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邂逅”单身汉

为什么关注单身汉，总要有个理由吧！

童年的记忆，幼年的好奇，成年的感触……

总之，我想说说他们。

 

陈伯被马蜂蜇了，然后死了。

彭五救了四爷，最后不见了。

没钱的单身汉，一元钱可以观看……

缘起

在结束对农村单身汉调查的一个多月里，我试图思考“究竟是什么让我对研究农村单身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问题，以便对这两年来，付诸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物力和情感的社会调查做一个简要交代。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迄今也难以完全说清到底是什么力量迫使我走近农村单身汉，并走进他们的生活之中，与他们面对面地交谈，体验他们的生活境遇。

一 陈伯被蜇

我出生在皖南大别山区的一个村落，交通闭塞、资源匮乏、教育落后、村民们思想保守，贫穷村落所具有的特点，这里一样也不少。在这个闭塞的小山村里，没有娶上媳妇、终身打着光棍的人不在少数。虽然那时我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娶不上媳妇，但从大人鄙夷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他们是一群不受欢迎的人。多数时候，他们在村民眼里是可有可无的。

当然，他们也有受村民欢迎的时候，每年的“农忙”就是这样的特殊时期。“农忙”在我家乡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叫“双抢”。“双抢”指的是“抢收”和“抢种”。应季节变化和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农民要在最短（也是最佳）的时间内把成熟的谷子收割、脱粒、晒干并储仓，同时将空出来的稻田再耕种，插上新的秧苗，以备下一季之用。这两件事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就使得“双抢”成了村民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双抢”的时候劳动力匮乏是普遍现象。短短的十来天里，老人和孩子都成了家庭劳动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老年人在家做饭，翻晒稻谷，孩子们做一些诸如拾稻穗、拔秧苗等力所能及的事情。单身汉在此期间更是成了许多村民眼中的“抢手货”。他们多数身体健康，能干活，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多数是“五保户”，少有土地，是“清闲”人员。所以，在农忙期间，很多家庭都想让这些单身汉到家里帮忙搞“双抢”。只要给他们吃饱、喝好，再额外给他一包廉价的香烟，他们都会很卖力地帮你干活，而不需要另外付给报酬。许多村民都觉得无论平时多么鄙视这些单身汉，但此时此刻，还是需要“巴结”一下他们，请他们来家里帮忙。因此，在农忙时节里，单身汉的“帮工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对于单身汉而言，这段时间也是一年中最为“风光”的时刻，头抬得要比平日都高。他们也会趁此机会，对那些平时“极度轻视”他们的村民的帮工请求说“不”。结果当然是被恼羞成怒的村民骂个狗血淋头。对骂一阵之后，单身汉们觉得很解气，因为这是一年中唯一“报复”的机会。

到了冬天农闲的时候，单身汉们都变得萎靡不振，无精打采起来。多数单身汉都是这般模样：穿着破旧的棉袄，看上去体态臃肿、行动迟缓，斜靠着村头的土墙或者坐在墙根儿底下晒着太阳。过往的村民对他们或漠然视之，或取笑一番。村子里有个叫癞痢的单身汉，因为他头上长着癞头疮，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癞痢（我从未听人提起过他的真名，也许他从未有过真名）。因为癞头疮的缘故，他也经常成为众人嘲笑和戏弄的对象。据大人们说，只要天气要变化，他头上的癞痢就会变得通红，很多人看到他满头通红的癞痢就会故作惊呼“不得了啦，癞痢头变红啦，明天要下雨啦！”他在众人的一阵哄笑声中，瞪了众人一眼，嘴里咕噜着骂人的话，没有人听懂他骂什么，所以笑声过后，又归于平静。不仅大人们经常取笑他，村里面的孩子也是如此。孩子们趁他转身之际，往他的破棉袄里塞一根枯枝，在他拖沓脚步行走之际，枯枝也随之一颤一颤的，像极了动物的尾巴，孩子们一阵哄笑，他自己却全然不知。自记事时起，爸妈就不允许我和这帮孩子一起捉弄单身汉，说他们这么可怜的人，不同情也就罢了，但若是戏弄人家是极不道德的。

