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帝国主义的矛盾

第一章 当代帝国主义及其矛盾

当资本主义危机的种种表现已严重地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有必要进行某种全面论述的尝试，以便能对一些特殊的进程加以解释，并把关于当代帝国主义矛盾的性质和形式的讨论引向深入。

我们的文章从简要地论证国际经济关系的阶级性入手，以确定世界垄断性一体化进程就寓于这种经济关系之中。只有进行了这种导言式的论述之后，我们才进入主题，研究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及其表现形式。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要确定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首先要正确地确定它的性质，而当代帝国主义的性质基本上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帝国主义内部的对抗，它与无产阶级和代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外部对抗，以及资本主义内部国际经济关系业已达到的高度集中。

一 对国际阶级斗争的评论

当代国际经济体系的特点在于两大冲突集团深刻而矛盾的结合过程。确定这种冲突的性质乃是理解当代国际经济体系的关键。

然而，确定两大集团冲突的性质需要采取某种解释当代历史的立场，而且应该是从非常广泛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结果。纯经验主义的表述，即把两大集团看作两种相互冲突的、静止不变的体系或意识形态，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就是站在了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掩盖了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十分全面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怎样认识构成世界经济基础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

关于冲突的性质，我们提出4个论点。

（1）实质上，这不是两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具有国际根基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由这两个阶级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

（2）这是一种对抗性冲突，因为涉及不同的世界性生产方式，而它们之间的共处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3）在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斗争（表现为阶级之间、国家之间和具体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其中一方处于守势，自1917年以后正逐步丧失其地盘和地位。

（4）两种生产方式所表现出的具体历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而不排除在同一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而言，这一点是尽人皆知的。无数次的局部战争和两次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大战，充分证明了民族矛盾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反映了不同的现实，需要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我们将在后面加以阐述。另外，某种生产方式的具体发展周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表现的形式或状况）与其发展规律之间产生严重的冲突，这也是可能的，有时是不可避免的。

下面，我们将简要地阐明我们对上述每个论点的看法，仅仅为分析当代帝国主义搭建一个总体框架。

（一）国际冲突的阶级性

正如词语本身所解释的，国际关系被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思想描述为独立国家之间的交往。这一概念把指导自由资产阶级一切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原则引入了国际舞台。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把个人作为社会的中心，认为社会就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体现，像自然界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那里物种之间的关系被看成是在保存自己的本能基础上为个体的生存而展开的一种竞争，而物质空间则被视为个体单位即物体自身运动的范围。自由派的分析法总是把个体——唯一的真实存在作为其推理的出发点。

在国际方面不能不产生同样的推论：自由国家在与其他自由国家的关系中保护自己的利益。正如关于自由社会的理论所提出的，如果每个国家保护各自的利益，就会获得发展和增长，提高自己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的能力，同时所有的国家将因共同顺应受比较成本规律制约的世界贸易的自发运动而得益。

这样，就国家内部而言，独立的个人是自由的并按照各自的行动理由进行活动；谈不上什么社会阶级，只有根据不同标准划分的个人。国际关系中也一样，各种可能的国家集团是随着国家的观点和利益趋于一致时才形成的。

从这一角度看，社会阶级不是也不能被理解为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

各种报刊、书籍和理论均趋于建立一种未经讨论的概念，即世界是由一系列自由而独立的国家组成，并以同样的方式要我们相信，社会就是单个的人的总和。想破除这种世界观，不仅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还需要在科学理论方面做出足以戳破表象的努力。

因此，当我们分析构成日前国际体系的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矛盾的阶级性时，必须涉及一种只能以矛盾的方式才能捕捉到的现实：既抽象又具体的现实。国际体系中基本矛盾的阶级性是抽象的，因为阶级冲突不是以直接和正面的方式发生的，而是通过无数的调停反映的。这种调停掩盖了对抗的纯粹性，而对抗最终决定着国际体系的实际运动。

对对抗的分析具有抽象性。这也是必然的，因为阶级矛盾在国际社会的具体运动中不总是以清晰的形式表现的；相反，相互对抗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国内经历和地区经历，不同的经历使每个阶级内部的成员互相分离，有时还导致他们的眼前利益互相对立。

更具决定意义的事实是，在国家范围内，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受依然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的控制。由于这个原因，只有在关键时刻和转折关头，即当革命阶级的国际利益得到加强、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控制受到削弱的时候，对抗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但是，这种阶级矛盾也是非常具体的，因为只有阶级矛盾能解释世界冲突的巨大分界线，并指出它的范围和可能的趋向。各种战术变化、暂时性协议、政治制度的蜕化以及代表不同阶级的组织的堕落，在这一切的背后起作用的正是使阶级分离的对抗。只有用这种对抗才能对种种表面上没有意义的运动做出解释，才有可能找到决定实际进程（通过复杂的和变动的国际关系体系表现的）的基本因素。

由于存在着企图掩盖国际对抗的阶级性的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所以这种基本上属于方法论的讨论是必要的。这些社会利益集团有的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残余（资产阶级）完全一致，有的则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产物（行政和技术官僚）相吻合。

必须指出，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对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进程的否认仅仅是相对的。让我们更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掩盖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的阶级性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固有的东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直把这种冲突描绘成主张自由的或不主张自由的、有效率的或没有效率的、精英的或群众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对抗，企图从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一般性的和反历史的人道主义角度来分析国内和国际冲突，甚至用一些抽象的模式把它们框起来，但从来没有公开接受其阶级内容。资产阶级无论如何必须尽力保存私人所有制（或从意识形态讲是“自由企业”）——阶级社会的基础，同时反对集体所有制——消灭阶级关系的必要条件。因此，两种相互对抗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不管资产阶级思想怎样加以掩盖，也不管它寻找多少借口，冲突的阶级内容最终反映为绝对或相对地保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阶级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但是，行政和技术官僚利益集团掩盖国际关系阶级性的方式更加复杂。它们希望保持社会主义集团内权力体制扭曲的历史形态。

上述提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性质所持的明确立场。我们认为，衡量社会主义社会的尺度是：在国有形式下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社会计划的原则支配着市场原则。然而，由于形成了一个官僚阶层（新近又形成了一个技术精英阶层），权力发生了畸变。这一阶层并不拥有生产资料，却决定性地影响着经济盈余的使用和分配。但这种决定权不是为所欲为的，它不可避免地受两种因素的限制。在国内，受工人阶级的限制，官僚阶层必须保护工人的利益，以保障自身的生存，因为它在生产中不是起主要作用的社会阶层。在国外，受帝国主义威胁的限制，这种威胁危及社会主义的生存，同时促使国家机器过分膨胀（官僚政治、更大的镇压、更多的军队等），并因此促使官僚阶层——作为一种具有自身利益的社会集团——不断繁殖。

因此，我们认为，关于苏联回到资本主义的种种看法是绝对错误的。只有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世界革命运动没有进展、帝国主义不逐步变弱时，回到资本主义才是可能的。尽管有过重大的失败，但战后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取得重要胜利的历史，这些胜利足以阻止反革命势力占据优势，也足以为社会主义夺取新的胜利开辟道路。

