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中国在非洲
中国在西方列强强制下是半殖民的受害者，[239]然而它现在被西方媒体控告在非洲实行殖民主义。一位记者在《卫报》声称，“中国和那些比利时人到刚果，英国人和荷兰人到南非，德国人到坦桑尼亚，法国人到部分撒哈拉，还有葡萄牙人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时的驱动和需求是相同的。西方曾经做过的，现在中国也在做”。[240]南非的《星期时报》很赞成地引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话，“中国人侥幸地认为他们不像其他殖民主义者，但是非洲人不是傻瓜，中国人远远比英国人无情”。[241]《华盛顿邮报》的一个专栏质疑“中国在非洲实行殖民”，并且暗示这是事实。[242]
不同于美国在20世纪50～70年代[243]或被动或主动地支持殖民主义，并且直至80年代后期仍然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244]中国反对殖民主义。[245]非洲人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246]因而，时任总理温家宝曾辩论称“‘新殖民主义’的帽子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殖民侵略的受害者知道“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灾难和与殖民主义做斗争的必要”。[247]不像那些西方保守派美化西方的殖民主义历史，中国人一般对殖民主义采取批判的立场：
西方却有人把中国发展与非洲的关系诋毁为“新殖民主义”，称中国是在剥削非洲……说这种话的西方人难道不脸红吗？他们可以用任何词语来诋毁中国，但怎么也不应该用“殖民主义”这个字眼。众所周知，殖民主义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在世界发展史上留下的最肮脏的一页……中国在非洲占据着道德制高点。[248]
副总理吴仪把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列强“极其野蛮的经济掠夺”同中国“通往发展的和平道路”相比较。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亚非说，“在历史上，其他主要列强通过‘殖民统治、剥削、入侵和侵略，但是这些方法在当前的世界行不通’”。[249]中国则报道了非洲国家和其他国际官员否认中国是殖民主义者的声明。[250]例如，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说过，“非洲的领导者和他们的人民不会被中国在非洲是新殖民主义的谎言所欺骗”。[251]中国对于殖民主义的回应在肯尼亚报纸刊登的一个外交官的文章里可以看到：
西方列强犯下了累累罪行，包括在他们掠夺非洲过程中的奴隶交易……［他们］把非洲国家塑造成他们的物资供应和商品倾销市场，导致很多非洲国家不正常的经济结构和对非洲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因此破坏了传统的非洲社会和经济秩序……结果从他们获取独立以来，非洲国家都是处于贫穷和后退的情形。甚至在今天，西方的跨国公司仍然操控那些对于非洲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产业，比如重工业、采矿业和制造业……[252]
中国媒体注意到杰克·斯特劳的看法，即中国今天在非洲的作为就是英国在150年前在非洲的作为，也注意到西方把中国的行为描述为“狭窄商业利益驱动下对非洲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253]中国媒体回应说这些并非非洲人的看法，而是那些“妄图挑拨中国和非洲之间关系”并通过创造一个“非洲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来封杀“新型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的西方人的看法。中国媒体拒绝这种指责，并且坚持非洲人“最了解什么是殖民主义。”[254]新华社和《国际先驱导报》对非洲舆论领袖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多数非洲人不支持“中国的威胁”这一论题。[255]
假如中国在非洲实行殖民主义者的话，那么它的资本积累方式应该具有殖民主义积累模式的一般特征：能够胁迫非洲精英做出让中国欢心的决定，进行种族压迫，通过垄断非洲的资源、贸易和劳工使中国致富等。然而，中国没有直接控制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相反，美国和英国目前仍直接控制了大多数的岛屿领地。现在所称的领地、属地、保护国或自由联系国拥有大约200万的总人口，并且是世界上真正存在的殖民地。作为联合国监督去殖民地化的机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列出了当今的殖民地名单：10个英国和3个美国的殖民地，还有1个法国和1个新西兰的殖民地。[256]美国的波多黎各拥有比其他殖民地加起来还多的人口，尽管迫于美国的压力，波多黎各于1953年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名单中消失，但是其殖民地化是为人们所广泛知晓的。波多黎各居民无权参与投票选举美国的议会和总统。相比它的宗主国，波多黎各很贫穷，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并且一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其经济就停止增长并且伴随很高的失业率。[257]
