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理论意义

自诺斯（1990）以来，国内外的经济增长文献越来越多地关注制度的重要性，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制度质量角度去解释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如Dawson, 1998; Hall and Jones, 1999; Gwartney, Holcombe and Lawson, 2004; Glaeser et al., 2004；张宇燕，1992）。虽然这些文献衡量制度的方法和指标不尽相同，但它们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拥有好制度的国家有着较高的人均收入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拥有坏制度的国家则有着较低的人均收入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国内外也有大量文献研究企业家才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Schumpeter, 1934; Reynolds, Hay and Camp, 1999; Zacharakis, Bygrave and Shepherd, 2000;Henderson, 2002；庄子银，2003），这些文献或者从理论上说明或者从实证上证明：企业家才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各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源于企业家数量（供给）的差异。

不幸的是，上述两种研究经济增长的思路是彼此分离的，而且在后一种研究上学者通常假定企业家才能都是被配置到生产性用途上，忽略了企业家才能的配置问题。鲍莫尔（Baumol, 1990）强调，企业家才能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经济体能否取得很好的增长，关键在于企业家才能是被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上，还是被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这类活动有时是破坏性的）上。自此之后，才有学者开始关注企业家才能在不同类型企业家活动之间的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企业家才能不仅可以被配置到R＆D等生产性活动中，从而推动技术创新和增进经济绩效；而且还可以被配置到非生产性活动（如寻租、犯罪）中，但这样不仅对经济增长毫无贡献，甚至恰恰相反。换句话说，企业家才能是中性的，企业家才能的配置至关重要，而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中的配置方向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质量以及由该制度所决定的报酬结构。当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提供安全的产权、公平和正义的司法体系、有力保障合同执行的环境以及能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约束时，非生产性活动（如寻租和犯罪）的收益率就降低了。在这种激励结构下，企业家才能更有可能被投入生产性活动（如产品革新）创造财富，进而提高经济绩效。相反，当一个国家没有良好的制度时，相同的富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可能尝试通过政治和法律手段（如寻租、游说和诉讼），甚至是直接的犯罪手段去转移财富，进而降低经济绩效。

本研究的主要理论意义如下。

第一，本研究试图把制度与经济绩效研究、企业家才能（或企业家精神）与经济绩效研究这两种看似独立的研究的思路结合起来，统一到“制度质量－企业家才能配置－经济绩效”这一研究框架中。如果具有企业家禀赋的人在一个国家人口中总占有一定的比例，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国的企业家创新活动数量和规模有巨大的差异？笔者认为这是由经济体制和制度差异造成的。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有利于减少企业家才能向非生产性活动的配置，促进形成更多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这样一来，制度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制度大量地促进了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而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本研究对于深化经济学中的企业家理论、制度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第二，本研究的两项实证分析结果很好地支持和验证了上述结论，使上述结论更有说服力。本书第五章第三节以各国每百万本地居民直接提交的商标申请数量作为生产性企业家活动的代理变量，以各国行贿公司的比例作为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的代理变量，以全球腐败指数和经济自由度指数分别表征各国的制度质量，在控制人口因素（以年龄结构、劳动参与率、人口密度和高等院校入学率衡量）后，回归结果显示：制度变量对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和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的代理变量均有显著影响，而人口变量对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和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的代理变量均无显著影响。本书第六章第一节以中国各省份数据检验了企业家才能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家才能的生产性配置和非生产性配置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分别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这一估计结果在控制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后依然是稳健的。一般而言，个体部门就业比例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使该地区当年的人均GDP增长1.511%；国有部门就业比例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使该地区当年的人均GDP降低0.418%。

第三，传统经济学对于企业家活动的研究主要限于生产性的寻利活动。笔者借鉴寻租理论把企业家活动研究的眼界从生产性的寻利活动扩展到了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这种拓展更有利于深化对企业家活动的认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企业家具有两面性。企业家既有改进技术、生产创新的一面，又有投机取巧、寻租的一面，企业家从事生产还是寻租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制度环境、体制及产权。在历史和现实中，一些国家的制度、体制更有利于企业家从事生产性的寻利活动，而另一些国家的制度、体制更有利于企业家追求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本研究的目的是探寻从制度上、产权上及法规上减少企业家资源向寻租等非生产性领域配置的途径。

二 现实意义

人才是经济发展中第一要素，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都可以从人力资本的存量和配置角度得到解释。无论是对于一般的人力资本还是企业家才能来说，才能往往是相通的（在某一领域比较成功的人，一般说来，在其他行业成功的概率也较大），而一个国家的企业家才能配置取决于相对报酬和激励结构（“游戏规则”），而相对报酬和激励结构又内生于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如果一个社会的报酬结构有利于创新和生产，那么可以预料会有更多的技术进步和财富增加，从而该国会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的激励结构有利于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那么可以想象相同的企业家才能会投入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不利于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激励结构取决于政府政策以及由它所形成的制度环境。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加深对许多社会现象的理解。