由于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官僚和技术阶层所代表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它们必须把社会主义生产制度说成是历史上最优越的制度（因而是一种天然具有普遍性的制度）；另一方面，必须承认这一制度的过渡性质：向新的生产方式——共产主义过渡。官僚和技术阶层还必须识别各社会主义国家赖以维持的国际阶级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发展明显地同保存大部分现有的国家机器和现存的特权产生矛盾。这种国家机器和特权得以保存的唯一理由是社会主义集团面临的实际军事威胁以及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资本主义孤立的50年内产生的畸形结构。相对而言，这个资本主义不仅侵略成性，而且至今还是比较强大的。然而，官僚和技术阶层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利益集团趋于巩固并谋求使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阶级斗争停滞，否定这种斗争或歪曲它的内容。

现在已没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官僚、科学家、技术员和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进行辩解，研究一下它的原因是很有意义的。列宁和斯大林当时认为是为了保持技术人员的支持而做出的必要让步，现在却趋于变成一种自然的和永久的社会观念。强大的民族国家、庞大的正规军和经济动机（对某些阶层很重要），是社会主义面对帝国主义的不断威胁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但又是使国家权力畸形化的重大内部因素。掩盖上述矛盾会导致忽视真正的历史需要而使畸变得以实现，还会导致官僚和技术阶层的利益自动增值。文职的和军队的官僚和技术人员与生产任务相联系、不断调动职务、废除森严的等级等措施是必要的，但这不能解决主要矛盾：由于国际阶级斗争而历史地需要保存这个镇压机器。上述形势的巨大矛盾因素就由此产生：随着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这些镇压机构应该消亡，并且它正因此而在为自己的消亡做准备。但是，这一矛盾因素是无产阶级专政固有的。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无产阶级是被指定来消灭一切阶级，因此也包括消灭自己的唯一阶级。辩证地看，必须做这样的推测，即许多社会阶层和机构及意识形态在一定时期内主张推动历史变革，但正是由于这种变革的结果，它们自己也变成了过时的东西并转而反对和抵制必要的新的变革。这些保守的利益集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强调民族主义精神，同时谋求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能力和效率上，而不是在它的社会内容上确立这一制度的历史优越性；谋求把国际基本矛盾降格为一种竞争，主要是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竞争，其次是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竞争。这种分析使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推进主要取决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及其成就所显示的榜样作用，这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采取相对消极的态度。

在推测国际范围内社会发展的方法上存在的这种偏差，也使人们把社会主义国家对维护和平和国际共处政策的关切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时松时紧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必须指出，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国际阶级斗争所达到的一体化水平，在确立了社会主义政体的国家内把上述两者严格区分开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绝对需要的是善于辩证地确定两者战术利益的不同性和一致性，以避免使无产阶级最广泛的利益盲从于一个或几个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暂时利益。

这些思想上的偏差有其局限性，因为国际阶级斗争每日每时的现实时刻侵蚀着所谓的稳定，迫使这些思想不断发生变化。这些思想最精微的表现隐藏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抽象形式之下。根据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指导政治斗争建立合乎道义的或理想化的人道主义社会的目标。这样，它便放弃了作为全部行动和革命纲领指导核心的阶级斗争原则。但应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畸形化随着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推进正在逐步减弱，这使像古巴革命这样较晚的革命不仅能迅速克服巨大的经济困难，而且能建立一个具有非常广泛的批评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制度。如果没有早已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给予经济、政治、军事和思想支持，就不可能在一个依赖于蔗糖出口的海岛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我们不能把政治和言论自由、政治调解人或多或少的参与、军事开支的数额等，同产生国际阶级斗争的环境割裂开来。不是因为被资本主义“极权主义”扭曲了的人的“本质”，而是因为具体的历史环境，才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改造问题。在静止的、抽象的、形式上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名义下无视这种具体环境，就是忘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即列宁所说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二）冲突和帝国主义没落的对抗性

当代国际体系的第二个方面是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对抗性，而这正是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这种对抗性表现在两种都处在国际性生产方式的关系中。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些生产方式不是互相对抗的，它们作为两种模式或乌托邦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它们都是世界经济本身发展的产物，但两者截然不同和互相对立。

在古代，像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和亚细亚制度这些大相径庭的生产制度能够并存，而且不一定会引起对抗，因为这些生产制度是以一个地方或一个地区为基础的，没有无限扩展的需要。

但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资本主义诞生于世界市场，通过资本的扩大积累，使自己的生产基础达到极高的集中程度，以致再不能囿于当地范围，也不能限制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内。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和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证明这种生产制度不能囿于国家范围。资本主义是在不断增长的利润率和利润数额的基础上运转的；从其运转的特性看，它是一种国际性制度。

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推动的生产力发展的继承者，并能把发展的速度提高许多倍，因此它的国际性是其固有的。此外，它目前的存在是建立在国内政治经济基础上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众运动相连接。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促使另一种选择即社会主义在其内部不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所具有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能力相对大于资本主义国家，使力量的对比不断朝着有利于前一类国家的方向转变，从长远看，这将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相对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在发生这种情况之前，通过世界革命的发展，阶级斗争本身正在使历史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逐步转变。世界革命的发展会在一些地方骤然改变力量的对比。

现在让我们转向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第三个方面：两种生产方式具有不同的价值，也不是并行发展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任何平衡都是相对的和不稳定的，经常不断地为下列因素所打破：资本主义的性状已历史地改变；社会主义的力量日益发展。这不排除人民力量阵营在取得胜利的同时，也会遭受种种失败。然而，尽管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局部失败，但从全局看自1917年以来已向前发展。

总之，资本主义是个没落的制度，处于不可解脱的最后危机之中，而社会主义是个革命的制度，其内部危机促使它克服本身的局限性，开辟进步和发展的新前景。有关这方面的原因，大部分我们已经谈到，这里就不再赘述。历史上，资本主义曾经对封建主义和其他前资本主义形态起过相似的作用，尽管由于其剥削特性，它是以更加粗暴和野蛮得多的方式发挥这种作用的。

（三）建设世界社会主义的辩证法

现在来谈谈国际体系的第四个方面。无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它们各自的发展在水平、利益和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等方面都是历史地不同的。虽然资本主义具有国际性倾向，但它没有也不能排除以本国为基地。社会主义亦然，在它变成世界性生产方式之前，要继续以本国为基地。于是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国家集团，以及同一集团中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和政策差异。这种利益上的差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加强或减弱，但不会消除把这些国家集合在一起的利益上的基本一致性，这种基本一致性是由作为不同制度的社会基础即阶级决定的。

差异性不仅反映在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上，也反映在每个集团的内部关系上。资本主义集团的内部关系由资本在国内和国际上对劳动的剥削所决定。资本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国家向处于依附地位的被统治国家流动，决定了在同一生产方式中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社会动力。

资本谋求占有世界劳动力，用来生产剩余价值。资本输出是实现这种目的的工具；世界货物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是进行资本输出的条件。就是说，世界市场的发展先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由此可见，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动要求改变国内和国际关系的结构。在商业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简单的商品交换可以在不同的生产制度之间进行。这种情况在自由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开始遭到破坏，在（垄断的、工业的和资本输出的）金融资本主义时期进入彻底的危机；在当前的一体化垄断资本主义中，那些前资本主义关系再也不可能存在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产生了另一种关系，它不是自由和自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剥削和压迫关系。于是产生了由这种关系决定的新的矛盾。

