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中国是殖民者”的话语政治

上文给出了分析家们对教皇言论的剖析，在我们看来，西方媒体关于中国是殖民者的话语与教皇关于伊斯兰的话语有着类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①显示自由政治制度的优越性；②打击在政治领域的相对论；③展现西方的影响对非洲发展的必要性；④遮蔽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侵害；⑤拥护西方新自由主义对国家主导发展的否定；⑥加强原宗主国的民族主义，助推它们在未来与中国竞争。

之所以认为这两种话语具有相似性，是因为两者都涉及了战略竞争。教皇的对手是伊斯兰主义和世俗的力量。虽然中国官方不提“北京共识”，但中国的批评者坚信“北京共识”挑战了“华盛顿共识”，有些人认为这两种共识代表了两极世界。[349]由于预设了战略竞争的框架，因此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在西方被压倒性地描绘为利用了无助的非洲人。如有分析家观察到：“大多数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报道沿着这条思路——非洲无比贫穷、腐败，且无能力恰当地管理好自己的事情，而中国是贪婪和言而无信的，那么这样的后果只能是灾难。”[350]

西方所谓“中国是殖民者”的话语旨在把中国在非洲“非常自私自利，如果不是掠夺”的行为与西方对非洲的善行作对比，以显示自由主义政治系统的优越性，打击在政治领域的相对主义。[351]但在贸易和投资上的实际情况难以支持这种对比，因为西方公司在非洲大量地开采其自然资源，所以西方对非洲的善举只是在捐赠和贷款方面。[352]然而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是：非洲在1970～2002年从西方和西方国家控制的实体获得了5300亿美元的捐赠和贷款，但是同期偿还了西方5400亿美元的债务。撒哈拉以南非洲仅在2003年就偿还了86亿美元的贷款利息。八国集团和国际金融机构在2005年取消了14个国家的债务，但是非洲的债务仍然维持在约3000亿美元。2005年，西方许诺给非洲500亿美元的援助，但其实没有这么多，因为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已经许诺或重复计算的。发达国家把对非洲国家的债务减免和在难民方面的支出也算成发展援助。非洲农业提供了大约60%的就业，但是农业援助的比例在1990～2002年下降了43%。除紧急援助、粮食援助和行政开销外，项目方面的援助比例从1980年的62%下降至2005年的41%。[353]获得援助和债务减免的条件往往是在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尤其是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354]从事国际发展方面的慈善组织“基督教徒救援会”于2005年公布了一个测算结果：在过去的20年里，自由贸易使撒哈拉以南非洲损失了2720亿美元。[355]对国际金融机构在20个国家的项目分析发现，其中18个项目包括了私有化，[356]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也承认，私有化显著降低了就业。[357]

中国给非洲提供的基础设施贷款[358]被一位西方分析家批判为“无赖的发展援助”。[359]2004年底，贫穷国家欠中国50亿美元的债务，[360]但是中国对低息或利息贷款的减免“有一个有序的时间表”。在2006年之前，中国免除了负债沉重的非洲国家在2005年底到期的14亿美元的债务。[361]2006年，中国免除了非洲贫穷国家2005年底到期的债务。[362]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警告中国不要让非洲陷入债务陷阱，然而加纳的一家报纸指出：[363]

这些来自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友善忠告”一定要很小心地看待，才不会忽略其宣传成分……中国已经成为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制衡力量和竞争对手。这恐怕是“友善忠告”的理由吧？[364]

中国的援助有很大一部分进入非洲，最近非洲收到的援助占中国发展援助总额的44%。[365]相反，美国对外援助的三分之二提供给了两个国家，即以色列和埃及，就如《纽约时报》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美国援助是“为了战略上重要而非真正需要援助的朋友……这些援助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利益，但不应与发展援助相混淆”。[366]尼日利亚的一家报纸指出，中国给非洲的援助已经“在过去10年中增加了数十倍，在2005年达到47亿美元，而10年前是1亿美元。这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法国和日本在内的捐助者”。[367]

中国的援助主要显示了软实力。与殖民地“开发”和当前多数西方援助不同，中国的援助没有显示出在政治上掌控非洲和制造非洲经济依附的意图。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弗里德里克·艾伯特基金会指出，“非洲依赖于欧洲和美国援助的典型关系模式已经被中国打破”，非洲人感受到中国是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而西方通常认为非洲是“贫穷和匮乏的”。[368]