此后发生的另外一件事，让我对父母的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是个夏天的傍晚，一阵喧闹声中几个大人抬着一个被马蜂蜇得满脸红肿的人直奔村部医疗室。后来，听邻居们说这个被马蜂蜇的人是陈伯（一个老单身汉），由于医疗室医疗条件有限，在经过简单处理后，就转往县城医院救治。因山高路远、路上耗时太长，加上伤势过重，在到达县医院时，陈伯已经没有了呼吸。他是怎么招惹马蜂的？有传言说是他在偷别人南瓜的时候，不小心碰了马蜂窝，后来才知道那是村里对外界（乡镇调查组）的一种说法。真实的情况是陈伯在自家池塘里洗澡的时候，被村头几个调皮的孩子拿走衣服。陈伯抄近路去追的时候，不慎碰了灌木丛里的马蜂窝，才被一拥而上的马蜂蜇到。当时，陈伯由于没有穿衣服，身上多处都遭马蜂蜇伤。那时正值盛夏，也是马蜂毒性最大的时候，加上村子诊所条件有限，结果就丢了性命。事后，村长带领一行人（其中有两名乡镇联防队员）来村子里做调查，发现他（村长）的亲外甥也是那群“惹事”孩子中的一个，最后调查不了了之。村里按照五保户的标准对陈伯的后事进行处理。村里多数人知道真相，却没有人愿意为这样一个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妻子儿女的单身汉伸张正义。那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时的我虽然对世态炎凉没有什么体会，对意外死亡也没有多少认识，却对父母给我的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应该多一份同情，多一份关爱。或许我选择农村单身汉这个课题或多或少是受到了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之故吧。

二 彭五走失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对单身汉的印象大多是离散的或片段式的，很少能够对一个单身汉有完整的生活印象（这可能与我年龄小，接触他们的机会和时间少也有关系）。但彭五是个例外。彭五本是四爷收留的一个外乡流浪汉，四爷和我的爷爷是同胞弟兄，我小的时候经常随爷爷到他家去串门，因此得以接触和熟悉这个被四爷收留的单身汉彭五。彭五生平不详，据说是外地闹水灾而一路乞讨来的乞丐。彭五是四爷给起的名字，因为是大年初五收留他的，随了四爷的姓。据四爷说，收留彭五纯属偶然。那是一年冬天，四爷的猪圈里不知何时住进了一个乞丐。四爷发现他时，已经住了有些日子了。猪圈已多年不养猪了，平时只做仓储之用，圈里堆放着一些杂物和做柴火用的麦秆，对流浪汉而言倒是个不错的御寒之所。四爷心肠好，没有赶走乞丐，只是叫他不要把柴火引着了。次年正月初五发生的一件事让四爷决定收留这个流浪汉。那日凌晨，四爷去茅房，在回来的路上，因地面结冰不慎摔倒，摔折了腿，怎么也爬不起来。外面天寒地冻的，四爷心里嘀咕着要没有人来搀他恐怕要被冻死。正在四爷准备扯嗓子叫人的时候，一个人把四爷抱起，送回屋里。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住在四爷猪圈里的流浪汉。天亮后经医生诊断，四爷的大腿摔折了。这里需补充交代一下，四爷膝下无子，两个女儿早已出嫁，四奶奶去世以后，四爷就一个人过。流浪汉伺候四爷，直到痊愈。四爷感念流浪汉的帮助，就收留了他。自此彭五也就成了四爷家庭中的一员，也日渐为我们村庄上的居民所熟悉。农忙时节，他留在村子里帮助村民们搞“双抢”，从来不收人家一分钱。农闲的时候，他就到外地拾荒，一般到年底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总是将捡拾到的一些“有用”的东西分给村民们。在我印象中，彭五很少说话，高兴的时候，总是咧嘴憨憨地笑。

后来，四爷去世了，彭五回村子的次数逐渐变少，有时候过年也不回来。彭五也慢慢从人们的记忆中退出。只是在农忙的时候，可能有人会问“彭五今年怎么不回来了”。到年底的时候，偶尔也会有老人念叨“彭五怕又是不回来了”。再后来，我去县城上学了，再也听不到任何关于彭五的消息了。有一年寒假，我忽然想到了他，就随口问奶奶，奶奶说“他已经多年没有回来了，怕是死在外面了！”听到奶奶的话，我心头忽然涌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凉。