一方面输出资本，另一方面汇出利润；一方面是债权人，另一方面是债务人；一方面是技术控制，另一方面是技术依赖；一方面盈余日增，另一方面盈余输出；一方面工资更高、国内市场扩大，另一方面工资更低、国内市场受到限制；一方面是技术发展、知识生产等成果的积累，另一方面是对可出口的技术和客体知识的依赖和不能生产这些技术和知识。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切方面，都确立了一种对双方的社会结构必然产生对抗性后果的关系。这样，在同一经济体系——以同一生产方式的统治为基础——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集团内也存在着对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是不平等的甚至不利的关系，但它并不表现为对劳动的直接剥削。国际上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出现这种剥削形式。

各种前资本主义制度必须采取纯粹的和简单的征用形式和征税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平等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可能是永久不变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部分地受政治利益支配、但大部分受世界市场价格支配的贸易关系，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价格结构的不平等性被接受，便产生不利于一般较落后国家的贸易关系。这一批评是格瓦拉在阿尔及利亚演讲时提出的，但没有充分加以阐述。很难确定投放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的实际成本结构，因为价格被垄断行为严重地“扭曲”。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只在它们之间做生意，也不可能建立一种完全独立于世界市场的簿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经济在国际范围内的存在本身必然扭曲和限制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发展。

关于集团内贸易的效果，罗马尼亚所发的怨言尤为具体。这种贸易把那些国家置于一种不经济的情况下：迫使它们从集团内部购买贵而劣的产品，从而破坏了它们的相对优势；还迫使它们专门从事某些领域的生产，但与那些能使它们更广泛地与西方交易的领域相比，这些领域对它们不是有利的。

这些理由都是经济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有3种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第一，让市场规律起主导作用，选择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而不考虑政治因素的贸易方式；第二，使政治理由压倒经济理由；第三，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冲破狭小的社会主义集团的界限。必须注意到，这3种解决办法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而是历史地互相配合的。根本问题在于3种办法的等级次序，这又涉及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利益压倒了民族的特殊利益，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古巴和苏联于1972年签订的贸易和财政协定为这种关系提供了样板。协定不仅规定苏联免除古巴欠它的巨额债务，还确立了一种未来易货方式，它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比签约时的市价高得多的糖价为基础。

二 世界垄断性一体化进程

我们看到，构成当前世界体制的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但存在着一些基本的、主导这些关系并使之清楚明了的决定因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集团在世界关系体制中扮演独特的角色。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末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时内部矛盾把它引向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引向世界大战，继而引向革命新阶段的开辟。第一个工人国家苏联的建立是这一新阶段的开始。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已经不是单靠工人组织的力量来表现自己，而是拥有了一个民族国家基地，第三种革命成分——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后来加入了这个基地。

自1917年起，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就是它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争取存在下去而进行斗争的历史。在此阶段，美国谋求对这一体系的领导地位。19世纪，英国拥有这种地位，但后来丧失了，这为世界冲突铺平了道路。资本主义体系在经过了喜气洋洋的20年代之后，进入30年代的总危机。为确保对体系的领导权，必须进行一场反对纳粹主义企图——在德国领导下统一欧洲——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便以霸主国的面貌出现了。不仅战火没有烧到美国本土，战争还使它在1950年前创造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未能创造的奇迹：恢复甚至超过了1929年的生产指数。实际上，至1950年，联邦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仅仅恢复到了1929年所达到的产量。在这一时期，由于通过军事工业实现了充分就业，美国使自己的产量比1929年翻了一番。

战后时期开始时，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一种十分有利的相对地位。它的国民收入将近占资本主义各国全部国民收入的一半，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达到47%，黄金储备将近占世界总储备的70%，工业生产率比其他国家高许多倍，它的军队驻扎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地，它拥有原子弹。

三大因素决定了美国战后的相对地位。

第一个因素是结构方面的。资本主义在竞争基础上产生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它用武力来解决竞争问题，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集中、集权和垄断。无论国家内部还是国际上都是这样。但是，垄断不能彻底消灭竞争，只能造成新的竞争形式，迫使为保持霸权而进行无休止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其发展进程中采取相互矛盾的形式。进程的总趋势是达到在某个霸权中心统制下的一体化。但这一趋势不能完全实现，因为一体化使矛盾发展到新的水平，导致新的冲突并因此导致局部的分裂或彻底的分裂，这又迫使进行新的集中，等等。

资本主义在其一体化趋势（由集中、集权及垄断进程决定的）和分裂趋势（由竞争、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及阶级矛盾决定的）之间尖锐矛盾的形式下发展。这是它的一种规律，是日益加强的生产的社会性（以满足增加利润的需要）和由占有的私人性（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所固有的）决定的生产过程的局限性之间总矛盾的独特表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获得更大的利润。

总之，资本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形成一种国际经济体系，但这一体系所依靠的私人企业单位和各民族国家基地，同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趋势是矛盾的。

最后，这种表面上是统一的和合理的发展，实际上导致产生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的特点我们将在后面加以分析。

应该指明，在我们所分析的当代时期，国际经济体系多么需要一个能整顿秩序、行使权力和实行集中的统治中心，以克服肆意竞争这种分裂性无政府状态。拥有最大相对经济基础的那个国家具有充当此中心的优越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早在战前就取得了一种令人羡慕的相对地位，更不用说战争使它积聚了更大的相对优势。

美国相对优势的积累大部分是由于美国资本家大量采用了19世纪末实现的技术和劳动组织方面的改革成果，这使它建立了众多的拥有巨大生产率优势的生产单位。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实现了资本的大规模集中，使它具有了系统地把生产单位合并成公司的财政和管理基础。

但是，决定性地确保美国霸主地位的相对优势是它广阔的国内市场，这部分地是由于夺取墨西哥的领土和购买佛罗里达和阿拉斯加而形成了辽阔疆域。当技术要求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时，这就成了决定性因素，因为只有在非常广阔的市场基础上才能进行大规模生产。美国工业资产阶级在南北战争时期就取得了国内市场的控制权。从那以后，美国发展成为占据霸主地位的强国已是确定无疑的了。

分裂成许多民族国家而又没有一个霸权中心的欧洲，不能为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提供一个足以与美国巨人进行竞争的基地。美国的竞争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逐步显示出来，并在战争期间获得了霸主地位。然而，战争造成了有利于美国的极端不平衡状态，开创了一个无可争议的霸权时期，其性质部分地超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结构需要。

因此，必须把体系应有一个能使之统一起来的霸权中心这一历史需要与美国战后建立的霸权的程度区别开。

决定战后美国相对优势的第二个因素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界限。20世纪40年代末，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所面对的不只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社会主义集团，其中包括地球上人口最多的那个国家。更严重的是，战后时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在全世界深受怀疑，群众的民主要求得到一般由共产党人和趋于加入社会主义的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领导的反纳粹法西斯武装抵抗运动的支持。拯救资本主义这一制度的需要压倒了资产阶级内部任何偶发性斗争。冷战巩固了上述局势，建立了国际阶级联盟的基础，这种阶级联盟无疑加强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霸权。

