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版序

我很高兴能接受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的邀请，给《帝国主义与依附》第三版撰写序言，这本书被认为是社会科学领域相关议题中的经典作品。但需要反复思考其中的论点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时效性。由委内瑞拉阿亚谷卓图书馆出版社和委内瑞拉中央银行联合出版的西班牙文版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类经典图书”，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与依附》原文被收录进西语版的《作品集》中，这部《作品集》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在线推出。虽然距本书第一次出版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各方对这部作品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说明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时效性。四十年了啊！

为了准备这篇序言，我重新阅读了这本书，尝试概括主要论点，重新肯定了第一版的理论、方法论和分析法。我可以毫不吹嘘地说，虽然在这四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书中的基本概念，比如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运用得极其成功。

首先，我想谈一谈马克思思想的一个主要观点，这个观点并不是很突出，甚至被他的很多追随者否定。即通过不同的抽象层次引导对社会现象的感知（广义上是知识）是很重要的，通过这些不同的层次我们可以接近事实，将抽象的能力融入社会动力或是具体的历史动力之中。科学知识从具体出发，但抽象只能通过回归具体才能得以实现。

这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论点，即寻找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基本规律，与后来致力于更具体地解释历史上多种社会结构动力的理论分析区别开来。比如帝国主义这一全球性社会现象的出现（帝国主义的出现甚至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萌芽），国际分工、垄断的出现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认为社会经济规划和国家干预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必要手段。

在“西方”，大部分战后经济政策都瞄准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认为现代政府有义务保证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然而，“西方”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将两次世界大战和数次殖民战争纳入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动力的范畴。这样就形成了20世纪纯粹意识形态的版本，该版本把这个世纪形容为积累、财富扩张和福利的时代。战争与成万上亿的死者一起成为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无关的现象。纳粹法西斯主义也被解释成错误的行为和价值观。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理论分析所做的努力被掩盖了，他们预见到了世界大战的趋势。这是资本积累到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之后的必然结果。尽管殖民战争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关键要素，但马克思在他关于对殖民地印度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经典分析中，将受制于殖民利益的物质进程及其暴力、血腥、充满了贫穷和死亡的特点纳入扩张进程之中。

这些预言由第二国际收录，预言证实在19世纪末期，可以将马克思的伟大理论应用于社会阶级斗争之中，并指出工人阶级可以发展高水平的政治组织。尽管马克思的政治目标十分宏大，但是工人已经在国内开展阶级斗争，通过革命斗争取得身份认同，并通过建立工会和强有力的、有国家执行力的政党来实现民主。不能忽略工人与在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府中建立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之间的关系。这已经有了前车之鉴。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他们主要的哲学作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强调这一点是阶级斗争的基础：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国家意志。这使得社会主义党派于20世纪20年代在自由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工人政党决定倒向国内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破裂。在社会结构这一抽象水平上理解可能的或是必然的历史变化是十分必要的。社会结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社会学思潮。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影响下，社会主义党派或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出现和消失，以及19世纪末社会主义党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力量的加强，使得政治焦点汇聚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之中：在由欧洲资产阶级组建的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及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转型的具体可能性。这样的辩证观点对工人运动产生了冲击，引发了非常消极的分歧。在民族国家内部，推动理解经济动力与政治动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权重与直接了解社会经济资料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这些资料将为历史时机的分析打开新的领域，在该领域中社会实践、政治实践、经济实践、意识形态实践、精神实践和文化实践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交织，并全面依赖于具体的人类活动。因此，在能决定运动性质的具体情况的影响之下，社会经济学分析会得到极大的提高。这种具体情况并不会削弱理论观点，这是从具体情况中抽象出概念的艰难过程。这些具体情况是不准确的。然而，由于普遍规律的限制，它们无法自由发展。

目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具体的社会团体，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变成了科学分析的目标。但是，这些社会力量的利益越明确，越会转化为政治宣言、政治口号或公会口号、党派纲领以及其他诸多表现形式。伟大的社会团体，尤其是为理论和经验研究等精神产品源源不断打下基础、并以此作为其利益所在的社会阶层，表现出了政治意愿及历史意愿。他们研究的价值体系被应用于化解相互对立的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他们还在一定的历史基础上研究意识形态的形成。我认为运用布哈林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时提出的阶级心理概念能够对此进行更好地理解。

