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多国公司：当代帝国主义的细胞

我们对当代帝国主义矛盾所做的分析阐明了多国公司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的细胞而具有的重要性。

因此，必须对这类公司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一 多国公司的概念

当代世界，在商品的生产和经销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是由一种集中领导的、在国际范围内活动的新型企业进行的。这类企业被称为多国公司、跨国公司或国际公司。有人曾试图区分多国公司、跨国公司和国际公司三者之间的等次，以便反映多国主义程度上的递增情况。本章专门分析多国主义这一现象，并把它看作一种正在发展的（但在一些地方已经完成）进程的最后形式。我们在使用多国主义这一概念时，它的含义是与“垄断”一词一样的，即专指一种企业组织和竞争形式。如同垄断不会消灭竞争，反而在新形势下扩大了竞争，正如现实情况恰恰是寡头垄断超过一般垄断，企业多国主义也不意味着消灭其运作和扩张的国家基础。

多国公司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是它的国外活动在其全部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不是次要的或补充性的。在其销售、投资和利润中，国外活动占有主要的比重，同时决定着它的管理组织结构。

从文艺复兴时期起，欧洲便建立了从事外贸的企业。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荷兰存在着规模巨大的、从事开发殖民地贸易的联合公司。由于15世纪和16世纪的航海发现，这些殖民地已向欧洲敞开了贸易的大门。尽管这些联合公司也在国外建立生产单位并必须关心被征服地区的居民、防务和管理问题，但它们基本上是与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发展相联系，生产活动是其买卖活动的附带部分或次要部分。一般来说，生产任务让予或直接交予受商业和金融资本家控制的当地生产者或移民。在促使当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始资本积累中，这些公司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并不处在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确切地说处于资本主义史前时期，所以不能被看作是当代多国公司的直接前身。

在国外，特别在殖民地进行重要活动的资本主义企业，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出现。在那个时期，通过大型垄断企业之间签订贸易协定和建立卡特尔，产生了瓜分国际市场的新形式；也扩了国外投资，基本上投向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的那些国家。这些投资是以证券的形式，即通过在证券交易所购买股票、进行投机买卖的形式实现的，属于金融资本扩张进程的一部分，旨在为要求进行巨额投资的产品（如铁路车辆）的出口或为建立从事原料和农产品的生产和经销（卖给比较富有的国家）的企业的建设提供方便。

对外投资总额中，仅仅一小部分是直接投资，而目前这种投资形式已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确切地说，当时建在国外的企业不是母公司有机结构的一部分，而是拥有自主权的企业单位，它们的产品基本上在母公司所在国家的市场上或在其他发达国家内销售。这种销售和其他买卖很少成为公司的主要活动，一般都带有补充性质。如果起了重大作用，那么基本上是由于公司所消费的原料具有战略意义。我们可以说，总的来看，国外的买卖在那些公司的生命中起着次要的作用，这反映在这种买卖在公司的利润、销售额和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上。

并非所有资本家的情况都是一样的。证券投资、进出口贸易、直接投资、银行信贷利息等，早在20世纪初就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收益中占重大份额。这些利益大得很，以致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激烈争夺殖民地的结果。在那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企业不是殖民扩张的最重要核心；实际上，交易所才是这种与殖民地的矿业和农业生产者利益相联系的金融、贸易扩张的心脏。

现代多国公司具有使它们与其前身大不相同的特征。它们走向国外的目的不单是进行股票投机、推销其产品或建立农产品和原料的出口企业。在它们的国外业务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是由那些面向投资接受国内部市场的工业企业进行的。从管理角度看，这一情况造成了新的需要，在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建立了大得多的直接关系；同时，对公司的资本筹措、生产和销售结构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现代多国公司对投资接受国的经济结构、世界贸易和企业的目标与运作方式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

多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与资本主义积累朝着资本的国际化发展这一内在趋向相联系的。但本书将不讨论这一命题，否则将大大超越其原定的目标，即分析公司的演变。

怎样有效地识别这类公司呢？有人曾努力发现了许多可能构成其特点的因素，其中之一是国外各子公司的销售额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例。他们认为25%可以成为相当重要的一批公司与国外业务比较小的那些公司之间的分界线。

另一些作者则认为，从公司所有者的国籍考虑比较有效。根据他们的意见，如果一个公司属于几个不同国籍的业主，那么这个公司便可算作多国公司。也有人把经理人员或董事们的国籍作为多国性的决定因素。

这后两种理由不能成为确定多国公司的主要依据，因为意味着一种主要是思想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多国主义概念。今天所说的多国公司不一定是分属于许多国家的资本家的公司，也不一定是由许多国家的资本家或经理共同领导的公司。虽然这些公司有一项国际政策，但它们主要是以某个国家为基础进行活动的，因此经理、老板和董事们的国籍基本上是公司总部所在国的国籍。然而，这的确是多国主义面临的问题之一，如果它试图同建立一个由国际公司控制的世界经济这一趋向保持一致的话。

多国公司这个概念，在它产生时含有辩护的意义，它力图把这类公司描绘成一种能克服民族主义狭窄界限的事物。这一辩护性含义在有关此命题的文献中有着巨大影响。我们的努力在于给这类公司确定新的概念，以便消除这种辩护性含义。一方面，要说明这类公司是为适应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需要而产生的，因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要揭示它们企图阻止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推进以及社会主义所代表的真正国际化进程，所以是倒退的和反动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提出的关于多国公司的概念，在没有思想准备的读者看来似乎是已有提法的大杂烩，但实际上是试图说明现有提法的局限性，说明不加批判地采用各种辩护性提法的危险性。

在排除多国主义的辩护性概念之后，就必须分析另一些定义，它们较多地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但没有充分强调给这一现象提供动力的一系列因素。

雷蒙德·弗农特别坚持把公司进行业务活动的角度作为多国主义的特征，认为这是关键因素。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把多国公司定义为：

一种像以为根本不存在国界的人那样试图根据受公司中心掌握的共同战略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其活动的公司。

 

 

根据弗农的意见，（美国）商务部顾问团评论道：

 

各子公司是连接在一个整体进程中的，它们的政策是由公司中心在关于生产、工厂设置地点、产品规格、销售和筹资等方面的决策规定的。

 

强调公司业务活动的角度、战略和组织，比强调前面所说的那些因素更重要、更有意义。但是，这依然不足以完美地说明我们所研究的现象的特性。它只考虑了上层建筑方面，尽管这是主要的方面。

隶属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世界贸易公司总裁雅克·迈松鲁热提出了4个他认为是确定多国公司的最基本因素：①在许多国家进行业务活动；②在这些国家进行研究和开发并制造产品；③有一个多国领导机构；④实行股票多国所有制。这一定义引入了更多的因素，但需要做更仔细的分析。

我们认为，后两条理由几乎是前两条的补充，而且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实际上不起作用，是超越当前现实的关于多国主义概念的一种假设。相反，我们认为前两种理由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在于这类公司同时在几个国家进行业务活动，发展生产，有时还从事研究和开发。总之，弗农提出的特征，即具有一种由某个公司中心决定的、连接在一个整体进程中的多国战略和子公司组织，完善了我们的概念框架。

这些特征不像某种纯粹表述性定义那样使人感到是偶然的和不确定的。它们不是偶然的和不确定的，属于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本身决定的历史现象，并反映了处于历史发展中的资本积累进程。