有助于美国建立其霸权的第三个因素是控制和相对依附地位的累积性。这样的一种统治体制具有自我促进和逐步增加其不平等关系的趋势，直至相对优势开始转变为劣势，累积趋势转化为反对现存关系体制的趋势。

美国拥有的相对优势使它能把美元变成国际性货币，并通过这一机制获得一种特殊的金融霸权，替它打开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大门。它的军事霸权有助于实现其政治意图；它的经济霸权吸引着全世界的科学家，确保它对技术的控制，这在现代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以本国的金融、军事、政治和文化力量为后盾的美国国内企业所拥有的实力，为它们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

似乎出现了一个坚不可摧的能确保资本主义长期稳定的新帝国。本书试图概括地描述这个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基本特征，随后提出它的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正导致战后建立的表面上十分稳固的体系产生严重分裂。

我们所强调的金融、军事、政治和文化因素不能使战后形成的那种一体化关系体制永世长存。这些因素能为保持体制的稳定创造条件，却不能决定它永远不变。为了发现这里所指的条件，我们必须深入体制的底层结构，寻找世界一体化进程的细胞。这个细胞就是该体制的生产、管理、金融（部分是政治和经济）新单位，即具有明显国际性质的垄断企业——人们习惯地称之为（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多国公司或跨国公司。

从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转变是在19世纪末实现的，这已被诸如布哈林、列宁、罗莎·卢森堡尤其是希法亭等马克思主义作者以及像霍布森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作者阐明。

使当时的和现时的垄断关系在性质上产生差异的基本因素有两个。

首先，必须看到垄断关系是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统治国和大部分附属国中的竞争性企业后在民族资本主义内部成为主导关系的。

其次，垄断关系把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形成巨大的金融、贸易和管理网络。但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垄断关系成了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是说，现代公司如此迅猛地向世界扩张，以致形成了一种结构，在此结构中产生了大部分国际经济关系。

上述变化对体系产生某种质变效应，促使处于萌芽状态的垄断性国际经济完全发育成熟，使原来不起主导作用的规律变成主导规律。这一变化要求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性质重新加以分析，以便能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规律和决定性因素重新划分等级次序。

当垄断关系的新内容确定之后，就需对现代垄断企业的特点进行研究。这是一种需要在某个经济集团内部或外部没有限制地进行扩张的社团性企业，它与这个经济集团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关系，在筹资、扩展和其他基本决策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不仅因为它畸形膨胀的规模，而且主要是由于它在国内和国际上拥有数额巨大的剩余资金。巨额利润致使它需要不惜一切地找到新的投资场所。这样，它的领导机关变成了金融决策中心，把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决定权移交给中层领导。

这种趋向在最近几年建立的那些联合公司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些公司的业务范围涉及技术上彼此毫无联系的许多经济部门。联合进程是公司为进行内部筹资并为其剩余资金寻找投资场所而转变成金融中心的反映，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是资本投资向世界扩张的进程。

战后时期资本投资最重要的特点是大部分资本投向为投资接受国内部市场进行生产的那些部门。在战后以前时期，外国投资一般投向与外围国家出口经济有联系的部门，就是说，主要满足统治国自己市场的需要。基本上投在与出口相联系的农业、采矿业、公共服务及运输等部门，从而确保对买主市场、利润汇寄、运费和统治国工业所需产品的控制。

自战后起，资本主要投向各统治国的工业部门，有时也投向这些国家的服务部门，造成这一区域内资本的巨大流动性。其次，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投资从出口部门转向了制造业，最终垄断地控制了这些国家刚开始的工业化。

外国资本这种结构性变化造成了新的国际现实，其特点在于资本同集团利益和民族国家、公司、国际组织等的利益混乱而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对这些新现实的系统分析才刚刚开始。

已取得的具体结果实在令人惊讶。大约180家美国企业目前控制着该国近80%的国外投资；加上一小批欧洲和日本企业（约100家），这些所谓的“多国公司”目前的产值将近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6。

我们以最大的通用汽车公司为例。它在近60个国家有投资，拥有许多最为多样化的工厂和企业，分布在从家用电器到汽车和航天工业等各个部门，雇佣64万工人。年销售额超过联邦德国的年度预算总额，它在英国和德国的中层领导者挤入了这些强国的主要企业家行列。

出现了许多关于这类企业规模的论著，阐述由于这一新的经营水平而产生的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控制、组织、管理以及人事等方面的问题。企业的头头成了重要的世界权力中心，不受任何政治控制。相反，政治性职能成厂管理“科学”本身的一部分，从而产生了由职业政治家（文人和军人）、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家族集团、知识界人士和企业领导组成的庞大混合体，控制和操纵着美国政府这部复杂的决策机器，而正是这部机器把这些利益集团在世界范围内连接在一起。

由于这些经济单位的高度集权化，它们的决策变得十分复杂。母公司必须兼顾（或决定反对）自己的利益（在一个国家单位内的利益，这个国家单位不仅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母公司经济实力的基础）和其他数十家处于不同的具体国家环境中的生产和管理单位的利益，对它们的政策同样需要施加影响，对它们的压力必须予以考虑。这种互相矛盾的压力汇合起来所产生的结果大部分是不能预测的，这是促使对关于多国公司的运行及其前因后果的研究和出版物的资助激增的原因之一。

至今得出的结论是，可以把多国公司作为世界垄断性一体化进程的细胞。当前，多国公司是管理、经济和政治三方面的决策中心，它导致巨大的经济集中和财政、管理集权，导致企业与国家之间矛盾而密切的结合，导致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一体化，以及世界贸易的巨大增长。

整个运动的基本渠道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投资，其中私人投资和政府贷款融为一体，后者通过向多国公司提供直接贷款、确保其产品销售的市场，或通过为基础设施工程投资以及通过特许、保险和其他鼓励国际投资等措施向前者提供资金。

因此，资本流通是连接国际经济关系的中心，对商品和服务流通及其他金融流通做出了解释，但它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影响却是十分矛盾的。多国公司努力达到的各种利益的统一并不充分，不足以掩盖和消除其内部矛盾。

我们将在下面几章分析由世界垄断性一体化进程所产生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一进程的基础是多国公司以及资本流通的扩大和结构变化。

三 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

（一）关于方法的说明

一切具体社会形态都是超越这一形态的各种势力的现实表现。而这些势力必然与维持此形态的那些势力发生冲突。那些与统治阶级连在一起的“学术”流派重点研究使某一具体结构得以保持的各种因素；那些与被统治阶级相联系的学术流派则致力于分析导致该结构解体的现存秩序的局限性。就其本质看，辩证法是革命的方法，因为它的原则是必须把宇宙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着的过程来研究。当认为宇宙是一种具体的变化过程，或更确切地说，认为是自然和人类的历史时，就发现矛盾的普遍性是这一运动的原则。一切事物均由矛盾的要素构成，当它们与其他实体或物体发生关系时，便处于一种不断斗争的过程。

