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经济体制转轨理论

波兰经济学家克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说：“21世纪的前夕，全球经济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广泛的后社会主义转轨过程。在欧洲和亚洲一共有30多个国家，其人口多达15亿，占全人类的1/4，卷入了这场急剧而壮观的变革。”

于是这样一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便成了世界经济学家研究的热门课题，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已将其径直称为转轨经济学。但据笔者所见，无论是从广度、深度或是成熟程度来看，该理论目前都还难以称之为一门经济“学”，然而可以预计，随着各国经济体制转轨实践的深入和向理论层面的升华，转轨经济学的诞生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所谓经济转轨用西方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长期无大变化的经济体制突然消亡，向另一个经济体制过渡。它不同于“改革”，那是在原有体制基础上进行的变革，并不改变体制本身，而“转轨”却要改变体制本身。在此前提下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转轨理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流派。

（1）以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rey Sachs）为代表的体现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转轨理论。该理论并不完全拒绝国家干预，但要限制国家干预的范围，强调局部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以自由市场机制迅速、全面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进行完全彻底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爆炸”理论或“休克疗法”理论。

（2）以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为代表的体现新凯恩斯主义学派观点的经济转轨理论强调，传统市场已经失效，因此所有的市场和信息都是不完备的，很多问题单靠市场机制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因而需要政府干预，但应把干预范围集中在失效巨大的领域。

（3）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Ronald I. Mackinnon）为代表的体现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学派观点的转轨理论认为，经济转轨国家的经济落后，特别是其市场经济体制落后，因此要按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实施转轨，应由政府来决定“经济自由化的顺序”，特别在转轨初期，政府对国有企业、财政金融、价格、外贸等领域应加强控制。

德国经济学家虽然未能进入三家之行列，但面对新州的经济转轨现实，还是写出了不少力作，一方面介绍欧肯的经济转轨思想，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论。

当代西方经济转轨理论涉及面很广，除前面已介绍过的世界经济体制的分类和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分析、比较外，还包括转轨理论的任务、转轨的战略、转轨任务的重点、转轨任务的先后配置、转轨方法的选择、转轨战略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转轨的障碍和困难。现将这些论点分述如下。

一 经济转轨理论的任务

德国奥登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斯（Hans-Rudolf Peters）对经济转轨理论的任务做了高度的概括。他认为：“在经济体制领域内通用经济转轨理论的任务就在于对不同经济体制的实现典型在向另一类经济体制实现典型转变时的缘由、问题、目标和手段进行研究。从现实的经验看，既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中央领导的生产经济的转轨，同样也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导向体制的嬗变。”经济转轨理论的任务就是要在该转轨理论的基础上去发展有效功能的经济体制，使“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能向资源最佳配置和最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经济主体转移；该经济主体应能准确地获得商品短缺和其他相关经济要素的信息，能够制定出最大程度减少商品短缺的合理有效的计划；应使该经济主体获得刺激，节约包括环保用品在内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最终生产出高质量、高价值的商品；应该使该经济主体的计划和实施在经济活动的分工中得到协调，以保证生产满足需求；应监督该经济主体计划和实施的目的性，惩治错误的计划，使未来的生产组织得更细致，能更有效地保护生态”。

二 转轨的战略

前文已经谈到，转轨是指一种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由于西方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区别看法不同，在转轨的战略上意见自然也就不可能相同。经济体制理论专家考尔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区别主要反映在企业对预算限制不同的重视程度上，因此转轨的重点也就应该集中在这里。而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舒勒（Alfred Schüller）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应从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国有制、社会所有制和私有制）和经济核算（决算导向、价格导向）的方式上来加以区别。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就是在保留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的同时将决算导向的经济核算体制转变为价格导向的经济核算体制；如果要进一步向社会福利市场经济转轨则还需要把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私人所有制。

研究转轨问题主要是研究两种（或三种）状态：始发状态和目标状态，有时也需要研究现实转轨状态。

始发状态的问题就很多，例如：产权结构，经济刺激体制的效率，市场结构，经济决策机构的功能以及各转轨领域的价格、金融和货币状况等。

目标状态就更难以确定了，即便说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也还远没有说清楚体制的特点，是向日本的经济模式转轨，还是向德国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转轨；是准备实行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和确定。