此后，随着在外求学、工作，我对家乡的单身汉了解得越来越少。我对他们的记忆永远停留在年少时期，对他们的印象也完全是来自一个孩子的眼光和心理感受。根本不懂去思考单身汉的命运、生活境遇，更不会设身处地从单身汉的立场看待他们所遭际的社会问题。所幸的是，在读博期间的一次读书会上，农村单身汉话题被重新提起。我才忽然想到自己身边曾经有过这样一群人，也曾亲眼看见过发生在这群人身上的一些事儿。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鲜活的画面，并萌生了要系统研究农村单身汉群体的想法。此后，农村单身汉就成了我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对象。

三 乡村性交易场所

在决定系统研究农村单身汉之后，自然需要处处关心和收集与单身汉相关的文献和资料。这既为了自己对这一群体的生活样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也为下一步更深入的田野调查做好准备。

2011年10月我到北京出差，一个在北京工作的朋友接待了我。在闲聊间，我向他透露了自己打算研究农村单身汉的事。一方面，希望借助他的人脉圈，帮我寻找可能的研究地点；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从他的立场出发给我一些有益的启示与建议。得知我要研究农村单身汉时，他立即推荐我去看正在北京举办的一个艺术展，他说几天前他们单位组织观看了这场艺术展，感触很深。他相信我在那里一定会找到“灵感”。我从未看过艺术展，也一直担心自己没有审美的眼光，而误读了艺术家的意思。要在以前，我定然会拒绝，但那一次我竟答应了。在回宾馆的路上，我想能这么快答应下来或许与我在别人的“地盘”，受到人家的邀请不好意思拒绝有关系吧。

展出是在新开张的北京晞望艺术馆（晞望艺术馆坐落在宋庄小堡村）。尽管它在北京郊区，但由于公共交通便捷，我从大北窑乘车，全程仅用了一个半小时。抵达艺术馆大厅前，一眼就能看到这次展览的大幅海报。海报的顶端是这次展出的标题“凤凰·西去20000米”，副标题为“当艺术家踏进湘西苗寨”，海报的背景则是一组苗寨的村落（图0-1）。当我看到这样标题的时候，心中油然生出一种好奇感。因为这样的标题不仅富有诗意，而且散发着浓厚的学术气息。难道人类学田野方法也能在艺术领域派上用场？抱着好奇的心态我跟随参观人流观看展览。观看全部展出后，我发现人类学田野方法竟与艺术能有如此完美的结合，也颠覆了我之前对艺术的粗浅之见。这次展出是艺术家们通过田野调查方法所获得的对湘西农村的一次最真实呈现。艺术形式多样化是这次展出的一大特点（例如绘画、雕塑、纪录片、照片、文献、实物场景等）。它多角度、全方位地向观众呈现湘西苗寨村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让现场的观展者如临其境。所不同的是，人类学家是用文字记录一切，而艺术家们则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展示田野考察的成果。