物质需求转变为主观需求，最终被自上而下地表述为公共政策以及政府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在极端复杂的历史辩证法中自下而上产生的压力。

历史进程和有一定意识的人类活动让我们打开了通往智能之路，智力日益成为人类进化的决定因素。让我们打破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抽象意识，这种意识形态只能有限地动员人民。社会科学会转变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

方法论的进步意味着我们的科研成果有着日益坚实的基础，并精确地勾勒出《帝国主义与依附》以及其他同时期作品的雏形。然而，这个时期的作品能取得极大的进步归结于当时风云诡谲的局势，这种局势几乎决定了我们所有的生活。

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巴西人民的民主进程不断地深化，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斗争。一些历史事件也因此受到影响。此外，在1964年的巴西政变中，人民民主进程被当权的帝国主义势力打败，我们被迫转入地下，直到1966年我们去智利避难。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把我们带到智利大学经济系的社会经济学研究中心，让我们创建依附问题的研究小组。在此期间，由于我曾经在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担任六个月的教职工作，因此能与外界保持联系，而且1968年迎来了全球反抗运动的高潮，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不与世界脱节的前提下，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思想。

我加入了智利社会主义党，并参与创建了“智利今天”研讨小组，这个左派小组极力支持对当前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系统性思考。很快，由于针对萨尔瓦多·阿连德发起的政变和随后的镇压，1973年，智利政府把我把写进了第一份通缉名单，我不得不到欧玛尔·托里霍斯总统领导的巴拿马共和国的使馆寻求庇护。我很快在墨西哥得到了政治庇护，在那里继续进行科学和策略思辨，一直到准备写这本书，其中的数份材料是从血腥暴力的智利政变分子的屠刀下救出的。

也许本书没有直接反映这些经历，但是我能肯定这些经历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创作。因此，读者们也许会觉得本书的结构非常特殊。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在连续的方法论循环中，我们从最抽象的部分谈到最具体的部分。在解释本书内容的引言之后，我们引入了本书的第一个部分，标题是“当代帝国主义及其矛盾”。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极好地应用了社会结构的概念，将分析与国际背景相结合，正如将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关系相结合，并呈现出矛盾与和谐并存的特点。

现在常提到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但很少提到社会主义的模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时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希尔费丁说明了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新历史阶段的作用，布哈林强调了国际分工、金融资本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这三者对资本主义新阶段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初级阶段来说也是必须的。卡尔．考茨基提出资本整合和扩张的进程通过大公司的资本扩张得以体现，但忽略了其中的内部矛盾。列宁用一个具体现象佐证了这个观点：世界大战。这些内部矛盾引发了俄国革命、殖民地国家的反君主制度革命（比如中国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等等。

在新时期，资本引发了生产力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试图展现这些变化对当代社会结构形成的影响，以及对阶级斗争新形式的影响。为了保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发展而发展，无产阶级艰苦抗争，与此同时，其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由于工业革命和自我觉醒，无产阶级不再像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那样，围绕着领袖人物组成小团体。

19世纪末，恩格斯强调这是资本主义的新时期，因此，也是新兴工人阶级的新时期。新兴工人阶级有能力挑战现行的经济、社会秩序，却是由工人阶级中的精英组建而成。这是由于受到了帝国主义甚至是殖民主义的制约。全新的社会结构也促成了二十世纪初新的力量对比。这意味着“永久革命”战略的根本性变化。在“永久革命”策略中，革命的工人阶级是社会力量以及政治力量中的少数，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坚力量，将革命带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对比的新阶段。工人阶级将组建自己的政党、公会和研究中心，并争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霸权以及直接领导权。运动策略变成了“大多数人的革命”，恩格斯给这一策略赋予了逻辑并强调资产阶级放弃了民主自由的理想。这难道是纳粹法西斯主义作为大资本意识形态出现的前兆？

