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劳动与死亡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象征暴力来维持统治。那么我们就需要通过象征暴力摧毁这种象征暴力。我们的象征暴力就是“死亡”。在这一节，鲍德里亚就是要在象征层面上说明劳动和死亡的关系。在这里，他的基本思想是，要么缓慢地死亡（劳动），要么暴死，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所面临的选择。如果人们选择了缓慢死亡，那么他们就会成为奴隶；如果人们选择了暴死，那么人们就获得了生命的自由、生活的自由，不受系统控制的自由。这就是从象征意义上理解的劳动与死亡。

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原始人类在象征层面上对许多不同的东西下赌注。这就如同恐怖主义者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一样。比如，原始人类用出生来做赌注。如果说恐怖主义者试图通过生命的赌注来解构统治秩序的话，那么原始人用出生来做赌注，也是要解构统治秩序，这就是亲属关系的秩序。比如，原始人通过某种秘传仪式而不仅有了自己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而且有了象征意义上的父母（无法区分真假，具有可逆性的父母）。在这种秘传仪式中生物学意义上的亲属关系就被解构了。同样，关于灵魂与身体、真与假、现实与假象之间的关系也都是如此（参见“死人的引渡”，该书第五章第一节。请注意这里的生命和死亡是象征意义上的，如同原始社会中象征仪式上的生死。这里的恐怖分子也是象征意义上的）。但是，政治经济学却把所有的象征关系都纳入经济学上的交换关系。比如，有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扣押人质。一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扣押人质，一种是象征意义上的扣押人质。但是，人们往往把象征意义上的扣押人质也理解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扣押人质。在他们看来，恐怖主义者扣押人质总是试图获得某种利益。这就如同人们以为，生产中人们总是生产某种使用价值。人们认为，扣押人质的事件只有经济意义，而没有象征意义。为此，鲍德里亚说，政治经济学把一切归结为唯一的赌注——“生产”。这里的生产是狭隘的经济意义上的生产。于是按照经济原则，改变社会秩序的希望就只能从经济领域入手。而原始人类则不同，他们从象征的角度入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唯一的赌注就是生产（就像扣押人质的赌注一样，如果人们接受了生产，那么经济学就生存下来了）。政治经济学希望按照第一种扣押人质的方式来对待生产，与工人进行谈判，于是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暴力和希望都过度了”。在鲍德里亚看来，在今天的西方社会，生产没有经济的意义了，或者说，只有仿真的经济意义了。这就如同象征意义上扣押人质没有经济意义，而只有象征意义一样。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真实内容已经被掏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更为根本的真相显露出来了，这就是生产已经进入象征阶段，具有象征的意义。消除生产的经济意义，而给它注入象征意义，这是资本本身完成的。当资本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生产中的象征意义就凸显出来了，人们因此也就容易看出这种生产的赌注具有象征的意义。于是鲍德里亚认为，现在可以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与生产无关的东西来分析。这就是要从象征意义上来分析政治经济学，从象征意义上来分析劳动和生产，分析劳动与死亡的关系。在鲍德里亚看来，在象征意义上，劳动不是要生产某种使用价值，而是要与死亡进行象征交换。劳动就是要换取（象征）缓慢死亡。从象征意义上说，劳动（今天的劳动也是象征意义上的劳动）与死亡（缓慢死亡）可以互换。

在鲍德里亚看来，在当代社会，一切赌注都要从象征意义上理解，而不应该被还原为经济意义。而在结构价值规律占主导的社会中，赌注都是象征意义上的赌注。这就是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价值规律是主导规律，所有的东西都成为符号意义的东西，象征意义的东西。比如，生产是象征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是象征意义上的劳动。既然这些东西都是象征意义上的，那么我们也应该从象征意义上理解劳动、生产、生命和死亡等。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人在雇佣劳动中出卖了劳动力；从象征意义上来说，人在这里出卖了自己的生命和尊严。一个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劳动报酬，用生命时间换取劳动报酬。因此，一个人必须正在死去才成为劳动力。于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工人的工资兑现的就是工人的死亡，就是工人成为经济系统一部分。只有工人正在死亡，变成经济系统中的一部分，工人才能够获得工资。在这里工人受到了象征暴力的控制，成为劳动力就是人受到象征暴力控制的标志。马克思认为，人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受到了剥削。这就是说，工人的工资和劳动力的付出是不等价的。这是一种经济暴力。与这种经济暴力相比，鲍德里亚认为，人在这里还遭受到一种象征暴力。这种象征暴力意味着工人出卖了自己的生命。人在这种单向的馈赠（生命的馈赠）中受到侮辱。在鲍德里亚看来，与象征暴力相比，经济暴力实在是微不足道。从经济意义上来说，资本购买了人的劳动力，并从经济上剥削了工人。工人在这种非等价关系中遭受经济暴力。与这种象征暴力相比，与工资购买人的生命（使人缓慢死亡）相比，这种经济暴力实在是微不足道。资本家给工人付工资，让工人缓慢死亡，就是要让工人成为“奴隶”，就是要让人在这种缓慢死亡中接受劳动力这个称号（对人的定义），从而使人受侮辱、受控制。

