官出席了成立大会。会上公布了所谓的“宪法”、“组织纲领”、“施政纲领”和“政府”成员名单。和加尼牙孜任总统，沙比提大毛拉任总理，并确定了各部部长人选。著名的“泛突厥主义”分子伊敏虽未担任职务，但实际上是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并与其两个弟弟控制着和阗、莎车、英吉沙三处要地。分裂分子宣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并印制了货币、“国旗”等。此外，该伪政权还做了不少外交方面的准备：同阿富汗、伊朗、德国、英国、土耳其等国政府或有关机构进行了接触，希望得到承认并提供军火，甚至致函南京国民政府和国际联盟，要求承认其“独立”。该伪政权还出版了《东突厥斯坦周报》、《独立》月刊、《自由杂志》、《生存周报》等刊物，宣传分裂。其“宣言”声称，“吾人此后不用外人之语言与名称，外人之风俗习惯性情文字均须打倒，并将外人永远驱逐出境”。伪政权强烈排斥汉族和回族等民族，声称“东干回（指回族）比汉人更为吾人之仇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是这个伪政权的社会思想基础，国家分裂则是其政治目的。应该看到，近代以来，新疆曾出现多次分裂活动，其中，“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准备程度最高的一个。由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反苏反共倾向，它的出现引起了苏联方面的警觉。苏联曾向中国政府表示：“倘若中国管理新疆，我们不去过问，但是如果你们听任第二个满洲国的话，那么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因此，苏联对该政权采取了反对立场，未向其提供援助，并帮助盛世才平定南疆和消灭反对派。

在苏联和盛世才的夹击下，马仲英败退南疆，并于1934年2月率部剿灭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使它仅存在了3个月。马仲英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对他的评价也有不少分歧。但对他迅速铲除“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一点，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在这方面，他是有所作为的。“东突”分子提出“杀汉灭回”口号，把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列为敌人，与此关系甚大。之后，和加尼牙孜被盛世才招安，并出任新疆省副省长。1934年3月2日，沙比提大毛拉在英吉沙召开内阁特别会议，宣称拒绝和加尼牙孜下达的解散令。4月中旬，和加尼牙孜统兵进占莎车，逮捕了沙比提大毛拉及部分内阁部长。7月，沙比提大毛拉等被押往迪化，后死于狱中。6月，马仲英部下马虎山统兵进军和阗，和阗伊斯兰政府瓦解，穆罕默德·伊敏逃亡克什米尔，并杜撰了一部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史》，大肆歪曲新疆的历史，鼓吹“东突厥斯坦独立”，是一部新疆分裂主义系统化、理论化的政治教材。抗战时期，伊敏、艾沙、麦斯武德等人借机投靠国民政府，继续宣传“双泛”思想。由此可见，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与外国势力相勾结的事实，清除其社会影响，是反分裂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与灭亡

借苏联的支持，盛世才消灭了反对派，坐稳了“新疆王”的宝座。盛世才统治期间（1933～1944年），新疆与苏联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苏联借机渗透新疆，深深卷入新疆事务。在此期间，苏联给予盛世才资金、物资等方面的援助，如帮助盛世才制定了“六大政策”以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文化事业，特别是派遣相关领域的专家、技术人员入疆，加大了对新疆的渗透和控制，最典型的莫过于直接派出一个团（即“红八团”）驻守在哈密，扼守内地与新疆的交通要道。

1941年夏，德国法西斯大举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苏联丢失大片领土和损失大量人口，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盛世才转而投靠国民政府，国民党政治、军事力量大举进入新疆，并将苏联势力清理出新疆。

1944年8月，在伊犁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爆发了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暴动，11月7日，又爆发了伊宁起义。由于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势力把持了起义领导权，北疆伊宁出现了一个寄生于起义运动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这个分裂政权不仅在名称上承袭了1933年南疆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分，而且将政权建立的时间选定在与南疆分裂政权出笼的同月同日——11月12日。

