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浪潮中，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已经引起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学者广泛关注，相继涌现的相关研究成果散见于一些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所表达的主要观点或见解使本研究受益匪浅。

一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评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现状评述

在对外直接投资研究领域，有关发达国家方面的成果较多，其研究内容比较超前，所涉及范围也比较广泛；而有关发展中国家方面的成果较少，其研究进度相对发达国家远远滞后。尽管如此，本书从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重点检索、浏览并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文献资料，具体情况概括如下。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在博士学位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提出“垄断优势”（Monopolistic Advantage）概念，以此解释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mpanies）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行为；后经斯蒂芬·海默的导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Gindeberg）对其进行补充后，形成垄断优势理论（Monopolistic Advantage Theory），并成为早期最有影响力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查尔斯·金德伯格认为，对凡是通过许可证方式不能获得技术优势全部租金的地方，就会采取直接投资，由此解释了跨国公司选择直接投资来发挥垄断优势的两个原因：一是为了绕过受资国关税壁垒，维持和扩大投资市场；二是为了获得技术资产的全部收益。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里丁大学（Reading University）的彼得·巴克利（Peter Buckley）和马克·卡森（Mark Casson）在出版的《跨国公司的未来》著作中提出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 Theory），随后由加拿大学者艾伦·鲁格曼（Alan Rugman）等对其进一步研究，内部化理论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即解释了在什么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会优于出口商品，以及产生这种优越性的原因。其核心观点可概括为：由于市场不健全，若将跨国公司所拥有的科技和营销知识等中间产品通过外部市场来组织交易，则难以保证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若跨国公司建立内部市场，可利用企业管理手段协调其内部资源的配置，避免市场不健全对其经营效率的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是基于所有权之上的企业管理与控制权的扩张，而不在于资本的转移，其结果是用跨国公司内部的管理机制代替外部市场机制，以便降低交易成本，拥有跨国经营的内部化优势。此外，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俄林（Bertil Ohlin,1899～1979年）在1977年出版的《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教科书中提出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后，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or）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个层面对其加以系统化，使区位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韦尔（John Cantwell）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Tolentino），从技术积累理论视角，提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阐释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规律，主要包括两个命题：一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说明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稳定提高，这是不断积累的结果；二是发展中国家和企业技术能力提高与其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直接相关。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本书认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技术能力的重要性，是增强“所有权优势”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但不是全部要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中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能力提高需要不断积累的看法值得本书借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拉美石油时，“所有权优势”技术、管理等多种要素的生长与成熟应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

日本学者小泽辉智（Terutomo Ozawa）提出“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理论”，从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理论相互交叉研究角度，试图解释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通过创建跨国公司促进经济从纯粹吸引外资输入向对外投资转型的实现机制。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必须与工业化战略结合起来，如此才能使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从而不断增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保持其经济竞争的动力。本书认为，“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境外直接投资微观机制阐述过于简略，但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工业发展战略和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对本书研究中国石油企业直接投资拉美石油的竞争优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Sanjaya Lall）在《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中提出“技术地方化理论”，重点阐述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需要满足四个基本条件：将其技术知识在投资国进行本地化处理，并适当考虑价格与质量因素；把进口技术与产品进行改造后，满足受资国及邻国需要；针对小规模生产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开发与发达国家不同品牌的消费品。本书认为，“技术地方化理论”包含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理念，主张在投资国同受资国之间建立互动关系，对研究中国直接投资拉美石油竞争力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但该理论带有浓厚的小规模生产理论色彩，对于中国直接投资拉美石油这种大规模国际生产活动而言，存在许多不适用性。