鲍德里亚说，“数量等价关系的可能性本身就已经预设了死亡”。这就是说，本来人都有各自的特点，如果人就是一个数量，比如就是统计学上的“1”，那么这就是把人当作死亡了的东西。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统计学意义上的“1”或“0”，那么人在象征意义上就死亡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数量来表示，那么这些东西在象征意义上也就死亡了。每个东西都有自己的特征，不能简单地用数量来表示。我自己用的手机与别人的手机虽然都是一个牌子的，一个型号的，表面上完全一样，但是这里包含了我自己私人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有象征意义，都不能用简单的数量来表示。所以，鲍德里亚说：“正是死亡在各处都使得等价关系的计算和随意性的调节成为可能。”在这里，生命和死亡都是象征意义的。一个人被当作“1”就是死亡，但是却被当作有生命的人。在对人的活动进行统计的时候，人的死亡不是暴力的，也不是身体的，而是生命和死亡可以随意调换。我们既可以说，这个人生，也可以说这个人死。这个死亡也可以说是变换了意义的死亡，是延迟的死亡（这个变成“1”或者“0”的人先是社会意义上死亡，然后是生理意义上死亡）。

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工资、劳动、商品、死亡等在当代社会中都不能从经济意义上来理解了。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在当代社会的经济系统中，劳动没有真正的劳动的意义，而是一种象征性的劳动，甚至类似于演戏。在鲍德里亚看来，对于这样的劳动我们不能从经济意义上来理解，也不能按照唯心主义的方式来理解，比如，把它理解为“生命的实现”。黑格尔已认识到，劳动就是人的生命的实现，他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象征意义上的劳动是缓慢死亡。鲍德里亚强调，不要把缓慢死亡理解为生命的逐渐衰落（这是经济意义上的理解），而是要从象征意义上理解缓慢死亡，它与象征意义上的暴死相对立，比如，与恐怖分子的那种暴死相对立。这种象征意义上的缓慢死亡就类似于接受统治，类似于那种讨价还价的恐怖分子。我们可以把这两种象征意义上的死亡分别理解为接受象征暴力的死亡（维持资本主义系统意义上的死亡，接受资本控制意义上的死亡）和象征解构意义上的死亡。接受象征暴力的死亡是经过计算的死亡，是与工资进行交换的死亡，是缓慢死亡，而象征解构意义上的死亡，是牺牲。按照那类虔诚的“革命”观点，劳动是生命的耗费，放弃劳动，争取闲暇，这是他们的革命目标。而鲍德里亚认为，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劳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象征劳动，仿真劳动）不是与闲暇相对立，而是与暴死、牺牲相对立。只有牺牲才能摆脱控制，而劳动不过是缓慢死亡，是接受控制的死亡。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说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就是生命的单向馈赠，劳动的单向馈赠，让生产继续下去，让劳动继续下去。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生命的单向馈赠使人成为奴隶。他通过奴隶的系谱学来说明这一点（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他的系谱学分析）。在古代社会，被俘虏的战俘最初是被处死的。战俘虽然被处死了，但是他们却有战士的尊严。后来，战俘的生命被保存下来了，但是他们却成为奴隶。最后当他们被免予处死的时候，他们成为劳动者。从系谱学的意义上来说，从表面上来说，人获得了生命，但是，人却成为奴隶。这就同福柯在分析规训和处罚时的情况一样。在当代社会，虽然人不再被残酷的处死了，但是所有的人都成为奴隶。同样的道理，在当代社会，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当代社会更加人道了，人不被处死，但是所有的人都成为奴隶。在缓慢死亡中，人成为劳动者（奴隶），而在即刻的死亡（暴死）中，人获得了尊严。