根据西方媒体的塑造，中国间接控制了两个非洲国家：苏丹和津巴布韦。并非巧合的是，这两个国家是美国和英国认为的“无赖国家”。[258]事实却是，两者没有一个显示出被中国控制的情形。相反，在“达尔富尔问题”期间，是联合国的特使领导了一个军事/民事机构，并且向苏丹当局发号施令。[259]当时，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苏丹公开指责联合国的“新殖民主义”，指责联合国未经苏丹同意就顺应美国要求在苏丹的达尔富尔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当时欧盟、非洲联盟和阿拉伯联盟都反对美国的这一要求。[260]
有不少评论暗示，中国对苏丹的影响力既来自在联合国制裁苏丹时庇护它，还来自中国对苏丹的军售、贸易和投资。[261]与同西方媒体的报道相反，[262]中国在苏丹问题上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投了弃权票而不是否决票。[263]中国坚称利用自己的渠道去设法影响苏丹，改善其行为。[264]2006年，联合国维和主管和美国特使在苏丹问题上赞扬中国帮助说服苏丹在达尔富尔接受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混合部队。[265]除美国外，联合国安理会所有其他常任理事国，以及非洲联盟和阿拉伯联盟都反对对苏丹的经济制裁。[266]当美国白宫谴责苏丹在达尔富尔制造“种族灭绝”的时候，[267]它本身也反对美国议会进一步制裁苏丹，并且阻止安理会制裁官员名单里包括苏丹的情报首脑，此人与达尔富尔的暴行有关，但他曾帮助美国对苏丹的伊斯兰教主义分子进行渗透。[268]
相比美国和英国的媒体，[269]中国反对经济制裁除了石油利益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中国驻南非大使注意到“从实际考虑，禁运和制裁解决不了问题，就如同武装入侵解决不了问题一样”。[270]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说：“制裁解决不了问题，却使当地人民贫困。”[271]事实上，研究表明，自20世纪初以来，施加制裁很少产生正面的影响。制裁使当地人民受害的程度与使用武力相当，侵害了当地人民的人权。制裁并不会削弱被制裁的政权，反而往往强化它。[272]
在达尔富尔问题期间，西方媒体断言中国在苏丹有独特的角色，认为“中国与苏丹的能源合约使苏丹得以放手继续在达尔富尔血腥的屠杀行动”。[273]然而西方媒体做此指责时，石油具有高度的可交易性；苏丹可以很轻易地在供不应求的市场上卖掉它，因为苏丹的经济正快速发展，[274]吸引着来自不同国家在苏丹石油和其他产业的投资，最突出的投资方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和马来西亚，[275]但只有中国在苏丹的投资被谴责。与美国媒体制造的印象相反，对苏丹实行武器禁运的是美国和欧盟，而不是联合国。在西方媒体就此指责中国的时候，俄罗斯是苏丹最主要的武器供应者，而中国似乎没有多大参与。[276]
因而，苏丹政权并没有特别地依附中国。中国与苏丹的关系远不像美国对伊拉克那样的掌控，美国在伊拉克参与它的安全部队，推动它的立法，支持特别政治势力等，[277]更不像古典现代殖民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所通常具有的高度控制。
同样，也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在津巴布韦实行实质性的影响。[278]非洲研究者克里斯·埃尔顿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参与比较有限，他们不愿意把自己批发给津巴布韦……最终，津巴布韦会难以支付中国人卖给他们的东西，因为这个市场不太好。”[279]尽管津巴布韦在2005年实施了著名的“向东看”政策，但那时中国只在不稳定的津巴布韦投资了大约1亿美元。[280]中国对津巴布韦的贸易只占中国与非洲贸易总额的不到0.5%，而且这么小的份额都不一定稳定，因为津巴布韦的领导人抱怨中国产品太有竞争力了。[281]事实上，南非控制了津巴布韦的电力、粮食和石油的进口，那才是对津巴布韦有很大影响力的国家。[282]
中国的确出售过武器给津巴布韦，但同苏丹的情况类似，联合国也没有对津巴布韦进行武器禁运，只有美国和欧盟有禁运。在津巴布韦放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从津巴布韦的白人那里——英国人认为是他们的“亲朋”——进行土地改革拿回土地后，英国从2000年开始主张对津巴布韦禁运武器。尽管如此，英国后来也出售武器零件给津巴布韦。[283]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制裁带来的后果是降低了津巴布韦人的生活标准，以及非政府组织被驱出津巴布韦。[284]正如津巴布韦的反对党所指出的，现在津巴布韦的经济非常不稳定，不能支付它购买的武器，而且中国实际投资也很小。在两国关系上，穆加贝总统本人也曾抱怨说两国关系带来的投资“成果很一般”，中津关系并不稳定，没有高层官员互访。[285]
