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当“全球性”（Globalities）丛书的主编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邀我撰写本书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在讨论世界史时，蒙古看起来即使不是领衔主演，至少也是明星客串。本书的书名本可以很容易地改成《蒙古帝国是一部世界史》，不过这写在书脊上会有些奇怪。可能除了刚过去的200年，我想不出哪个时代能将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亚历山大的征服？尽管曾短暂地入侵印度河流域与利比亚沙漠，但亚历山大的世界将亚洲大部和几乎整个非洲都排除在外。罗马帝国？除了北方较偏远的行省和与印度进行贸易的一些商人，基本只在地中海地区活动。那十字军东征呢？依然主要在地中海地区，虽然欧洲大部和北非都受到了影响，但未能影响到中国和印度。地理大发现时代一直被看作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如果没有蒙古帝国，哥伦布会出航吗？别忘了，他当时是试图抵达中国面见大汗的。简而言之，蒙古帝国完全可以定义世界史。的确，蒙古人并没有对非洲或新世界造成很大影响，但是对欧亚大陆而言，史上再无其他事件或帝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蒙古人将军事革新、国际贸易、世界宗教传播以及技术和思想的扩散都融入一炉，即蒙古征服。当尘埃落定，无可否认世界已经改变了，且再也无法回到它原来的样子。

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蒙古帝国史学者约翰·安德鲁·波伊勒（John Andrew Boyle）创造了“蒙古世界帝国”这个概念，可谓极为切中要害。我们无从知晓波伊勒是否以世界史的视角来考察蒙古，但他显然将蒙古视为一个帝国，它主宰着中世纪的世界，不能仅从区域性的意义上来看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为波伊勒的《蒙古世界帝国》（The Mongol World Empire）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强调，为了准确理解蒙古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我们需要更好地协调极为丰富的中亚史料”。拉铁摩尔间接触及了蒙古帝国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些史料牵涉到的语言的数量，经常导致人们在考察蒙古时更多采取区域性的视角，而不是整体的、世界性的视角。同时，考察蒙古帝国不仅需要有空间感，还要超越时间的限制。蒙古时代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个关键的甚至是轴心的时代，在很多方面，它是前现代和现代之间的分界点。

将蒙古帝国视为分界点，甚或是现代史的开端，这一观点为著名东亚研究学者林蔚（Arthur Waldron）所支持。他在为斯普勒（Bertold Spuler）经典的穆斯林世界史三部曲中的第二卷《蒙古时代》（The Mongol Period,1994）撰写的导言中写道：

研究现代史应该从何时开始？最有力的答案很可能是从蒙古时代开始。现今欧亚的一些大国（如中国、俄国和印度）以及中东大部分国家，都曾经被纳入蒙古诸汗国，并被这段历程改变。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现代史始于蒙古诸汗国统治的结束，然后它们的成分经过自我重组，作为继承国出现。这些国家虽然独立了，但还是带有明显的蒙古印记。通过研究蒙古诸汗国和它们的逐渐崩溃，就会对当时的欧亚有一个基本的整体认识。

林蔚的观点是很难受到质疑的。确实，只有通过研究蒙古帝国以及它带给欧亚大陆的变化，我们才能真正看到一个完整的欧亚和一个完整的世界。千百年来，商路将各种文化和文明联系起来，各文明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得以区分。罗马人对于罗马世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伊朗古代诸帝国和中国古代诸王朝对自己的世界亦是如此，然而它们对于边境以外的世界的认识则朦胧不明。关于外面的世界和他者的知识总是不易理解的，而蒙古帝国使数量空前巨大的旅行者、商人、传教士等纵横于欧亚大陆甚至更远的地方。尽管其他许多地域仍然在帝国之外，但蒙古帝国的到来衍生并创造出了一些条件和事件，引出的不仅是一个完整的欧亚，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就是本书想要讨论的内容。

蒙古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显著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它在巅峰时期的幅员极为辽阔，是历史上疆域最广的帝国——近乎3,300万平方千米，大约等同于非洲的面积。尽管在政治上是分立的，但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它们，蒙古统治下的欧亚与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互相影响。