中国与西方对非洲的援助有所不同。大多数的西方援助只能用于私营事业，相比之下，中国援助可以用于国家启动的项目。中国的援助大部分用于基础建设工程，因此更能产生有利的社会结果，例如，“水电大坝、铁路、公路和光缆，无论政权多么腐败，这些基础建设都有利于普通大众”。[369]这就不同于西方政府对非洲国家政府的援助，[370]西方的援助进了政府财政，往往肥了非洲官员的腰包而难有切实的成果。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包括英国）都进行捆绑援助；美国大约80%的援助要求从美国购买产品和服务。据联合国估算，2003年，捆绑使非洲接受的170亿美元双边援助实际少了16亿～23亿美元之多。中国的援助通常不是直接捆绑。例如，中国向安格拉发放的20亿美元用于基础建设的贷款规定，30%的工程预留给安哥拉公司，其余70%的工程要公开招标。[371]

中国最有效的对非援助项目是教育、培训和医疗健康服务。2012年以来，每年有6000名非洲学生得到中国给予的奖学金在中国学习。2015年，同时有4.1万名非洲学生在中国留学。[372]殖民制度最多把本地人培训成职员，与此不同的是，大部分非洲学生经过中国的教育培训将成为医生、工程师、农学家和科学家。[373]2004～2006年，约有1.1万名非洲专业人员（主要受雇于国家）在中国进行培训。2007～2009年，还将有1.5万名专业人员在中国接受培训。[374]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超过1万名中国农业技术人员前往非洲从事200多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农业合作和人员培训。[375]根据中国卫生部资料，从1963年起，2万名中国医疗人员共在47个非洲国家治疗了2亿多病人。[376]殖民者与此不同，他们认为非洲居民在生理和精神上存在低劣性，从而容易具有某些病态。他们破坏了殖民地本土的保健系统并使本土保健知识边缘化乃至消失。他们培育了专业化的非洲医疗模式，这种医疗模式甚至在今天还反对采取（中国）“赤脚医生”的医疗模式，尽管这种模式最适合非洲的医疗需要。[377]派遣中国专家到非洲提供医疗援助和非洲人员在中国接受培训并返回非洲构成了“人才流入”模式，这与非洲“人才流失”到美国和前欧洲殖民国家的状况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78]

“中国是殖民者”的话语试图强调西方国家的影响对非洲的发展既是必要也是良性的，正如塞内加尔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在10年之内，中国已经改变了非洲的势力格局，使美国和英国的影响退到第三和第四位，并与法国这个非洲大陆第一位的经济和商业合作伙伴相竞争。这些国家正在为这样的情况所烦恼。”[379]

中国的出现改变了非洲精英们曾经对“华盛顿共识”的稳固支持。有位尼日利亚学者说道：

与西方国家的政策相比，非洲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公民社会和大众媒体普遍认为中国是“另一种”政治和经济模式。非洲知识分子希望中国可以预示着一种全球多极化的回归，在这种情形下非洲和发展中国家将会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比现在更大的作用。尽管中国并不是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也不采取国际金融机构（IFIs）所推崇的经济政策，但是它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个主要经济力量的出现，使非洲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产生了巨大的兴趣。[380]

遮蔽殖民主义历史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西方殖民主义崇拜者想挽回殖民统治的正当性，在道德上诋毁发展中国家，为制裁和武装干涉“流氓”国家铺平道路。如果殖民主义的正当性被挽回，今天和未来的殖民式军事占领将具有合理性。

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必然会反对国家主导的发展，因为非洲的主要国家在很普遍地谈论“中国模式”。[381]甚至在那些和美国结盟的非洲国家，人们也赞赏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的某些方面。[382]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模式的前提是拒绝西方的自由民主，因此赞赏这样的“模式”就被认为挑战了西方为发展开出的政治经济药方。[383]中国最成功的援助是仍然具有社会主义遗产的那些项目，例如建造国家基础设施。这受到西方的嘲弄，但是非洲人民称赞政府大楼和运动场等设施的建造。在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有记者问一个在议会大楼工作的保安怎么看待中国建造的这栋议会大楼时，保安评论道：

在一个腐败的国家，建造一个这么大的建筑还是挺好的，人们可以来到这里讨论政治。这样的援助至少有东西给我们看。虽然也有其他国家给我们钱，但是政客们吞噬了金钱，像我这样的百姓什么都看不见。[384]

所谓“中国是殖民者”的指责强化了殖民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主张，因此在西方保守派中起到了推动民族主义的作用。他们会说，毕竟，中国正在这样做。同时这一指责也试图增强西方自由派的民族主义和西方国家同中国的竞争，让西方的自由派相信他们的国家因为推崇“自由”而早已废除殖民体系，而中国正在推行一个退化的和压迫性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