从政治上来说，津巴布韦和大多数非洲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承认台湾，它们在国际组织中对中国的重要议题投赞成票，例如在2006年选举香港人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286]然而，这样的关系不能归为一位西方作家所说的“中国—非洲帝国”。[287]帝国的关联通常有一个战略—军事方面的维度，然而正如《纽约时报》的中国与非洲的观察员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中国不能被指控为利用向非洲推进的优势去加强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实际上，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返非洲的过程中，军事上的考虑只起很小的作用”。[288]
中国也不可能在非洲促进种族等级制度。我们在南非、坦桑尼亚、加纳和其他非洲国家的访谈中，发现很多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种族偏见。30多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民间对黑人的偏见和歧视是存在的。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对非洲人的访谈也表明很多非洲人知道这种偏见。[289]然而中国官方并不提倡种族主义，官方媒体也排斥种族主义的内容。[290]中国的主要报纸不会出版像英国《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的编辑百富勤·沃索恩这样的言论，“只有等白人再次接管其政治控制，否则非洲人永远都不会享受和平的祝福和繁荣，永远不会逃脱内战、饥荒、瘟疫和种族灭绝的诅咒”。[291]该报是英国当时执政的保守党的非官方喉舌。中国媒体更不会像《华盛顿邮报》的作者罗伯特·诺瓦克那样为奴隶制的正当性辩护，“如果没有奴隶制，非裔美国人甚至不会在美国”。[292]
指责中国为殖民者的人错误地把中非之间的经济不对称当成殖民主义。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在2006年曾说：他觉得有一个危险，中国有可能会像一个殖民国家一样通过购买非洲的原料而销售它的制造品。[293]这个观点是对殖民主义的误解：长期以来，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交易既是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特征之一，也是城市与乡村关系的特征之一。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我们不能把殖民主义和开发资源混为一谈。如果我们把开发资源当作殖民行为的话，我们会发现现在整个世界都在进行殖民行为”。[294]
原材料的开发或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交换远远不足以界定殖民主义。殖民经济统治是一个系统的、排他性的垄断，殖民者在殖民地经济的主要方面都享有特权，这一特权不仅相对于被殖民者，也相对于第三方。殖民体制下的原材料出售经常基于强制性的劳工和种植，而且往往由殖民政府或宗主国的特许经营公司垄断，如斐济的糖、扎伊尔的棉花和印度的鸦片。[295]事实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强迫废除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委员会之后，垄断和买主寡头垄断又回到了一些非洲国家。例如，在科特迪瓦可可销售委员会被撤销之后，可可销售给了西方三大巨头公司，而这些公司掌控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可可采购。[296]
非洲国家用原料与外国制成品进行交换，这的确对非洲没有好处。然而，仅仅这样的交换本身还不是殖民关系，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原材料供给并不一定创造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在1837年指出，美国将一半出口商品销售给了英国，而且都是原材料；英国将六分之一的出口商品销售到美国，并且这些都是制成品。英国驻美大使声称这种贸易把美国人置于英国人的权力之下。然而李斯特认为英国没有美国的原材料就不能生产出10倍于原材料价值的制成品，但是美国即便不从英国进口，也可以从其他国家买入同样的制成品。他总结说，“因此，从两方面说，英国在美国的权力之下”。[297]诚然，这不是说原材料和制成品交换的模式没有问题，但是这样的贸易本身不一定产生政治权力的不对称。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中国的加速发展降低了制成品的价格而提升了很多原材料的价格，一些经济学家建议非洲国家把精力放在原材料的出售，而不是制造工业品上面。这个主张是西方人而不是中国人提出的。然而把工业化放在次要的位置是（并且应该是）大多数非洲人所不能接受的。[298]事实上，当姆贝基说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交换模式可能是殖民主义的，他又强调说中国领导人可能预测到这一前景，“所以他们已经做了决定，必须与非洲合作共同发展制造能力”。[299]根据中国方面的数据，中国在2005年出口非洲的产品将近50%是“高附加值产品，如机械、电子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300]非洲报道显示，机械和设备产品是中国出口到非洲的重要产品。[301]甚至连把中国当作殖民主义者的人也承认：“中国获取石油、矿产、木材和棉花，在互惠的贸易下提供给非洲低成本的工业机械和高科技装备”。[302]
