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

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是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作之一，书中对依附的概念、依附的形式和依附的结构做了较为系统和权威性的阐述。尽管这部著作只是反映了依附理论的初期思想，但为其他学者后来更加深入具体地研究依附问题打下了方法论基础。

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在拉丁美洲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积累运动在不发达国家的特殊表现形式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国家的角度研究帝国主义问题，认为帝国主义现象包含了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和作为扩张对象的附属国；帝国主义理论只是研究了帝国主义中心的扩张过程和对世界的统治，依附理论则研究这种扩张的后果，即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对外围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外围的变化对资本主义积累总进程的影响。依附理论的另一重要特点在于既把依附现象放到帝国主义理论的总框架中来考察，又把它作为帝国主义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来研究，以揭示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同扩张对象国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外围的特殊表现形式。由于上述特点，依附理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或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被看作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因此也被称为“新帝国主义理论”。

从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来看，依附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依附论”和“结构主义依附论”两大流派，两派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综合趋势。狭义上的“依附论”一般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战后国际关系中新的依附形式的理论，包括多斯桑托斯在研究帝国主义新特征和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新变化后提出的“新依附理论”、巴西学者鲁伊·马里尼运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在不发达国家的表现形式时提出的“超级剥削理论”、秘鲁学者阿尼瓦尔·基哈诺运用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积累运动与劳动人口结构运动在不发达国家的新的表现形式时提出的“边缘化理论”，以及瓦尼姬·班比拉在对依附性资本主义进行分类研究时提出的关于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分类方法。“结构主义依附论”的前身是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形成的由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塞尔索·富尔塔多的“二元结构主义理论”和胡安·诺约拉的“外部失衡理论”构成的早期依附理论或拉美经委会的不发达理论，60年代期间，在外部依附论的批评和内部自我批评的推动下，结构主义的发展理论获得更新和发展，在拉美经委会内部形成了阿尼瓦尔·平托的“结构异类化理论”、佩德罗·布斯科维奇的“收入集中理论”、塞尔索·富尔塔多的“外部依附理论”、奥斯瓦尔多·森克尔的“支配-从属关系理论”，这些理论，通常被称为“结构主义依附论”。

两派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点在于都采用总体分析方法、历史-结构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但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有明显区别。“依附论”的革命色彩较浓，从不回避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研究问题一般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范畴为基础，结合拉美国家的现实，创造一些新的分析范畴和概念，以证实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性，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比较直截了当。“结构主义依附论”的改良色彩较浓，虽然也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但也吸收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某些改良主义成分，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对资本主义本质和矛盾的揭露和批判比较含蓄。在基本观点上，虽然两派依附论都把依附问题看作是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扩张和巩固相联系的现象，但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和解释不完全相同。“依附论”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认为依附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而且也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构主义依附论”则强调中心与外围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强调外围国家内部非资本主义的落后结构与先进结构的并存关系，认为依附是中心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被动后果。在政策主张方面，“依附论”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改变内部结构来实现经济的自主发展，“结构主义依附论”则主张通过国家计划干预和民众参与改革国内和国际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来实现资本主义体系内民族经济的自主发展。两派依附论中，依附谁，对依附状况的分析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在克服依附的主张上却仅仅停留于泛泛地强调革命原则的有效性，而忽视了在具体现实条件中的可行性。

针对两派依附论各自的优点和缺陷，巴西学者卡多索和智利学者法莱托提出了依附性发展理论，这一理论将两派依附论的优点综合起来并加以丰富和完善。一方面，在方法上进行大胆创新，系统地将社会学方法和政治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分析之中，特别是运用辩证法来分析拉美社会的依附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强调经济发展进程的社会和政治性质以及国内市场的国际化性质，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结构性条件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结合形式具有不同的意义，强调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时期结构和历史的差别，强调依附结构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在基本观点上，强调依附与发展并不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现象，而是一个同时发生的过程，指出既要看到在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公司改组推动下出现的新的国际分工给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工业化开辟了可能性，又要看到依附性发展的特点、矛盾和后果；既不能纯粹以意识形态的理由拒绝已经发生的经济进步，又必须使人民依据自己的政治价值和目标意识到社会的不平等和民族的依附问题。在政策主张方面，认为应对不同的依附性社会进行具体分析，并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发展理论和发展道路。依附性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转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依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的扩张与拉美国家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的汇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资本主义逐渐由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以跨国公司为支柱的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在大垄断资本的集中化、集团化、中心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第二，垄断与国家的关系日益强化，以至于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三，资本输出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心国家在外围国家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及其所包含的技术进步成果的传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获得了政治独立；第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加强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与此同时，在早已获得政治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也由自主的民族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以外资为动力的依附性发展阶段，这种发展造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导致政治上民族民众主义时代的终结和官僚权威主义时代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依附形式的变化和依附程度的加深。面对这种变化，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理论（也称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由于对新的历史现实缺乏解释能力而相继陷入危机。