从一种国际角度出发并通过一个集中领导的组织在许多国家进行业务活动的能力是资本国际化进程的产物。这一进程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恢复而得以深入发展，而后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经济国际化而成为更大的决定性因素。经济的国际化促使在国际范围内采用技术和通信发展的成果，这反过来又促进和推动了经济的国际化。

经济的国际化为劳动力、商品、服务和资本建立了世界市场，并以此方式影响着资本的循环。资本主义生产总是资本发展的一个要素，因此它既是资本的决定因素，又为资本所决定。经济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这两个进程就是这样在辩证的运动中平行地发展着。

多国公司的形成还同经济的集中、垄断和大企业的发展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多国主义、垄断和大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相互关系。除极少数针对国际市场建立的公司之外，多国公司恰恰是那些取得了对本国内部市场高度垄断性控制的和最集中的企业。多国主义、集中和垄断连接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向。

各种数据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集中、垄断和多国主义之间这种必然的关系。雷蒙德·弗农在他关于多国公司的论著《在海湾的主权，美国企业的多国性扩展》中，把187家美国多国性企业同在美国的所有制造企业做了比较，获得下列数据：

1966年，这187个企业的销售额达到2080亿美元，它们的总资产为1760亿美元。同年，所有制造企业的销售额是5320亿美元，总资产为3860亿美元。这意味着，187个多国公司在1966年控制了美国全部制造企业销售额的39.2%和资产的45.7%。各种数据还普遍地表明，多国公司的这种集中和控制有向前发展的趋势。

本书不准备深入研究垄断、集中和多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多国主义即是以此关系为基础的。只要指出这些基本方面，就能形成一种可以在整体上抓住多国公司这一现象的总的概念。我们忠于这一辩证原则，即现实是一个整体，而提出概念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确定各基本方面的辩证关系，从整体上考察这一现象。我们这样做是要超越给这一现象所下的各种时鬃定义。在对构成这一现象的各种要素作了描述之后，我们要进一步在这些要素之间划定等级，确定它们的具体历史关系。这样提出概念就不会把我们引向充斥着目前有关文献，甚至一直在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作者的那些辩护性见解，而会引导我们去分析多国公司的内部矛盾。因此，为了从概念上说明多国公司的特点，必须把构成这一概念的诸多要素分别做一分析。

首先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多国公司的大部分业务是国外进行的，这反映在它们的销售和投资上。为说明这一事实，雷蒙德·弗农分析了美国140家最大的多国公司，得出了几点结论。通过对这140家多国公司业务的“国外内容”所占百分比的分析可看到如下情况：

1964年，在销售、利润、资产和职工人数等4个方面，国外内容占0～9%的公司分别为11个，14个，16个和14个；国外内容占10%～19%的公司分别有25个，25个，30个和10个；国外内容占20%～29%的公司分别为22个，17个，27个和14个；国外内容在30%～39%之间的公司分别为19个，9个，17个和7个；国外内容占40%～49%的公司分别有10个，6个，5个和4个；国外内容在50%～59%之间的公司分别为4个，5个，4个和7个，见表2-1。

这些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考虑到这里缺少某些公司的相应数据是因为没有掌握能将它们归类的足够材料的话，就更是如此了。国外销售额占20%～59%的公司约占全部有数据的公司的60%。在利润方面，国外部分占20%～59%的公司几乎占一半。在资产和职工人数方面存在着相似的百分比。许多其他资料可以证实，存在着国外活动将变成各大公司业务的基本部分的趋向。

此外，在国外的美国子公司达到了怎样的控制程度和经济集中程度？多国公司趋向于在经济集中程度最高、技术最先进的部门开展活动，进行垄断和控制（其他国家的多国公司也有这样的趋向）。雷蒙德·弗农依据《商业概况月刊》和美国财政部关于国外投资的研究报告，取得了关于1964年在下列国家和工业部门中美国子公司的销售额占当地销售额的百分比的数据：

在加拿大，美国子公司控制了运输、设备和机械（电机除外）等部门的全部销售；控制了当地橡胶产品销售的72.2%，化学部门销售的50.2%，纸张等产品销售的42.6%，原生金属和金属制品销售的25.1%，食品销售的21.8%。

在拉丁美洲，例如橡胶部门，我们看到58.1%的产品掌握在美国资本手中。我们应该考虑，这是拉美的总括性数据，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在某些国家的百分比可能会更高。在化工部门，美国子公司的销售额占拉美全部销售额的28.3%，在基本金属产品方面占20.2%，在纸张和纸浆方面占18.4%，在农产品方面占7.9%。在欧洲和英国，美国子公司在下列产品销售中的参与比例是：橡胶产品，12.7%；运输和设备，12.8%；机械（电机除外），9.7%；机电，9.1%；化学制品，6.2%；食品，3.1%；纸和纸浆，1.2%；原生金属和金属制品，2.4%。但是，这些数据并不反映这些投资对投资接受国的控制程度，因为它们都是非常总括性的数据，而不是按国家分别统计的数据。毫无疑问，在某些国家，我们看到的控制程度要高于这些总括性数据所显示的程度。同时，对这些数据还必须从它们所表现的历史趋向这一角度来加以分析。

我们可以从以上分析中得出一系列的结论。多国公司的形成是资本的国际化进程——战后得到了深入发展——的结果。多国公司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基本的生产单位，其特点在于使国外活动在公司全部活动中的比重起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国外活动最终成了在这类公司的生产、经销、利润总额和资本积累中必不可少的和决定性的因素。

同时，这些公司在国外的活动同所在国的经济融合在一起，不仅面向国际市场，还面向所在国的国内市场，并同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紧密结合。推动了这些公司的发展并把它们变成多国公司的那些机制，即资本的集中化、垄断化和国际化，开始在它们的子公司一级范围内发生作用，形成子公司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并开创世界经济的新阶段。然而，多国公司的实质在于对这一复杂的世界性生产、经销和资本化体系进行集权化领导的能力。由此情况造成的新矛盾，便也是反映国际体系（其组织细胞是多国公司）总特点的集权和一体化能力的产物。

先是贸易及金融单位的集中和国内经济的集中以及并行的国内和国际垄断化进程；继而是集中在国际范围内的再现，即国际范围内公司的集中，经销和金融过程的集中；地区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这是充满内部矛盾的同一进程的理论-历史顺序。这一顺序使进程不仅呈现出周期性摆动的形式，而且还呈现出剧烈震荡的形式。资本主义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发展生产力，使得对由此进程产生的社会和新经济必须实行集体的、有计划的领导并为进行这样的领导创造了条件；同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成了由资本主义本身产生的这些趋向充分发展的决定性障碍。

在阐述多国公司的概念时，必然出现这些相互矛盾的、使我们能对它做出正确分析的因素。多国公司的概念必然要包括这些历史进程，就是使这类公司变成资本和经济国际化总运动（一种具体运动）的细胞的进程。同时，这种国际化是技术和经济集中化、垄断化和活动多样化趋向的表现，而这些趋向又是资本积累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发展的具体历史表现。

二 定量比较

我们在上节已经明确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时说明了它在美国各大公司中的重要地位和对各国经济实施的深入控制。接下去必须粗线条地对多国公司做一定量比较，以便随后转入分析它的历史演变和未来发展的趋向。

究竟有多少多国公司？它们的分布情况如何？在美国，国外投资办公室注册的公司有3000家，其中将近180家被雷蒙德·弗农选定为多国公司。在非美国公司中，弗农选定了150家为多国公司。国际商会的贾德·波尔克在全世界的公司中选定150家为多国公司，其中一半是美国公司。