其次体现在蒙古帝国史研究的相关文献所使用语言的绝对数量上。从这些多语言文献的数量上看，最重要的也许是中文和波斯文，但也包括蒙古文、俄文、古斯拉夫文、阿拉伯文、拉丁文、古法文、日文、意大利文、亚美尼亚文、格鲁吉亚文、回鹘文和藏文等。没有人能够全部掌握这些语言。不仅如此，多语言的专名转写也是一个问题，可能导致任何一个专名都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写形。以忽必烈为例，见诸文献的有“Qubilai”“Khubilai”“Kublai”“Kubla”等拼写方式，根据使用者的语言和转写系统的不同，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大多数学者不难判定谁是谁，但是蒙古帝国史的初学者很容易被这些名字淹没。至于多语言所引发的其他问题，将在后文中加以讨论。

蒙古对于世界史的重要性，在很多方面也体现在研究中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上。例如：研究应该从何处入手？应该将他们置于亚洲何地？他们当然是亚洲人，帝国的大部分都位于亚洲，但是亚洲包括中东吗？他们的欧洲领土怎么办？蒙古对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在大卫·摩根（David Morgan）的经典著作《蒙古人》（The Mongols,1986）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论证，此书至今仍是公认的蒙古研究入门书。而实际上，《蒙古人》一书正是布莱克维尔（Blackwell）出版公司的“欧洲民族”（Peoples of Europe）丛书中的一部。

我还记得自己在读本科时第一次入手这本杰作，对这个古怪的定位颇感困惑。毕竟，只要瞥一眼任何一幅蒙古人的图片，就会很清楚他们并非来自欧洲。尽管摩根解释了个中缘由，但丛书主编之所以将《蒙古人》一书收入其中，应该不仅仅是出于奇趣，或是因为没有一套“亚洲民族”丛书（不过现在已经有了）。《蒙古人》在该丛书中的位置应该是要告诉读者，尽管蒙古距离欧洲相当遥远，但蒙古帝国的辽阔疆域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历史上的事件。

事实上，蒙古帝国可以作为欧洲、中东、东亚、中亚甚至南亚的一部分来加以考察。但如果学者们这样做的话，可能就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了。蒙古帝国对于各个地区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但蒙古帝国在根本上是一个跨洲际的整体，这些地区被共同的线索联系起来。如果无视中东的历史事件对欧洲和亚洲历史的影响，就会导致对蒙古帝国这一复合体的低估。简而言之，为了全面理解蒙古帝国，就必须将其看作一个整体。区域性的视角当然也是很有用的，但直到13世纪末，蒙古帝国即便在政治上不是一个整体，在很多层面上也仍然是一个整体。

史学编纂及其问题

与任何史学领域一样，蒙古帝国史的编纂也有其问题。如前所述，首要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手资料使用了大量不同的语言。尽管有很多学者掌握相当多的语言，但是任何一位学者都无望掌握所有这些语言。早期研究蒙古帝国史的学者在起步时，大多没有将蒙古帝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

多数研究蒙古帝国史的学者都是从不同的领域起步，慢慢地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蒙古学家。伊斯兰史研究者可能接受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训练，但不太可能学习中文或俄文，而中国中古史研究者则不太可能学习亚美尼亚文或格鲁吉亚文。他们的研究与其各自的区域性视角有关，因此许多学者成为研究蒙古帝国某一部分区域的专家，通常专注于1260年以后分裂出的四大区域：大汗的帝国——元帝国（包含蒙古草原和西藏在内的东亚）；察合台汗国（大致上是中亚）；朮赤汗国（或称钦察汗国），但更通常的称呼是金帐汗国（西至喀尔巴阡山脉，东至哈萨克斯坦）；伊利汗国——波斯（从现代土耳其至阿富汗的中东地区，但不包括大叙利亚地区和阿拉伯半岛）。

这些学者确实也涉及了联系起帝国的更大的概念，但他们由于语言能力的缺失，难以接触到其他史料，研究因此而受到限制。即使在当今，学者们也是以自己掌握的研究语言处理史料，然后再用自己不懂的其他语言史料的任何能够得到的译本加以充实。不幸的是，已经翻译的史料往往不完整，这无疑削弱了这一代学者工作的重要性。很多史料对于蒙古帝国史研究是开创性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1260年之后（而不是巅峰时期）的蒙古帝国。