1944年11月12日，“伊犁解放组织”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定国旗为绿底、中镶黄色星月，由艾力汗·吐烈等16人出任“临时政府”委员。艾力汗·吐烈为政府主席，封建上层人物阿克木伯克·霍加为副主席，宗教上层人士兼商人阿布都热乌吾甫·马哈苏木为政府秘书长。此外，政府委员中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莫合买提江·买合苏木、安尼瓦尔·木沙巴也夫、阿不都海依尔·吐烈、布卡、沙里江巴依·巴巴江、阿不都木塔艾力海里潘7人均为封建或宗教上层人士；另有苏联侨民帕维勒·帕夫洛维奇·莫斯卡廖夫、加尼·尧力达西2人为委员；而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首的进步知识分子占的比重很小。从以上“临时政府”的成员可以看出，其权力掌握在以艾力汗·吐烈为首、受“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影响的封建宗教上层人士手中，而军事权力则由担任“临时政府”游击队总司令的苏联军官阿列克山德洛夫掌握。

1945年1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了由苏联领事馆“协助”起草的“政府宣言”，全文9条，其中第一、二条声称：①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土上，彻底根除中国的专制统治；②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境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

这个宣言，虽然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亲苏的进步内容，但主要内容是鼓吹“独立”“分裂”，存在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是破坏中国统一的历史倒退，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包括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稍后公布的“施政纲领”又将“根除汉人各种虐政”列为首款，由此进一步加剧了民族对立。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利用把持的权力，多次在群众集会等公开场合发表分裂祖国、反汉排汉的演讲，把“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斥为“谬论”。散布“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祖国”的反动分裂言论。甚至在新组建的民族军的旗帜上，也写有“为东突厥斯坦独立前进”的口号。在宗教狂热和狭隘民族偏见的驱动下，游击队中极少数反动分子、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大肆反汉排汉，屠杀战俘、杀害汉族平民、抢劫财物、污辱妇女事件不时发生。虽然1945年初“临时政府”开始总结这一教训，并惩处了少数坏分子，但随后由“临时政府”实行的民族隔离式的强制迁徙汉族、没收汉族土地的政策，仍严重地伤害了汉族群众的感情。

“临时政府”宣言中，还公开列入政府提倡和鼓励实行伊斯兰教的内容。“临时政府”领导人艾力汗·吐烈本身就是一个出身宗教世家，留学中东、中亚，身居伊宁最大清真寺拜吐拉清真寺大阿旬的宗教神职人员。“临时政府”还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伊斯兰教教规，如自上而下成立各级宗教法庭，处理民事案件；由宗教部门管理人口出生、死亡、结婚、离婚等事项；恢复宗教税收“吾守尔”和“扎卡提”；按照伊斯兰教规停止银行向私人存款计付利息；成立宗教宣传团；等等。1945年上半年，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人士又企图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主张各类公办学校必须讲授伊斯兰教；还主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公职人员只能从熟谙古兰经训示的人员中挑选”。“临时政府”所实行的倡导和鼓励伊斯兰教及推行伊斯兰教法规的政策，促使宗教狂热不断升温，进一步加重了革命的潜在危机。一场轰轰烈烈的各族人民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暴动被误导入歧途，革命性质严重蜕变。

随着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的召开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订立，苏联在获取足够的战略利益后转变了对新疆的政策。在维护民国政府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取消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进而促成其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与此同时，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崛起及其与分裂势力坚决和不懈的斗争，是“三区革命”摒弃独立、清除寄生的分裂毒瘤，进而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关键因素。这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成为20世纪新疆历史上第一次由民族领袖带领民族群众反对新疆分裂的重大政治斗争。斗争的焦点问题在于，是拥护和平与中国统一，还是实行反汉排汉、分裂中国。对于三区方面来讲，和平谈判的过程，实际上是承认中国统一、取消分裂的斗争过程。斗争的成与败关系“三区革命”的前途，关系未来新疆各族人民的命运，更关系中国西北边疆领土的完整。对“三区革命”而言，这场斗争实际上成为“三区革命”运动的二次革命。