西德尼·罗尔夫在1965年挑选出80家美国公司（从《幸福》月刊提供的全国500家最大的公司中选定），它们的国外活动，在其利润、生产、雇佣人数和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均超过25%。《幸福》月刊挑选的500家公司中，199家的国外活动占其全部活动的10%或更多。

这样，我们便可对这批公司进行研究，它们的数量在300～400之间，但控制了当今世界生产的一大部分。一般来说，这些公司的活动几乎遍及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例如，在弗农选定187家公司中，185家在各大陆都有制造业务，162家都有销售业务，45家有采矿业务，186家在各大陆均有某种形式的业务。如果从一些地区或区域来看，那么这些公司中174家在加拿大有活动，182家在拉美有活动，185家在欧洲和英国有活动，185家在亚洲和部分非洲地区从事各种业务活动。

这些公司在国外分公司的数量实在可观。弗农选定的187家多国公司1967年在全世界有7927个分公司，其中1048个在加拿大，1924个在拉丁美洲，3401个在欧洲和英国，648个在英国控制的属地，906个分布在亚洲和部分非洲地区。

这些投资按数额大小顺序是怎样分布的？1970年，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为250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的33%；在英国为80亿美元，占10%；在联邦德国为50亿美元，占4%；在委内瑞拉为26亿美元，占3.3%；在法国为26亿美元，占3.3%；在中东为16亿美元，占2%；在巴西为18亿美元，占2%；在墨西哥为18亿美元，占2%；在意大利为15亿美元，占1.9%；在比利时和卢森堡为15亿美元，占1.9%；在日本为15亿美元，占1.9%；在荷兰为15亿美元，占1.9%；在阿根廷为13亿美元，占1.2%。

关于美国投资的增长情况，根据上面同一资料来源，可以看出美国的国外直接投资在1929～1970年有了惊人的增长。投资总额1929年为75亿美元，1950年达118亿美元，1970年增至781亿美元。还应着重说明在这一总增长中各地区的情况。加拿大是最大的接受国。1929～1970年间在该国的投资总额增长10倍多，即有了惊人的增长，但占美国投资总额的比例基本未变，1929年占26.7%, 1970年增至32.2%。拉美减少了在美国投资总额中的比例，从1929年的46.7%降为1970年的18.8%。欧洲相对增长最大：从1929年的18.7%增至1970年的31.4%; 1929年投资总额仅为14亿美元，1970年已增加到245亿美元，就是说，欧洲成了美国投资的最大集中地区。中东的比例也增加了，从1.3%转变为6.5%。其他地区的比例从6.6%增至14.1%。由此可见，近年来美国投资重新分配的最主要方面是在欧洲的大膨胀和在拉美的相对减少。

总的来看，至1970年，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占了美国全部对外投资的68%，对不发达国家的投资仅占27.4%，还有4.6%的投资去向不明。

但是，应该考虑到，这一现象不是美国独有的。投资的巨大增长和朝着发达国家转移的趋向不仅存在于美国，还存在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国际投资委员会取得了1966年的下列数据。

至1966年底，该组织各大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累积资产情况如下：在全世界入账的投资总计为895.83亿美元，其中299.70亿美元即近33%投向不发达国家。在这些投资总额中，美国占60%，即544.62亿美元，其中168.41亿美元投入不发达国家，占这些国家中外国投资总额的56%。其次是英国，它的对外投资总额为160亿美元，占世界国外投资的19%。其中投向不发达国家的有61.81亿美元，占这些国家中外国投资的23%。

法国在世界上共有4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21亿美元投在不发达国家。可见法国在不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倾向相当大，因为它的全部对外投资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对外投资总额中仅占4.4%，而它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投资却占这些国家中的全部外国投资的7%。

同年联邦德国在国外的投资达到了25亿美元，其中8.45亿美元＇投在不发达国家，分别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对外投资总额的2.8%和在不发达国家投资的2.8%。

瑞典在国外有7.93亿美元的投资，投在不发达国家的有1.61亿美元。加拿大的国外投资达32.38亿美元，占经合组织各国对外投资总额的4%，其中5.34亿美元投在不发达国家。日本对外投资11亿美元，其中6.05亿美元投向不发达国家，反映了它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的巨大倾向。

就多国公司的扩张和发展趋势而言，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罗尔夫教授认为，非美国对外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投资的资产不应同其总额混为一谈）按1966年时价估计，总共将近500亿美元，加上美国投资所形成的400亿美元资产，共计900亿美元。这是资本主义各国公司在国外拥有的总资产。如果要知道这些资产在同年实现的销售额，则应将其乘以2，得数将是1800亿美元，这可能是这些公司的总产值，因为根据贾德·波尔克的见解，企业的资产与产值之间的比例是1∶2。如果加上在有价证券方面的投资并按同一计算方式计算其产值，那么得数将是2400亿美元，这是所有有外资的企业可能实现的销售总额。把这一数额与这些国家的全部出口额（1300亿美元）比较，我们便可计算出这些多国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和亲属公司的销售额远远超过其投资国的出口总额。

1966～197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550亿美元增加到780亿美元。如果加上美国在国外的有价证券投资，那么这一数额便增至1050亿美元，按资产与销售额之间1∶2的比例计算，这些公司的总销售额将达到2100亿美元，比美国出口总额大5倍。这一差距将来必然会扩大，因为美国的出口每年增长7%，而国外子公司的产值每年大约增长10%。这些投资大量增加的可能性势必产生某种寄生状况。这种寄生状况我们将在后面加以分析，但下面这段话（引自前面提到过的美国商务部顾问团的论著）对它作了很好的概括。

 

说明美国对外投资重要性的另一标志是，至1968年对外投资的净收入——汇回国内的利润、特许使用费和专利权使用费，在扣除直接投资金额后已超过贸易账户收入。与60年代初相比，这些指数表明我国的出口顺差在减少，直接投资的净收入在不断增加。在1970年的国际收支中，直接投资净收入为35亿美元，而贸易顺差只有21亿美元。如果将此与1960年的数据（贸易净余额为49亿美元，直接投资净余额为5亿美元）相比，可以看出这种趋向在最近几年变得更加强烈了。

 

另一种计算方式是考虑1950～1970年美国国际投资的年终总状况。在这种计算中，我们一直在分析的长期直接投资与其他种类的资本转移，如长期的非直接投资（有价证券投资）、各种税费和短期债务、政府信贷和货币储备等分开单独计算。

根据这种计算，美国的国际投资状况是：1950年为367.27亿美元，1970年增至690.67亿美元。同期，设在美国的外国公司的资产由176.32亿美元增加到975.07亿美元。

必须指出，1950～1970年，当美国的国际投资及其资产几乎增加一倍的同时，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及资产也有巨大增长（从76.32亿美元增至975.07亿美元），且增长的幅度比美国对外投资的增长幅度大好几倍。但应指出，美国在国外的投资基本上趋于直接投资，这种投资在最近20年中增长了10倍多。与此同时，外国在美国的投资主要是有价证券投资，在此期间这类投资增长将近9倍，而直接投资大约仅增长4倍。

这些数据反映了多国公司的扩张趋势以及分化和更加复杂化的趋势，反映了不同种类的投资向四面八方、相互交叉混杂进行的趋势，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资本的国际化趋向。这种国际化已成为美国国际活动的主要方面，伴之而来的则是寄生现象。