蒙古帝国史研究由于一些学者的努力而在慢慢改变。最近有一些研究综述发表，所以我在此就不做评述了。我要将注意力转向一位学者的部分著述，其在蒙古帝国史研究从区域研究转型为更加整体性的、世界史背景下的研究的过程中是关键性的。爱尔森（Thomas Allsen）是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蒙古帝国史学者，他成功地掌握了多种语言，并且从一个更加完整的视角来研究蒙古帝国。爱尔森在其经典著作《蒙古帝国主义》（Mongol Imperialism,1987）中考察了蒙古第四位大汗蒙哥（1251-1259年在位）的治国政策，条理清晰地论证了蒙古行政制度如何将整个帝国联结起来。接下来出版的《蒙古帝国的商品和交换》（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1997）一书，描述了伊斯兰织物在蒙古帝国的经济和宫廷生活中的重要性。《蒙古欧亚的文化和征服》（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2001）一书已经成为蒙古帝国史研究的标杆式著作，描述了蒙古影响之下多种多样的物品和观念在欧亚的交流。他发表的很多文章和其他著作继续从整体上来考察蒙古帝国，而不是采用区域性的视角。爱尔森的第四本书《欧亚历史上的皇家狩猎》（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2006）不完全是研究蒙古帝国，而是关注皇家精英的狩猎传统。爱尔森的这一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世界史做出了突出贡献。毋庸赘言，这一研究的着重点大多放在蒙古人身上，讨论他们如何以自己的传统影响其他地区，以及他们与其他皇家精英之间的共通性。

第二个问题是蒙古草原及其与蒙古帝国之间的联系。从历史上看，它与东亚的历史相关，而“东亚”的标准定义由费正清（Jonathan K. Fairbank）等人提出，包含了深刻的中国影响，尤其是儒家的政治理论和伦理观念。但我们可以说，在蒙古草原的整个历史中，即使在清朝统治时期（1691-1911），儒家伦理和哲学在其文化和社会中也不占主要地位。从地理上看，它位于亚洲东北部，但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定义，其地理之外的意义还不清楚。蒙古国也曾是前苏联的卫星国，在1921年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共产主义国家。很多项目和智库都在研究前苏联的各个加盟国，但很少涉及蒙古国。尽管蒙古国在经济、学术、社会、军事及政治上都与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紧密相连，但它从未被吞并，因此不是苏联的一部分。同时，它也被排除在东亚之外。那么它究竟归属于何方？“内亚”（Inner Asia）和“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可能是最合适的，但这二者也是含义模糊的地理概念，很难准确定义。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蒙古帝国史是世界史，反之亦然——如若不然，撰写本书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对最著名且最常用的一手史料做一个大略的考察，就能描绘出蒙古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了。确实，这些史书的作者似乎要打破区域性史书的模式，在更大的背景中考虑问题。当然也存在很多地方性或区域性的史料，但是主要的史料确实试图在更大的背景中理解蒙古帝国。

在世界史课堂上和蒙古帝国研究中，《马可·波罗行纪》（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是最受欢迎的一种史料。即使北非的法官兼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的行程比马可·波罗更远，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马可·波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旅行家。当然，很多人只是听说过马可·波罗其名，而没有读过其书。这位极富盛名的威尼斯人穿过了整个蒙古帝国，甚至超出其疆界，可能到过东非的桑给巴尔。即使他没有去过桑给巴尔，他也比其他所有同时代人的所见所闻更广。他的故事非常奇异，以至于多数人都拒绝相信。当他奄奄一息时，他的亲友可能是为他的灵魂担忧，劝他收回所说的故事，马可·波罗答道：“我所讲的还不及我所见的一半。”

尽管许多质疑者指控马可·波罗没有提到很多东西，但是大多数学者在阅读了他的书以后，确信书中有关于他到过中国及其境外的大量证据，至于他的遗漏，则必须置于他的社交圈（即蒙古上层）的背景中来考虑。这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浩史悌（Stephen Haw）、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及大卫·摩根所阐述的那样，马可·波罗是从蒙古人的角度，或者至少是从蒙古人的雇员的角度来看世界的。他的地位并没有书中暗示的那么高，但他确实服务于忽必烈汗的朝廷之中，从商人和蒙古帝国政府官员的角度为欧洲人提供了大量全新的信息。