缓慢死亡和暴死分别从属于两种不同组织：经济组织和牺牲组织。在经济组织中象征关系是一种暴力控制的关系，遵循着经济学上的交换原则；而在牺牲组织中，象征关系解构控制关系。在这里，鲍德里亚隐含地批判政治经济学，按照政治经济学原理，象征暴力被人们（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革命者）理解为经济暴力，而按照他的象征交换原理，要按照象征暴力所遵循的原则来解除象征暴力。这就是牺牲或暴死。

于是，鲍德里亚在这里进一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象征关系中所包含的象征暴力。这种象征暴力表现为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单向生命馈赠。统治者给被统治者留下生命，让他们背上劳动者的符号。为此，鲍德里亚说，在这里，劳动是屈辱的符号，劳动者被判定必须活下去。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在这种象征关系中，主人不一定是进行剥削的人，而是能够“悬置死亡的人”，让人活下去的人。因此鲍德里亚说：“权力从来都不是处死的权力，恰好相反，是留命的权力”。主人自己可以进行死亡冒险，而奴隶却被剥夺了死亡冒险的权力。从现实来看，那些敢于冒死的人往往成为黑社会中的头头，而那些胆小怕死的就是跟班。主人使奴隶脱离了死亡，奴隶就成为劳动者，他也因此失去了用自己的生命进行象征交换的权力。他不能暴死，不能用生命进行赌注，而只能缓慢死亡。他失去了用生命进行赌注，用生命进行象征交换的机会。黑格尔在分析主奴关系时也是如此，谁能搁置别人的死亡，谁就能够成为主人。从系谱学意义上来说，原来只有战俘被保留生命，延迟了死亡，并由此而成为奴隶。而在当代社会，许多人都被剥夺了死亡的权利，而成为劳动者，他们也是奴隶，他们也是权力结构中的奴隶。在这里，鲍德里亚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关于权力结构的思想。在他看来，权力关系应该从象征交换的角度来理解。从象征交换的角度来看，那些单向馈赠的人获得了权力，而那些把生命馈赠给别人的人，悬置别人死亡的人才能获得绝对的权力。如果一个人馈赠别人以生命，那么这个人就获得了对受赠人的绝对权力。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关系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资本不是通过经济上的控制而获得权力，而是通过生命的馈赠获得权力。这是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等已经没有经济意义了，而是象征性的。当代资本主义馈赠劳动，就是相当于馈赠生命，相当于延迟生命。资本就是在这种生命的馈赠中获得了对人的控制权力。因此，鲍德里亚说，“这就是权力的秘密”。从象征意义上来说，今天的工人是被剥夺了死亡权利的奴隶。强迫工人劳动、生产，对他们进行剥削，这只是少数情况，或者说，这些东西“只是这种权力结构可能有的变形之一”。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权力关系都根源于馈赠（象征意义上说的）。从表面上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关系是一种剥削关系，而其本质仍然是馈赠，是生命的馈赠。从系谱学的角度来说，当代社会似乎更加文明，不再处死战俘了，但是，其最终的结果却是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几乎都成为“战俘”，都成为劳动者。鲍德里亚在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在今天，我们要这样来理解工人，把他们看作失去死亡权利的奴隶，而不能把他们看作受剥削者。现代社会强迫他们生存，让他们成为奴隶。这就如同过去的战俘一样。

既然权力来自死亡的悬置，那么革命就不是要杀死自己的对手，而是要重新夺回自我决定生死的权利。如果权力来自单向赐予生命，那么推翻权力的唯一方法就是交还生命。既然工人是被剥夺了死亡权利的奴隶，那么传统上的那种废除权力的革命观点就过时了。于是鲍德里亚说：“只有交出这一生命，用即时的死亡来报复延迟的死亡，这才构成一种根本的回应，这才是废除权力的唯一可能性。”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交出生命的这种行动就是象征交换。这就如同象征意义上的扣押人质一样。这种扣押人质的行动追求的就是暴死。在鲍德里亚看来，与其这样屈辱地活下去，毋宁有尊严地暴死。这大概也是东西方概念的不同吧。对于西方人来说，“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而对中国人来说，似乎应该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于是西方人致力于用生命的冒险来获取自由，而中国人却宁愿像奴隶那样活着也不愿意用生命来冒险（这不是鲍德里亚的本意，鲍德里亚的话要在象征意义上理解，而我是在生物学意义上解释了）。显然，鲍德里亚的思想是非常激进的。当然这种激进虽然也包含了死亡冒险，但是这种死亡冒险并不是鼓励人们革命，不是要人们杀死统治阶级，而是要“自杀”，要在自杀式的死亡中象征性地解构权力秩序。