为了理解这些运动的意义及其发展前景，必须分析资本国际化进程的基本细胞——多国公司的历史演变。

三 多国公司的演变

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最初的国际活动是在出口部门。占领市场的目标迫使它们在国外建立分公司，以便经销其产品。在19世纪很大一部分时间里，资本主义企业从事这种扩张。至19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新的国外投资条件。资本主义已建立起一个国际性资本市场。许多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在伦敦交易所和其他重要交易所拍卖其公司的股票。这样，就有可能购买他国公司的股票，并通过证券投资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企业特别是采矿和农业企业的控制。同时，对国外出口市场的控制开始要求通过控股公司和卡特尔，实施更加集中统一的政策。

这一时期的经济扩张中心基本上是英国和少数欧洲国家。它们在19世纪下半叶建立了基础工业和机械制造部门，从而为其投资开辟了迅速扩大的前景，同时大量增加了对原料和农产品的需求。为适应中心国家的这一扩大中的市场，各周边国家大规模地发展矿业和农业生产。这些国家有出口的传统，拥有大片可供垦殖者开垦的处女地或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和一定商业性经历的传统农业经济，就是说，具有加速发展其出口生产的基础。

于是在19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出口经济。这种经济一般是由当地的或发达国家的资本家通过各统治国公司的分公司或专门为掌握外围国家的市场或生产而建立的公司控制的。

这类公司一般具有“飞地”的特点，即一种设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内部的企业，它们基本上为国外市场进行生产，在其内部发展着一种资本主义动机十分明显的、所采用的生产关系却普遍比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落后的特殊经济。一般来说，这些企业与宿主国的经济接触甚少，如果发生接触，其方式仅限于缴纳税金和购买其工人所需的物品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因此，它们具有补充统治国经济而不是补充作为直接活动地的国家经济的性质，并由此形成了它们的“飞地”特性。它们的行动自由、行政自主和与社会脱离的程度非常高，以致整个的地区被置于几乎是独裁式的统治之下。

中美洲是这类公司的样板，带有代表这类公司——最重要的是联合果品公司——统治的显著标记。公司和一些地区结成一体的例子是非常典型的。当一个地区的地力耗尽后，公司便转移到另一地区，甚至把铁路的铁轨一起搬走。居民搬走了，各种设施、住房、商店等统统搬走了，一夜之间，整个地区变成了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在公司内流通的货币甚至几乎都是外国的，并用筹码来支付工人的工资，以此解决周转资本的问题。工人们被迫用这种筹码在公司开的杂货店购买东西，那里出售的货物往往是从母公司所在国进口的，这样就不需要周转资本来支付工人的工资。至于一般技术人员的薪金，则常常用美元或统治国的货币来支付。他们生活在这些国家，更确切地说，生活在这些公司内，生活在依附国中的飞地内，却像生活在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国所延伸的领域内，他们同统治国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的接触远比同镶嵌着飞地的国家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的接触密切。

这类公司并不太复杂，因为它们几乎只是母公司在国外的延伸部分。它们对宿主国的适应程度以及对宿主国的依赖程度是极低的；与依附国的中间阶层之间明显存在着政治矛盾。这些阶层长期执行一种对立的反帝政策，抨击飞地的单纯剥削性质，批评飞地几乎不给当地劳工、中间阶层和资产阶级留下任何东西。由于这一原因，这些中间阶层甚至支持劳工组织起来反对企业主，以保障在与外国人谈判时有较好的条件。

在投资创建这类公司——以发展生产、满足统治国市场之需为目的——的同时，还投资建立另一类公司。这后一类公司具有较强的商业目的，主要在于促进其商品在国外的销售。它们设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也设在不发达国家，其主要活动在于通过与出口贸易机构挂钩的装配厂进行成品生产。一般来说，出口贸易机构比这些装配厂先行一步。

早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就建立了第一批汽车和其他产品的装配企业，这些产品要求有比较复杂的装配线。这样便逐步形成一种以满足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为目的的国外投资新经验。

战后，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可以说彻底地转向了发达国家和依附国家的工业部门。促使投资性质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一方面，欧洲经济的恢复，为投资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美国各大公司利用自己拥有的相对优势把欧洲的经济恢复变成了扩大投资的工具；另一方面，依附国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1929年危机的影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工业发展以及它们普遍采取的保护本国工业的政策，阻碍了统治国通过出口从本土对这些依附国市场进行直接控制。

依附国已建立起面向国内市场的民族工业，并坚定地依靠工人运动和/或农民运动及中间阶层，制订了一整套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国家法律和政策。因此，国际资本要想在有利条件下回到这些国家，就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使投资转向这些国家内部市场所需要的工业部门。

限制制成品的进口，迫使在国内生产这些商品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使这种投资变得十分有利、十分有意义的相对优越条件。一方面，外汇保护造成的工业品调整价非常高；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和工业成本非常低。为了吸引外资，各依附国政府极力提供各式各样的“帮助”和特许。最后，虽然内部市场比较小，但它是由富裕的、正在扩大的中间阶层和资产阶级组成的。

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美国在矿业和采掘业方面的投资，1929年为12亿美元，1950年是11亿美元，1970年增至61亿美元。这方面的投资也许在1929～1950年有所停滞，而在50年代以后又有所回升，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对矿业和采掘业的新投资具有与过去年代的投资很不相同的特点，往往不仅是为了出口，而且也为了满足内部市场的需要。然而，在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中，投在矿业和采掘业的，1929年占16%, 1950年降为9.3%, 1970年又降至7.8%。

石油是另一个重要投资部门，至今仍保持着重要地位，首先因为石化工业的发展革新了石油部门，使它成了最重要的现代工业之一的基础。这也使我们认为，大公司当代进行的石油投资不是全部面向出口的，其中一部分投向了投资接受国的内部市场，尽管这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些投资在1929年是11亿美元，1950年是34亿美元，1970年达到218亿美元，在同期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中分别占14.7%、18.8%和27.9%。

制造业部门中的投资从1929年的18亿美元增加到1950年的38亿美元和1970年的320亿美元，它的参与比重由1929年的24%增至1950年的32.2%和1970年的41.2%，自1950年开始变成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项目。

包括农业、商业等“其他”投资项目也相当重要，但其重要性在过去要大得多。其投资额在1929年为34亿美元，1950年是35亿美元，1970年达到179亿美元；同期所占比例从45.3%降至29.7%和23%。

这些关于1929～1970年美国投资的综合性数据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工业投资在最近一个时期所获得的相对重要地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即比利时、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在世界上的投资情况是：1966年，矿业和采掘业占7%；制造业占第一位，达40%；“其他”项目共占24%。然而，就不发达地区而言，石油部门占据特殊的地位，因为在这些地区的投资中包括了在中东的投资——几乎全部是石油投资。因此，石油部门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1966年对外总投资的40%，而矿业和采掘业只占10%，制造业占27%, “其他”项目占23%。

应特别指出，在石油部门的投资占了如此大的比重是由英国的相对作用造成的。英国在不发达国家的投资中，35%用于开采石油，23%投向制造业部门，37%投入“其他”项目，包括在其附属国中进行的巨额农业投资。可见，在出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新部门的同时，英国依然保存了传统的投资方式。但是，像联邦德国这样的国家才真正体现了向工业投资转变的强烈倾向。在其25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总额中，8.45亿美元投放在依附国，而这8.45亿美元中有6.54亿美元投在工业部门。法国在依附国中的总投资为21亿美元，其中12.8亿美元是工业投资。