多年来，新疆分裂主义者一直把“三区革命”当作分裂活动的旗帜进行宣传，这是扭曲历史事实的做法。“三区革命”的主流绝不是民族分裂，而是国家统一。分裂主义者之所以那样宣传，是因为“三区革命”运动中的确存在过一些消极、错误的东西，苏联的干涉就是其中之一，对此应予以特别重视。

综上所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虽然有较大的差异，但两者均代表20世纪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一股浊流。长期以来，新疆分裂主义者均把它们当作旗帜，是因为它们都实现了分裂“政权”的实体建设，即使是非常短暂的。首先，“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现标志着分裂主义完成了从思想意识向实践活动的过渡，开创了建立分裂“政权”的先例；其次，在“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影响下，开创了煽动和利用宗教狂热达到分裂目的的先例；再次，在“泛突厥主义”思潮影响下，将一个民族的解放、复兴和发展建立在对另一个民族的排斥和打击上；最后，产生了分裂主义的“领袖”人物。也正是有了这些恶劣先例，分裂活动成为20世纪新疆稳定和发展中的一股浊流。从这个角度上讲，两个分裂实体的出现标志着新疆分裂主义的发展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

三 新疆分裂主义的相对停滞期（1949～1978年）

新疆的和平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斗争对新疆分裂主义造成了沉重打击，新疆分裂分子或被处决，或潜逃异邦，或在国内蛰伏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分裂主义的发展陷入了相对停滞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分裂主义隐患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分裂活动反复出现、反分裂斗争时起时伏的主要原因，顽固的分裂势力随时准备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武装反扑，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的反分裂斗争实质上是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分裂势力斗争。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受中苏关系恶化和破裂的影响，苏联再次试图干涉新疆局势，所幸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30年间，新疆保持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一）新疆分裂主义发展的限制因素

从国际上看，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冷战”时期的国际主要矛盾。在两个超级大国对峙、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两种意识形态对立的情况下，国际学术界对所谓的分离主义、人权保护、宗教自由等问题的兴趣不大。在此期间，国际学术界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很少有人去关注所谓的“东突”问题。“二战”后初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际上曾有很强大的影响力，在欧亚大陆出现了一个由苏联、中国等十几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事务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并具有一定政治上的优势，对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很有吸引力。一些亚非殖民地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过程中也以社会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在取得民族独立后也宣称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反对殖民主义成为国际潮流，英法等西方国家忙于应付非殖民化浪潮，无暇关注所谓的少数民族人权保护、宗教自由、民族自决等问题。

可以说，在此时期，新疆分裂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近代以来一直是新疆安全主要威胁的英国因为国力衰落，退出了中亚及南亚地区，苏联因为中苏关系的改善一度放弃了干涉新疆事务的打算，作为“双泛”大本营的土耳其无力再直接插手新疆事务。新疆分裂主义在此期间仅得到了土耳其、苏联（中苏关系恶化以后）等少数国家的支持，而且除了获得个别国家领导人的声明等口头上的支持外，在国际上并没有获得多少实质性或行动上的有力支持。此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中国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这些民族主义国家中有的虽然并不认同中国的意识形态，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也并不否认中国政府对新疆的主权。特别是中国与众多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维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使“东突”势力很难获得来自这些国家的支持。