上述研究成果都只是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某个角度进行了侧面阐述，未能综合、全面地分析、归纳并概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行为。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J. H. Dunning）于1977年在庆祝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俄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论文，提出集成折衷优势理论、区位理论和内部化理论精华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约翰·邓宁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形态和发展程度取决于“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区位优势”（Location Advantage）、“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三种因素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的整合作用。约翰·邓宁融合并集成了上述多种直接投资学说的理论结晶，创立了具有高度兼容性、综合性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基础框架体系，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流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克服了以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共同创立了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其核心内容为：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在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而发生的，其中直接诱发要素主要是指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管理及信息知识等；直接诱发要素既可存在于投资国，也可存在于受资国，如果投资国拥有技术上的相对优势，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将该要素转移出去。反之，投资国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利用受资国的这种要素。本书认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提出的直接要素、间接要素诱发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对于研究中国直接投资拉美石油竞争要素的动力作用，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但是，该理论所阐明的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直接性或间接性“诱发力”，远不如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阐述得系统、深刻和全面，对本研究的指导作用也远不及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有力度。

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巴克利、马克·卡森等人认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虽然侧重研究发达国家境外直接投资活动，但对发展中国家境外直接投资活动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邓宁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企业必须具有“所有权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企业竞争优势所带来的利润应大于或等于跨国经营所产生的附加成本；二是当企业考虑将其“所有权优势”向海外转移时，如果企业向内部转移比向外部市场转移的交易成本更低，企业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三是当以上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时，受资国的区位条件、资源状况、市场环境、法律法规、政府政策等，可以使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被充分利用。本书认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境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论述不仅更全面和系统，而且更详细和深刻。由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根植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所以研究中国对拉美石油直接投资问题不能全部照搬，对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方面研究应有选择地加以借鉴。

（二）国内相关研究现状评述

国内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近几年逐渐引起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从其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是从不同侧面阐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意义与理论内涵，应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简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某些现象或问题。

中国学者李雷等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国际扩张的模式及区位选择：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分析》一文中指出，拥有最新技术、垄断性商标等重要的专有资源的企业更适合采用新建方式进行跨国直接投资；由于收购方式相对比较简单，风险比较小，一些缺少跨国经营管理经验的企业，更偏向于采用并购方式对外投资。在一般情况下，成长比较迅速且增长率较高的企业比历史悠久而增长率较低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并购方式。一方面，企业的经营信息和经营经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随着经营时间而增加，同样规模的企业由于其成长的快慢不同，表现出不同的选择。增长快的企业由于在经验和信息方面相对欠缺，更多采取并购方式进行跨国扩张。另一方面，并购方式可满足跨国企业迅速发展对人员规模市场的需求。这正阐述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取“所有权优势”的基本策略，对于本书研究中国石油企业如何在直接投资拉美石油中有效获取“所有权优势”具有启示性意义。

中国学者党杨、于民在《中国拉美石油能源战略与拉美石油能源国有化》一文中指出，中国直接投资拉美石油应实施本地化战略，规避社会和投资风险。我国石油企业在投资拉美时，应努力争取多边投资机构，特别是资源国投资机构的合作参与，以此作为“软性政治风险担保”，降低投资的风险系数。同时，要积极吸纳资源国的优秀人才参与投资项目的开发建设，实行本地化管理，以便消除文化的隔阂与冲突，有效地防范社会风险。这正阐释了获取“所有权优势”的一些基本方式，由此可归纳和整理出中国石油企业在拉美直接投资石油时重塑、创新、创造其“所有权优势”的基本思路，对本研究具有直接参考作用。

中国学者谢岷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与我国进一步发展对外投资的相对优势》一文中指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公司在国际投资领域虽然不具有“垄断净优势”，但有能力使用技术和设备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而且有的已开始涉足发达国家的投资领域以及高度密集型的生产投资。这正说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不具备充足实力的情况下，只要合理地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仍然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运用相对的“所有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由此可在中国直接投资拉美石油“所有权优势”存在诸多薄弱之处的条件下，为其寻找发展空间提供参考性素材。