如果说，这些数据表明像石油这样的一些部门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那么同时也说明，对外投资新的经济结构已经建立，投资的主要部分基本上——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投在了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部门，有时也部分地投向为满足投资接受国内部市场之需的农业部门。这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成为主要倾向，表明企业结构也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我们目前所说的多国公司基本上是这一现象的结果，它导致了我们所分析的飞地经济的解体。

就前面所做的关于经济规律运行状况的分析来说，这一新情况包含着某种质的变化。投资接受国的内部市场具有一种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动力。为满足这一市场的需要与这些国家的经济相结合的分公司，已不可能按飞地企业所抱有的那种不介入主义思想行事。它们现在必须考虑在这些国家经济中运行的经济规律，考虑收入的分配、经济总体发展的可能性和再投资的条件；必须以某种方式与金融市场相联系，以便获得周转资本；必须与宿主国的政治现实相联系，这一政治现实受整个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影响着通货膨胀、信贷政策以及宿主国经济正常运转的各个方面。

四 与“宿主”经济的有机联系

与“宿主经济”（某些美国学者称受这类公司的剥削进程之害的经济为“宿主经济”）的联系比过去要深入得多，并成为一种有机联系。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或由于占支配地位的政策，外国公司需要在当地市场获得某些原材料（有时甚至是公司消费的全部物品）的供应。我们将把这一问题放到依附国经济中去分析，在这些经济中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多国公司与当地市场＇联系的种种结果。

如果我们记得许多公司是为了接近某些原料产地才转移到依附国去的，那么决定这种运行变化的经济原因就容易理解了。接近产地使运输和其他费用降低，这就是对为什么要利用当地供应的解答。但利用的程度并不总是很高的，因为公司常常情愿以较高的价格从自己的母公司那里或者从设在发达国家的属于同一经济集团的其他公司中获得所需物资，以便利用如加价这样一些财政手段，或者为了把利润转移到有较多投资机会的发达国家。

另外，设在发达国家的母厂经常开工不足，所以通过其分厂的采购来扩大销售要比建立新的企业更有利可图，尽管价格要高得多。但是，出于上述原因，特别是由于所在国政府的压力和其他国家利益，多国公司倾向于延长从当地获得供应的进程，尤其是深加工产品的供应。

经济政策方面的原因要重要得多。一般来说，发展主义类型的政府要求建在它们国土上的外国分公司和子公司在当地市场采购所需物资。某些部门如汽车工业，是实施这一政策的重点部门，许多依附国制订了汽车国产化计划，旨在建立一个能刺激整个经济发展的工业核心。

融资是这些公司与“宿主经济”进行接触的另一方式。这类分公司一般是通过下述机制由统治国特别是美国提供的一种国际信贷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向当地政府提供资金，当地政府又把这笔资金转交给分公司，用来在提供信贷的国家购买机器和基本产品。上述活动是这样分四步循环进行的：从美国通过某一国际银行系统（或通过美国控制下的某个国际机构）提供一笔贷款，为某个具体公司进行新的资本投资或者建立新企业提供资金。贷款接受国政府（对促进其国家发展的这一援助表示感谢，等等）承担债务责任，但因为这笔援助是用于某个具体投资项目的，所以就转交给有关的分公司或某个与民族资本或国家资本共同建立的合资企业。必须指出，在上述两种合资企业中，援助是交给同民族资本或国家资本合伙的外国股东这一方的。国家提供一部分股本，民族企业提供另一部分股金，而援款明确地是作为外国企业的投资资金使用的。至此便完成了第二步，它意味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宿主”国政府为外国受援公司的债务承担财政责任。

第三步是显示这种“援助”的真正含义的一步。实际上，所谓“援助”只是一种让设在国外的分公司能进口某些产品——一般是机械设备——的信贷，不过是通过一种由依附国政府担保的、利率相当高的国家信贷向设在国外的美国分公司出口商品而已，因为贷款的使用是受限制的，必须用于购买援助国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是高度垄断状态下的产物，是国际市场上任何顾主所不敢问津的。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分析此种“援助”依附国方式的后果了。

但应指出，这一融资模式意味着这些分公司与“宿主”国政府及其经济发展计划（这个政府的相对自主权和自决能力越大，它的发展计划的重要性也就越大）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一联系是一种新现象，无论如何它意味着大资本必须屈从于对依附国国家资本主义起着重要作用的新经济规律。

必须拥有支付工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在当地市场上购买某些原料的周转资本，否则企业就不能运转。而周转资本是通过当地货币运转的，所以必须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从而与“宿主”国的银行系统建立联系。

在许多情况下，周转资本往往是通过与投资公司所属的经济集团有联系的银行在当地的分行，向外国银行筹措的。这说明国际银行系统不仅为国际性活动融资，也为明显地同当地市场有联系的活动融资。国际银行系统还吸收了一大部分当地的储蓄，从而成为当地银行的竞争者并建立起一种金融性质的多国公司。

这种金融联系发展的结果在欧洲是十分显著的。在那里，国际银行不仅深入参与那些国家的内部生活，而且同欧洲美元这个并行金融市场的形成有直接的联系。在依附国，这一进程还处在开始阶段，但具有发展的趋势。

外国公司与“宿主经济”联系的另一形式是在资本国际化的新情况下产生的。就是这些公司的商业化进程。它有几个方面，不仅包括向中介人或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还包括建立一种与当地经济进程有直接联系的商业系统（通过经销公司或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员）。

但是，经销活动今天是与产品的宣传密切联系的，这意味着建立广告制作机构或广告公司。经销还与更广泛的市场销售活动相关联，这就需要有一个研究市场的机构。对现代资本主义经营来说，这种研究机构是绝对必要的。与市场研究和广告机构相联系的是产品的外观问题。我们知道，不仅从包装的外观角度看存在这一问题，而且在某种形式上还与产品特别是大众性消费品本身的式样有关。

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起码的研究和开发（开发远远超过研究）机构，使一个完善的、能在当地市场上竞争的市场销售系统运转起来。竞争不是针对不发达国家没有多大前景的产品，而是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其他公司，它们确实有能力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市场上与之竞争。

导致国际集团与“宿主”国当地市场结合程度增大的倾向日益强烈，以致需要确保和扩大已经取得的对经济的控制权。保持这种控制的便利条件已经增加，因为所达到的高利润率产生了巨额财政盈余，这种盈余可在“宿主”国进行再投资而不会阻塞国际范围内的巨大金融活动。同时还必须满足分公司在当地市场上的扩展需要，以保持其竞争能力并利用这些国家提供的投资机会，这是很明显的。

这种情况向我们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与利润汇寄有关。利润汇寄意味着货币之间立即发生关系，因而立即使这些公司与所在国的金融利益发生联系。这样，外国资本便非常直接地关心起当地的金融政策。这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必须掌握时机因素，这要求了解和掌握币值的变化，二是需要影响较长期的金融政策。

关于第一点，多国公司不得不保持一个金融专家机构，使它们能了解国际上货币币值的波动情况，以便根据货币汇率的变动把资金从一国转向另一国，这立即刺激了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金融投机（请看下章）。