因此，对社会形态的分析应突出必然地使其结合成一体的各种矛盾，以及它们与其他形态的关系和对其内部矛盾的影响。必须指出，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它们按某些排列原则组合在一起，并存在着一种因素等级顺序，使我们能区分出一个主要矛盾，它影响着各种次要矛盾，也受这些次要矛盾的影响，尽管后一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

当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发展阶段。这意味着当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各种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这些矛盾在这个具体阶段有其特别的排列顺序，从而使当代帝国主义成为一个可以同资本主义过去的种种形态彻底区分开的分析对象。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代帝国主义阶段不同于资本主义以往的发展阶段，因为它通过在美国的领导下多国公司的扩张，在生产力的集中化获得巨大发展并实现国际经济控制的集权化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的一体化。

我们还看到，这个由美国领导的垄断性一体化进程内部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威胁着一体化本身，使体系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我们现在的任务在于找出这些矛盾，确定它们的组合方式和哪一个起主要作用。对方法论做了如上说明后，我们就可以来确定主要矛盾了。

（二）国际化和国家基础

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存在着几个表面上互相孤立，实际上互相紧密联系的矛盾进程。这就是下列诸进程之间的矛盾情况：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和分配朝着大企业集中及小企业的衰落和破产；管理和金融集权，垄断企业对小企业的操纵；国家权力特别是最强大的那些国家的权力的加强及其对经济干预的扩大，世界贸易的发展，资本运动不平衡的发展，在经济最强大国家的霸权统治形式下的国际集权，以及弱国进一步衰弱，其依附程度进一步提高，其资产阶级被置于屈从地位。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是如此地表现出这一系列互相矛盾的并导致世界经济中各种力量之间发生严重对抗的趋势。所有这些趋势反映了国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在此生产方式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的日益社会化，这与生产资料的私有性发生矛盾，从而造成了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性的无政府状态。而这种状态的克服总是暂时性的，致使上述矛盾随后以新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

在资本主义的目前阶段，这一矛盾表现得十分尖锐，迫使国家进行干预，以保证体系具有某种起码的组织结构，并对来自作为社会组成成分的各种社会势力的互相矛盾的压力加以约束。从生产单位看，它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方式。为防止无政府状态产生衰退性效果，公司开始反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要素——市场，并趋于使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生产单位或生产单位的联合体。垄断在各国内市场中的发展必然会加剧为控制市场而进行的斗争。作为贸易和企业间关系的调节者，国家也转而充当起为它们开辟国内外新市场的角色。

集中—集权—国家干预的循环就是这样在国内得以加强、相互作用和自我促进的。正是这种国内统治方式使得国家有可能在国际上建立优势地位。

此外，控制了国际市场就能确保稳固国内统治地位。民族国家在这里也起着重要作用，它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保证了国外市场的开放。

由此形成了目前国际资本主义关系中主要矛盾的一极：国家极。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一国对另一国的国际统治，是通过强有力的民族国家与控制该统治国内部市场的垄断企业之间关系的加强来实现的。

主要矛盾的另一极产生于这些国内势力的对外扩张。在帝国主义当前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国际关系已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集中和集权进程很久以前就超越了狭窄的国家范围。自19世纪末起便建立了资本货物甚至劳动力的世界市场。体系的各生产单位开始受到这种国际现实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体制，就是我们在谈到多国公司时看到的那种体制。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种扩张在当前阶段的特点在于投资——那些国际关系的轴心——转向与接受国内部市场相关联的生产这一事实。

扩张在开始时促使投资来源国的国际销售量增加。设在国外的各子公司向母公司或同一经济集团中其他企业购买它们所需的机器和材料。在国外建立新的生产单位变成推动国际贸易的刺激剂，于是在战后帝国主义体系中形成了一种建立在新的国际分工基础上的经济关系。

但是，这种不平衡的局限性很快就暴露出来了。不占统治地位的各帝国主义列强，当从战争造成的衰退中逐步恢复过来并完成了国家的重建工作时，便开始输出资本；各依附国的市场成了这种新型竞争的对象。在欧洲和日本的美国公司面临着同样的局势，如果它们不在这些依附国内投资，就会在内部竞争中受到损害。这不仅因为进行这种投资可保证自己进入这些国家的内部市场，而且也可以在依附国为它们生产的机器和材料找到买主。然而，从理论上讲，这种投资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内部利用的部分劳动力在国外被替代，美国工会组织称之为国外投资的“劳动输出”效应。

某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感到必须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来扩大本国或本地区工业品的出口，这使情况变得尤为复杂。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企业控制了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但它们将遵照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逻辑来进行。这个逻辑是：当能获得更高利润时，它们才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这种旨在向统治国企业原来控制的市场出口的投资。这样做的结果是世界市场的大解体，同时出现世界市场缩小以及组成世界市场的各生产部门在这一市场中的相对比重和各国的地位发生变化的趋势。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只有在各民族国家和多国公司的相对压力下形成的新模式中才能重新结合。

当我们描述这个进程时，也揭示了主要矛盾的国际极。国际经济按照自己的、表达某些国家单位利益的规律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单位之间便会产生矛盾，因为它们毫无例外地追求着同一结果：削弱其他国家单位以加强自己的地位。

自由派理论试图把这样的关系描绘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如同把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说成是进步和平衡的因素那样）。实际上并非如此，仅仅在偶然的情况下是互补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关系本身的发展把种种根本性对抗提升到新的水平。

因此，在特定阶段中如此实现的一体化只是为产生新的国际冲突准备条件。帝国主义当前阶段主要矛盾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基础日益国际化，但国内市场和民族国家继续是其国际关系的出发点。一面是集中、技术发展、联系增加及一种国际经济的形成和扩大；另一面是这种扩大的私人基础和国家基础狭小。不管私人企业变成多大的管理大世界，却永远不能成为国际计划经济的组织基础。各民族国家也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它们的作用仅仅在于帮助这些企业进行国内外的扩张，谋求调和企业扩张所造成的不可调和的对抗。

资本的国际化进程——由资本主义扩张的基础，即生产集中所决定——就是这样与维持资本实力的国家、政府和企业基础的加强趋势发生矛盾的。这是资本私有性的产物。

与从某些作者的提法中可能得出的结论相反，所谓的多国公司与人类进步之间的矛盾不在于这类公司的国际性，而在于它们必须依靠的狭小的国家基础。与其表面现象相反，所谓的多国公司实际反映了资本主义没有能力成为一种真正的世界经济体制的基础。推动资本主义朝着这一目标发展的力量，与资本的短缺及其剥削劳动力的本质发生矛盾，而此种剥削只有在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才有保障。

因此，世界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扩展和一体化之后，必然进入另一个重要时期即停滞和解体时期。这一时期在发生冲突和破坏了那些发展较差的部门之后又为新的扩展时期开辟了道路，而每个扩展新时期同私有制提供给生产的狭小基础的矛盾将更大。

继大英帝国在19世纪前75年中达到的一体化之后出现的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时期，斗争最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沙俄解体并变成苏联以及殖民政权垮台之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增长时期，接着而来的是1929年和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些国家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分离出去，组成社会主义集团，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获得了发展。在这之后，出现了50年代及60年代前几年的恢复性相对增长时期。从60年代末起，美国遭遇了战后最严重的危机，并开始进入目前的贸易战和金融战时期。