中国已经从南非购买更多的工业产品，这可能是姆贝基总统的评论产生的效果。[303]然而，无论怎样，发达国家从非洲购买自然资源是一个持续的掠夺和剥削。如果中国实现了其长远的策略，那么非洲被掠夺的程度可能会减轻：中国寻求通过与非洲政府谈判来在源头确保原材料的供应，从而绕过西方商品交易巨头主导的国际市场定价。[304]
美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在2009年有60%在资源方面，仅为当地创造了很少的就业机会。相比较而言，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存量在2009年时仅有29%放在矿业，包括在石油和天然气上。[305]在非洲，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开的工厂。[306]中国人也投资于资源开发，但是他们的活动与其他的外国投资者没有什么差别。英国学者斯蒂芬·陈是非洲独立运动的拥护者，他指出，“中国在资源开发上的投资实际上是有考虑的。如果我们拿赞比亚举例，在中国到那里之前，印度就已经投资采矿业了，而且是以资产拆卖的方式在做，但是中国人并不会那么做”。[307]在出口竞争方面，中国和非洲之间的重叠很少：在2001年，中国和非洲的出口相似性指数只有4%，是目前为止中国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中最低的。有重叠的主要是纺织品出口，但比例很小，其中乌干达为8%，埃塞俄比亚为4%，尼日利亚为1.7%。[308]有人说中国的到来使得非洲纺织行业收缩，但这一说法是不恰当的。正如一个南非的研究者已经强调的那样：
这些说法主要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因为在非洲大多数地区的中国公司并不会卷入与本地非洲公司的竞争，而是与其他国家的公司相竞争……中国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尤其在电信和建筑业，比欧洲或南非的公司要便宜不少。[309]
中国向非洲和全世界纺织品的出口增长部分地导致了好几个非洲国家就业下降的情况。[310]然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表明，中国也投资于非洲的纺织业：例如，在加纳的一半和贝宁湾三分之二的纺织业都是中国投资的，并且中国还承诺在其他西非国家建设纺织加工中心和服装厂。该研究还提到，为了进入欧洲市场，欧盟与非洲区域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应该鼓励中国在这些区域生产。[311]为了减少纺织品出口对南非的影响，中国已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到南非。[312]2005年初，美国结束在纺织品和成衣上对中国实行配额，这对莱索托和马达加斯加岛的纺织业出口美国带来了影响，但是由于两国政府鼓励本国纺织业发展高价值的产品，两国的纺织业后来也得以恢复了。[313]
世界银行已经把基础设施不足看成抑制非洲增长的主要内部因素。[314]世界银行主管非洲的副行长曾说过，很多非洲国家制造一件衬衫的成本与中国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当那些衬衫离开工厂的时候，低效率的基础设施使非洲的成本大大增加。[315]2006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为非洲基础设施筹措了126亿美元资金，高于经合组织给非洲基础建设的援助资金。[316]数十年前，发达国家就大幅停止资助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国公司的成本只有西方公司的25%。[317]西方公司通常期望15%～25%的利润率；大多数中国公司的利润率少于10%，还有多数接受3%～5%的利润率。[318]2006年，中国公司在非洲有超过600个的基础设施项目。[319]莫桑比克大约三分之一的道路建设项目由中国公司承建。[320]2006年，中国与尼日利亚在基础设施建设、发电及电信上的贸易额有30亿美元，并且获得了80亿美元的资金建造1315公里长的拉各斯—卡诺铁路。[321]一个西方的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的贡献再次提升了非洲的资产价值。[322]
一份非洲报纸认为，中国接受以自然资源代替现金支付的方式帮助一些国家绕过了“错综复杂的国际金融体系”。[323]2006年，中国提供给赤道几内亚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贷款是免利息且可以用石油偿还的。中国提供给安哥拉30亿美元的贷款利息是0.25%，[324]而且可以用石油偿还。一位研究安哥拉的专家指出，“显然，中国这笔生意背后的原动力不是金融利润”。[325]在苏丹，从苏丹南部通往红海的管道长1600公里，花费150亿美元，部分由中国建造，一位苏丹的伊玛目说这是“通过行政支付模式，最终我们会在没有贷款和利息的条件下拥有它”。[326]