关于长期政策，多国公司有意影响当地的政策，以便驾驭它，为利润的自由出入提供方便。为达此目的，这些公司现在主张一种有利于公司的国际活动和资金——仅是每年的巨额利润。而且还有流动资金（hot money）——进出的新自由主义（这一立场得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资本运动的特别委员会的支持），这将在国际上造成紧张的资本流动。虽然这类措施的投机性大于真正的事业性，但它们实际上包罗了公司管理者的大部分活动。

石油美元的出现冷却了新自由主义者的大部分热情。同时，1974～1975年经济危机的加剧使这种投机活动面临风险。

要想正确地指导再投资，就必须对当地市场有十分精确的了解。多国公司希望从当地市场获得最佳金融效果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新投资的潜力，特别是使这些投资提供高水平的利润率。

为了能制订一项有效的当地投资计划，必须建立一个具有高度预见性的市场研究机构，必须熟悉当地国家的经济并对其经济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力，以便能正确地利用投资潜力。这三方面的作用过程导致与接受国经济建立密切的联系，从而使公司能积极地利用多国性所具有的相对优势，达到控制当地市场和实现发展的目的。

这样，在扩大国际公司的活动领域并转向为当地市场生产的同时，多国公司在其分公司所在国的经济中建立了一种新秩序。它们同这些国家建立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联系。这些联系最终在公司内部和“宿主”国发挥作用，从而开辟了国际经济关系史的新篇章。

另一方面，多国公司对从依附国出口其工业产品的兴趣越来越大，这增加了它们干预出口和外汇政策的必要性，使它们对依附国缺少相当的运输工具、港口和其他出口基础设施十分关切。

必须指出，上述联系所产生的作用在依附国比在已经达到较高发展水平的国家要大得多。与当地经济建立的这些有机联系所创造的原动力对当地的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原来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影响便越大。依附国的经济结构很脆弱，本国的统治阶级遭受国际资本的控制，经济决策的自主权极小。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多国公司的入侵——通过在当地市场上的投资——摧毁了民族资本抵抗的基础并创造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开始决定整个经济发展的动态，开创了依附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由于上述这些现象在国际和国家范围内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所以值得对它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多国公司构成了世界新经济的核心，应该对其复杂的发展所包含的种种矛盾做更加精确的分析。

五 多国主义的矛盾

从前面的分析推断，面向当地市场的分公司的活动态势与“飞地”式公司——它们在依附性经济中的统治一直延续至1945年——的活动态势不同，也与单纯从事销售或进行某种最后生产加工的分公司即“装配”公司的态势不同。这种活动态势大部分是由资本接受国经济的发展规律决定的；资本接受国经济越发达，其内部市场的相对自主权越大，受其发展规律决定的程度便越高。在依附国还取决于当地市场的结构，它使多国公司服从其规律。

大资本的利益是多国公司运转的决定因素。这些利益产生于统治国、特别是在国际体系中霸权国的经济结构，而这一结构在国际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深深地同国际经济交织在一起。

此外，多国公司构成了统治国经济中一个拥有一定自治权的经济单位，其全部国际活动的利益决定了它最近的行为，并造成了一种细胞关系结构。虽然这种关系是由资本主义国际结构决定的，但它构成了作为此结构基础的基本关系网。

在多国公司内部，由下列3种结构类型产生的互相矛盾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并谋求相互和解：当地经济、统治国经济和多国公司。为了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内部把这3种经济结构的动力因素调和起来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它们通过多国公司面对的一系列矛盾表现出来。

多国公司作为一种国际组织有其自身的利益、战略、组织和资金融通方式，因此它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特殊的利益。因此，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认为，多国公司的行动准则不同于作为其活动中心的国家经济的行动准则。然而我们知道，多国公司的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因为它的经济实力大部分建筑在作为其出发地的国家经济的实力（本国货币、资金融通、援助、国家保护等）上。

同时，各分公司既受制于多国公司的总体活动态势，又受作为其活动地的国家的经济实力及其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这样，分公司朝着市场及供应当地化和全部国产化方向发展的趋向，同公司的整体利益或统治国经济的利益发生矛盾。

就整体而言，公司不愿意为确保对分公司所在地市场的控制而被迫追加投资；它调动资本的目的不是为了与当地结构实现经济结合，而是谋求在国际上增加利润率和利润总额。它所关心的是保持将其利润转移到其他地区的巨大方便条件，但这与接受国整个经济的利益发生矛盾，因为这种经济只有通过调整性鼓励措施和保护主义才可能继续发展，理由是它的内部市场狭小，不允许有高的投资率。

如果多国公司继续遵循国际自由竞争法则，将趋于把其利润投向具有不断扩大的内部大市场的国家，而不是投向依附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关税保护致使在依附国获得高利润率，但这些便利条件必然被狭小的市场抵消。

另一方面，统治国经济希望将其出口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对外投资，尤其是在依附国的投资甚至可能在短期内刺激这些出口，因为增加了机械设备和材料的消费。但是，当这些国家能生产这些机械设备和材料，使世界贸易急剧转向时，这种情况就会改变。如果各依附国的经济发展都采取了自主化方式，那么所有的统治国经济都会由于这种发展而感到头痛。

我们在关于依附的新特性的论著中首次提出了这一论点，引起了许多批评，但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假如各依附性经济都能获得高度的生产自主并能建立巨大的第一部类（机器制造和原料加工），则外国资本将失去决定其发展特性的能力并将成为一种完全生造的、不久将被消灭的东西，从而使依附关系消失。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国际资本眼前利益的固有逻辑，该资本谋求把依附国的经济发展引导到面向国际市场的部门，或引向收入高、消费比较高级的产品的阶层。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基础工业，把各生产部门结合成一体而斗争的任务落在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肩上。这是依附国尤其是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度等具有变成中等工业强国前景的依附国活动态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这些矛盾，统治国统治阶级的最先进阶层试图调和这些对立的利益，使依附国的经济朝着与保持统治国的经济实力（国际资本在统治国经济中扎根较深）和增加国际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活动能力这种利益更加相容的方向发展。

但是，这不能完全解决多国主义的矛盾，因为资本的这一行动自由促使它在那些最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扩大投资。它们既不是依附国的经济，也不是美国的经济，而是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这种情况使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增加，从而损害美国，不管怎样，国际资本的充分活动自由与其领导中心的利益发生冲突，趋于削弱这一中心的经济，加深它的内部矛盾。

为了调和这一系列复杂的内部利益，多国公司必须确保对分公司的绝对控制，这些分公司有可能去照顾当地的利益并在将来动摇母公司的权力基础。

于是产生了重大的控制问题。母公司的大部分活动开始用来加强对分公司的控制；它的政策倾向更多是服从于实现这种控制的要求，而不是服从于市场的要求和发展的可能。这一矛盾可能使分公司在其所在国经济的要求面前，以及在当地国家和其他国家投资者的竞争面前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这些投资者在产生资产冻结的特殊领域具有更大的参与可能性和灵活性。

当分公司（在某一发达国家或同样在达到了一定发展水平的依附国家）开始通过向其他市场的出口而拥有同母公司进行竞争的资本时，这一矛盾就变得更加尖锐。只要存在这种可能性，分公司便不仅在其活动的特有市场上，而且还在其他市场上开始与母公司竞争。这种现象在小国并不重要，但在统治国或在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不发达国家就是重要的了。