在鲍德里亚看来，象征交换也是有节奏的。这就如同我们的生活中礼物的交换也是有节奏的。如果有人送礼物给我们，我们如果立刻回礼，那么这就是拒绝送礼者给我们施加的象征义务。如果推迟还礼，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之间存在着象征义务关系，我们愿意接受送礼者施加的义务关系。因此，鲍德里亚强调，权力系统就是要控制节奏，不让接受礼品的人即刻还礼。于是鲍德里亚按照这样的观点分析劳动过程。资本赐予生命，延迟死亡，就是期望工人用自己的劳动来回礼。正是在这样的回礼中，权力关系建立起来了。因此鲍德里亚认为，被剥削者不能在劳动中把生命交还给剥削者，如果这样做的话，根本无法消除权力关系。这是因为，这就是接受了生命馈赠所产生的义务关系。于是，权力就在推迟死亡中建立起来了，就是在死亡的延异（différance，推迟死亡，并使之发生变化）中建立起来了。因此如果用劳动来归还生命，那么这没有改变死亡的延异，也不能改变权力结构（在这里鲍德里亚用“延异”这个概念来说明权力结构的形成，这表明他对德里达的思想表示怀疑。延异不能解构权力，而是加强权力形成的基础）。在鲍德里亚看来，如果在劳动的缓慢死亡中归还生命，那么统治者可以继续给劳动者提供劳动岗位，让他处于劳动中，继续延迟他的死亡，继续把生命赐予他。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做法正好中了统治者的计策。统治者在这里坚持了一种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就是把生和死分离开来，使之成为对立的两极。人或者是生，或者是死。如果人要生，那么人就必须在劳动中缓慢地死。这种生死的辩证法恰恰使权力关系建立起来，统治者在生死的对立中控制了生杀予夺大权。鲍德里亚在象征意义上理解生和死，而在象征意义上生和死根本无法对立起来。或者从象征意义上来说，不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死对立（我们在本书第五章第一节继续分析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人只能通过象征意义上的暴死，比如自杀来颠覆统治秩序。比如，一个人的自杀象征着一个人对于社会的彻底失望，他用自己的死亡来表示他对社会秩序的抗议。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自杀的人死了，但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他获得了生命。他在轰轰烈烈的死亡中让人摆脱控制，使生命获得新的意义。比如，孙志刚的死就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死亡（虽然他是被暴打而死），他的死使我们的社会结束了收容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志刚仍然活着（象征意义上活着）。而主人就是要把生死对立起来，让奴隶生存下去，从而控制奴隶。为此，鲍德里亚说，在劳动中，“奴隶依然是主人的辩证法的囚徒”。一个人在劳动中死亡，是自然死亡，是作为囚徒的死亡。这种死亡不会有任何象征意义，这种死亡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终结。

在这里，鲍德里亚还提到了利奥塔的“里比多经济学”。在利奥塔看来，在社会中存在着巨大的里比多能量，社会的系统和结构会利用这些里比多能量，并把这种强烈的里比多能量引导到社会结构和系统中。比如政治制度就是要把强烈的里比多能量导入社会之中，而不让它出现暴力的冲击。而受控制者、受剥削者虽然受到了控制，但是也能够从里比多的冲动中获得快感。如果里比多能量受控制，那么变革的可能性也受到了限制。在利奥塔看来，社会结构只有通过变革才能肯定生命，而控制变革意味着结构自身的死亡。因此，里比多的冲动总是有死亡和放弃死亡的冲突。只有释放里比多才能改变权力结构，而在受控制的快感中是不能改变权力的。鲍德里亚在这里，吸收了利奥塔的思想，这就是社会结构只有在死亡的冒险中才能获得生。只有把里比多的强烈死亡冲动释放出来，结构获得变革，社会结构才获得了生。而这种结构的生，是原来结构的死亡的再生。相反，如果受剥削者在屈辱的剥削中体验到强烈的快感，那么他们就会趋向于缓慢死亡。他们就会接受劳动。或许，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也会反抗权力（中译本译为“劳动过程中也许有反权利”，“contre-pouvoir”被译为“反权利”，似乎不妥），即劳动者用自己的缓慢死亡来冒险。比如，劳动者也会罢工，也会消极怠工等，但是，这不能从根本上废除权力关系。因此，鲍德里亚说，“无能为力的快感永远不能废除权力”。鲍德里亚在这一页的注释中也说明了，这是商品价值规律下人们所采取的方法。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而在价值的结构规律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经济关系已经由象征关系所取代。

