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计划经济还处于方兴未艾之际，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们便已指出这种经济体制的弊端，需要进行改革。这些理论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同千差万别和瞬息万变的现代经济相适应。第三，商品和商品经济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必然的和客观的形式。第四，商品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而价值规律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只要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价值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机制本质上是以计划原则和价值原则为基础的。第五，市场是自发调节经济过程的机制，是经济活动自我调节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也是经济过程自我组织的关键环节。第六，计划与市场应该相结合，其原则是：保证各经济主体的相对独立性，分散管理与社会调节相结合，加强信息通报和传递以适应市场的需要，使计划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

由于上述理论被付诸实施等原因，南共联盟便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南斯拉夫也不再被正统的社会主义视为社会主义国家。

20世纪60年代中期匈牙利开始研究经济改革问题，经济学家们在深入剖析了计划经济的“病症”后指出：国家计划应与企业计划结合，应明确划分国家与企业的决策权限，加强彼此协调，经济调节是结合的主要纽带，直接调节是结合的特殊手段；计划调节应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计划调节应起主导作用，市场调节起积极作用，应加强市场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宏观调节应与微观调节相结合，宏观经济主要依靠计划，微观经济主要仰仗市场。

匈牙利在这些改革理论的引导下建立起了预算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由于种种困难改革半途而废。

除此之外，波兰的经济学家兰格（Oskar Lange）、布鲁斯（Virlyn W. Bruse）和捷克的经济学家锡克（Ota Sik）也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系统的看法。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模式”，布鲁斯的“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理论和锡克的“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理论都对当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

1989年东欧剧变，原因固然很多，而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显然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然而正当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们沉醉于所谓社会主义彻底崩溃的喜悦之中时，东方的中国却沉着、大胆、稳妥地进行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中央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工作。转轨的广度和深度，转轨成功率之高和经济增长之快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中国取得了三大突破。一是理论上的突破，即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的努力目标，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把市场经济体制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理论上分离开来，同时主张在实践上把它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已指出“说市场经济限于资本主义，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5年他又说：“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并无根本矛盾。”1992年他更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说出的“我们的老祖宗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二是实践的突破，在企业改造、价格改革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宏观调控的体制新框架初步形成。三是改革方法上的突破，中国的各项改革措施都是紧紧围绕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有效供给、抑制通货膨胀、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