上述情况往往是资本主义企业发展逻辑的产物。资本主义企业的趋势是不断超越和扩大其原始市场。此外，当地国经济的自身利益——扩大其出口的利益——造成了一种客观活动态势，迫使分公司追随这一态势，以便免遭排斥。因此，必须牢牢地、垄断性地控制住当地市场和当地政府的经济政策，使公司能对这种趋向施加影响。

但是我们将看到，大资本没有理由系统地反对这一趋向。起初的抵制态度慢慢地被另一种态度，即承认这些发展规律和试图把这一进程导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态度取代，尽管这意味着牺牲某些阵地和牺牲自己实力的国家基础——美国经济的统治地位。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理想的战略是设法通过其他手段来确保这种霸权。

分公司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很小，存在着保证母公司实现控制的相当强大的国际法则；但是很明显，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这种控制可能会改变，控制的能力可能成问题。这样，母公司必须注意防止分公司过分地发展，避免它发展到可以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程度。在研究组织问题时，我们将分析母公司保持这种控制所采取的种种方式。

但是，一些公司或经济集团也选择另一些有利于各自的分公司进行更大内部竞争的做法，只要财政控制权掌握在中心集团手中。这些办法正在施行，至今尚不知道将产生何种结果。

随着矛盾无秩序地发展，世界贸易中渐趋产生一种越来越不可控制的无政府现象，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与多国公司之间的冲突。所以，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及其政治家、思想家和专家们曾谋求迅速改变诞生于多国主义翅膀上的这个国际新经济的发展方向。

因此，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多国公司的发展在国际上造成的新的交换关系。

六 多国公司和国际分工

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斗争反映了霸权国经济、其他统治国经济和依附国经济之间最深刻的矛盾。由于它们之间建立的关系，这些矛盾是在国际经济这一水平上反映的；而它们之间关系的底层结构则是企图使各国经济在一种国际性经济再生产体系中互相并存的国际分工。

多国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各种矛盾，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找到了初步的解决办法，它是以用机器设备交换依附国的原料和农产品为基础的。

让我们详尽地分析一下这种交换方式。

从发达国家供应两大类新的出口产品，并不意味着原来那些终极消费品的出口已彻底结束，而是随着这些产品的生产在体系周边地区的发展而被逐步替代。第一类是机械和工商服务业设备的出口。

在一个没有发达的机器制造部门的国家投资，意味着对发达国家生产的这类产品的需求。一般来说，这些机器的销售被各大经济集团控制；另外，支持机器销售的信贷要从这些集团所控制的银行或政府获得。输往依附国的机器和设备往往是进行投资的公司已经用过的。这是一桩很好的买卖，既赚了钱，又更新了自己的设备。

实现这些国家经济互补性的第二出口大类是输向依附国的材料。建设一个工厂意味着使用一定的配方或要求特种半加工原料。这时期进行的大部分投资是在化工部门，该部门直接消费经过一定加工的原料。当然纺织、橡胶等部门也是这样。当在别国建立生产单位时，这类加工过的原料的消费就会增加；各公司喜欢从其母公司获得供应，从而扩大了投资国和投资接受国之间关于这类产品的贸易。有时也从某个分公司获得这种供应，这种现象近些年来日益增加，是多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还应指出，购买材料或加工原料的活动大部分是在同一公司或同一经济集团内部进行的，从而变成一种以调整价实现的公司内部交易，这能保证公司通过加价间接地汇出利润，并为公司在所在国逃避缴纳所得税提供手段。

于是，力图鼓励外资进入工业部门并谋求国际贷款、经济“援助”和提高出口产品价格的发展主义政策，形成了一系列互为补充的措施；这些措施起到了使依附国和统治国的资产阶级在国际上达成利益一致的作用，而这种一致反映在原料和农产品出口国和机器、设备、材料出口国之间的分工上。

不在依附国发展机器和设备制造业及原料加工业是保持这一分工的条件。但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有逻辑与这种限制相悖，并与大资本的眼前利益相抵触。

这种分工就是这样显示其暂时性的。首先因为依附国要求在它们国家发展那些互补性经济部门并供应有关产品的压力在增加；其次是机械工业也趋于在这些国家发展；最后，因为多国公司的分公司，当有了再投资的需要和可能并变成某些产品的买主之后，也就对建立这些互补性部门以便以低廉的价格获得这类产品感兴趣了。

最后，还有一种更本质、更重要得多的结果：由于商品化的便利条件、存在着闲置的设备和政府对依靠外资的经济发展政策日益坚定的支持，由于特别在60年代结束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对，以及形成了一个主张发展的、与国际资本的那些目的高度认同的技术军人官僚阶层，便逐渐产生了在国际范围内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支配劳动力的能力。

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实际可能，即被国际资本控制的依附国的工厂，除了面向国内市场，还可能成为重要的出口企业，向附近更加落后的地区出口，向经济上或政治上受美国的居间贸易国控制的地区出口，或者利用某些经济共同体内部的相对优惠条件，如英国与英联邦或欧洲共同市场与同其相结合的在非洲的那些前殖民地之间的优惠条件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最后还可向广阔的美国市场出口。美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巨大消费国，而在这个国家生产的这类产品，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质量低劣。

所有这些原因促使产生了从先进国家和依附国向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出口的政策。

于是开始了对外投资史上的第三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在制造业部门进行以出口为目的的投资。虽然只是开始，但发展是迅速的。雷蒙德·弗农根据美国商务部提供的资料，对美国公司国外工业分公司1957年和1968年的销售情况（按目的地市场）做了研究。有关数据证明，这类投资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1957年，在加拿大的分公司有大约85%的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大约10%销往美国，大约5%出口到其他地区。1968年，上述百分比分别变成70%、20%和10%。

在欧洲，1957年内销的产品占75%，出口美国市场的占4%，出口其他地区的占20%; 1968年，总销售已有大幅增加，其中大概20%以上销往其他地区，3%销往美国，其余内销。

在拉美，1957年产品的出口极少，几乎全部内销。1968年，在拉美的工业分公司的出口大约占生产总额的10%，其中部分销向美国，其余销往其他地区。很有意义的是，美国的工业分公司在拉美的销售额1968年超过了7.5亿美元，等于拉美同年全部制成品出口额的40%以上，其中包括大量的化学产品、机械和汽车零件。在其他地区（不包括加拿大、欧洲和拉美）也有增加出口的趋向。

至于新投资，应区分两种类型。一类是投向“商场国”，就是那些只起中间站作用并限于完成产品的最后生产工序的国家或地区。它们是韩国、中国香港、墨西哥北部和中国台湾。在那里建立从事产品最后加工的“客户加工”企业，所用零件是在别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制造的。仅仅在于利用廉价劳动力来完成某些最后生产工序，这些工序是半手工性质的，需要使用大量具有一定手工专业水平的劳动力。这样，不仅能节省运费，还能利用这些国家或地区提供的赋税豁免及其他方便条件。

另一类面向出口的制造业投资是那些旨在利用当地原料进行出口前加工的投资。但这种投资受帝国主义旧政策的限制，该政策谋求确保在统治国加工原料。美国在这方面采取了严厉的阻碍措施；在某些工业部门的压力下，美国政府许多年来对进口材料设置重重障碍，课以非常高的赋税。

然而，在国际机构——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支持下，这类投资大有发展的可能，那些国际机构把此类投资看作重建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交换条件的巨大选择。