如果说劳动是延迟死亡，是为了保证或者再生产社会系统的权力，那么工资是干什么的呢？由于统治者赋予人们劳动，延迟了死亡，从而把权力关系确立起来，于是劳动者就会反抗这种权力关系，为了防止劳动者的反抗，统治者就会给劳动者发放工资。工资就是用来抵消劳动者的反抗的，它收买了劳动者，使劳动者放弃抵抗。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工资“中和了这种象征报复”（工资把人们之间的象征关系转化为经济关系，从而中和了象征报复）。本来，统治者把生命赋予劳动者，使之免于死亡，他们悬置了被统治者的死亡。为了避免象征债务，被统治者把生命归还给统治者，或者说，试图暴死。而统治者为了避免劳动者暴死，于是，他们就用工资来收买劳动者。这实际上就是说，工资是用来购买劳动者死亡的。“死亡”在劳动者那里是一件可以买卖的东西。当劳动者的“死亡”被统治者购买了的时候，劳动者就只能生，只能像奴隶那样生。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劳动，就是出卖了死亡的劳动，是悬置死亡的劳动。

为了进一步分析工资的特性，鲍德里亚分析了当代社会中劳动的特点。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在当代社会，由于死劳动替代活劳动，活劳动的需要越来越少，这导致了失业的大量增加。于是社会就要刺激需要，增加就业岗位。在这里，劳动是社会系统恩赐的，是给予，是馈赠。他引用了德语的工人和工厂主的概念的字面意思来说明这种情况。在德语中，工厂主（Arbeitgeber）的字面意思就是给予劳动的人，而工人（Arbeitnehmer）的字面意思是接受劳动的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就是馈赠，就是给予。它没有经济意义了，而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东西，是象征意义上赠予的礼品。馈赠劳动就是要获得权力，而拒绝劳动就是拒绝象征统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资就是对工人接受象征统治的补偿。因此，鲍德里亚说，“工资则是这种带毒礼物的标志”。接受工资就是接受劳动的单向馈赠，就是接受控制，接受“劳动者”这个屈辱的符号。同时，工资也是一种财富的标准，给予工资也就是给予财富。于是，工人不仅接受了劳动这种礼物，而且还接受了财产这种礼物。于是，工人不仅是劳动的接受者，而且是财富的接受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接受工资也增加了工人的象征债务（义务）。我们也可以说，他们的“象征亏损”更加严重。因此，拒绝劳动、拒绝工资也就是对馈赠、收买、补偿提出抗议，就是对它提出“诉讼”。这样做就是要暴露这里所存在的象征统治。为了对付这种诉讼，对付这种抗议，资本家的办法就是要让工资具有经济的意义，比如签订契约，使工人在法制和契约范围内理解工资。让劳动和工资返回到经济的意义，这是资本家对付工人抗议的最好方法。