其他欧洲史料包括约翰·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和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等方济各会士极为重要的旅行记。柏朗嘉宾是在蒙古入侵波兰和匈牙利之后不久，奉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之命前去搜集蒙古人情报的。柏朗嘉宾让我们能够近距离观察到蒙古人对帝国之外的人而言有多么恐怖，代表了一位地方僧侣的狭隘世界观——这次旅行是柏朗嘉宾第一次离开西方基督教王国。鲁布鲁克在蒙哥汗统治时期到达了哈剌和林，也大致描绘出了基督教王国之外的世界，但他几乎是满怀欣喜地拥抱这一经历，尝试新的事物，例如饮用他喜爱的忽迷思（kumiss，发酵的马奶酒，蒙古人的首选饮品），以及参加宗教辩论。

向东去，有志费尼（‘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的《世界征服者史》（Ta'rîkh-i-Jahân-Gusha）。志费尼也是蒙古朝廷的雇员，在蒙哥汗的弟弟旭烈兀统治时期，在巴格达撰写了这部史书。书中不仅包含了截至1256年的蒙古史，以亦思马因人（通常也被称为阿萨辛人）的毁灭为终结，也包括蒙古所吞并的花剌子模帝国和哈剌契丹的历史。志费尼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成为蒙古政府的核心官员，为我们描绘出蒙古朝廷活动的鲜活图景。他的史书对中东的历史事件描摹最善，但显然也在试图展示蒙古草原发布的政令如何影响西南亚。可惜的是，他的史书止于1256年，并委婉地隐去了蒙古人对巴格达的毁灭，后来志费尼就在那里担任长官。

朮兹扎尼（Minhaj Siraj Juzjani）的《纳昔儿史话》（Tabaqat-i Nasiri）是一部对蒙古帝国持完全敌视态度的史料。他从蒙古人的屠戮中死里逃生，在相对安全的德里苏丹国撰写了这部著作。作为一名难民，朮兹扎尼撰写这部蒙古史的角度是试图理解伊斯兰世界，尤其是诸穆斯林王朝。无论如何，这部作品中有很大篇幅专注于描写蒙古人以及他们到来的可能后果。在某些穆斯林王朝的章节中，与蒙古人有关联之处也有一些相关信息。

另一部重要著作（并且是无可争议的最重要的一部），就是拉施特（Fazullah Rashid al-Din）的《史集》（Jami'al-Tawarikh）。拉施特的重点是蒙古帝国，但他的目的是编纂一部世界史，将尽可能多的地区包含在内。尽管最终没能成功，但他对蒙古帝国有着细致入微的研究，利用了很多后来佚失的史料，并用不同的史源进行订正和对照。不仅如此，这部史书也让我们能够管窥拉施特乃至蒙古朝廷对其境外地域（例如法兰克人的领地或西欧）的看法。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威廉·萨克斯顿（William Thackston）的英译本。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史书已经改变了研究蒙古帝国东部的学者们对它的看法。

尽管波斯文史料还有很多，但阿拉伯文史料也十分重要。马穆鲁克史研究者鲁文·阿米泰（Reuven Amitai）所做的大量目录和研究工作显示，马穆鲁克苏丹国的阿拉伯文材料使蒙古帝国研究产出了丰富的成果。不仅对于最靠近马穆鲁克苏丹国的蒙古地域伊利汗国是如此，对于蒙古帝国分裂前的帝国其他地区而言同样如此。尤为重要的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乌马里（ibn Fadl Allah al- ‘Umari）的《眼历诸国记》（Kitab Masalik al-Absar wa Mamalik al-Amsar），其中辟有专章记述蒙古帝国，始于成吉思汗的崛起，迄至作者所处的时代。其他的作家还有奴外里（Ahmad ibn ‘Abd al-Wahhab al-Nuwayri）、达哈比（Muhammad ibn Ahmad al-Dhahabi）、曼苏里（Baybars al-Mansuri）和马格里兹（Ahmad ibn ‘Ali al-Maqrizi）等。马穆鲁克作家虽然是在蒙古帝国境外，但他们作为敌对方，对蒙古帝国十分关注，而且记载的信息量很大。此外，我们经常能够确认，他们不仅阅读本国同侪的作品，也阅读蒙古帝国作家的著作。