在建筑和基础设施领域，中国公司很少与非洲当地公司竞争，它们通常雇用很多当地的工人；当有人认真监管的时候，中国公司的工程质量也很不错。[327]看到这一领域有人与西方人竞争，许多非洲人也感到高兴。[328]在工程条件艰苦的地方，中国公司往往是唯一的外国投标者。比如，埃塞俄比亚的麦拉维（Merawi）水坝项目有四个中国公司和一个当地公司投标。[329]美国—安哥拉商会的负责人说中国人“是唯一愿意”建造安哥拉基础设施的。[330]一家东非的报纸认为中国“投资于西方援助机构和私人投资者忽视的行业，如基础设施、卫生、交通、工业和农业”。[331]
参与非洲基础设施项目的中国人的生活条件不能与殖民主义者相提并论，也不能跟目前在非洲居住的西方人相比。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在非洲的生活条件和多数非洲人相同，并且以比他们勤劳出名，包括参与体力劳动。[332]在过去十多年，多达几十万的中国人来到非洲，大多数是小商人或基础设施项目经理、工程师和技工。在非洲从事工程建设的中国人拿的是发展中国家水平的工资，所以给东道国的发展降低了成本。据报道，2005年在安哥拉的中国工程师月收入约500美元，2～3人住一间房，自己煮饭。虽然近年来中国员工的生活条件和工资有所提高（如有些公司提供一人一间房），但他们的工资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同行。[333]少数中国公司拥有的矿产也不是最大型的。[334]总体上，在非洲的中国人还不是殖民制度里的“老板民族”，非洲人也没有把中国人当作殖民主义者。
因此，中国在非洲与殖民模式下的剥削方式没有实质性的相似，甚至不能说它是半殖民模式的超经济剥削，即“外国帝国主义者通过一系列的干预措施、机构和政策建立起自身的优势地位和半自治的操作——但不是统治”。[335]在半殖民制度下，或通过武装入侵，或通过强迫他国以改变其政治体制和经济系统为条件来获得外汇贷款和援助，外国人在半殖民地的土地上拥有特权。这是西方列强而不是中国的做法。美国有个“百分之一”主义，就是说武力或威胁可用于“教训任何胆敢获得毁灭性武器或以任何方式藐视美国权威的行为”，哪怕这个“胆敢”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336]而中国则“强调其对非洲的不干涉政策有别于那些前殖民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有位中国外交官在南非说：“不干涉是我们的品牌，就如同干涉是美国的品牌一样。”[337]在发展话语和政策上，中国对非洲“不是指令性的，用一句话说就是‘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平等且互利”。[338]连博茨瓦纳总统莫哈埃，一个完全支持自由民主体制的领导者，都曾经评价中国和西方的不同：“中国平等待人，而西方对待我们如同对待前从属国。”[339]
然而也有很多西方分析家没有用殖民主义，而是用“重商主义”[340]来概括中国的非洲政策。英国的社论甚至用“赤裸裸的”或“粗鲁的”重商主义来描述中国和非洲的关系，[341]并且把原材料与制成品的交换或资源购买与重商主义混为一谈。重商主义假定一个有限的全球贸易额，它兴起于17～18世纪，以民营企业活动为主，但是由国家推动某些特定产品的出口、限制某些特定产品的进口、实行高关税壁垒、追求金条和贸易顺差。比如，英国的重商主义用法律强行排挤在美洲南方殖民地的所有外国商人，并且要求殖民地从英国获取制造品、奴隶、资金和信贷。[342]
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没有包含重商主义的元素。中国没有从与非洲的贸易中追求贸易顺差，相反还有一些赤字。[343]中国没有把特定产品强加给非洲，[344]反而一般性地支持贸易；中国也没有限制从非洲进口，反而通过取消或降低关税推动相互之间的贸易。[345]相反，美国和欧盟通过高关税遏制一些特定的从非洲进口的农产品，并补贴本国的农民。[346]把中国的行为单独拎出来，批判其为“重商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发达国家采取同样的方法去得到它们所需的产品。例如，人们已经注意到：
［除了苏丹以外］安哥拉和赤道几内亚是另外经常被用来说明中国人的行为无视人权的两个非洲国家。在这两个国家，西方的和亚洲的石油公司在寻求合同上并不比他们的中国同行缺少热情，但是北京愿意用慷慨的政府贷款和投资去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获取石油合同。[347]
重商主义标签是用来当作中国和非洲关系的一幅政治漫画，没有分析性的内涵。它曾经是推动发展欧洲殖民主义的一个机制。把这个标签贴在中国在非洲的行为上不合时宜。正如南非的一位经济分析家强调的那样，中国的介入推动了已经被西方厌弃的非洲经济，导致“在历史先例中，今天的非洲对于中国如同大洋洲和阿根廷对于美国和19世纪后期的欧洲大陆：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区提供资源给资源短缺却经历着资源密集型经济发展阶段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工业的起步和大规模的城市化相伴发生”。[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