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陈寿的《三国志》

暗含蜀汉正统论

陈寿的《三国志》是一部在唐朝被定为正史的史书。所谓“正史”，并不是“正确的史书”之意，而是证明国家“正”统的“史”书——哪怕要为之曲隐真实的历史。为了体现正统的传承，所有正史都是纪传体。纪传体史书是由本纪（皇帝的编年史）和列传（臣子的传记）组成的编年史，国家以本纪的形式记载被认定为正统的皇帝。由于陈寿是西晋的史家，而西晋接受了曹魏的禅让，所以《三国志》中只将曹魏列为本纪，刘备和孙权则被列入列传。即从体例上说，陈寿是作为曹魏的臣子进行记载的。

但陈寿对待刘备和孙权的态度并不是相同的。作为季汉的旧臣，他将孙权的去世称为“薨”，刘备的去世则称为“殂”。在《春秋》（儒家经典“五经”之一，据说是由孔子编撰的鲁国编年史，暗含着孔子的毁誉褒贬之意）的义例（表达方式的规范）中，“薨”一词用于表示诸侯的去世。也就是说，陈寿不仅在体例上，而且通过“春秋笔法”（遵循《春秋》义例的暗含毁誉褒贬之意的写作方法）否定了孙权的帝位。

与之相对，陈寿在记述曹魏诸帝去世时则使用了“崩”字，以表示其正统性。值得注意的是陈寿在记载刘备去世时使用的“殂”字。“殂”是《尚书》（“五经”之一，是汇总尧、舜、禹等传说中帝王事迹的经典）记载尧去世时的用词。东汉末年将汉室定为尧的子孙，因此，曹丕将“汉魏革命”等同于“尧舜革命”（从尧到舜的理想化禅让），以使其政权禅让获得合法性和正统性。在这种情况下，陈寿将刘备之死记为“殂”，直接沿用了诸葛亮《出师表》（诸葛亮于北伐之际写给皇帝刘禅的奏议）中将刘备去世记为“崩殂”的用法。陈寿通过“春秋微意”的笔法，向后世传达了刘备是尧的子孙，即汉室的后继者。他还通过在《蜀书》中引用杨戏《季汉辅臣赞》的最后一部分，向后世传达了“季汉”政权的正式名称。陈寿试图在记载中表达，自己曾经出仕的季汉是继承汉的国家。

不过，陈寿最多也就只能做到如此程度。刘备建立季汉，是为了否定曹丕接受东汉的禅让而建立的曹魏。正如只有一个天下，接受天命、支配天下的天子也只能有一人。因此，将刘备作为东汉的继承者，也就是否定曹魏乃至西晋的正统性。尽管《三国志》中原本就暗含刘备的正统地位，但陈寿在记载蜀国历史时只是冠之以地域的名称，称其为“蜀书”，而并未使用正式的国名“汉”。这就是倾注了陈寿苦心的《三国志》。为了尊重陈寿的这份心意，史家通常将刘备的国家以国名和地域名并称为“蜀汉”。

陈寿对关羽的评价

如此一来，作为刘备臣子的关羽，自然见载于《蜀书》的臣子传记中。《三国志》全书的卷三十六（共六十五卷）、《蜀书》卷六的起首便是《关羽传》，与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的传记列于同一卷。作为刘备的臣子，关羽的地位仅次于《蜀书》卷五记载的诸葛亮。由此可见，陈寿认为关羽是刘备最重要的武将。

但《关羽传》只有短短的953个字。不过陈寿已经算是很郑重地对待关羽了，因为同卷的《赵云传》只有246个字。武将所占的篇幅大概就是如此。而《诸葛亮传》如果除去其子诸葛瞻的部分，则有4310个字。武将与文士之间的关系如下：

张飞尝就（刘）巴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诸葛亮谓巴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对于诸葛亮和刘巴这样的文士而言，张飞不过是“兵子”，他们根本不屑于与之“共语”。但即便如此，张飞对刘巴这样的文士的态度依然是“爱敬君子”，而对那些违抗文士的兵卒则十分严厉，经常鞭打部下。张飞最终死于因对此心生怨恨而背叛的部下之手。与之相反，关羽对兵士十分优待，对文士则态度骄矜，尽管他在晚年也学习了《春秋左氏传》。出于这种敌视态度，他轻视部下糜芳和傅士仁，致使二人生怨，向吴国的吕蒙投降，荆州由此陷落。因此，陈寿对关羽的评价并不高：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