面对这种新的历史现实和发展理论的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批巴西左派学者在批判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对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不发达国家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并用“依附”的概念来解释拉美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权结构以及同发达国家关系方面正在发生的变化。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后，一批巴西学者到智利避难，在智利大学建立了由多斯桑托斯领导的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帝国主义和依附问题的研究，在批评拉美经委会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同时，同该机构以及拉美经济和社会计划研究所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使依附理论在智利获得迅速发展。对结构主义理论的批评也导致在该学派内部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结构主义依附论者，依附问题的研究也扩大到智利其他重要的研究机构，此外，在委内瑞拉、墨西哥、哥伦比亚和乌拉圭等国也产生了一批很有影响的研究依附问题的学者和机构，形成了以智利为核心的依附问题研究网。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通过学术会议和通信，依附论学者又同美国和欧洲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学术团体建立了联系，国际影响迅速扩大。在依附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激进派学者安德烈·弗兰克从美国来到拉美的巴西和智利，在多斯桑托斯领导的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从事不发达问题研究，他的激进的政治思想与自由主义学术思想的奇妙结合，导致他对依附概念的歪曲性模仿，犯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方法论错误，受到依附论学者的深刻批判，这种学术批评给依附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到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并建立官僚权威主义政权为止，依附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基本奠定。

依附概念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列宁对落后国家特别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十月革命后列宁和第三国际对落后国家社会经济特点和革命性质的分析，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保罗·巴兰对战后初期帝国主义新特点和落后国家问题的分析。但其直接来源是拉美经委会学者在50年代期间研究拉美国家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前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时期的依附现象时提出的早期依附理论或拉美经委会的不发达理论；而其间接来源则是弗兰克在60年代后期研究拉美殖民地时期依附形式时提出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理论。依附理论正是在批判地吸收拉美经委会不发达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在批判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论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由于依附理论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它的发展和成熟有一个过程，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仅仅代表了依附理论形成初期的理论贡献，远远不能包括同一流派中其他学者从不同方面研究依附问题所做出的贡献和对多斯桑托斯新依附理论的批评、补充和发展。

此外，作者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对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分析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有些观点从现在来看也已过时。然而，作为这一理论基本构成要素的分析方法和主要分析范畴的基本思想却依然有效，为研究不发达国家依附的形式、性质和结构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多斯桑托斯对依附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依附概念的解释和对新依附形式的分析上。

关于依附概念的论述。作者认为，依附是指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扩张制约的状况。当某些国家可以在自我推动下进行扩张，而另一些国家只是作为这种扩张的反映而获得发展时，两个以上国家的经济、各国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总是具有依附的形式；依附关系制约一国内部的经济结构，而各民族经济的结构性条件又决定这种依附性结构的运行；打破依附状态的唯一办法是改变内部结构，而不是将内部结构与外部影响隔绝开来。

关于历史上的几种依附形式的论述。作者认为，历史上存在过殖民地依附和工业-金融依附两种依附形式。殖民地依附的特点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同殖民主义政府结成联盟，通过在殖民地占有土地、矿山和劳动力来主宰欧洲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工业-金融依附是19世纪末形成的，其特点在于帝国主义霸权中心的大资本统治通过在附属国原料和农产品生产中的投资进行扩张，以满足霸权中心的消费需求，在附属国形成面向出口的或外向型的生产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第三种依附形式，即工业-技术依附，其特点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发达国家与国内市场相联系的工业部门投资。依附形式不仅制约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而且也制约着各国的内部结构：如，生产的方向、资本积累的形式、经济的再生产和社会政治结构。