中国实业者张寒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及其在石化企业跨国并购的应用检验》一文中指出，中石化跨国并购Addax石油公司所带来的区位优势非常突出，不仅包括直接区位优势，也包括间接区位优势。瑞士Addax石油公司位于欧洲，是在多伦多和伦敦上市的跨国油气勘探开发公司，也是西非最大的独立油气开采商，其良好的资源资产主要位于非洲和中东地区。此次跨国并购后，中石化成功地利用区位优势将在西非的油气资源版图连成一片。同时，在西非之外，收购Addax还帮助中石化成功进入了位于中东的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中石化巧妙地利用了被并购公司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环境，成功地规避了在欧洲、西非和中东地区市场进入障碍、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有效扩大了中石化的资源拥有量和油气版图，增强了中石化在西非和伊拉克的实力，加快了全球化发展步伐，优化了油气资产结构，显著降低了原油采购成本，增强了中石化乃至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话语权。这正揭示了中国石油企业并购发达国家跨国石油公司，在获取开采石油资源“区位优势”的同时，也可以收获发达国家跨国石油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经验、良好环境。

中国学者陈乐怡在《委内瑞拉：崛起的石化大国》一文中指出，拉美产油国区域性石油合作加强，增加了石油进口国博弈拉美石油的难度。石油产业是一些拉美产油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委内瑞拉政府财政收入的50%和外汇的94%来自石油收入，对巨额石油利润外流有着清醒认识，因此，近年来加快了石油能源领域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南美能源理事会、南方石油公司、加勒比石油公司等组织相继成立，以石油能源为武器开展能源外交。拉美产油国的石油资源合作，无疑会增加石油进口国博弈拉美石油的尖锐度。这正揭示了中国石油企业要获取拉美石油“区位优势”的一个难点所在，为本书探讨中国直接投资拉美石油核心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研究线索。

中国学者姚建敏在《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最新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指出，从邓宁关于东道国发展阶段的理论分析来看，我国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时期（从挖掘国内优势向从国外寻求发展优势转化，以解决国内某种自然资源不足问题）。为了继续扩大利用外部资源的广度，我们应当在充分利用相对优势的基础上，着力增加对外创资产的重视程度，加大对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扩大高技能人才的比重，以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适应获取东道国“区位优势”的新需求。由此可见，中国石油企业增强“所有权优势”的软实力，是获取拉美石油“区位优势”的重要保障，对于本书研究中国石油企业“所有权优势”与拉美国家“区位优势”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中国学者林季红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局限性及进一步发展的新视角》一文中指出，在全球化时代，随着知识密集型资产日益增加，发展中国家企业更有必要通过开发外国企业的资源来弥补自身资源与能力不足，因此，除了增加其现有的“所有权优势”之外，发展中国家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FDI（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得互补性的资产，而企业设计和执行策略能力将增强获取这些资源的竞争力。这正阐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其管理能力对于有效获取海外“区位优势”的重要性，对于本书研究中国石油企业如何借助国内外有利因素，克服获取拉美国家“区位优势”不利因素，以及增加其“内部化优势”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中国学者党杨等在《中国拉美石油能源战略与拉美石油能源国有化》一文中指出，目前拉美国家的能源国有化政策，具有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双重性质，不但强调政府对油气产业的控制权，而且在选择外国公司时，还特别注重那些在政治、经济上与本国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石油公司的参与，以促进外国投资多元化。因此，中国石油企业可利用拉美主要产油国对直接投资的迫切需求，主动改善与拉美产油国的经济关系，并针对其加强对本国能源控制权的政策意图，加大与拉美国有能源公司的合作，在巩固既有市场的同时，着力扩大优质石油资源市场的份额。由此本书研究中国直接投资拉美石油“内部化优势”可以得到启发：中国经济政策、外交关系调整，可以改善中国同拉美国家的关系，对提高中国对拉美石油直接投资效益具有积极作用；增加中国石油企业“内部化优势”，离不开中国经济政策环境及外交战略的支持。