原料加工尽管在近期内有所补益，但它绝不能解决不发达的种种问题，尤其在由外国企业进行这种加工时更是如此，它们把这种活动产生的盈余占为己有并以巨额利润形式汇向外国。

更加新鲜的是对那些输向发达国家的、比较高级精密的产品的生产投资。一般来说，这是一种生产零件用来在发达国家装配成终极产品的工厂。像电子产品这样一些产品的零件，要求使用相当多的、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在发展水平相对低的国家比较容易找到。也有一些基本产品的加工要求某种高精过程，包括有高水平的工厂。钢这种材料便是这样的产品。它需要巨额投资，美国的利润率低，所以钢的生产在美国面临非常严重的危机，致使美国变成这一产品的潜在大买主。还有其他种类的产品，如纺织品、鞋、速溶咖啡等，这些产品的原料加工水准较低，并且需要半手工劳动力，而这种劳动力的工资在美国很高。

另一个因素是市场的刻意要求所造成的这些产品的特异性。这要求生产规模小、设计特殊、制作精良和在发达经济中促使成本提高的其他因素。

因此，存在着另一个主要为了向美国市场出口的工业投资天地；对多国公司的投资来说，这个天地无疑是开放的和广阔的。多国公司从一种高水平的新的国际分工中发现了新的国际互补性。如果这种新的国际分工最后能广泛地建立起来，它将具有相对的历史稳定性，从而将使世界资本主义有一个比形成目前经济结构——自1967年起处于深刻的国际危机——中的时期更长的生存时期。

最近一个时期，多国公司力图通过下列办法来适应新的趋向：进行内部改造，在社会上层和广大群众中制造有利于那些变革的舆论，研究各种发展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所要求的相应战略，预测各种严重问题和这些问题带来的矛盾。我们将在下一章研究这种趋向的某些比较特殊的方面。

七 新的国际分工的困难和矛盾

确立这种新的国际分工意味着需要解决许多初步性问题。首先是这一政策在统治国资产阶级内引起的内部分裂。解决这个问题意味着牺牲统治国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有利于多国公司和国际资产阶级的扩展，使它们进而通过对其他国家生产系统的控制，令人惊异地掌握大部分统治国的经济。

这一矛盾是严重的，而且难于解决，因为统治国内部的资产阶级还很强大，还有政治影响和抵抗国际大资本的能力，特别是当它们对居民中其他阶层产生影响，在政治上使之行动起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考虑到拥有巨大实力的公司基本是与美国国内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就能得出结论：这是巨人之间的对抗，而不是简单地反映为大资产阶级反对中等资产阶级的斗争。从长远看，当地资产阶级无力抵抗，主要因为它们不能向国内、国际提供另一种发展经济的选择，只有落后、瘫痪、停滞这种选择，但这种选择今天明显地不能成为一种具有国际意义的经济政策的现实基础。

为了在思想上对付这种反抗，国际资产阶级试图把多国公司描绘成一种不同类型的企业，一种代表着国际新观念和人类历史新阶段的企业。国际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企图把多国公司同传统的公司明确地区分开来，力图把它从垄断在自由主义运动——扎根于中间阶层——和美国工人运动中留下的消极印象中解放出来，把政治斗争引向边缘问题或引向攻击旧式公司。

目前的情况非常复杂，因为工会领导人反对美国增加进口，这种进口损害本国的生产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部分美国工人失业。在工团主义的驱使下，美国工人倾向于同最保守的派别组成阵线，而不是举起能使那些矛盾真正得以克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独立旗帜。

从美国整个经济的前景看，这种国际新分工的发展意味着寄生性经济的加强，因为扩大了为靠租金利息生活的人服务的部门，这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着消极的影响，因为资本项目收入不管多么高，也不能完全填补由于世界经济的这种发展而造成的日益严重的贸易逆差这个窟窿。由于民族大资产阶级集团、中小资产阶级的重要阶层和工人运动的反抗，以及国际收支问题直接造成的困难，国际大资产阶级还须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由向国际新分工过渡所产生的种种矛盾。这一新分工或许能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使它能继续生存于一个不长不短的历史时期。

这一发展模式的胜利将意味着强化和深化经济的集中和垄断进程，把它提高到远远超过我们可能想象的水平。由此加深了小资产阶级的危机，以及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或地区实力的最后表现形式的危机，从而加强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冲突及其民族的和宗教的表现形式。伴随着这些阶层的危机而出现的是千百万依靠保存这类小企业而生活的城乡劳动者的贫困化和边际化。我们将在第四章中对特别是在美国产生的这一集中进程的后果做一概括性分析。

这些矛盾在依附国表现得十分尖锐。近年来反对非国有化进程的少数民族资产阶级阶层，即中小资产阶级清楚地看到，这种发展模式使它们失去了作为阶级生存下去的一切希望，因而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反对此种模式，并把它们的反对极端化和理想化。

在这种新的秩序中，工人、一般劳动者和广大失业与半失业群众没有任何重要的地位。相反，这种秩序使他们进一步贫困化和远离生产系统，还使这些国家的巨大劳动力转向满足世界上业已形成的、今天正在获取最大收益的那些市场的需要。因为这一发展模式在拼命地确保支撑着世界上目前收入分配结构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生存，所以它的趋向就是野蛮地强化这种分配结构。

显然，国际垄断资本提出的国际增长模式所具有的极不合理性和反动性，促使遭受它损害或破坏的社会势力组成一个反对它的广泛阵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除了居民中尤其是失业和半失业人口中那些最贫穷因而不能不受右的激进纲领——表面上反对大资本确立的这种秩序——吸引的阶层外，阵线中还包括一个特别保守的集团，它由面向本国国内市场的资本家、中间阶层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右派以及也受到深入到农村的国际资本扩张损害的寡头阶层组成。

此外，形成了一个无产者势力集团，它得到了半无产者群众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在一个反帝反垄断的纲领下统一起来，这一纲领可能提供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选择。

作为1929年总危机的结果，在历史上形成的上述两大势力集团，它们在1967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新危机中趋于重新成为一种历史现实。

国际范围内日益加强的集中和垄断，从处于廉价劳动力中心的生产基地出发对美国和其余发达国家市场的开发，基于新的国际分工之上的世界贸易的兴起，由于存在着在这一进程中被压下去的强大利益集团而产生的政治危机，在政治形势持续不断的激化中一个法西斯集团和另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反帝反垄断集团的形成，双方为促进或阻止这一集中、垄断和国际化进程而进行的地区内斗争和国际斗争的加剧：这些是在以多国公司为其组织细胞的资本主义世界新经济中发展的各种倾向。

这样，新的国际分工非但不能把资本主义从其最后危机中解救出来，反而加深了这一危机并导致它的细胞形式——多国公司在其内部，在其计划、战略及其组织形式上反映出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的种种矛盾。

最后，可能还应指出，在这一新格局中，正在兴起的新公司具有下列一些目前已开始显露的特点。

第一，它的战略活动开始越来越少地注意国家的利益，却越来越多地考虑企业本身的总体利益；第二，在它整个增长战略中，投机和金融成了逐步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第三，公司逐步变成一个总的金融领导机构和投资机构，而不是生产过程的领导机构，生产活动逐渐与公司总的领导活动分开；第四，这些新情况反映在产品和活动的无政府增长上。这种无政府增长导致国际范围内生产活动的饱和化进程，而这又必然加快正在美国迅速发展的饱和化进程。

因此，接着我们必须对多国公司与国际经济的关系以及与美国的经济集中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哪怕是概括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