关于新依附形式的论述。作者认为，在新依附形式下，工业发展受到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各种制约：新投资的可能性取决于存在一个创造外汇以购买工业部门所需原材料的出口部门；工业发展受到国际收支波动的严重制约，国际收支由于依附关系本身而趋于出现逆差；工业发展受到帝国主义中心技术垄断的决定性制约。

上述依附结构对不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影响表现为：第一，生产体系的建立受到上述国际关系的制约，必须保留传统的出口部门，建立一个符合跨国公司利益而不是国内发展需要的生产结构和技术结构，霸权经济中技术和经济-金融高度集约的生产部门向外围的转移，造成了极度不平衡的生产结构、收入的高度集中、设备能力利用不足、集中在大城市的现有市场的集约使用；第二，资本积累的独有特点是扩大国内工资差别和在国外购买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第三，这种生产体系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并存以及工业部门资本密集型技术对劳动力吸收能力不足，一方面可以提高剥削程度，保持低水平工资，限制购买力的增长，另一方面没有创造与人口增长相一致的就业机会，新的收入来源受到限制。这两种制约因素严重影响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而外资利润汇出又减少了国内创造的部分经济剩余。

关于依附性再生产的论述。作者认为，正在形成的依附性生产体系和社会经济结构是世界经济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世界体系是以大资本的垄断性控制、一些经济金融中心对另一些国家的统治、对高度复杂技术的垄断为基础的。只有在世界经济的总体范围内才能看出依附性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理解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依附性生产体系的依附性在于再造了一个自身发展受到国际关系制约的生产体系，这个生产体系必须只发展某些经济部门，必须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交换，必须在自己国家内部同国际资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必须强制推行对劳动力的超级剥削关系，以便将如此创造的经济剩余在国内和国外统治者之间进行分配。一旦再造了这种生产体系和这种国际关系，依附性资本主义便再生产出阻碍其在国内和国际上处于有利地位的各种因素，并在国内再生产出落后、贫困和社会边缘化。发展只使很有限的部门受益，经济的继续增长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遇到无法克服的内部障碍，并导致国际收支逆差不断积累，从而产生更多的依附和更多的超级剥削。

在分析了流通领域的两种剥夺机制（国际商品市场的垄断价格和在运费、保险费、商标、专利等劳务支付方面的垄断价格）和生产领域对国际劳动力的直接剥夺机制（利润汇出）之后，作者认为，上述机制在国际收支上的反映是巨额逆差，作为弥补这些逆差而提供的外债和外援又成为依附的积累机制。

关于发展道路的选择，作者认为，在依附条件下存在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另一种是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范围内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作者在分析了上述两种依附性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之后，认为依附性发展必然导致出现一个深刻的政治冲突和军事冲突及社会矛盾激化的长期过程，因而主张走人民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寻求发展。

应该承认，多斯桑托斯是站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研究帝国主义和依附问题的，他研究依附问题的动机是为了丰富、完善和扩大帝国主义理论，这是值得肯定的；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对跨国公司扩张和新的依附形式进行的分析，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观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的历史现实的解释能力；作者对依附性再生产和依附的积累机制以及对社会政治结构的分析，也已为20世纪70年代拉美政治中的新权威主义现象和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严峻现实所证实；作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严肃的，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也是真诚的。

但必须指出，作者关于在现行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内除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选择外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结论，和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寻求发展的主张，虽然符合60年代第三世界反帝革命运动高涨和拉美国家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历史现实，但其明显的缺陷在于缺乏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因而提出了过分一般化的结论和主张。此外，作者也过低估计了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克服危机的能力，过高估计了外围国家人民的革命性，忽视了跨国公司的扩张对外围国家不同社会阶层造成的分化作用和吸收与排斥作用。

最后应该指出，任何一种理论的结论和主张都只是同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具有历史局限性。然而构成某种理论基本成分的是它的方法论、主要分析范畴和实质性贡献。因此从本质上看，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依然有效，它为认清不发达国家在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进程中所处的地位，认清这一进程对不发达国家内部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影响，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同时它对于正确地利用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扩张对外围国家工业化创造的有利机会和积极因素，限制其消极因素，按照自己的国情制定自主的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有兴趣全面了解依附理论的读者，还可阅读由卡多索和法莱托合著的《拉丁美洲的依附和发展》一书及其他作者的有关著作。

袁兴昌

1992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