本书第一部分的理论和经验论深入研究了全球技术和经济集中化的影响。世界经济的形成和扩张直接影响了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并在世界经济范畴内形成了新的分工，而跨国组织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的母体。世界经济通过新的国际分工得以发展。这个过程建立在资本集中的基础上，这同社会变革的形式主义观点是背道而驰的，而资本的集中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民族国家有强大的实力，区域一体化促成了欧盟的成立，这是本书第一版出版之时国家间权力集中的最高表现形式。

第二部分分析了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与美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推行垄断之间的矛盾。垄断的推行完全依赖于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不断干预。世界经济愈发失衡，但愈发多样化。

我为世界体系理论做出过一点特殊的贡献。本书第二部分分析了帝国主义的长期危机。我和曾经一起共事的同事一起研究马克思理论，深入研究了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影响。19世纪康德拉捷夫发现了长周期，并提出了资本积累的概念。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是革命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参加过俄国革命，重申农民经济的重要性。他在领导经济研究中心时证明了，至少从19世纪开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长周期（15年到20年的上升期和15年到20年的衰弱期）的特点。

苏联的政治斗争终止了他的深入研究，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最终英年早逝。但数据证明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持续性。1930年，熊彼特在一本关于世界危机的重要作品中提到了他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几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熊彼特的影响下继续发展出优秀的研究成果。

20世纪70年代初，我着手深入研究长周期理论，这一理论挑战了研究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马克思的经济思想需要有所扩充。他已经证明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意志体现。资产阶级将经济现象视为基本概念的核心，并不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积累的关键。与之相反，“经济学家”们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发掘“经济平衡”的条件，该条件由自由市场规律决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它的存在是无法避免的——过去及现在的根源在于“经济学”“外部”的因素。

我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主要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体现，我无法在本段中简要概括。我认为，要预测那几年的进程，用“社会结构”概念分析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结构的概念更好地分析了当代经济的形势，其中的长周期理论有着显著的重要性，该理论对不同社会结构的“演化”趋势有很大的影响。社会结构向通过跨国组织表现的帝国主义，垄断经济以及引导垄断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发展。其中，国家资本主义支持着并不存在的“自由市场”，并服务于大资本和在全球扩张的垄断市场。

我们还指出了金融资本在这一全球进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之后的许多研究都导向未来学以及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之间的关系，并开创了极其丰富的研究领域。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我集中研究了长周期和技术范式之间的关系。初级的技术创新很快能在国际范围内引发中级的技术创新。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也与科学周期息息相关。20世纪40年代，科学统领了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针对科学技术革命对现代资本主义巨大影响的研究领域。针对这个话题，我们在本书中进行了大致的描述，并在之后的诸多作品中进行了阐述

本书的第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讲述了依赖于世界体系，并处在世界体系边缘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世界体系日趋一体化，同时又充满了矛盾。不同于那些保守的“科学家”想强加于我们的结论，我们的分析并没有得出平衡世界体系的结论。我们所看到的是，全球化新阶段意味着矛盾的深化，这些矛盾同当代世界体系有相同的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结构中，社会力量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并为其意志的实现而斗争。在世界范围内，现代世界体系和当代世界体系争夺着霸权。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但很遗憾，只有为数不多的思想中心能够采取批判的观点，让人类社会达到和平的更高境界，取得人文的、可持续的发展。

我曾经历过紧张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正如此时巴西经历着的动荡，但我依然继续研究这个话题。在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依附》之后，中国社科院还翻译了我的其他几部作品，还让《帝国主义与依附》这本书更上一层楼。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科学技术革命理论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进一步解释了有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辩论，强化了我们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研究。我们还试图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美欧霸权深陷危机的背景下分析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概括了本书的论点，并将其纳入葡文版的《发展与文明》一书版。在《发展与文明》中，我们强调了发展中的中国在全球文明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性，我们已经为全球文明的建立奋斗许久。

我想，读者在阅读或是重新阅读《帝国主义与依附》时会感到满足。至少，这将会是一场并不平静的智力冒险。（林叶青 译）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写于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