中国学者袁正之在《拉美石油投资中的政治风险分析》一文中指出，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石油投资时，应深入了解资源国对外国公司的政策、各个政党的政治势力较量及其政治观念、政策走向和选择程序、资源国政府与我国政府的关系等；应积极听取政府职能部门及咨询机构的建议。面对石油跨国投资政治风险的复杂性，政府也有责任帮助企业认识跨国经营面临的各种政治风险，帮助企业了解导致投资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帮助企业建立海外投资风险管理机制，强化对国际风险的识别、监控和预警管理。中国政府驻各国的使领馆和经济参赞处对资源国的投资环境及政策往往有深入的研究，更有资格和义务向投资企业提出建设性意见。这为本书研究中国直接投资拉美石油“内部化优势”提供比较细化的参考思路：中国石油企业要想对拉美石油投资有较大作为，必须深入了解拉美产油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特性，并科学预测其发展变化动向，这样才有可能在不断化解或规避其直接投资风险中取得有利竞争地位。要满足这些要求，我国政府不仅要提供宏观政策等方面的支持，还要提供现代化的信息收集、分析、判断手段。

二 中国直接投资拉美石油实证研究述评

笔者搜集和参考了有关“中国直接投资拉美石油”的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学术文献与报刊评论，总体来说，有关这一主题的学术研究数量不多，分析不深入。相较而言，英文文献较为丰富。美国学者主要关注中国与拉美左翼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关系。哈维尔·科拉莱斯研究了中国与委内瑞拉发展石油合作过程中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与委内瑞拉深化石油合作面临诸多困难，首先，两国都理所当然会优先选择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开展合作。其次，中国没有能力大规模冶炼委内瑞拉的重型石油。如果合资建厂，委内瑞拉不具备中东石油生产国那样雄厚的经济实力，无法提供中方满意的资金。再次，由于中委地理距离较远，在多数情况下中国石油企业没有将所获得的原油运回国内，通常选择在新加坡转手卖于第三方市场，而最大买家则是美国。格雷格·约翰逊、冈萨洛·帕斯指出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由于管理不善和排斥外资，无法大幅增产，因此与中国签订的“贷款换石油”协议违约风险极高。R．埃文·埃勒斯预见委内瑞拉迟早需要在“减少对美出口”和“跟中国违约”之间做出选择。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霍尔黑·多明格斯关注中拉关系的背景与现状，其中也有部分涉及能源关系的内容，但是未做深入探讨。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鲁本·冈萨雷斯·韦森特对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矿业项目和秘鲁矿业项目中的表现进行比较分析，主要关注中国石油企业在跨国运营过程中的公司治理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实用的研究角度，遗憾的是迄今未发现研究这一问题的其他学术成果。此外，关于中拉石油投资的最新学术成果和新闻评论，还可以关注《拉丁美洲记录》（Latin Business Chronicle）、《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当代中国事务》（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曼泽拉新闻》（Manzella Report）、《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和“美洲对话”（Interamerican Dialogue）。

关于中拉石油问题的西班牙文和中文成果则更为稀少，美国学者康云峰在进行回顾之后评价说“研究数量之少令人吃惊”。西班牙文和中文文献整体上以报纸杂志的新闻和经验总结等非学术性成果为主，总体来说，没有对中国在拉美的石油直接投资活动进行深入分析。在西班牙文成果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赫纳罗·阿里亚格达探讨中国、拉美和美国能源三角关系的文章，其分析了在美国能源自给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中、美、拉能源关系可能产生的变化。在中文文献中，本书重点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洪波的著述，他对中拉石油关系和中国石油企业跨国运营中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孙洪波的主要观点有：为了规避或降低在拉美东道国的石油投资风险，大型中国国有石油企业之间应该实现信息共享，并且争取与东道国国内不同的利益主体保持沟通和合作；在公司治理方面，由于拉美产油国普遍制定了较为苛刻的环境保护法，并且对环境赔偿要求极高，中国石油企业应该特别注意和东道国居民、印第安族群建立良好关系，树立企业形象；在中国、美国、委内瑞拉的石油关系中，孙洪波注意到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减产问题，他认为，如果委内瑞拉无法同时履行对中国和美国的出口合同，出于政治和经济考虑，委内瑞拉很有可能优先保障中国的石油利益，而选择对美违约。如果发生上述事件，中国需要全面、重新评估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商业竞争、地缘政治关系以及军事活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