转轨状态的研究看起来似乎容易些，实际上争论也很大。例如，转轨状态顾名思义自然是过渡状态，可不可以把它视为目标状态？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转轨经济状态只能是过渡状态，不能视为目标状态。这一过渡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混合体制，新老体制因素并存，充满着矛盾，不是此消彼长，便是彼消此长，因而显得十分不稳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倒退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对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亦大相径庭。萨克斯特别主张“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另一部分人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应采取“碎片工程”的渐进方针，逐步消除旧体制，逐步建立新体制。今天转轨的实践已经证明，是采用突变还是采用渐变的转轨方式关键取决于转轨过程中的各类限定因素。为了迅速消除出现的重大问题，稳定经济形势，控制局势，一举摧毁保守势力的反抗，采取突变的方式是必要的。但大量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又同时告诉人们，转轨主要仍应采取渐变的方式，市场经济同样也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成的。原因如下。

转轨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破”易“创”难，“破”快“创”慢。“创”需要的时间要比“破”需要的时间长得多。“破”而不“创”，或“创”而不稳，就会形成真空或半真空，“创”需要一个长过程。

经济学家霍普夫曼（Arndt Hopfmann）认为，社会进化不是一个线性、同质，超越各阶段、各边缘条件的同一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涵盖多个层面的平衡和不平衡过程的聚合，局部还包含有不同强度及强度更迭的重叠。

此外，经济体制转轨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涉及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统一人们的认识，至少需要三个共识：广泛的政治共识、社会福利共识和对所谋求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及转轨战略具有的共识。

这里说的政治上的共识不仅是指共同为一个可以信赖的、扎实的改革计划而奋斗，同时还指争取国际支持和保证改革计划的前提条件，也涉及加入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组织的问题。

取得并保持社会福利的共识也十分重要，特别是在不受国家机关的制约和发展协定工资谈判手段方面。这是在取得初步改革成果之后继续保持改革势头所必要的。

所谓对谋求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共识，是指在建立何种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等）上的共识。只有具备了上述共识，才能拟定共同的、扎实的转轨战略。

与此同时也必须强调，在全局上不宜采取突变的方式并不等于在局部上亦不可采取。例如物价的放开便应采用突变和渐变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大部分物价突变放开，小部分渐变放开。

三 转轨任务的重点

针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任务的重点，西方经济学家的意见很不一致，分类和分类标准自然也不可能相同。

经济学家法雷尔（Larry C. Farrell）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需要完成下列八大任务。

（1）产权问题。应在产业大小和种类不同的企业中引进不同的私有法来界定自主管理和外资所有权问题。

（2）竞争的市场。取消中央配置资源，按需求来调整物价，自由竞争，制订反托拉斯法、合同法和破产法，取消补贴，消除再分配价格以利于收入的转让。铲除垄断企业，鼓励建立外资企业和小企业。

（3）将不同的货币兑换率并轨，建立可兑换货币。

（4）金融改革。放开利率，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分立，建立银行间货币市场，减少金融部门的准入障碍，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和金融部门的监督机构。

（5）引进劳动市场。禁止企业解雇工人，引进失业保险和福利保障网，进行改行培训和集体议价。

（6）实施强制性硬性预算。政企分开，改革结算机制，引进利润法则，压缩信贷，禁止在税收和法规上的交易，企业行为非政治化。

（7）政策的稳定性。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利率，执行反通货膨胀政策（按收入纳税政策，对外竞争），控制货币供应量。

（8）管理和教育。培训管理人员，进行普遍教育（在利润和竞争方面），根据业绩来提拔管理人员，保证国家管理人员执行利润导向政策。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则把体制转轨中的宏观经济成分归结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下面再分若干个小项。