严格来说，伊本·白图泰并非马穆鲁克作家，但他的游记是无价的。这位摩洛哥学者几乎行遍伊斯兰世界，在14世纪，这包含了除东亚的元朝之外的整个蒙古帝国。而且伊本·白图泰也去过元朝，以及蒙古帝国周边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和德里苏丹国。因此，伊本·白图泰这样的信息提供者是很少见的，他不仅行遍整个蒙古帝国，而且曾在蒙古的敌国担任过哈的（法官）。他的视角十分独到，颇有价值。不过，像其他所有史料一样，我们在阅读《伊本·白图泰行记》时也要谨慎。正如学者罗斯·敦恩（Ross Dunn）在为《伊本·白图泰行记》作的注中所阐述的，伊本·白图泰有时会在书中直接利用前人的著述——这在中世纪史料中是常有的现象。

马穆鲁克苏丹国崛起之前的阿拉伯作家也留下了一些重要著作。伊本·阿西尔（Ibn al-Athir）撰写的《全史》（al-Kamil fi al-Tarikh）提供了关于蒙古入侵花剌子模帝国的详尽描述。他撰写此书时身在毛夕里，信息多源于难民，因此其记述与同时代的德里的朮兹扎尼类似。书中处处传达出深深的恐惧，明确阐述了蒙古人为何被视为上帝的惩罚。

大多数史料的作者或者是蒙古的臣民，或者是逃离蒙古的难民，乃至敌国或遥远国度的观察者，而《札阑丁传》（Sirat al-Sultan Jalal al-Din Mankubirti）的作者奈撒维（Muhammad al-Nasawi）却完全不同。他是花剌子模帝国的官员，1219年蒙古的入侵导致花剌子模帝国灭亡，奈撒维是花剌子模最后一任国王札阑丁（Jalal al-Din）的秘书。札阑丁企图在其父王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座对抗蒙古人的堡垒。因此，奈撒维详细记录了花剌子模帝国灭亡前的历史、蒙古人的破坏以及难民的生活。奈撒维为读者们打开了一扇窗口，由此可以观察到一个帝国的崛起与衰落，以及另一个帝国的勃兴。同时也填补了空白，描述了一位试图阻止蒙古人的国王。

东方的史料同样重要。仅存的蒙古文史料是《蒙古秘史》（约成书于1252年），最佳的英译本是罗依果的译注本，但其他译本也非常有用。《蒙古秘史》描述了截至窝阔台汗（1229-1241年在位）时期的蒙古世界，主要内容的重点是成吉思汗。这份文本可能很难阅读，因为它的撰写有着特定的受众（限于蒙古宫廷之中，因此是“秘史”）。所以很多东西的记载并不详细，因为它预设的是读者知道历史背景和细枝末节。此书主要内容集中于蒙古草原上的活动，蒙古草原以外地区的事件则记述得很简略，让读者明显感受到在蒙古人心中什么才是重要的。13世纪其他的蒙古文史料都已散佚，例如《金册》（Altan Debter）。不过，部分蒙古文史料见于拉施特的《史集》，以及关于成吉思汗征战活动的汉文文献《圣武亲征录》。

最主要的汉文史料是《元史》，由明朝在1369年依据元朝的材料编纂而成，体例依照西汉司马迁以降的正史传统。尽管编纂过程中有缺憾，但无论如何，《元史》提供了丰富的传记资料以及关于征战和行政的细节。传记资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除了拉施特的《史集》，多数史料并没有详述大汗之外蒙古政府中多数人物的生平。篇幅达4,000页的《元史》是一种无价的史料，其提供的关于蒙古帝国最初100年的记载是超出了元帝国范围的。不幸的是，只有个别篇章段落被译成了其他语言，只是其主要内容有蒙古文和其他汉文史料可加以参照。希望到本书付梓时，这一状况能够有所改观，因为一部全译本的翻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它无疑会改变学者处理蒙古帝国史的方式，就像萨克斯顿的《史集》英译本对于非波斯文读者那样。