据举办方介绍，“凤凰·西去20000米”艺术展是卯丁先生和他的艺术家友人历时两年多，十数次出入湘西苗寨进行深入观察、访谈、调查的一次艺术文化人类学成果展。艺术家们通过艺术创作的形式，将一个真实的湘西苗寨农民生活图景搬到了城市空间，向观众展示了一幕幕十分真实且震撼力十足的农村生活场景。令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现场展出的“乡村性交易场所”。这是一个简易木质结构的小房子，它以全尺寸在现场复制出来。据主办方介绍，为了展出的效果，大多数物件（包括性交易场所）都取材于湘西当地，然后聘请当地工匠在展出现场重新搭建，力求复原最真实、最原始的场景（图0-2）。它让观展者感受真实的农村生活，如身临其境一般。相信看过展出的观众一定会为乡村简易性交易场所的情景震撼到：这是个简易板房，不到十平方米，狭小的空间里，除了能放下一张床以外，留下来的空间只够一个人侧身走过。靠墙放置一张不怎么结实的木板床，凌乱的被褥随意地堆放在床上，看上去脏兮兮的。一件酱紫色的乳罩遗落在床头，地上放置了一个暖水瓶和一只旧木盆。吃完方便面的纸盒和香烟头堆满了墙角，地上还散落着数团用过的卫生纸。四壁的劣质刨花板因年久而变得破旧不堪，黏合胶水已部分失去黏性，让刨花板露出了基质部分，用手轻轻一抠，便成一个窟窿。据现场解说员介绍，到这样场所来消费的多是当地“有钱”的单身汉，而为他们提供性服务的则是当地的村妇，一次二三十元不等。那些没有钱“消费”的单身汉，则可以花上一元钱，透过刨花板上的小孔，观看活春宫式的“表演”。现场带来的视觉冲击和解说员细致入微的解说，让每个观展者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一幕幕乡村性交易场景，触目惊心。在这场交易中，村妇们用原本唯一属于他们丈夫的“性交权”换取一家人的生计，而性饥渴的单身汉们则从自己有限“生计成本”里节省出一大部分，用于满足自己“生理之需”。这一切尽显“和谐”，却又有些“荒诞不经”。农村的地下性交易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农村的性比例失衡、适婚女子外嫁、配偶资源外流等当前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当城市化、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单身汉嫖娼的画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不得不使人思考，新农村建设、社会发展之于农村单身汉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

观展结束后，我陷入了沉思。对农村单身汉这一特殊群体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极为迫切。我甚至还萌生了重走艺术家之路，去湘西凤凰的苗寨进行再调查的想法，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这次展览让我收获颇多，从艺术展上获得的对当下农村单身汉生活的真实观感，让我坚定了对单身汉这个特殊群体进行深入研究的决心，同时这也成为我克服此后调查中出现的种种困难的动力。

四 小人物命运

诚然，社会精英的存在对这个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作为社会学研究者，更应该去关注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关怀位于社会边缘的弱势人群。历史并非只由风云人物来写，也不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大事件的组合。历史的每个角落里都有并不引人注意的小人物的存在，他们都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构筑了历史的真实。关注小人物，关爱小人物，小人物命运的改变或许就是历史的进步，小人物的历史也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对构筑历史真实的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关注，书写小人物的历史命运，成为我选择农村单身汉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又一原因。我希望透过这一研究可以让人们认识、了解并关注这一特殊的、正在日益壮大的特殊群体，关注他们的命运和未来。

坦诚地说，当初打算研究农村单身汉时，我的理想远比这一想法“宏大”。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调查，用翔实的资料客观呈现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样态，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相关部门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可行的方案。记得我当初提出研究设想的时候，导师就善意地提醒我不要对自己的研究期望过高。他的意思是单身汉的大量出现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无解”的社会问题。随着调查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老师判断的准确性。在调查中，当我面对单身汉父母亲的时候，当他们诉说着单身儿子在说媳妇过程中的种种遭遇的时候，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忧虑、怨恨与自责。从他们的眼神里，我意识到自己不只是一个倾听者，他们也希望从我这里获得“答案”。可实际上，我除了倾听之外，什么也做不了。面对他们的诉求，我只有认真倾听，真实记录，希望这些能够让讲述者获得些许安慰。原因很简单：因为无论付诸怎样的努力，也难以让单身汉们达成他们简单的愿望——娶个女人做媳妇。这让我想起了那些曾经在湘西做田野调查的艺术家，他们最后一次访问苗寨时，给当地的单身汉们带去了充气娃娃，这一举动在媒体的报道下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说艺术家“俗”不可耐，有人认为他们是在自我炒作。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也认为艺术家们有作秀的“嫌疑”。此番亲历田野之后，我才体会到经历田野调查的艺术家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是用心良苦。

如果我不亲历田野，与这些研究对象面对面交谈，与他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站在“他者”的立场去感受他们的心路历程，是难以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企盼和需求的。从而，也就难以真正理解这些艺术家“所作所为”的初衷了。面对单身汉们的诉求，身为研究者我们也无能为力，毕竟我们不是上帝，不能从单身汉身上抽根肋骨，变个女人，就解决了单身汉的问题。研究者只有带着一颗善良的心，真心地希望为他的这些往昔的研究对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在后期的田野调查中，也遭际了艺术家们同样的心境，与这些研究对象交往越久，这种心情就越是复杂，身为研究者的无助、无力之感越发沉重。