1．宏观经济的稳定与控制

（1）稳定计划的实施：

政府与企业

财政紧缩

信贷紧缩

面对现存问题（货币超发、银行亏损）调整支出措施，实现对外收支平衡

2．价格和市场改革

（1）商品与服务：

国内价格改革

国际贸易自由化

销售体系（运输和市场服务）

住房服务

（2）劳动力：

放开工资与劳动市场

（3）金融：

银行体制改革

其他金融市场改革

利率改革

3．发展私有产业、推行私有化和企业改造

放宽企业进入和退出的限制

企业管理

建立私有产权

（1）界定和配置产权：

农业土地

工业资本

住房存量与商业实际资产

行业与企业改造，包括打破垄断

4．重新确定国家的作用

（1）法制改革：

修改宪法、财产法、合同法、银行法、竞争法等

法律机构改革

建立自然性垄断的制约机构

信息体系（会计和审计）

建立间接管理经济的工具与机构

税收体制与管理

预算的收入与支出监管

建立间接的货币监管机构

社会福利领域

失业保险

养老金与社会救济

（2）社会服务：

健康与教育等

经济学家沃尔穆特（Karl Wohlmuth）更进一步提出衡量转轨成功与否的四大标准。经济学家罗曼（Gerhard Lohmann）则认为，转轨主要涉及两大问题：一是建立和改造制度的可能和局限；二是从哪些方面来理解这些制度，以什么标准来评估这些制度及其改造。

综合各方意见，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转轨的重点应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变国家的功能和作用；

（2）实行私有化；

（3）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监督，紧缩金融和信贷，减少计划经济造成的历史负担，如货币超发和银行亏损，要紧缩开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4）进行价格改革，或立即全面放开物价（但全面放开物价往往会造成通货膨胀），或有选择地放开物价，尤应注意房租和工资要逐步放开；

（5）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减少中央配置资源，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保护竞争，消除竞争限制，建立反卡特尔局，制定合同法和破产法，削减补贴，铲除市场垄断势力，建立并扩大中小企业，改善销售体制（运输和市场服务）；

（6）改革货币体制，硬化软预算限制，建立功能有效的货币体系，建立可兑换硬通货以及货币和资本市场，改革银行体系，如建立中央货币银行和商业银行网点，取消外汇管制，调整利率；

（7）改善和加强法制建设，修改宪法，拟定产权法、合同法、破产法和竞争法，改革司法机关，制定对付自然垄断的框架；

（8）改革信息体制（会计和审计）；

（9）建立间接管理经济的机构和手段，如建立税收体制和管理，实施对预算收入和支出的监督，建立间接监管货币的机构和制度；

（10）加强社会福利保障，如建立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加强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等；

（11）改革劳动市场，如削减难以为继的工作岗位，削减无盈利劳动，尤其是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劳动，改变人浮于事的状况，实行扩大就业措施，建立第二劳动市场，解聘在职的退休人员，引进提前退休制度；

（12）改革工资结构，拉开部门内部和各部门之间的工资档次，将工资同市场和生产率的发展挂钩，同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挂钩。

在上述重点转轨任务中争论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改变国家的功能和作用问题，二是私有化问题。

关于改变国家功能和作用的争论主要围绕一个问题，是限制还是扩大国家的职能，这是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间明显的分水岭。一切市场经济的拥戴者都坚决主张限制国家的职能，认为国家只应该起“守夜人”的作用。德国经济学家更提出国家的职能应该是“多到必要，少到可能”（soviel wie nötig, sowenig wie möglich）。沃尔弗拉姆·恩格斯（Wolfram Engels）还指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小而有运作能力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却是一个大而虚弱的国家。”而斯蒂格利茨则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并不是要弱化而是要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他提醒处于改革的国家不要把“市场”与“政府”对立起来，而是应该在二者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他认为，国家应当集中做下列事情：（1）确保竞争；（2）确立游戏规则；（3）进行价格改革；（4）保持宏观稳定与微观转型有机结合；（5）注重增量改革，即创立新制度和新企业；（6）私有化不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唯一途径，确立竞争机制比私有化更重要；（7）要控制改革时序和转型速度，改革要以渐进方式进行；（8）兼顾公平与效率。