明朝编纂了《元史》，而元朝也编纂了其所征服的中国王朝的史书，即《金史》和《宋史》。这两部史书的关注点更具区域性，但是合起来有益于我们认识蒙古兴起之前的整个东亚，以及蒙古对金、宋和西夏的征服。其他汉文史料还包括《广舆图》《回回药方》和《饮膳正要》。

这些都是中国和伊斯兰学术融汇的产物，只有在蒙古帝国才有可能出现。朱思本的《广舆图》中细致的地理信息贯穿整个东亚，并延伸出欧亚大陆而远达西非。《回回药方》是一部伊斯兰医药百科全书，现正被译为德文。据信蒙古人最钟爱的就是伊斯兰医药，这部书的出版证明蒙古朝廷意图将其推广。《饮膳正要》是一部很吸引人的食谱，正如后文将要讨论的，这部书明确反映出蒙古帝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也为我们展示了大汗宫廷食谱中可能出现的菜品。这部书已经被译成英文，并有大量的注释和一篇详细的导言。

此外还有一些汉文基本史料，但其关注点更具区域性和本土性。《蒙鞑备录》是蒙古入侵金朝时期宋朝使者赵珙前往蒙古的行记，从金朝敌国的角度，热切地观察蒙古的军事状况，详细记录了蒙古军事机器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如何训练马匹。宋朝使者彭大雅的《黑鞑事略》也是一部行记，对蒙古早期征服有更多的记载。这一时期的第三种史料是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长春真人受成吉思汗之召请，从华北到蒙古草原再到撒马尔罕乃至阿富汗的旅程。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是为了寻求长生之道。这部行记令人难忘，因为其中不仅记载了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哲学性谈话，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记载了在东亚和中亚形成的蒙古帝国。亚瑟·威利（Arthur Waley）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英译本曾多次重印。

二手材料方面也有显著的进步。关于帝国东部，詹姆斯·德尔加多（James P. Delgado）的《忽必烈汗失落的舰队》（Khubilai Khan's Lost Fleet）一书可读性很强，对于蒙古在世界历史上地位的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该书引人入胜地撰述了忽必烈汗试图跨海攻打日本、越南和爪哇的历史，并阐述了这些事件如何影响了这些地区在后世的国族认同。大卫·巴德（David Bade）的《忽必烈汗与美丽的杜马班公主》（Khubilai Khan and the Beautiful Princess of Tumapel）也有突出的贡献，这是少有的关于蒙古攻打爪哇的研究。巴德不仅对战争活动做了学术分析，还翻译了几种极其难找的印度尼西亚史料。但讽刺的是，巴德的书也非常难找，因为这虽然是一本英文书，却是在蒙古国出版的。巴德经过分析，得出了一个有价值的结论，即爪哇文史料并不关注世界的征服或毁灭。确实，其中没有提及那些作为征服目标的城市，也没有提及通常伴随蒙古人而来的杀戮。爪哇文史料更关注的是外交、贸易以及忽必烈企图得到印度尼西亚诸王国的公主。因此，相较于关于大陆的史料，这些史料提供了一种观察蒙古人的不同视角。

本书的第1章是成吉思汗的传略，现存的传记中有一些很有价值。拉契涅夫斯基（Paul Ratchnevsky）的《成吉思汗的生平与遗产》（Genghis Khan: His Life and Legecy）可能至今仍是权威性和学术性最强的传记著作，但对外行人而言则比较难读。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最佳的读物是彭晓燕（Michal Biran）的著作，该书也十分重视成吉思汗对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影响。邓如萍（Ruth Dunnell）的成吉思汗传记也相当好，对于课堂教学尤其有用，因为其内容简明扼要。参考书目中还列有其他一些著作，但以上三部是最好的。传记并非蒙古帝国的主要特点。除了大约12种成吉思汗的传记，我们还有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abi）关于忽必烈的经典成名著作，以及他的《来自上都的旅人》（Voyager from Xanadu）一书，后者讨论了景教（即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两位高级僧侣的生平，其中一位曾作为使者前往欧洲。此外还有理查德·加布列尔（Richard Gabriel）充满热情的《大将军速不台》（Genghis Khan's Greatest General: Subotai the Valiant）。其他的传记则较为零散，收录于各种研究著述中，例如前述爱尔森著作中的蒙哥传记。译注《蒙古秘史》的罗依果可能是蒙古研究的第一权威，他主编的《蒙元初期名人传》（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中包括蒙古帝国主要人物的小传，既有速不台这样的蒙古将军，也有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Ajall）和耶律楚材这样的非蒙古人官员。无论如何，关于蒙古帝国的重要人物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论是蒙古人还是非蒙古人。