即便是今天，当我坐在城市的高楼里，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景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几个月前那些曾与我面对面交谈的单身汉的身影，那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神”似乎要我给出一个答案或帮他出个主意。想到这些，心里总有种不安和负罪感。田野地点对于我而言是短暂的调查之地，对于他们却是终其一生的生息之地。我“逃离”了田野，重新回到了城市，而他们依然要在那曾经贫瘠的地方艰难地度日，为着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愿望——娶个女人成个家，了却全家人的心愿而努力着、拼搏着。残酷的是，这个简单的愿望，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单身汉而言却只是个美丽的幻影而已。他们中的多数人注定要孤独一生。

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个曾经在我心里叨念无数遍的话语，此刻变得沉重。我能做的也许就是提起笔来把几个月以来与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真实地记录下来，向更多的人讲述他们生活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心路历程，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关怀这样一个隐现的弱势群体。尽管这解决不了他们的根本问题，但更多人的关爱与关怀，也许会为他们单调清冷的生活注入些许温暖。

五 数字背后的社会学问题

（一）数字背后的社会学意涵

率先关注农村男性陷入婚姻窘境的是人口学家，他们通过翔实的数据，在对中国人口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中，发现了农村性别失衡的事实，进而提出了这样的假说：按照现有的出生性别比与生育率下降情况，考虑婚姻匹配的若干因素，在若干年后，中国将会有规模庞大（3000万～4000万人，有的学者预测则更高）的男性人口无妻可娶，终身打着光棍，农村将成为他们的主要聚集区。届时边远的、贫困的农村地区可能出现光棍村现象。

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4岁以下儿童的性别比超过了120，而这一年龄组的正常性别比是105左右。实际结婚情况，同样也反映在2010年的调查数据中。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5～34岁年龄段中，未婚比例为64.1%，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了13.8个百分点。25～29岁年龄段人口中，未婚人口比例为42.7%，也比10年前有所增加。而在30～49岁年龄中，未结婚的男女性别比高达240。据此，有学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男性群体中将有10%的人不能如期找到配偶，其规模大概是3000万～4000万人，形成名副其实的光棍阶层。与此同时，国外媒体和学界也对中国的性别比异常及其可能引发的安全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相关数据指出：到2020年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的年轻人中将有12%～15%的人“打光棍”。如果上述的数字及其看法仅代表学者个人的观点，那么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则代表了官方的观点。该研究报告指出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男性可能面临“无妻可娶”的事实，这可以看成是官方首次对“即将出现的3000万光棍”这一数字的公开承认。

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数据和研究假设得出来的单身汉规模可能有较大的出入，其范围大概是3000万～6000万这一区间。但不管是3000万还是6000万，未来中国农村的光棍阶层都将是一个庞大得令人吃惊的数字。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担忧。这一数字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学含义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二）折射出诸多社会问题

农村单身汉研究从属于婚姻家庭研究的范畴。婚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社会制度，而家庭则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细胞，婚姻家庭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婚姻家庭研究看成社会变迁研究的“观景之窗”。婚姻模式、形态和变迁都能够反映社会的发展和制度变迁的方方面面。反过来，对于婚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也可以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中寻找到答案。因此，在社会学研究里，婚姻家庭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至今仍然是最为活跃的研究议题。

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的发展，人类婚姻家庭的许多方面出现了与以往社会不同的变化，甚至有些国家存在着“社会发展”与“家庭崩溃”并存的奇怪现象。这正如社会学家波普诺所说的“在美国，如果你打算参加政治竞选，说服人们给你投一票的最可靠、最切实际的办法就是要表明你关心美国人的家庭问题，强调你将努力地重建过去的家庭价值观……”由此可见婚姻家庭研究的重要价值。婚姻家庭研究同样也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创造过辉煌。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里，许多社会学家都选择以婚姻家庭作为立足点，推进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在20世纪30～40年代，产生了一大批婚姻家庭研究名家名作，如，潘光旦所著《中国之家庭问题》、李景汉的《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孙本文著《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以及费孝通的名篇《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等等；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学被取缔，婚姻家庭研究进入相对沉寂时期；20年后，社会学学科得以重建，研究者们再度以婚姻家庭研究作为立足点，续写中国社会学之辉煌篇章。就此而言，婚姻家庭研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农村单身汉问题，属于中国社会婚姻家庭问题的一个部分。与以往的婚姻家庭研究不同，我们选择的是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结婚成家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这部分人多数聚集在农村，都是被迫（非自愿）的不婚者。探究这一特殊的、日益兴起的群体，可以让我们洞悉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诸多社会问题。如，农村改革、人口流动对婚姻模式、择偶类型、爱情观念有着怎样的影响？城市化、工业化对传统的农村家庭关系构成怎样的冲击？金钱、权力与女性资源的流动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三）重构研究中被忽视的“农村单身汉”群体