为此，鲍德里亚在这里进一步揭示了工资的象征意义。在他看来，工资不是用来和劳动交换的。给予工资就是为了让人花费，而花费工资不是经济意义上的消费行为，而是另一种类型的劳动。在不断被刺激起来的消费中，人的消费行为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费。比如，本来人不需要再加餐了，但是消费刺激起食欲，这不仅不利于身体，反而会伤害身体。例如，在当前流行的消费中有一种消费叫自助餐。在自助餐中，消费者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而尽可能地消费，而出售者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而更加精确计算。消费者在这种博弈中，尽可能消费，这种消费可能把胃吃坏，而不利于健康。这种消费实际上就是一种劳动，一种为增加就业而进行的劳动。当然，鲍德里亚不是停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消费是一种劳动，而是在象征关系上来说明消费是一种劳动。他认为，消费是一种象征关系，这与劳动中的缓慢死亡是一种同样的象征关系。当消费者消费一种产品的时候，也是要让产品延迟死亡（人购买了东西总是要把自己的东西保护好，让它延迟死亡）。这就如同工厂主购买工人劳动时，就是要让它延迟死亡一样。由于工厂主对劳动进行了单向的馈赠，并在单向馈赠中获得了权力，为此，他要向被馈赠者进行补偿，或者说，他要对自己所获得的权力进行赎买。而工资就是进行这种赎买。同样，购买商品支付的价格也是这种赎买，是对这一产品的延迟死亡的赎买。对于鲍德里亚来说，产品应该被挥霍掉。没有被挥霍的产品，剩余的产品、没有及时耗费了的产品是建立权力关系的基础（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鲍德里亚对于剩余、积累的批判。在他看来，原始社会中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就是在积累财富的基础上才产生的。但是，这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来解释这种权力关系，而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解释这种权力关系。从象征意义上来说，一些人把积累起来的产品馈赠给别人而获得了权力。在现代社会，物质生产的财富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但是，当代社会过度的剩余和积累，也导致了象征的权力关系的出现。1929年之后，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转化为象征意义上的权力关系）。这就如同，人在劳动中延迟死亡，从而人受到了控制一样，产品在消费中延迟死亡，产品就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人就获得了支配产品的地位。而人对产品的支配就是权力关系的开始。只有在产品的无意义的耗费中，政治经济学的原则才会被打破，按照政治经济学原则所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才能被打破。人的暴死，而不是在劳动中缓慢死亡；对产品的无意义的挥霍，而不是价值的积累，才能打破权力关系。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为了获得对工人的控制地位，它把劳动赐予工人，使工人延迟死亡。它因此获得了对工人的统治地位。为了保证这种统治地位，资本必须赎买，即必须支付工资，赎买工人的延迟死亡（否则工人要暴死，工人如果暴死了，那么资本的统治地位就会丧失）。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象征关系（象征暴力）是普遍存在的。在象征关系中，一切统治形式都必须赎买。但是，古代社会中的赎买，或者原始人类的那种赎买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赎买是不同的。在原始人类那里，这是通过牺牲来实现的。比如，在原始人类那里，首领或者头人在一定的象征仪式上死亡（他们通过象征的死亡来赎买权力。或者说，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权力是因为，他们将用自己的死亡来赎买这种权力）。他们通过这种象征性死亡，而使权力流动起来。如果他们不死亡，那么权力就会在他们那里积累，权力体系就会固化。夸富宴等宴请和仪式都有类似的特点。在夸富宴中，人们把财富挥霍掉。当一个人挥霍了财富的时候，他获得了权力。这些挥霍掉的财富也就是对权力的赎买。在鲍德里亚看来，原始人类中所存在的这种馈赠和赎买是公开进行的。但是，在当代社会，这种象征交换中所形成的权力关系是秘密进行的。或者说，象征交换意义上形成的权力关系表现为一种经济关系。经济关系掩盖了象征交换意义上的权力关系。鲍德里亚说：“由于有了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这种复归的社会游戏停止了，权力可逆性被权力再生产的辩证法所取代。”这就是说，在原始社会，权力的赎买表现为权力是可逆的，首领的象征性死亡意味着权力的流动，或者说，意味着权力的消解。而黑格尔意义上的主奴辩证法虽然发生了权力的转移，但是权力关系却没有被摧毁。奴隶代替主人重新成为权力的拥有者。或者说，这是权力再生产的辩证法。而鲍德里亚所说的权力的可逆性是权力的消解，是权力关系的解构。在当代社会，在男和女、殖民地和殖民国家的两极对立中，按照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权力关系永远都不能被解构。而只有人们在其中象征地死亡，这种对立关系才能消除，权力关系才能被解构。如果男性象征地死亡了（象征性地把自己解构了，这也类似于古代社会中的那种赎买自己的权力的死亡仪式），那么男女之间的对立就不存在了，其中的权力关系也不存在了。而在男和女、殖民地和殖民国家的两极对立中，权力的解构实际上总是权力的再生产。