正如本节开头所说，这篇史料综述并不会面面俱到。那些研究蒙古以及将蒙古纳入世界史之中的著作，在参考文献中都能找到。我也加了一些评注，说明某本书与本书某个章节之间的显著关联。

理论思考

如果有人想要解释蒙古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很容易被斥为“蒙古狂热”。学者们可能会堕入陷阱，不考虑其他因素而仅仅关注蒙古。本书试图避免这一缺陷，而只有读者才能评判作者的得失。考察蒙古帝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政体或民族的影响时都必须辨明，如果没有某个特定事件的推动，是否同样会发生变化。尽管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蔑视“不可避免”这一说法，但是赋税和死亡背后有些东西可能确是如此。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应该与蒙古人直接相关，或者虽然间接相关但却是蒙古人的活动所产生的后果。

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谨慎，不能在间接影响上走得太远。例如，人们很容易因为十月革命而称赞（或指责）蒙古帝国。这大概就走得太远了，但列宁确实有卡尔梅克蒙古人的血统。卡尔梅克是卫拉特的一支，1636年因厌倦卫拉特内部的纷争而迁徙至伏尔加河一带。卫拉特是西蒙古草原上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不承认成吉思汗后裔为唯一的合法统治者，也就是说，他们未曾承认一位拥有成吉思汗血统的汗。“卫拉特”（斡亦剌）之名得自贝加尔湖畔的林中百姓，他们在1209年臣服于成吉思汗。但他们的首领自称是脱斡邻勒（王罕）的后裔，他是被成吉思汗击败的克烈部的首领。随着1260年至1265年间蒙古帝国的分裂，成吉思汗后裔诸王的统一性不断衰退，只得听任其他族群逐渐走向独立。在15世纪，卫拉特成为今蒙古西部、哈萨克斯坦及新疆地区的一支主要势力。如果没有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后裔就不会那么显赫，从而就不会出现反对他们的势力，于是也就不会有卫拉特。因此，卫拉特就不会发生内战，也不会导致一支部族在困窘中西迁伏尔加河，于是也就不会有列宁的祖先和列宁本人。而如果没有列宁，可能也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一切。在100年前，这种说法可能还会将列宁的冷酷与他的蒙古血统联系起来，而不考虑每个社会中其实都有性格严厉的人。但几个世纪以来，将俄国的一切缺点都归咎于蒙古人的确是很流行的，例如确实有很多科学家就将俄国人的酗酒之风归因于蒙古人。

当然，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随着苏联的建立，我们可以附会地说，从根本上讲是蒙古帝国引发了冷战，影响了肯尼迪总统的当选，并导致了他被刺杀。苏联的建立及其对蒙古帝国大部分疆域的统治，将我们带进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很多蒙古人的支系（例如乌兹别克人）都卷入其中。苏联的解体导致了美国的称霸，这时需要一个新的“敌人”，即伊斯兰激进分子，于是出现了塔利班、“9·11”事件以及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如果这样联想的话，我们可以证明历史确实是一种循环而不是演进，因为无论是入侵阿富汗还是伊拉克，蒙古国部队都服役于所谓的“自愿联盟”之中——如果我们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是一个新蒙古帝国的先锋。进行这类联想是很容易的。另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事实是，由于蒙古人采用了新的音乐风格，“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使很多新的乐器、品味和时尚得以传播，他们与作为最强大的人性之鞭之一的迪斯科音乐的诞生有关。由于他们热爱酒精和纳失失（nasij，织金锦），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哈剌和林城中天花板上悬挂着的迪斯科舞球。事实上，迪斯科时代的一支德国乐队不仅取名为“成吉思汗”（德文拼作“Dschinghis Khan”），而且还有一位成员负责扮成成吉思汗。他们还有两首以成吉思汗为主题的热门单曲，其中一首差点让他们赢得了1979年的欧洲电视歌曲大赛。