经过目前时期正在产生和将要产生的种种严重破裂之后，资本主义将围绕着它的霸权中心达到新的一体化，但新的一体化必然要以一种次等地区的强国体制为基础，并以把美国在技术上落后的许多生产部门转让给那些次等地区强国为代价。这种表面上的平衡将产生比目前更大的矛盾。

考察一下在这一进程中各个时期资产阶级的学说或受它影响的学说，是很有意思的。它们从乐观主义跳到失望，又从失望跳向乐观主义，如此周而复始，却永远不能认识其历史运动的周期性和蜕化的必然性。

四 主要矛盾的种种表现

（一）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联合性

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寄生趋向时，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一种腐朽的制度，因为它趋于形成食利国，其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剪息票”过日子。但是，列宁在阐述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联合性规律时，把它看作一种矛盾过程，而不是一种线性过程。他说：

 

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

 

当代帝国主义主要矛盾的形成本身就说明了这一制度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联合性。需要一个使地区间增长速度产生巨大差异并使之集中化的霸权中心这一点，一开始便显示了这种不平衡性和联合性。

最重要的在于从整体上把帝国主义看成是促使盈余向最有活力的各中心转移的制度，这大大地加强了世界体系的循环和运动。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统一使行为规范达到某种一致。另一方面，利用地区间巨大差异的可能，又导致突出发展某些部门而损害另一些部门。市场的统一和行为规范的一致既有利于资本流向最有活力的中心，又辩证地促使产生不平衡。

除个别例外外，尚未出现促使发达地区的增长累积趋向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这些地区拥有较强大的国内市场、金融机构、国外经济和其他吸引资本流向其内部的因素，而不发达国家吸引资本的唯一因素是在当地超级剥削廉价劳动力和榨取利润。美国的资本流通差额是这一情况的直接反映。对欧洲和日本是逆差，因为美国资本倾向于在那里进行再投资；对依附国是顺差，并能弥补其对发达国家的赤字，当然，这种趋向在贸易和劳务（运输、技术人员等）关系方面尤为突出。在这些方面，依附国也呈现出进一步加重其落后状态和有利于统治国的趋势。

总之，在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依附国的不发达状态历史地日趋严重，导致一种不可能改变其经济依附性特征的扩大再生产（因此也有经济的增长）。这些国家的再生产之所以这样，原因就在于它们一直是超级剥削的对象，这阻碍着它们实现辩证的重大飞跃，以避免很快陷入更高阶段的超级剥削之中。基本上，输出的阶段向工业生产的阶段过渡是一种关键的转折，但未能改变经济的依附性质。体系经过整修，换了新貌，外国资本成了工业投资的主导。但是，在保障高额利润的垄断环境下，经济增长的便利条件使国际资本在不长的时间内，以赢利、溢价、补贴、技术服务及其他许许多多的营利手段攫取了天文数字的利润。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联合性未能像19世纪那样产生新的资本主义中心，却在原来的中心之间造成了更大的矛盾，使它们与依附国之间的深刻矛盾更加严重，而这些矛盾的解决要求朝着通向社会主义而不是更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跃进。

（二）国际援助：控制和加深不平衡的机制

依附国国际收支平衡方面出现的困难要求巨大的国际支援，以便保持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体制。如果没有这种支援，资本流通和国际贸易将遭受巨大的损害。60年代是国际援助的鼎盛时期。这种援助的目的在于：第一，为美国在缺乏资本（这里指为开设企业有时也为企业的运转进口基本原材料所需的外汇）的国外地区进行投资提供资金；第二，直接或通过银行融资方式为国外投资以及按比世界市场价高得多的价格销售机器、剩余产品等筹措资金；第三，通过银行信贷弥补依附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它们继续拥有外汇以参与世界贸易；第四，政治上控制这些国家，使它们被迫将大部分盈余用来偿付外债本息并将其政治精力花费在重新安排外债的谈判上。

所谓的国际“援助”只是一种实行统治和政治控制的工具，也是促进外贸和资本流通的工具。美国人民就是这样为企业的私利出钱，使国库亏空日益增加，刺激了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却装满了180家最大公司股东们的腰包。

因此，不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联合性得到加强，而且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表现为民族利益——与国家为十分明确的私人集团利益服务这一真正职能之间的矛盾也在加深。多国公司的利益与国内其他社会势力的利益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不是有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而是必然与这一发展相矛盾，因为世界经济的扩张只有在美国提供资助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这种国际负债是由对依附国进行超级剥削造成的，超级剥削阻碍这些国家的经济在不必求助于不自然的信贷而拥有真正扩大生产的资金的情况下得以壮大和迅速增长。

（三）外贸和民族利益

国际化和组织基础之间主要矛盾的第二个表现是在世界贸易方面。世界贸易必然以不同种类商品之间的交换为基础，因为交换只能在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之间进行。任何发达的贸易都意味着独立生产者（这里指不同的国家）之间的某种分工。然而，这一分工是根据统治和剥削利益实行的，这种统治和剥削长期以来已使屈从于统治国强加条件的那些国家处于持久的落后状态。

对统治国的经济来说，其他国家的经济只是它的补充：向它提供它所需要的产品并接受它出口的产品，而这种出口对统治国经济是更加有利可图的。一方面，统治国经济是其他国家经济的根本市场；另一方面，从整体看，所有依附国是统治国经济的一个相对重要的市场。因此统治国所关心的是尽可能使其他国家经济专门为其市场服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的、为开发当地市场而进行的那种资本输出，必然会产生矛盾。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大战结束前，资本输向国外的目的是在那里生产可出口的产品（农产品和矿产品），或为那种出口经济建立辅助部门（运输、公共服务、港口、交通、销售网点）。战后时期开始时，资本输出的目的在于控制某个可能被其他竞争者夺走的内部市场。

这实际上一开始便建立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占统治地位的中心所生产的机器、零件和原料的出口增加，取代了制成品的出口。但是，当这些国家的内部市场全部被占领后（保持了收入的递减分配、旧的土地结构、边际化过程，即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全部产物），便产生了怎样继续投资的问题：必须投向重工业部门（给依附国建立一个技术基础，使它们能摆脱国际资本的统治并改变其进口产品的种类）呢，还是投向某一新的、能吸收现有技术进步成果的开发领域呢？国际大资本对第一种方案不感兴趣，它愿意选择第二种方案，因为这意味着出口原料加工程度高，个别情况下还意味着劳动力相对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

当我们分析拉美最先进的依附性工业发展实例即巴西的情况时，就能看到为什么第二种解决方案必然受到青睐。自1968年始，巴西制成品的出口获得了巨大发展，而这一发展的总基础是原料加工产品（速溶咖啡、钢板、肉类加工制品和其他食品）和劳动力相对密集型产品（如织物、鞋等），甚至半手工性质的重型机械产品。

从目前达到的技术发展水平看，巴西有能力建立一个巨大的满足近一亿人口这一国内潜在市场所要求的大型重工业体系之需的冶金工业。但是，实际消费是很低的，大部分居民收入低微，极少光顾市场。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市场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高水平开发、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