在私有化的问题上争论非常激烈。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评价一个社会制度有三条标准：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的分配。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制约社会制度方面，起着决定作用。它也是区别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转轨便是最本质的、最深刻的体制转轨，激烈的争论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学者们一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国有制和公有制，另一方面也解剖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智利、苏联和东欧中亚国家以及玻利维亚的私有化，同时提出了自己有关私有化的论点，下面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西方经济学家的论点。

德国经济学家赫尔穆特·莱波尔特（Helmut Leipold）认为：“私有化这一概念的意义很广泛，它不仅是指国有企业转变为私人资产，而且也指经济的非国有化和市场的强化，其中也包括国有企业和混合经济企业引入市场和竞争条件。最好是所有的企业都按私人经济方法来领导，按利润导向来经营。纯供给思想和日益增长的垄断地位应当让位于有效的、市场导向的经营方式。”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则强调，在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中，同样面临激励问题，政府在公有企业部门改善经营的激励机制完全具有可行性，实行私有化和政府直接控制企业同样能有效地完成效率目标。这表明私有化可以进行，但应放到次要的位置。

法国经济学家彼扎吉·艾伦斯坦认为，广义的私有化是指将国家从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解放出来，放弃过度的集中管理和行政干预。因为根据新自由主义观点，集中管制有意无意地扼杀了私人首创精神和个人积极性，违背了市场自由竞争原则。

更多的私有化鼓吹者（如法国经济学家G．苏拉克等）认为，只下放权力、减少干预而不进行产权私有化不是本来意义的私有化，是片面的私有化，也不能解决提高企业效率的问题；对于国有企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产权私有化，产权私有化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和关键所在。

意大利银行家R．普洛奇认为，政府为了政治集团及党派的狭隘政治利益，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大加干预，将它所领导的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及地区政策随意试验的工具来使用，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使国有企业经常陷入非理性的投资活动中：即使发生亏损也要接纳劳动力就业，维持政治上需要而经济上没有效益的虚构业务和无效生产。

争论中一些经济学家还一再引用德国经济学家欧肯的下列论点：“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而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因为私有制是竞争制度的前提之一，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竞争是不可能的，私有制是自由的国家制度和公共秩序的前提，私有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最大的利益和福利。”

四 转轨任务的先后配置

转轨任务确定之后，如何执行就成了突出的问题。是齐头并进，毕其功于一役，还是区别对待，先后配置，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他们认为，在这方面应当坚持两条原则：第一，所有改革都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不可放弃任何一个改革，从原则上来说也不可把任何一个改革置后，而是必须在所有领域同时进行改革，因为这些领域是彼此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二，与此同时也必须考虑，某些部门在某一阶段可以前置，可以加大力度，而另一些部门在某一阶段则可以后置，可以减少力度。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部门，这是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和精力所必需的，这是不同的改革实现期所必需的，这也是某些特殊部门的巨大敏感性和整体性所必需的。他们认为，应该对转轨任务做以下的先后配置。

首先必须稳定宏观经济，接着进行物价和商业政策的改革，再着手税制和福利体制的改革。这些改革必须迅速推进，因为只有通过物价和税收的刺激，只有通过开放市场和国际竞争才能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要迅速、广泛地推行“小私有化”，即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因为它制约着就业、竞争和社会的稳定。

大型企业的改革必须同银行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结合进行，必须同机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结合进行，必须同政治和法律框架条件的改革结合进行。这是因为一家企业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就必然需要银行提供服务，就必须拥有外汇。而这一点在银行体制、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改革之前是无法实现的。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领域的改革只有经过中长期的发展才能看到成果，因此它们应该略为后置，绝不能让这些领域改革的复杂性来影响人们在政治和福利上获得的共识。