鲍德里亚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赎买是仿真性的。在原始社会，人们赎买权力意味着权力是可逆的，而资本在赎买权力的时候，则把权力再生产出来。或者说，在当代社会，人们赎买权力是按照主奴辩证法来进行的。资本所进行的赎买不是真正的赎买，或者说，不是像原始人类那样，这种赎买不是权力的解构。因此这种赎买是仿真的赎买，是权力再生产意义上的赎买。在这里，赎买“是通过劳动、工资和消费的巨大机器完成的”。在原始社会的赎买中，主人解构了自身、使自己象征性死亡。而在资本的赎买中，资本没有解构自身，没有死亡，或者用鲍德里亚的话说，“没有让自己真正地重新冒险”。资本的统治成功地赎买了自身，即资本通过支付工人的工资而使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持下来了。因此鲍德里亚说：“它还把赎买的过程转向了它自身的无限再生产。”这就是资本的象征统治以经济的形式出现了，象征关系在这里转变为经济关系，而这种经济关系把权力系统再生产出来。于是，鲍德里亚说：“经济的必要性及其历史性出现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在远比原始群体更广泛、更多变的社会层面上，人们急需一种既可测、又可控，还可无限延伸的赎买系统（宗教仪式就不是这样的），它尤其是不能对权力的行使和继承提出疑问——生产和消费是一种对此问题的史无前例的新颖解决方案。”在原始社会，权力的赎买很简单，就是象征性死亡，就是无意义的耗费。甚至在宗教中，权力的赎买也是以象征性死亡为特征的。比如基督教中耶稣的死亡，就是十字架上的象征性死亡。而在当代社会，权力的赎买是一种仿真的赎买，不是象征性死亡，是一种可以无限延续的赎买，这就是不断地向劳动者提供报酬和消费以进行赎买。当劳动和消费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时候，权力系统也被再生产出来了。于是，鲍德里亚认为，生产和消费是可测和可控的赎买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象征死亡意义上的交换（赎买）在这里转变成经济意义上的交换。这种交换“保证了政治力量对社会的最终霸权”。显然如果把一切象征关系都转变成经济关系，如果用政治经济学的模式来解释资本所进行的象征统治，那么这只能把资本的权力关系再生产出来，而绝不可能解构资本的权力。

在这里，政治经济学成功地把象征关系转变成经济关系，从而掩盖了权力的真正结构。本来，权力是通过单向的给予而获得的，但是政治经济学却让人们以为，权力来源于单向的接受和占有，比如接受、占有剩余价值。按照经济学的观点，谁占有了财富，谁就获得了权力（这是生产阶段的情况）。而在当代社会，情况就不同了，谁赠予了财富，谁就获得了权力（由于过度的积累和剩余出现了，馈赠成为获得权力的根本方法。这是再生产阶段的情况）。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进行这样的馈赠，比如馈赠养老保险，馈赠失业救济。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对权力产生的根源发生了误解，象征统治继续存在并得以完成。当代社会中的资本就是进行着这样的象征统治。然而被统治者也在政治经济学的误导下，把罢工、争取更多的工资或者把争取财富（剥夺剥夺者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夺权斗争本身）等看作夺取政权的方法。他们都跌入了政治经济学的陷阱之中。他们越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夺权，他们就越是成为被统治者。因为当工人要财富的时候，资本本来就想给他们，资本本来就是要馈赠他们，资本就是通过这种馈赠来达到对工人的统治。因此，工人夺取权力的努力，只能使自己成为被统治者。总之，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误导了工人阶级，中了资本的诡计。

为了去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鲍德里亚力图从象征意义上重新解释劳动、工资、权力、革命等重要概念。他剔除了这些概念的经济学意义，而赋予其象征的意义。从象征意义上说：

——劳动不是剥削，而是资本的恩赐，是资本的馈赠品。

——工资不是争取的，而是给予的、馈赠的。它与劳动力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它赎买了资本的统治。各种补助、补贴、救济等“负征税”的方法就是这种给予和馈赠。

——劳动的缓慢死亡是不可容忍的（n' est pas subie，中译本翻译为“不是命定的”，似乎是误译）。这种缓慢死亡是对资本所进行的单向馈赠即向劳动的单向馈赠的徒劳无益的挑战。而只有象征意义上的暴死才能真正地挑战资本的单向馈赠。