单身汉现象并非独属于今日之社会，相反，它在许多社会中都存在。无论这个社会制度形态如何，也无论这个社会经济是富庶还是贫穷，单身总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在今天也成为一部分人自愿的生活方式。但今日之中国所出现的单身汉则呈现不同于以往社会的诸多特点。一是潜在的单身汉数量之大，分布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按照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单身汉规模至少在3000万之多；二是中国的单身汉人口多集中在贫困、边远的农村地区；三是他们多属于被迫（非自愿的）不婚的人。这些人自身条件差，处于社会底层。一旦他们不能如期地结婚成家，他们可能又会走向社会底层的边缘。它的形成远远不是一个“贫困”所能解释的，也不是仅仅依靠制度性手段便能将他们硬生生地与主流社会套牢，以化解危机。对这一特殊的、日益壮大的群体，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系统梳理相关的文献后，我们发现在既往的研究中，学界并没有对“农村单身汉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相反他们被各种各样的显性的社会问题所遮蔽。例如，在社会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农村单身汉仅仅是贫困的后果之一，在整个研究中，单身汉问题只是作为“陪衬品”而出现。在婚姻研究中，单身汉仅仅作为农村婚姻研究这个“面”中的一个“点”，而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随着乡城人口流动的持续增加，农村单身汉又被农民工大军所淹没，他们的婚姻问题被统摄到“农民工婚姻研究”的主题之下。而在当下，将单身汉放在农民工或者流动人口的婚姻问题中来研究，是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做法。

令人欣喜的是，这一特殊群体的兴起，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却给新闻媒体工作者和艺术实践者带来了灵感。新闻媒体和艺术家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对这样一个日渐兴起的特殊人群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和关注。例如，2007年《南方周末》记者在贵州省牌坊村采写了一组关于光棍村的报道，用了大篇幅的版面描述了贵州贫困地区的光棍村现象以及光棍村里光棍们的生活境况。该报道一出，即刻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地方媒体纷纷效仿。光棍村似乎成了这些地方媒介的固定选题，几乎每年都会刊出一些关于光棍村或者光棍生活境况的报道。例如，2009年《华商报》以“中国光棍第一村”为题报道了瓦房村的情况，8户人家10个光棍，20年没有娶回一个媳妇。2010年荆楚网记者对湖北的光棍村进行了报道，600多人的村庄，100多条光棍。同年，独立电影导演郝杰，把河北省顾家沟村的真实光棍生活搬上了银幕，影片中以写实的手法展现了农村光棍汉的生活场景，引起国内外观影者的强烈反响。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部独立电影，并未进入正式电影院线放映，却荣获了第十一届东京Filmex国际电影节、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等的多项荣誉。如果把电影和美术都归为艺术之类，电影导演和画家都是艺术实践者的话，那么我们又会看到，他们几乎在同时，对中国社会兴起的这一特殊群体投入了关注和热情。就在《光棍儿》电影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以卯丁先生为主要策划的艺术家们则把两年来在湘西凤凰古城苗寨村落的田野考察，以艺术展出的形式呈现于公众面前。单身汉与村妇的性交易场所活生生地被复制出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和强烈的心灵震撼。可以说，在学术之外，农村单身汉们得到了大量关注。相比较而言，学术研究中，却缺乏对农村单身汉群体的深入发掘，缺乏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倾听他们的内心独白、站在他们的立场、体验其生存窘境和生活境遇。

就此而言，将农村单身汉作为一个独立群体或阶层去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同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