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还是想用我主编的《德国外交通论》中的几句话作为《德国经济通论》前言的开篇，以示这是它的姊妹篇。

经过数年的不断努力，《德国经济通论》这部著作终于付梓问世了，停键关机之后，我的思绪又追溯起研究德国经济的心路历程。

我从入学北外攻读德语，到留校任教至今，可以说是同德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使我既领略了它那云蒸霞蔚的辉煌，结识了芸芸众生中的翘楚，也向我昭示了它经受过的苦难和给人类洒下的冤孽。而从事德国经济的教学和研究更是填满了我无数个日日夜夜。

1945年的德国满目疮痍、百业凋敝。然而曾几何时，人们就发现，它已经插上腾飞的翅膀，飞出战后的荒芜，以其雷霆之力，冲出阴暗的地窟，用奇迹之光，托住了沉沦的落日，复燃了这个善于在逆境中奋起民族的辉煌。12.1%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使人梦寐以求，1%的通胀率使人叹为观止，0.8%的失业率使人莫名惊诧，而1%的进出口值（指进出口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更使人思绪连连。德国经济的奇迹响彻了五洋九天，也震惊了七洲四海，令人赞扬，引人神往，催人效仿，发人思量。

然而世易时移，人们日益痛感，德国经济已风光不再。高福利、高债务、高失业、高税收、高成本压得这个以往的奇迹之国喘不过气来，而低增长、低投资更是让它无力再更上一层楼，落到被别人“一览条顿小”的地步。尽管德国官方一再宣传德国经济的九大优势，也只是想说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借此聊以自慰罢了。于是，美国人骂它得了“德国病”，欧洲人骂它是“欧洲病夫”，德国的经济学家则大声对这个“德国病夫”呐喊道：“德国还有救吗？”德国确实是病了，得的是“德国病”，得的是“统一病”。

1990年根据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民主德国加入了联邦德国，这在世界的大湖里扔下了一块不大但也不小的石头，激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涟漪，中心的话题是统一后的德国实力有多大，会向何处去。我当时也参加了这场讨论，并发表了一篇论文《德国统一与欧洲格局》，认为“德国统一这个 ‘1+1=? ’的问题已成了国际政治学中新出现的 ‘哥德巴赫猜想’，引来诸多力作……人们将可看到在 ‘1+1=1’的德国先后会出现 ‘1+1＜2'、‘1+1=2’和 ‘1+1＞2’的经济景观”。今天可以说，“1+1＜2”的预见是说对了，但我可没有想到，这个过程会如此之长。它告诉人们，西部可以吃掉东部，但却难以消化东部。这也正是德国新州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社会福利市场经济转轨得如此艰难的原因。今天德国统一已经过去了近26年，尽管它每年以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 ～5%给东部地区输血，西部人均花费了2万欧元，使东部人均获得7万欧元，仍然不能把东部调养到西部的水平，不能把这个小于（＜）符号变成等于（=）符号。希望德国能在2019年真正完成这一壮举。

德国经济的沉沦终于唤醒了这个自尊心极强的民族，从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开始进行结构改革。施罗德的《2010议程》同默克尔的“整固、改革与投资”三和弦结合，刚柔并济、相得益彰，使德国对内和对外经济都出现了转机，德国不仅迅速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羁绊，而且成了欧债危机中的中流砥柱。今天尽管“德国病”的余患尚未除净，新难又接踵而至，但人们有理由相信，德国真正实现“1+1=2”甚至“1+1＞2”的时刻将是德国经济重振雄风之日。

中德经贸关系源远流长，即便从1972年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至今算起也有近44个年头，其间既有凝重的节奏，也有婉约的旋律；既有明川，也有潜流；既有巅峰，也有低谷。但总体来看，鲜花还是远多于荆棘。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那些岁月里两国关系更是空前加强。可以说，今天中德经贸关系已经成了新兴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合作的一个范例。

我在德国学习和研究德国经济的时候曾有过一个强烈的愿望，为我的祖国、我的人民、我的学生、我的读者和我的家人写一本有关德国经济的书，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希望此书能为我国的区域研究贡献绵薄之力，成为一本常可翻阅和参考的图书。为此我要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北外“211工程办公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所有给本书提供过帮助的人，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胡琨博士，他审校了本书的全文，并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和意见，也要感谢李微、刘惠宇、邹露、孙嘉惠、李倩瑗、王海涛、梅霖和陈扬八位博士研究生对全书所做的校对。

《德国经济通论》就要“堂前拜舅姑”了，敬请各位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点评和赐教。

殷桐生

2016年7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