私有化是转轨过程中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在何时应进行私有化问题上意见分歧非常大：有人认为，私有化应在价格改革之后进行，这样股东们可以获得正确的市场信息；有人却认为，私有化应在价格改革之前进行，这样原资产所有者便无法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从而避免“内部人控制”导致资产被非法侵吞；有人认为，私有化应在企业非垄断化之前进行，这样就可以把这些“私人垄断企业”投入国际竞争中去，投入与新投资者的竞争中去；又有人认为，应该先搞企业非垄断化，再搞私有化，这样可以对私有化做充分的准备，并可分阶段长期来做。苏东问题专家范布拉邦（Van Brabant）认为，私有化至少要经过三个阶段（即产权的界定、股金的评估和售价的确定，还要研究在吸收外国投资时本国自主权是否会丧失等），才能同其他改革步骤达到有机的协调，特别是同资本市场的发展、竞争政策的执行和企业权利的界定相协调。

五 转轨方法的选择

当前世界上正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不少，各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转轨理论和建议也很多，究竟应该采用哪种转轨方法呢？

（一）将转轨问题作为分配问题来解决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一国经济体制需要转轨就是因为它运转不灵，无法推动经济的增长，无法提高人民的福利。于是他们强调，只要参加该体制的各经济主体没有了通过改变该体制来改善个人福利地位的刺激，该体制便会为所有人接受。这样他们便把体制转轨的结果同分配挂起钩来，把各经济主体对分享社会福利利润所能施加影响的程度同转轨的方法联系了起来。

一个体制转轨的结果取决于转轨的方法，如果转轨方法得当可以提高总体的福利水平，如果转轨方法不得当也可以降低总体的福利水平。回顾一下东欧和俄罗斯的实际转轨情况便不难看到这一点。东欧各国开始转轨时，个人、组群和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绝对恶化，尤其在俄罗斯，那些一向受到国家补贴的矿山和重工业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福利大为恶化，由于生产的滑坡，供应状况也江河日下；同样的状况也可在原民主德国地区找到答案，当时那里私人购买力急剧下降，只能靠西部的输血才渡过了难关。

欧肯认为，为了使居民购买力得到平衡而对市场结果从分配角度进行干预，其目的是使转轨国家在宏观层面上获得稳定，避免出现个人竞争的副作用。克罗滕（Norbert Kloten）则认为这是“为了在转轨过程中减少出现的痛苦而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所采取的选择性措施”。

（二）个人的转轨期望

经济体制转轨涉及亿万人的利益，各项法规牵动着亿万人的发展，因此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一重大的问题面前做出自己的抉择。一个经济主体只要看到某一法规对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有利，至少是无害，他就绝对不会弃它而去；然而一旦他看到某一新法规能够提高其福利水平，他就会毅然决然地抛弃手中的旧法规，转而对新法规趋之若鹜。

（三）典型组群的期望

转轨中不仅要考虑到个人经济主体对转轨的期望，还要考虑集体经济主体，即企业、企业联合会、工会、社会团体和国家管理机构对转轨的期望。本来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存在利益集团的，但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实际过程中却发现这些国家的企业领导和工人代表机构同利益集团有不少雷同之处，因此在此一并予以介绍。

典型组群就是企业，这是一国经济活动的核心和基础，而企业联合会则是其利益的代表机构，在经济活动和转轨工作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同个人经济主体不同，有着巨大的组织规模和能力，能对该国的经济体制施加重大的影响。它们估计风险的能力和决定转轨福利收入以及补偿数额期望值的能力都比任何其他经济主体要强，因此，一旦它们预感到其行动权利会发生贬值时，会比个人经济主体更为关心体制的转轨工作；而当它们预感到其行动能力会发生增值时，则会比个人经济主体更为关心体制的稳定。此外，企业和企业联合会能够组织其利益因而也更能实现其利益，它们的决策能力也很强。

同企业和企业联合会相反，工会是比较明确地站在原体制一边的。即使你给它们提供福利收入，它们也不会同意体制的转轨，也不会支持新建立的体制。在行动权利的变化和发展上它们总是习惯于常规的分析，宁愿保留现有体制。然而当它们看到转轨将会提高其收入时，是不会排除对新体制的欢迎和支持的。此外还要考虑到，这些工薪人士在经济体制转轨中会失去他们参与决策的权力，在能否获得承诺给他们的补贴方面也是心神不定。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这些工薪人士流动性很小，他们不像其他经济主体那样到处奔波，而资产行动权利的分散化恰恰意味着资本的流动化，因此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然而一旦工会看到在现有体制下其福利收入会明显下降时，它们也会同意体制转轨的。但它们不会像企业那样从长线来考虑问题，而是从短期考虑出发，尽量将承诺给它们的收益最大化，同样也是从短期考虑出发，尽量将其可能遭受的损失最小化，因为它们担心，由于自己参与决策地位的日益恶化，在签订长期协议时其谈判权力和执行权力都将大大受到限制，所以它们对短期改革的成果更感兴趣。从转轨工作来看，必须要通过持续的转轨成就来教育它们，不要只热衷于短期的体制改革。