从国内来看，在平定新疆境内的反叛活动之后，中央政府在新疆采取的稳定和发展措施，对于抑制“东突”问题的持续恶化有明显的成效。第一，解放军进驻新疆各地，“三区民族军”被整编纳入解放军序列，成立新疆军区全面负责新疆的防务，结束了近代以来新疆有边无防的局面。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十几万军队就地转业，以边生产边戍边的方式为开发新疆、保卫新疆做出了巨大贡献，推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进行土地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和交通事业。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新疆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使345万名农民分得737万多亩土地，广大维吾尔民众也从中获益。1958年，新疆和阗维吾尔族农民库尔班老人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表达谢意，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这一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是衷心拥护中央政府的。1952～1962年兰新铁路建成通车，1971年南疆铁路动工兴建，疆内大小机场也得到修缮和新建，这极大地方便了南北疆之间、新疆与内地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第三，动员内地民众赴新疆开发边疆，带去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文化。为了解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士们的婚姻问题，中央政府动员内地女青年支援边疆，在新疆成家立业，仅湖南省就有上万名女青年来到新疆。“文革”期间，内地大批知识青年来到新疆支援边疆建设，仅上海市就有十万余人。此外，还有大批内地援疆干部、专家来到新疆。他们的到来既将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传播到新疆，也促进了维吾尔人与内地来疆汉族人的通婚和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带动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民族观和宗教观出发，并根据中国和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法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通过民族识别，确立了中国56个民族共存的民族格局，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处理民族问题的三个原则——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既反对地方分离主义又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有效地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前积累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族矛盾。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宗教产生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受当时国内外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文革”期间，新疆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为地消灭宗教的不正常情况，清真寺被拆除或改为他用，严重背离了党的宗教政策，客观上造成了新疆信教人数的萎缩。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在新疆的治理重新得到强化，分裂势力受到严厉打击。与此同时，中央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移民实边等措施，以及适当的民族宗教政策，确立了在新疆的政治优势。随着新疆民族关系的缓和，民族加速融合的良好势头出现了。此外，在那个时期由于美苏对我国长期实行封锁孤立政策，中国一直游离于包括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之外，中国政府事实上对外部的压力几乎免疫，其反新疆分裂主义的斗争较少受到外界的干扰。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南疆地区的系列暴动案

当然，受分裂主义历史残余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也发生了一些暴动事件。20世纪50年代，反分裂斗争的焦点是维护新生的人民政权，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主要是两股分裂主义势力，在北疆地区是以乌斯曼为首的武装叛乱集团，在南疆地区是在莎车以阿尤甫哈日为首的暴乱集团。在影响新疆稳定方面，以后者为甚。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发生的20起反革命暴乱和叛乱，有16起集中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

新疆的和平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斗争对新疆分裂主义造成了沉重打击，新疆分裂分子或被处决，或外逃异邦，或在国内暂时潜伏下来，伺机制造新的动乱。南疆莎车县的荒地麦德利斯教经堂便是潜伏在国内的“东突”分子进行分裂活动的一个源头和窝点。莎车县的阿尤甫·哈日、墨玉县的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叶城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大毛拉等人便是这些潜伏下来的“东突”分子中的代表人物。1949年9月，新疆解放前夕，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人从南疆外逃，途径喀什、叶城、皮山等地，曾多次召集当地分裂分子和封建宗教上层，煽动分裂、鼓吹反共。阿尤甫·哈日派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等前往密谋制造分裂事宜。新中国成立后，南疆地区的一系列暴动案都由阿尤甫·哈日的亲信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和其建立的骨干组织策划实施。据统计，“荒地教经堂先后将其培养出来的30多名哈里发派往和田、墨玉、洛浦和于田，还派遣骨干分子227名”。荒地麦德利斯教经堂还“向喀什地区派遣哈里发169名，骨干分子62名，分布在11个县市；向新和县、库车县、轮台县、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地也派出了98名哈里发”。在此期间，新疆发生的一系列大小暴乱都是这些人策划实施的，譬如新中国成立后和阗的一些暴乱都是由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及其骨干分子策划实施的。他们在暴乱中打出了“伊斯兰共和国”旗号，选举了所谓的“共和国”主席、总司令等职位，提出的鼓动口号包括“胡大命令我们为宗教而战斗”“反对黑大爷，消灭异教徒”“建立伊斯兰政府”“为建立伊斯兰政府而战”“为民族独立、宗教自由，坚决消灭宗教的敌人”等。

（三）20世纪60～70年代苏联支持下的“东突”活动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新疆的地缘政治及安全形势相对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中苏对抗的背景下，苏联成为新疆分裂主义的主要国际支持力量，分裂势力的主体由国民党残余势力演变成政治、社会中的部分中上层人员。其分裂活动表现为：策动边民外逃和建立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政党，进行更隐蔽的分裂活动。