——对权力唯一有效的反击就是把它给予你的东西还给它。比如，资本把劳动馈赠给劳动者，劳动者就要把劳动返还给它，拒绝成为劳动者。这就是劳动者以象征的方式死亡。

但是，在这里，鲍德里亚面临着一个问题：如果系统中的这些东西，比如、劳动、工资等都没有经济的意义，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实质性的存在形式，那么象征暴力还依然能够存在吗？这就是说，馈赠总是要馈赠某种实体性的东西，没有这些实体性的东西，人们能够感受到这种馈赠吗？如果人们感受不到馈赠，那么由馈赠所产生的象征暴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了。对于这个问题，鲍德里亚认为，馈赠不一定需要有经济的意义或者实体性的东西。比如，媒体所进行的馈赠，它也是单向馈赠，而没有反馈赠的可能性。那么为什么没有实体意义或者实质性意义的单向馈赠仍然能够获得象征暴力呢？鲍德里亚认为，这是因为单向馈赠与延迟死亡混同起来了。这就是说，单向馈赠中总是包含了延迟死亡。如果人们接受延迟死亡，那么人们也就接受了象征暴力。比如国家对于交通事故的管理就是一种馈赠（这是没有实体意义的单向馈赠，也没有经济意义），通过这种馈赠，人们被延迟死亡了。这里也存在着象征暴力。鲍德里亚在这里所引用的一大段文字就是说明，单向馈赠中所包含的债务。政府在对交通事故进行管理的时候，它能够使人延迟死亡，而人们的延迟死亡（减少死亡率）就是向政府归还象征债务。或者说，交通事故就是向国家交还的象征债务。为了防止人们偿还这种象征债务，政府会采取更多的预防事故的措施，而这些新的预防措施会进一步增加债务。实际上，这就是说，这些新的预防措施增加了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提升了政府的权力。而所有这些权力都是以馈赠的形式出现的，即政府制定的这些措施是为了保障人的生命，是为了让人缓慢死亡。政府给老百姓送去好处，即馈赠，而这种馈赠（单向馈赠）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延长寿命，保障生命，延迟死亡（单向馈赠和延迟死亡结合在一起了）。而所有这些延迟死亡的措施都被用来增加政府的权力了。在这里，鲍德里亚甚至把各种保障生命安全的制度都理解为一种单向馈赠，理解为象征暴力的控制，理解为权力的再生产。这固然不错，这些措施确实维持了国家权力并把国家权力再生产出来。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破坏制度，用生命冒险来对抗这些制度呢？比如酒后驾驶是被交通安全制度所禁止的，我们应该死亡冒险，通过这种死亡冒险来摧毁这个制度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有人这么干。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这也是解构权力的方法。如果这样去解构，那么社会就处于完全的混乱状态了。不过，我们要注意，鲍德里亚是在象征意义上讲暴死，即拒绝接受，拒绝那些福利，拒绝电视的单向馈赠等。

于是鲍德里亚得出结论，“各处的斗争都使社会和政治体制相对立”。本来社会是会自我管理的，人们之间平等交流，自主处理事务，社会中的人们相互帮助，像原始社会那样，人们进行象征交换意义上的馈赠。但是，政府却压制这种象征交换，把自己和社会对立起来。政府总是要不断地向社会馈赠，并通过馈赠而获得权力，用馈赠压制社会。它所采取的方法就是要让社会生存，阻止社会的死亡。当政府用权力关系来馈赠社会的时候，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就解体了，甚至家庭关系也解体了。比如本来儿子赡养父母，这是家庭中的义务，现在变成了国家的义务。家庭关系解体了，“社会死亡”了，但是，社会却好像还存在着，好像没有死。我们不能说当代社会中，家庭死亡了，但是家庭关系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缓慢死亡）。于是，要不要让家庭死亡，这就由政府来决定。只要对维护权力体系有意义，政府就让它死，如果它的死亡会对权力体系产生危害，就不让它死。这个时候政府把“死亡”贮存起来（鲍德里亚在后面对于死亡的进一步解释中说明，死亡成为一种产品）。其实一旦人们认识到这种缓慢死亡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的时候，人们就会抵抗，人们不会接受这种馈赠。但是，人们越是抵抗，权力系统就越是馈赠。最后，个人或者社会不得不依赖于自我摧毁来抵抗权力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要稍微抵抗一下，权力体系就会崩溃。比如，1968年的政治运动以及扣押人质的象征性“讹诈”，就有这种摧毁的作用。对于鲍德里亚来说，摧毁资本控制体系的方法就是象征死亡：权力依靠我的缓慢死亡而生存，我要用我的暴死来对抗它。在这里，鲍德里亚不是鼓励人们去自杀。如果所有的人都去自杀了，那么资本控制的系统就毁灭了。实际上，鲍德里亚所说的暴死，是一种象征死亡（解构意义上的“死亡”），或者类似于他所说的象征性“讹诈”。自杀就是象征性的自我解构。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鲍德里亚的这种象征死亡的思想是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控制方法。比如，福利制度都是维持国家权力的方式，也是维持资本主义系统权力的方式。象征死亡就是对抗资本主义的这个控制系统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