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空间重构与经济非集聚研究:2006年以来中部六省经济分化的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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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中部崛起,河南塌陷”是对本书关注问题的一个形象描述,更符合学术规范的称谓是中部六省经济分化区域差异问题。如果把该问题视为区域差异问题,在文献综述里若不提及趋同理论以及绝对趋同、条件趋同、俱乐部趋同等理论和概念,一定会被熟悉该类问题的读者视为文献梳理的重大遗漏。在中国区域差异最为凸显,理论界以及各级政府对该问题最为重视的几年,上述理论和概念几乎充斥在主流经济类期刊对该类问题研究的文章里。但是近年来,理论界开始反思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的趋同理论在研究一国内区域差异问题的适用性。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很少关注空间问题。萨缪尔森(1952)对此解释为:经济学家如此忽视空间问题,是因为只关注自身感兴趣的领域。藤田昌久等(2004)认为在经济学的演化过程中,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对空间理论研究形成了一个非常消极的分水岭,他通过定义与其他成本毫无差别的运输成本,在进行比较优势分析时完全把空间因素替代了。克鲁格曼(1999)则认为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置之不理,并非空间因素不重要,而在于长久以来没有掌握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建模技术。但是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人类活动和生活水平在不同大陆、同一大陆内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内部的空间分布一直是不均衡的。人类由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不均衡程度远远超过了自然资源在空间上的不均衡程度,很难再仅基于原料、气候、天然运输方式等诸多自然条件和资源的不均衡来解释各地区之间经济活动所呈现的巨大差异。而随着经济学建模技术的进步,把空间问题纳入经济学理论分析的体系内既是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基于现实问题对经济学提出的必然要求。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非完全竞争市场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出现为经济学分析空间问题打开了希望之窗,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提出则标志着空间经济理论正式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所接纳。当以规模报酬递增和非完全竞争市场为基本假设,以单个经济行为人(消费者和企业)的微观动机为逻辑起点,在分析时把交易成本(运输成本)、生产要素流动等因素纳入理论体系内,再去分析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时,集聚是理论推演的必然结论。斯塔雷特(1978)证明了空间不可能定理:考虑一个具有有限个区位的经济,如果空间是同质的,在存在运输成本且偏好局部非饱和时,不存在包含区位间商品运输的竞争均衡。这就意味着厂商尽可能在他们各自所在地生产他们所需的商品,以便降低所有与距离有关的成本。而这正是空间经济学家对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忽视空间因素的批判,同时也证明了如果不改变规模报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基本假设,空间因素很难纳入一般均衡理论体系内。观测全球或各国的经济活动,不难发现无论基于何种标准,在任何地理空间维度,集聚无疑都是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最为显著的特征。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聚并非只在理论推演中存在,在现实中无论基于何种空间维度这一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的。在全球层面:1980年NAFTA、EU(15国)和东亚的GDP占全球比重为70%, 2000年这一比重升到83%(Fujita、Mori, 2005)。国家层面:法国的大巴黎区占全国总面积的2.2%,却集聚了全国18.9%的人口和30%的GDP;韩国汉城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8%,却拥有全国45.3%的人口和全国46.2%的GDP(Fujita等,2004);在中国,东部地区以不到全国10%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51.3%的经济活动,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更是以不足全国7%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63.87%的生产活动。此外,基于中部地区各省工业增速在2006年前后所呈现的巨大反差以及河南省经济不向城市集聚的情况,本书把“中部崛起,河南塌陷”这一问题分解为了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因此在文献综述部分不再梳理回顾趋同理论及其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而把重点放在与两个具体问题相关的理论和文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