这一时期的主要案例有1962年伊宁边民外逃事件，1968年至1970年3月“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反革命集团案等。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南疆局势相对平静，但是北疆地区受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破裂的影响，局势开始动荡，紧邻新疆的苏联再次成为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最大威胁。新疆和平解放后，原三区民族军于1950年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三区政府和民族军的领导人也被授予军衔、职务，成为新疆地方的党政军领导人。由于原“三区革命”中的分裂思想和分裂分子并未得到及时、彻底的清理，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隐藏在人民政府、军队和人民团体中，并继续受到苏联和“双泛”思潮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伊犁和昭苏驻军中就发生两起叛乱。参与领导叛乱的热合曼诺夫、沙里江、依德利斯·奴尔派依斯均系原“三区民族军”成员，深受“双泛”思想影响，妄图发动叛乱建立伊斯兰政府，后被平息。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挑拨蛊惑这些潜伏下来的分裂分子充当其破坏新疆稳定的马前卒。为煽动新疆边民外逃，苏联驻伊宁等地的领事馆大量散发苏侨证（这与沙俄时期非法发展“俄侨”的做法如出一辙），同时开放中苏边境，收纳中国边民入境。直至1962年发生了著名的“伊塔事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和党委机关被暴乱分子捣毁，伊犁、塔城地区的6万多名边民外逃去苏联。此次事件中，新疆军区两位原民族军将领祖农·太也夫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少将在苏联的影响下出走苏联，同行的有新疆军区数十名校尉军官。由此可见，“三区民族军”受苏联影响之深。此外，苏联还在中苏、中蒙边界大量屯驻军队，对中国虎视眈眈。在此背景下，1969年8月苏联又在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中苏边界争议地段——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铁列克提事件，造成中国边防军人的伤亡，严重威胁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并进一步恶化了中苏两国关系。

除了制造中国新疆边民外逃事件和边界冲突以外，苏联还在其毗邻新疆的“中亚共和国”设立电台，进行反华广播宣传，并出版《维吾尔的民族解放运动》《1864年和田起义》《维吾尔的七城汗国》《中国征服东突厥斯坦及其后果》等反华书籍，煽动“新疆独立”。苏联在新疆境内秘密建立分裂组织密谋搞分裂活动，破坏新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便是苏联支持下的一个以分裂中国新疆为目的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的支持下正式成立于1968年2月，但其分支机构早在1967年就在喀什和乌鲁木齐建立，初名“维吾尔斯坦人民革命党”。该党建立后还制作了自己的“党徽”、“党旗”和“维吾尔斯坦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图样。托乎提库尔班任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并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党中央主席团”。分裂新疆和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被定为该党的纲领和目标，托乎提库尔班曾声称：“‘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现阶段的纲领和任务就是依靠苏联实现新疆独立，建立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至1969年底，该党除直接领导的“天山复仇者”、“天山乌拉尔”和“青年组织”三个分裂组织外，还先后在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博尔塔拉、喀什建立了分支机构，其下又“设有地委、县（市）委、区委、支部等78个基层组织，其组织系统蔓延到全疆12个地、州、市和自治区22个区级单位”。截至1969年底，该党党员已达1552人。为了蛊惑人心，该党还先后编印了50多种传单、刊物和报纸，如《火炬报》《觉醒报》《独立报》等宣传刊物，暗中四处散发，向各族群众传播“双泛”思潮，鼓吹“新疆独立”和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该党还在新疆各地频繁制造抢劫案件，筹集暴动资金，在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密谋进行武装暴动。为了获取来自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和指导，该党还多次派人潜逃苏联、蒙古，与苏联特务机关联系，以获取武器和通信器材，甚至要求派军事顾问。苏联方面也派遣人员携带发报机、武器和经费迁入新疆，协助其策划暴乱。

“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策划的武装暴动尚未实施，其多位主要首领就已被捕或外逃，其“党中央”随即陷入瘫痪。该党决定在覆灭前做最后的挣扎，于1969年8月在南疆的喀什市、麦盖提县和北疆的伊犁发动暴动，并妄图再次煽动裹胁边民外逃。南疆暴动被及时平息，包括该党“南疆分局”书记阿洪诺夫在内的10名暴乱分子被当场击毙、69人被俘获，并收缴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给养，以及该党的“党章”“党报”“独立报”等宣传品；北疆暴乱尚未实施即被粉碎。至1970年，“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一案被完全侦破。该案是新疆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据统计，“全疆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其中确定为‘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成员者115人，依法惩治230人，做其他处理135人”。