为正确引导在依附国所产生的经济潜力，必须对现存体制进行结构改革，改变那些关系：扩大国内需要、利用现有的设备能力为内部市场服务、增加就业、扩大需求。然而，这一发展模式不能吸引大资本，因为它损害资本迁移的动因：低工资。于是在世界上设计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其主要的支持者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和多国公司，它们期望在依附国开辟一条能使它们利用那里十分低廉的劳动力和其他许多可供利用的优越条件的投资途径。

美国是材料的最大潜在市场，所以新的国际分工可能损害美国国内的巨大利益。这一分工在于：使用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比较落后的技术，在依附国发展半手工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这类制成品将成为（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其次是欧洲）制造业的有力竞争对手，给这个霸主国的就业结构造成严重后果。应该指出，那些在目前尖端技术系列中是比较落后的技术，在不发达的依附国的技术系列中却是非常先进的。

为了免遭这一新分工的排挤，美国必须加强对最先进的技术产品的垄断，以便控制世界技术的发展。这将使它保持霸权地位，其技艺精熟的劳动力得以投入生产。广大非熟练工人将成为多余的劳动力。为解决这些失业者造成的社会问题，考虑增加“社会福利”援助对象的数量和扩大服务业中的就业。但这样做将导致第三产业的膨胀。第三产业大部分是由对外投资获得的超额利润支撑的。

这一进程业已开始，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即通过在周边国家和中心国家投资的方式将生产活动转移到统治中心的外部，该霸权中心尽情享受控制国际生产的趋向将因此加强，列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英国所看到的那种寄生状况将再次产生。

实际上，这种寄生状况已在产生，并非常直接地反映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上。美国正在丧失其国际竞争能力，其外贸过去一直是顺差，但自1954年开始转而出现日益严重的衰落趋向，至1971年7月出现了逆差。虽然1972～1973年有所回升，但这一趋向至今仍占主导地位。

各种资料表明，一方面，美国正在输掉恰恰在技术上要求较低的产品（纺织品、钢、金属制品、印刷机、鞋、家用器具）方面进行的一场贸易战，同时它的原料进口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在高技术产品（化学品、机器、电子、飞机、器械）的贸易中，美国依然保持着顺差。

这一情况加剧了美国国内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之间的斗争，并且很快在全世界反映出来。我们可以非常笼统地说，多国公司运用的是由“肯尼迪回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体现的自由贸易模式，而依赖于国内市场的那些企业却坚定地奉行保护主义，它们在很多时候可能是很强大的，但在国际竞争中绝不会成为胜利者。处在破产边缘的纺织品和鞋类制造商们，在其工人组织工会的支持下，构成了一个十分强大的“压力集团”。

这一情况使美国统治阶级中这一阶层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对立。当美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门，如汽车工业，面对日本和欧洲的攻势而在国内市场上受到威胁时，上述立场甚至可能具有一定的实力（实际上在尼克松1971年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讲话中已经显示了这种实力）。

当美国政府支持“民族”企业，反对多国公司的世界主义——这些公司利用世界压力来达到其战术目的——时，上述情况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趋于加强。然而，就其最深刻的表现形式看，只要不是诉诸武力来解决这种冲突，冲突便不是真正“帝国主义之间的”，而是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深刻分裂的表现，是这些阶级的利益严重突破民族国家的政治界限的表现，无论如何民族国家总要反映其他阶级的利益。武力解决的后果将极端不利于美帝国主义，将把它在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转移到国内。

这样，主要矛盾的第二种表现就很清楚了：世界性生产体系的扩展与各统治中心中生产活动的扩展或维持发生利益冲突。

（四）作为基础和制约因素的国家

根据上述分析，帝国主义主要矛盾的第三种表现形式就很清楚了。我们已从各个方面分析了民族国家在多国公司国外扩张中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在国内市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大一部分国内市场是由国家消费保障的。

民族国家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再生产中起着基本的作用。国家资本主义是垄断的基本盟友，随着经济集中化的发展，这一倾向趋于加强。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多国公司有其国际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各中心国家的生产基础受到削弱，以及美国社会中相当重要的阶层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扩大时，这种国际利益也相对地削弱着民族国家的实力。依附国也会产生这种情况，多国公司设在那里的子公司一方面需要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与其国家基础相对立。

这一情况导致直接掌握国家的官僚阶层和文武技术阶层同国内国际统治阶级发生许多冲突。尽管这些冲突不是对抗性的，但毫无疑问，国家资本主义的利益与国际大资本发生矛盾，导致相当复杂的局势，有时还导致严重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官僚和技术阶层成了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强大的代言人，并能争取到工人阶级中某些集团的支持。实际上，现代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基督教民主党基本上依靠这种联盟，从而产生了对阶级冲突的所有各方都是十分模糊的局势。这些阶层并没有放弃捍卫大资本的利益，但试图限制其潜力的充分发展。

根据这些总的看法，可以把当代帝国主义主要矛盾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概括为：各统治中心（以及各外围国家）的民族国家既是资本主义当地积累和再生产及其国际扩张的基础，又是多国公司充分自由活动的有力制约因素。

大部分作者看不到这种情况的矛盾性，他们看到的是多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表面上的矛盾，因此认为多国公司可能希望消除或至少缩小民族国家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事实，但却是一种矛盾的事实，我们的阐述揭示了真正的矛盾，它不能通过消除其中的一方来解决，而应通过在一种更高级的关系体制中消除矛盾的双方来解决。

（五）金融实力和国际货币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资本主义关系中最抽象的方面：货币。马克思的许多理论著作是说明货币的各种作用及其与经济关系其他方面的联系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一直未能对此论题形成合乎情理的理论。今天，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这两种资产阶级理论正进行着一场争论，但双方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完全是片面的。

国际上的情况尤为复杂，因为金本位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以及贬值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正在加深，他们的立场都反映了陷于严重国际冲突之中的当地各国资产阶级最眼前的利益。

事实是，拥有一种硬货币乃是国际金融扩张，尤其是资本输出的极其重要的手段，但同时为通货膨胀进程开辟了道路，为扩大对这种货币的储备、进行投机等活动开辟了道路。从长远看，这些活动都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

这已在国际收支方面反映出来。国际收支开始受到这种外汇外流——为利用那些好处——的消极影响。当统治国利用其货币实力，增加国外军费开支以确保其国际权势时，情况变得尤为严重。就美国而言，随着逐步丧失其国内产品的竞争能力，它的国际收支问题愈来愈严重。在像越南战争这样的一些紧急时期，军费开支意味着持续和不断增加赤字。

占主导地位的货币的国际膨胀所造成的损耗与国际收支逆差一起，对过去不可动摇的美元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压力。

总之，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对外投资进程是高度通货膨胀性的，这也迫使美国政府为支持美国资本进行大规模活动而提供廉价资金。从长远看，这种机制总会停止运转。

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忽视（尤其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导致他们无限期延缓采取稳定措施，从而使危机进一步加深。必须指出，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基本上也是政治问题。通货膨胀政策在短期内可赢得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稳定政策反映资本主义的全部反动实质，因而是完全不得人心的。