上面这种说法当然是很荒唐的。关键在于，我们可能把很多关系不大的事件联系到了某件事上，但无视了其他一些事件，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殖民和帝国主义、ABBA乐队和唐娜·莎曼（Donna Summer）的成功以及涤纶的意外发明。列宁与成吉思汗之间的关联是茶余饭后的绝佳谈资，但不是学术著作中的严肃讨论。我所希望避免的正是这类陷阱，以及其他细微的隐患。本质上，虽然我认为蒙古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很有可能奠定了现代世界的基础，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不过我也将证明，创造了蒙古帝国的征服战争，必须被视为造成世界史上伟大历史变化的关键和直接原因。它们不仅催化了这种变迁，而且并没有导致世界各地区的倒退。民族主义史学常常持这一观点，例如据传说是“蒙古之轭”（Mongol Yoke）阻碍了俄国迈出与西欧相同的步伐。在中东和中国，蒙古征服也曾被用作一种托辞。但是若没有蒙古征服，很多进步就不可能也不会出现。

蒙古征服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催化剂，本书在具体章节中会进行探索。最明显且最直接的就是对世界地图的改变。在征服结束时，消失的国家超过20个，包括西夏、金、宋、哈剌契丹、花剌子模帝国、亦思马因王国、阿拔斯王朝、鲁木塞尔柱王朝、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阿尤布王朝、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钦察部落联盟、克烈汗国、乃蛮部落联盟以及蒙古草原上的塔塔儿部。这只是一些例子，很多独立的公国、王国、汗国和苏丹国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都消失了。在50年之内，欧亚版图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本书的第一部分将考察蒙古征服及其对欧亚政治地理直接和长期的影响，并为第二部分“成吉思大交换”（Chinggis Exchange）提供一个背景架构。

哥伦布、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达赖喇嘛、莎士比亚、约翰·韦恩（John Wayne），这些形形色色的名字看似毫无关联，却有着共通之处。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成吉思汗间接地联系了起来，确实是所谓的“成吉思大交换”的一部分。正如哥伦布“发现”（更确切地说是意外登陆）了新世界，通过新旧世界之间动物、植物、微生物和文化等方面直接和间接的交流改变了多个社会，即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提出的所谓“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蒙古征服和蒙古帝国在技术、思想、文化、宗教、战争以及其他许多领域中也引发了显著的转变。哥伦布大交换在很多方面是成吉思大交换的延续，同时也迥然有异。成吉思大交换并不局限于前述关于蒙古人和十月革命的诡辩。本书的第二部分试图避免陷入这种诡辩，同时希望能够最终阐明，蒙古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也是十分巨大的。

那么，为什么是“成吉思大交换”呢？原因之一是它比“蒙古对世界史的影响”这个说法要简洁一些，同时又可传达出这一理念。没有成吉思汗的崛起，就不可能有蒙古帝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伟大人物”的观念在学术研究中已不再时髦，但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伟大人物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或者至少将历史带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尽管每个人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但总有一些人拥有超凡的远见和能力。但我们当然不能误解为，是成吉思汗计划好了一切。事实上，我不相信成吉思汗想要一个帝国，对他而言，统治蒙古草原可能就已经很满足了。但他的成就启发了其他人，设定了力量的方向，而且无法逆转。因此，即使在蒙古帝国分裂之后，他的后裔们统治的土地仍有约3,300万平方千米，毗邻的国家不得不与成吉思汗后裔产生一定的关系。在成吉思汗去世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之后，他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他曾统治过的土地乃至更遥远的地方。如果我们观察和比较蒙古帝国之前与之后的时代，可以发现显然存在巨大的差异，相互联系多了很多。尽管我们常说蒙古人开启了全球化，但我们对于这一点应该更克制一些。事实上，尽管蒙古人创造了条件并成为推动者，但成吉思大交换大部分是蒙古的臣民和境外居民努力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低估蒙古人对于成吉思大交换的直接作用，正如本书第二部分将要阐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