政府和国家机关从原则上来说对经济体制转轨是不可能有多大兴趣的。原因之一是，它们无法肯定自己在转轨之后会不会丧失影响和决策权力；原因之二是，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意味着权力的分散和下放，这一点显然是不符合政府和国家机关心愿的。

这就意味着政府和国家机关在转轨问题上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它们在体制转轨的形势下不得不放弃一部分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它们又必须注意在新体制中使自己的决策地位不受影响。

以上已经谈到了转轨中各种利益集团的情况和期望，他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能力，也都善于根据自己的能力来洞察形势、分析得失以便保住、获得甚至增加自己的权力、权利和地位。这也就意味着，转轨是否能够获得成功，在一定意义上也取决于国家能否满足他们的利益，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他们的利益，也取决于国家是否有能力在他们的利益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一种妥协。

（四）民主转轨还是集权转轨

西方经济学家根据他们的传统教育，总是十分注意把一国的政体按民主和集权来加以区分，在转轨中也不例外。就其论点来说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认为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是相互依存的。根据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的比较可以看出，自由的、有益于经济增长的经济体制总是同民主的政体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则总是同集权政体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想保持转轨的稳定，要想取得转轨的成功，一定要以该国实行民主化为前提。

第二类看法恰恰与此相反，他们大量运用亚洲“发展中专政”国家的事例来说明，只有集权的国家机构才有能力建立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分散的经济体制。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集权国家机构在执行转轨计划时可以从长计议。

第三类看法是一种折中的观点，他们认为不应该把政治体制的相关条件泛泛地搬到经济体制转轨上面来。转轨能否成功关键是能否保持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稳定。集权国家也好、民主国家也好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也可能都做不到这一点。

在这一背景下就要研究在集权政体和在民主政体下究竟会有哪些利益集团在起作用。在集权政体下，一般说来，只有那些易于组织并能为其成员提供远高于个人参与费用的利益集团才能起作用，那就是企业和工会，也可能是军队或是其他有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个人经济主体一般是不会起来活动的，因为他们为此所要承担的费用远比他们为此所能获得的利益要高。

出于这样的考虑，集权政体会采取一切办法来满足那些会对其产生威胁或是支持其保持权力的利益集团的需求，但这种满足将会是选择性的，而且随着政府的更迭还将会是轮换性的。然而不管集权政体是选择性还是轮换性地来满足有关利益集团的需求，它们都会调集巨额资金来长期维护自己的权力。而非国有经济主体的潜在谈判能力及其不可预测的、不可意料的破坏潜能始终都将是集权政府的心腹之患。

民主政体需要考虑的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选民利益集团，这是一批选民组成的集团，他们需要国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的武器是宪法给予他们的选票，因而同样可以决定国家机构或国家主要领导和工作人员是否能够保住现有的权力。第二，是与宪法和选民无关的一些利益集团，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同样可以对现行政权施加影响或构成威胁。因此民主政体一是必须准备一批资金来满足那些立足于宪法之外的利益集团的需求，二是在选举期间必须准备一笔资金来满足那些对他们而言生死攸关的选民的利益。

不同的政治体制对于国家资金的临时配置也有影响。一般说来，集权的国家随时可以满足现有的或是潜在的利益集团的需求，由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数量有限，因此很容易就能遴选出需要满足的对象。而民主政体国家则需要准备好选举期间的经费，同时也要考虑到其他利益集团的活动和需求。