一种硬通货的国际压力既是实现世界金融统治的条件，又是这种货币本身和这种统治地位后来受到削弱的根源。

五 依附国

帝国主义各种矛盾——无论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还是在与民族国家关系方面的或在金融方面的矛盾——的加深，直接影响着依附国的经济和社会。关于这些矛盾是怎样影响依附国的，我们在本节只想做一简单分析，详细的分析留在后面第三部分进行。

上述种种矛盾的加深在依附国造成三大进程的历史汇合，产生十分复杂的情况。这些矛盾的发展在下列进程中汇合：

（1）农矿产品依附性出口秩序的破坏进程；

（2）建立在民族资本与国际资本相结合之上的依附性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在一些国家刚刚开始，在另一些国家则已成熟（在个别国家还在与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建立起来的民族工业相抗争，但这已是一种次要进程）；

（3）工业化的转向进程，从国内市场转到对外部门，这一转向使工业化适应了在前10年开始的国际新分工。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存在着两个互相争夺直接决策的领导权和指导权的主要角色：国际大公司和国家资本主义。但是，争夺的范围已由上述三种进程规定了。二者所占相对地位的大小将决定建立何种政权。如果大资本占统治地位，将导致像巴西那样建立赤裸裸的反动政权，在这种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起着助长国际私人资本的集中和积累的作用。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则导致像在秘鲁那样建立进步政权，在这样的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试图使国际大资本屈从于它提出的条件。

但是，从中长期看，第二种解决方案是不现实的，因为国家资本主义缺乏能使它单独确立某种经济制度的经济独立性。一切取决于资本的积累有利于谁。如果有利于私人资本，那么在当代条件下的受益者必然是国际大资本，因为民族资本缺少与之对抗的技术和财力基础。假如积累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则必然导致对国家计划化的需要并导致战胜私人资本，造成革命形势，最终建立人民的国家。

于是产生了第三种社会势力——人民运动。这种势力能更彻底地完成摧毁大地主或帝国主义旧有的出口结构的进程，实现旨在满足各国人民基本需要的工业化进程，为社会主义生产制度奠定基础。人民运动的力量和政治觉悟的高低，将决定国家干预的作用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是否是革命的，要看它是导向社会主义，还是导向刚出现的新依附道路。1967年爆发的危机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对阶级斗争的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的相对削弱在各依附国引起了一般要求恢复权利的浪潮。其目标在于通过对基本财富的国有化，促使消灭传统的出口利益集团；迫使国际资本在最有活力的部门投资，甚至谋求打入美国的材料市场（损害从事原料加工的美国企业）和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制成品（纺织品、鞋类等）市场，以加速依附性工业化进程。这些目标大部分得到多国公司的支持，它们希望消除旧的出口部门，开辟新的投资领域，开发新的出口产品。这些公司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参与其发展进程对它们是有利的。

在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产生这种影响的同时，危机还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他们本能地认识到，打破套在他们身上的旧枷锁的有利形势已经临近。这种影响的第一个表现是爆发了自发性的群众大规模示威，并汇入了世界革命潮流——它在1968年5月在法国达到顶点。1968～1969年，在美国、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秘鲁等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学生和工人运动，使各国政权大为惶恐。这些激烈的民众运动，与一些国家特别是巴乌拉圭和阿根廷的城市武装行动（由于委内瑞拉、危地马拉等武装行动的停息而一度低落）的新高潮相汇合，造成了一种高爆炸性局势。虽然没有走上革命轨道，却反映了我们将要分析的第三种现象。

上述三大进程的汇合，加上人民斗争的发展，为制定联合民众力量的纲领开辟了道路，并在选举领域开始表现出来。在智利，这种联合纲领采取了最明确、最先进的形式，成为摧毁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出口旧秩序并打破内外垄断（明确宣布拉美资产阶级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小伙伴”），为社会主义新秩序奠定基础的纲领。这一进程明确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为破坏阶段，包含对最有活力的经济部门中垄断企业实行国有化），每个阶段有其明确的阶级阵线，但作为一个统一的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革命进程，它们之间又是互相联系的。这样便对整个进程做了严格的科学划分。

在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也出现了不同力量之间的联盟，但所用的形式不太明确。在它们的纲领中，关于社会主义内容和在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的规定不够清楚。庇隆主义在阿根廷复兴和罗哈斯·皮尼亚在哥伦比亚爆炸性地参加竞选，说明那时人民感到不满并在寻求某种激进的出路，哪怕依靠旧势力也在所不惜。玻利维亚出现了极端情况，那里建立了以工人为主体的人民代表大会，从而在托雷斯政权时产生了公开的双重权力趋向。

在拉美以外的印度和斯里兰卡也出现了这种趋势，导致建立了得到左派大力支持的改良主义政府。在欧洲，社会民主党有了发展，各人民阵线得到了加强，终于形成了建立社会党-共产党政府的清晰趋势（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分析这一趋势）。这表明，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宣传和60年代末的群众运动，围绕着摧毁资本主义那些已经过时的部分目标，在许多地方实现了统一并利用这种统一走上了竞选的道路。

但是，什么都不能保证由此出发将走向多么令人向往的社会主义新秩序。原因在于目前的资本主义危机还是相对地受到控制的，所以在较长的衰退时期和较短的恢复时期之间可能不会出现非常剧烈的摆动。在较短的恢复时期，国际大资本将重新获得巨大的物质基础，使它能再次发动进攻，收复失去的部分阵地。这正是1971年末至1973年10月期间发生的情况。那时帝国主义取得了重大的局部性胜利，其中最重要的是智利发生的军人政变。另外，大资本开发了一些适应新情况的重要机制，在统治国和依附国确立了大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合作的广泛形式。最后，大资本正在意识形态方面准备展开一场大的攻势，谋求彻底混淆社会主义、国家干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壁垒的瓦解、社会服务方式、大城市环境的改善等概念之间的界限。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加以探讨。

如果革命思想对进程的分阶段性、现有胜利的局部性和未来阶段中问题的艰巨性缺乏清楚的认识，那么我们可能被一股巨大汹涌的潮流冲走，这股潮流将不仅导致乌托邦式的社会民主党政权，还将导致未来艰巨的考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获得成功，却促成了法西斯主义。今天，法西斯主义已经复活，且来势凶猛，在强大的专制政体中拥有牢固的权力基础。如果在现阶段不狠狠打击帝国主义，阻止它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那么将丧失历史机会并将出现非常凶猛的反革命浪潮。这是本书第一部分最后几章讨论的问题。

让我们对上述分析做一总结：

我们提出了当代国际冲突的阶级性，提请注意现存社会主义形式的局限性和不完善性及其历史原因，分析了在世界垄断性一体化进程中帝国主义的目前形式是怎样在这一格局内生成的。世界垄断性一体化进程使帝国主义体系能对由其多发性危机引起的种种问题做出回答，但同时使它的各种矛盾加深并采取新的表现形式。随后我们分析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基本矛盾以及它的一些表现，包括在依附国的某些表现。

由此出发，我们便能转向分析帝国主义最具体的那些方面。接下来我们将研究多国公司——当代帝国主义的核心或细胞，它在国际经济中的活动和资本向美国集中所造成的后果。对这些方面有了一般性了解之后，我们就能着手研究帝国主义的目前危机及其与政治危机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