（一）对企业家“两面性”、“不务正业”和热衷于加入圈子的理解

企业家的两面性是指企业家既有从事生产和创造，增加社会财富的一面；也有从事寻租和犯罪，分配社会财富的一面。20世纪70—90年代，在西方国家企业收购的浪潮中，出现了诸如“绿色邮包”（green-mail）、“毒丸计划”（poison pills）、“金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白马骑士”（white knight）等所谓的企业创新行为，然而其本质都是企业家才能在“洗钱”上的运用。其原因在于当时西方金融监管和公司法规的漏洞鼓励企业家把才能用于非生产性活动而非公平的市场竞争。

在我国，企业家才能在营造公司帝国以获得控制权收益、巧立名目的非法集资与金融欺诈、合谋招投标等非生产性领域中的运用也是司空见惯的。张建军和张志学对中国苏南和温州民营企业的调研表明，传统的商业贿赂在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下已经演变为企业给官员送干股、搭股、合伙办企业等创新形式，将官员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从单方的依赖变成了共存，官员也因此变成了企业的代理人和保护伞。吴敬琏（2006）也指出，我国企业存在“边生产边寻租”现象。他指出，中国改革以后的变通性制度安排（家庭联产承包、放权让利、土地制度改革等），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变通性制度安排为私人创业活动提供了较之集中计划经济条件下大得多的空间，使企业家能够从事生产性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变通性制度安排没有被健全的市场经济和法律体系所取代，政府依然掌握着“计划轨”中大量资源的分配权，企业家为获取这类资源进行激烈竞争，寻租活动盛行。在我国，部分企业家凭着冒险才能和敏锐的眼光将企业发展了起来，之后将重心放在结交官府和寻求官员保护上，最大限度地获取非生产收益，“黄光裕案”就是典型的例子。又或者，企业家创造价值和寻租是同时进行的，如国内某知名企业被曝出存在商业贿赂等。

当前，中国企业家有四种“不务正业”的现象：寻租、投机、投资移民和涉黑。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和破坏性活动中的配置方向，取决于企业家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其内生的游戏规则。在目前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家看似“不务正业”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无奈和理性的选择。笔者运用黑手党产权经济学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了中国企业家涉黑的原因。在我国经济转型期，中国企业家涉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的产权保护不力；当国家不能提供本应该由它来提供的产权保护等公共产品时，商人或者普通民众需要寻求替代性的保护产品，作为提供私人产权保护的黑社会部分满足了企业家的这种需求，企业家涉黑也就不足为怪了。

本书还分析了中国企业家热衷于加入圈子的动机，认为企业家圈子的实质是一种政治、资本和关系的结盟，俱乐部成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共享圈子成员的信息、人脉和资源，是中国转型期融资体制不健全、法治水平不高和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情况下的一种替代和补充机制，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推动企业发展。

（二）对“李约瑟之谜”的再认识

在回答“李约瑟之谜”时，林毅夫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认为，中国没有成功地从古代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有关。他们进一步推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激励结构使得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研究，而是热衷于官场升迁，这就使得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大大降低，进而导致了中国近代的科技落后。在笔者看来，科学研究是一种生产性活动，而官场升迁则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寻租活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对人们从事工商业和科技发明的激励不足，导致大量本可用于生产性活动的企业家才能大量地被投入寻租活动，进而导致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和经济停滞。

（三）对“公务员热”和“经管法热”现象的解读

判断一个社会的激励结构和制度的好坏，可以从这个社会企业家资源的流向来分析。潜在的企业家资源既可以转变为经济企业家，也可以转变为政治企业家。这就要看经济企业家和政治企业家在各自领域预期收益率的大小及差异了。大学生群体作为社会上智力较高的一个群体，可以被看作是潜在的企业家群体和资源，而当今中国出现的大学生争相报考公务员和高中生报考大学时的“经管法热”，可能是潜在企业家资源错误配置的一个信号。“公务员热”和“经管法热”从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即当前的社会制度以及由它内生的激励结构鼓励寻租和再分配活动，而不是创新和生产。

笔者通过深入观察和解析种种社会现象，试图揭示其背后的经济学规律：相对报酬和激励结构决定了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领域和非生产性领域的配置，而一个国家的相对报酬和激励结构又由一个国家的制度结构决定；一个国家企业家才能更多地配置到寻租部门对经济增长不利，而配置到生产部门则对经济增长有利。笔者分别以跨国数据和中国各省份数据对上述两个主要结论进行了验证。因此，本书的政策启示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取决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进一步改革的成效，取决于生产性领域的报酬相对于寻租领域能否得到真正提高，从而鼓励更多人才把才能配置到“做大蛋糕”和创新等生产性活动上。要想鼓励人才更多地流向生产性领域，就必须通过制度改革提高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改变激励结构向非生产性领域倾斜的趋势。各级政府必须退出应该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领域，缩小寻租活动的空间，转而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尤其是现代市场所需要的维护公平竞争、保护产权和保障合同执行的健全的法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