集权国家要想取得经济体制转轨的胜利就必须要让企业看到转轨能给它们带来新的利益，同时要向工会一类的现有的或潜在的利益集团提供补偿。要达到这一点，国家必须敛聚大量的经费，这就大大限制了它们在转轨过程中放弃自身权力的可能性。

民主国家则相反，它们完全可以在选举期间放弃它们用来满足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中央权利，这样它们在选举之前的一大段时间就不用担心潜在利益集团的活动，并能够同意将大量行动权力下放，因为它们会预计到，它们保留下来的权力能够增值。它们需要做的只是让那些立足于选举程序外的利益集团向它们做出妥协和承诺，使它们能在选举期间有足够的资金来对那些选民集团进行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说哪一种政府体制更适合于经济体制的转轨。集权体制容易在转轨问题上同有关利益集团达成共识，因为它们为数不多，但政府担心潜在的分配利益问题，所以不敢大幅度放权。这样造成的后果很可能是无法长期稳定转轨的进程；而民主体制则面临另一种麻烦，它们很难同为数众多的利益集团就转轨问题达成共识，于是就要动用巨额的经费，因而难以启动经济体制的转轨。但是，由于它们拥有一套选民集团活动的制度，因而可以从时间上来配置经费，从而保证转轨进程的长期稳定。

六 取得转轨成功的条件

要取得转轨的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体制转轨后资源的配置是否更为有效、分配是否更为公正、体制是否更为稳定，关键是受动者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是否更为得当，说得更直白一点，那就是要看对相关的经济主体的利益考虑得如何。

第二，各个集体的成员对转轨方法的看法越是一致，则转轨成功的可能也就会越大。问题是转轨是一种改革，是一种权力权利的再分配，不可有完全一致。总会有改革的得益者和改革的失益者之别。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一个集体越小，取得转轨方法上的一致也就越是容易。在实际执行中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为了取得更好的转轨成果，应该将现有的需要转轨的集体划小。其结论是：如果转轨的进程难以得到大家的赞同，就要创造条件来使这一转轨进程真正获得大家的赞同。

第三，各利益集团之间对转轨谈判的看法是否一致。看法越是一致，则转轨成功的希望也就越大。因为这样国家主管机构就无法采用大家都明显无法接受的转轨做法，各利益集团在转轨的过程中也无法单独采用其他利益集团所不同意的转轨方案，也不能照自己的理解来执行转轨方案。

这里列举的条件都是希望经济体制转轨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它们是西方经济学家从各国的转轨中得出的主要结论，例如新加坡就充分利用它从马来西亚分出、自身又是一个城市国家这样的机遇，采用各类措施统一相关利益集团的目标设想，从而取得了经济体制转轨的成功。

总体来说，要想使转轨获得成功的确需要不少条件。前面着重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家谈得较多的政治体制质量同转轨的关系。实际上体制转轨还需要许多常规条件，例如如何从时间和空间上组织转轨的各项措施，以便提高经济、政治和社会转轨成功的希望等。

七 突变还是渐变

关于转轨是采用突变还是渐变，西方经济学界同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部分学者，如卡尔沃（Calvo）和弗伦克尔（Frenkel），萨克斯和阿波尔特（Apolte）等人，坚持经济转轨只能采取突变的方法，因为渐变在政治上是难以执行的。他们认为拉长转轨的过程会助长各利益集团局部利益的膨胀，也会使转轨国家那虚弱的行政机构感到不安。但这部分学者也认为，采用突变的方法耗资巨大，只有政治上强大的国家可以执行，只有在转轨问题上具有基本共识的国家可以采取。这一观点对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而魏登费尔特（Werner Weidenfeld）的建议则显得较为克制。

另一部分学者，如施雷特尔（Schrettl）、罗兰（Roland）和默雷尔（Murell）等人则认为，突变的方法耗费的福利资金太大，因此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采用。从社会福利的原则上来说，是不应该采取突变方法的，只能采取渐变的方法，当然这样做会拉长转轨的时间，造成福利水平的下降，但这可以通过分配政策来加以弥补。

