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

以蜀汉为正统

《三国志》与《三国志演义》的最大差异在于正统观的不同。以蜀汉为正统的《三国志演义》的正统观，是由南宋（1127—1279年）的朱熹（朱子）确立的。

在经过被称为“唐宋变革”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期后，北宋（960—1127年）建立了。宋代商业城市发达，瓦子（商业场所）中还出现了勾栏（剧场）。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古代不同，在宋代以后的中国中世，商业逐渐在社会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商业城市中讲谈和戏剧这一类都市文化的盛行，使“说三分”（专说三国故事的说书）得以发展起来：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赤壁赋》的作者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载了小孩子听“说三国语”的姿态，表现出民众支持刘备的情感倾向。

北宋长期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在民众亲近蜀汉的背景下，祈祷关羽的武勇可以护佑国家，封关羽为忠惠公、武安王、义勇武安王。也就是说，北宋在灭亡之际祈祷关羽能护佑国家。朱子学的集大成者——南宋的朱熹——所提倡的蜀汉正统论，便是以国家主导的关羽崇拜为背景的。朱熹著有《资治通鉴纲目》，批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使用曹魏年号为三国时代纪年，认为蜀汉虽然偏居西南，却是正统继承者。于是，本就已经在民众中广泛存在的对蜀汉的支持得到了朱熹的权威认证。

元代（1271—1368年）中叶以后，科举取士以朱子学为标准，朱熹提倡的蜀汉正统论和作为国家守护神的关羽形象遂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评价。自《三国志》以来被曹魏夺去正统的蜀汉，通过朱子学得以确立正统地位。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年）印刷、现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的《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是为“说三国语”而在话本中加入插画的三国故事，便是将蜀汉作为正统的。然而，其中最活跃的人物尚不是关羽，而是在老百姓中很受欢迎的张飞和像神仙一样会使用术法的诸葛亮。

关于“义”的故事

在《三国志平话》等三国故事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戏曲家、小说家罗贯中整理写成了《三国志演义》。他的生平履历基本不明，我们只知道他出生于太原（今属山西省），号“湖海散人”。

《三国志演义》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使用了不同的人称，并不是由同一名作者自始至终创作完成的，而是多位作者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写就的文学作品。罗贯中是这些作者中最重要的一人，但并非由他独自创作了全部的故事。

《三国志演义》写成后，并没有立即得到印刷和广泛传播。此书最初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的。带有弘治七年（1494年）序的抄本，被认为是当时的《三国志演义》版本。

以这样的抄本为基础，嘉靖元年（1522年）出版了木版印刷的《三国志演义》的刊本（印刷本）。其正式名称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即所谓的“嘉靖本”。嘉靖本开头附有弘治七年庸愚子（蒋大器）所作的序，其中记载了整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原因：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吾夫子因获麟而作《春秋》。《春秋》，鲁史也。孔子修之，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贬之。然一字之中，以见当时君臣父子之道，垂鉴后世，俾识某之善，某之恶，欲其劝惩警惕，不致有前车之覆……（至朱子《纲目》，亦由是也……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

序中阐述了历史上的“春秋之义”的重要性，并指出其问题在于因太不通俗而难以理解。《三国志平话》等“评话”则错误颇多，为君子所厌弃。因此，此书希望以陈寿的《三国志》为基础描述史事，并尽量使文字不那么艰涩难懂，达到向读者普及的目的。

这便明确地说明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书名的含义。《三国志》原书比较难读，遂通过提高其通俗性来使之普及，对“义”进行“演”绎（即传播推广）。此处的“义”是指《春秋》中的“义”，亦即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所阐释的毁誉褒贬、劝善惩恶的标准。不久之后，“义绝”关羽就把“智绝”诸葛亮和“奸绝”曹操挤到了配角的位置上，成为故事叙述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关帝信仰，从《三国志演义》的写作目的来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三国志演义》的诸版本

像这样从道德和历史角度提倡小说的社会通俗功用，其背景是中国近世（从元末明初至鸦片战争）识字阶层的扩大和儒学的渗透。读书的人逐渐增多，他们基于朱子学而支持蜀汉正统论，《三国志演义》便可以满足这种需求，而这是《三国志平话》无法做到的。从这时起，小说得到大量印刷，出版商之间还出现了竞争。其结果是，多种为增加销量而突出自身特点的《三国志演义》得以出版，包含各种各样的内容，并有多种版本。例如未描写当时已经神化而成为信仰的关羽去世（类似于《源氏物语》未描写光源氏之死）的版本，又如包含与《三国志演义》无关的英雄花关索故事的版本，以及将“花关索”中的“花”字去掉，叙述关羽第三子关索故事的版本，等等。

吉川英治所依据的江户时代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是以属于嘉靖本流派的李卓吾本（全称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为底本进行翻译的。因此，书中留下了毛宗岗本删掉的关于“汉寿亭侯”的虚构故事：

且说曹操为云长斩了颜良，倍加钦敬，表奏朝廷封云长为寿亭侯，铸印送关公。印文曰寿亭侯印，使张辽赉去。关公看了，推辞不受。辽曰：据公之功，封侯何多？公曰：功微不堪领此名爵。再三推却。辽赉印回见曹公，说云长推辞不受。操曰：曾看印否？辽曰：云长看见印来。操曰：吾失计较也。遂教销印，别铸印文六字：汉寿亭侯之印，再使张辽送去。公视之，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李卓吾本《三国志演义》第二十六回《云长延津诛文丑》）

“汉寿亭侯”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充分表现出关羽对汉之忠诚和曹操对关羽之心思。这个故事当今中国人基本不知道，但日本人却对此熟知，就是因为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是从李卓吾本翻译而来的。

作为《三国志演义》的完成版，由毛纶、毛宗岗父子整理的毛宗岗本成书于清代康熙五年（1666年）以后。他们以李卓吾本为底本，订正了记事和文字方面的错误，并删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之所以删除了虚构的“汉寿亭侯”故事，是因为重视关羽被封为“汉寿”（地名）的“亭侯”（爵名）这一史实。尽管这种虚构是为了充分表现关羽作为汉臣的“义”，但毛宗岗本不允许出现将“汉寿”这一地名拆分为“汉”和“寿”的错误。

另一方面，毛宗岗本增加了之前《三国志演义》中未包含的一些三国故事，并加上自己的点评，经过整理使故事首尾一贯，《三国志演义》由此面目一新。其成书后不久，明代以来的各版本尚在流通；但到清末，毛宗岗本成为最为流行的版本，以至于在中国说起《三国志演义》指的都是毛宗岗本，直到现在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