称关羽、张飞为“万人之敌”的是曹魏的程昱，称其为“熊虎”的是孙吴的周瑜和吕蒙。陈寿借他们之言来表现关羽、张飞的武勇，并称赞关羽对待曹操和张飞对待严颜的态度。另一方面，陈寿也客观阐述了他们失败的原因，并批评了关羽的刚愎和张飞的粗暴。如此评价被后世尊为神明的关羽，可以说是冷静而公正的。

《三国志》是一部“当代史”。陈寿自己也曾是蜀汉的臣子，他对关羽的评价可以说是准确的，因为他没有必要为了关羽而歪曲事实。另一方面，由于其子孙身居官位，陈寿为避嫌而略去了许多内容。《三国志》的内容过于简略，因此，裴松之奉刘宋（420—479年）文帝之命，将当时尚存的三国时代的史料作为注添加进去，即元嘉六年（429年）完成的裴注。

裴松之的关羽记事

裴松之在作注时采用的方法，是引用多种曾作为《三国志》史料来源的史籍来补充《三国志》。与儒家经典的注以文字训诂为主不同，裴注是一种独特的史籍注释形式。裴松之引用了多达210种当时的文献，同时进行了史料批判，实际上《三国志》增加裴注之后，其史料批判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史料批判是现代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即通过将一种史料与其他史料进行比较，来判断该史料的记述是否正确。例如，裴松之在《三国志·关羽传》的注中引用了王隐《蜀记》的记载：

（孙）权遣将军击羽，获羽及子平。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

并随之进行了史料考证：

臣松之按《吴书》：孙权遣将潘璋逆断羽走路，羽至即斩，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岂容不时杀羽，方议其生死乎？又云“权欲活羽以敌刘、曹”，此之不然，可以绝智者之口。

关于关羽被杀一事，裴松之在引用王隐《蜀记》之后，又指出其与《吴书》记载的差异。这里所说的《吴书》，是指陈寿写作《三国志·吴书》时用作第一手史料的韦昭的《吴书》。裴松之将《蜀记》与《吴书》进行比较后，指出了其不确之处，这种方法在现代历史学中被称作“外部史料批判”。

裴松之进而指出史书记载的矛盾之处，即地理问题以及关羽作为孙权战将与刘备作战的可能性极低，因此评价该记载为荒谬之言。这种方法在现代历史学中被称作“内部史料批判”。由此，裴松之确立了史料批判这一独特的史学研究方法，使史学从经学（儒学）中独立出来。

裴注不仅在史学史上价值很高，而且为《三国志演义》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例如，虽然《关羽传》的裴注只有761个字，少于原文，但《赵云传》的裴注则引用了《赵云别传》，达到1096个字，相当于原文的四倍。《三国志演义》中赵云的形象基本上是以《赵云别传》为依据的。

另外，《三国志演义》也很好地利用了裴松之通过史料批判所否定的记载。尽管裴松之对关羽被杀的场景进行了否定，但《三国志演义》在描述此事时则采用了被裴松之否定的内容：关羽并未被当场杀害，而是当面拒绝了孙权的劝降，并斥骂孙权；继而，孙权的臣下如《蜀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向孙权进言，孙权这才决定处死关羽。借助裴注，《三国志演义》的故事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生于刘宋的裴松之既不必像陈寿那样尊曹魏为正统，也不必以蜀汉为正统。因此，《关羽传》裴注中的材料也并不全是对关羽有利的。如：

《蜀记》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这里提到的《魏氏春秋》，裴松之在《魏书·明帝纪》中也引用了其更加详细的记载，认为关羽迷恋他人之妻一事是事实。这是因为《蜀记》和《魏氏春秋》这两种特点迥异的史料都对此事有明确记载。因爱慕人妻而屡次拜托曹操，结果却被横刀夺爱，这是关羽作为一个人有魅力的一面，但《三国志演义》并没有采用这个故事。或许是因为如果神明爱慕别人的妻子，会有损其光辉吧。

可见，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对关羽的评价都不是很高，很难以此将其神格化。因此，关羽的神格化并不是直接基于史书的记载。那么，《三国志演义》是如何描述关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