也有一部分学者，如埃格尔（Eger）和魏泽（Weise）等人认为尽管渐变可以作为唯一转轨方式，但必须强调，不能把它用于那些存在强大反对派的国家，即使是渐变也不能不顾及各个利益集团的局部利益。

最具说服力的还是那些注意区分渐变和突变的论点，这些论点主要强调：除货币政策措施只能采取突变的方式外，所有其他政策措施，例如私有化、法制和福利体制的重建以及选举制度的改革等都应该拉长时间，进行渐变。

显然，到今天为止也还不能对渐变和突变下最后的结论，但是非的天平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渐变，因为无论是从论点的全面性，还是事实的可行性来看，它都具有越来越大的说服力。东欧某些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指引下，大搞“休克疗法”，强调“大爆炸”、重视“突变”造成的失败也从反面对此做出了注释。1990～1993年东欧6国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跌更是对此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证据：例如保加利亚降低27.41%，波兰降低13.94%，罗马尼亚降低28.25%，斯洛伐克降低24.05%，捷克降低20.85%，匈牙利降低20.51%。

八 渐变的形式

既然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转轨应采取渐变与突变相接合并以渐变为主的办法，加之本来就有很多人主张渐变，因此对渐变的研究自然就越来越盛行，其中尤以经济学家勒施（Loesch）的模式最为引人注目。

勒施没有拘泥于渐变还是突变的争论，而是将转轨措施从时间上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启动阶段和适应阶段。其中，准备阶段主要是制定法律和建立机构，为市场经济打下组织和制度的基础，为市场经济建立法律框架；启动阶段主要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改革资源配置的规定，按时启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进程；适应阶段则主要从福利政策上来保证转轨的稳定，要采取措施，将宏观经济的平衡同微观经济的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扭转经济负增长的趋势，控制住转轨中必然会出现的结构适应过程。

九 转轨战略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转轨能否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转轨的战略十分关键，但正像捷克前财政部部长克劳斯（Vaclav Klaus）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战略既具有确定性，也具有不确定性。他认为转轨的确定性主要有如下表现。

转轨是一种广泛的改革，必须全面进行、坚持不懈、不断加深。即使局部发生错误和偏差，也不要因此而止步，不要因噎废食。

不要在改革计划上过多地纠缠不休而掉入“改革陷阱”，重要的是要对改革进行自觉的引导并加以坚持。

改革政治家们在改革进程中应能对意外出现的问题迅速做出反应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应当看到，当前的许多改革家还不具备这种能力。他们总是认为只有在提出详细的总体计划之后才能继续进行改革。

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特别是国家财政的稳定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但宏观经济的稳定却不能以牺牲生产者和企业家的利益为代价，否则又会落入“改革陷阱”之中。

改革要有透明度，尤其是各项规定、条件、程序和义务等都必须明文告知各方，以便各有关方面和人员能对价格和市场信号做出正确的反应。

转轨战略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生产厂商对价格和税收的刺激能否做出正确的供给反应？提高养老金收入会产生什么后果？如何对这部分的收入征税？改革的先后配置是否得当？外部世界经济休克和世界经济框架条件发生的变化会对本国的改革发生什么影响？

十 转轨的障碍和困难

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一种变革，而要变革就不可能没有障碍和困难。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轨是这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也是这样。它在过去和现在已经遇到许多的阻力和困难，今后还将遇到许多阻力和困难。这些阻力和困难主要来自旧体制得益者和集团的反对，因为改革要剥夺他们的特权，或是降低他们的收益，所以他们也会千方百计来阻止转轨的不断向前推进；这些阻力也来自深深陷入旧思想与旧观念的人和集团。

改革必然要放开价格，物价、房租、贷款利率等的上涨会引起公众的不满。

改革会带来失业，百万失业大军不仅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造成公众的强烈不满，也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稳定。

改革会减少社会福利、减少补贴，这也必然招致公众的不满。

上述情况一般都发生在转轨的初期，此时转轨的效益还不明显，转轨的效益和代价不成比例。这就大大加重了转轨的难度和阻力。

西方经济学家特别强调，转轨的时间越长，转轨的问题会越多，转轨中断的危险也越大，转轨逆转的可能性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