（四）境外“东突”分子的活动

在此期间，现代“东突”运动的海外活动主要在西亚（土耳其）和中亚（苏联）两个中心逐渐展开。西亚地区的“东突”分子主要以土耳其为据点开展活动，新疆解放前夕，老牌“东突”分子伊敏、艾沙等人出逃印度，建立了“东突厥斯坦旅居克什米尔侨民协会”。1954年，这批分裂分子迁往土耳其，并在“侨民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难民福利互助会”，由伊敏出任主席。在土耳其的支持下，“东突”势力在西亚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以艾沙为首的分裂集团。该集团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积极鼓吹激进的暴力分裂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激进分裂策略应者寥寥而调整口号为“高度自治”。中亚地区的“东突”分子主要在苏联境内活动，这些人主要来源于“伊塔事件”逃到苏联“中亚共和国”的分裂分子，还有部分后来通过非法叛逃或合法途径移居苏联的人员，他们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建立了一系列分裂组织，并在苏联情报机构的支持下大肆进行反华活动。

这一时期，虽然海外“东突”势力极力鼓吹“新疆独立”，但是收效甚微。虽然通过与外国首脑、国际组织、境内外的维吾尔团体频繁会晤或书信往来的方式，境外“东突”势力维持了自身的存在，但是国际媒体、公众和学术界并没有将其视为拥有自决权的民族解放运动。位于土耳其的“东突”总部仅有几个组织，它们与其他组织的联系非常有限，从西方国家获得的支持也非常有限。但是逃亡海外的“东突”分子并不甘于寂寞，千方百计通过信函等方式与国内潜伏下来的分裂分子勾结，遥控指挥暴乱活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穆罕默德·伊敏通过信函发出指示，要求境内分裂分子抓紧时机，准备暴乱活动。据查证，“自1949年底至1956年有131名阿吉由境外回到和田，其中11人有间谍任务”。1950年和阗暴乱便是内外勾结，海外“东突”分子遥控指挥的案例。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制约，新疆分裂主义的发展陷入相对停滞期，新疆局势总体上保持了平静的局面。20世纪60年代虽然有苏联支持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案、“伊塔事件”和铁列克提事件发生，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在新疆保持了强大的政治优势，这些事件并未酿成大祸。而外逃至中亚、西亚、欧美等地的新疆分裂主义残余分子，通过募集资金、建立组织，积聚实力，伺机反扑，但在国际上也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支持。

四 新疆分裂主义的迅速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度陷入低潮的新疆分裂主义活动重又活跃起来，大有死灰复燃之势。新疆分裂主义活动的重新活跃，不仅对我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国家安全与新疆社会稳定形成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随着分裂主义国际化趋势的加快，对我国的对外交往活动也造成了冲击。这对我们反对新疆分裂主义的斗争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反新疆分裂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分裂主义一直是新疆稳定的首要威胁。新疆分裂主义自产生以来已经一个多世纪了，其表现形态和破坏方式也在不断地变化。马大正教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分裂主义演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①焦点：统一与分裂始终是斗争的焦点。

②形式：分裂势力进行分裂活动的形式，20世纪50年代以武装暴乱为主，60年代以后则以制造政治动乱为主，进入80年代，政治动乱与武装暴乱交替出现，并日益以暴力恐怖的形式表现出来，暴力分裂活动与宗教极端主义结合。

③成员：分裂势力成员出现两个转变，由国民党残余分子向新生反革命分子转变，由地痞、流氓向知识层次较高的人群转变。

④频率：时起时伏，但总的趋势是逐步升温、升级。

⑤手法：以民族独立、复兴宗教、为真主献身为幌子是分裂势力的主要手法，分裂祖国是其不变的目标。

⑥国际背景：由美国、苏联的支持向多元化国际势力的支持转变。

⑦地区：由南、北疆频发向以南疆地区为主转移，由一县、一乡向中心城市乃至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