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作为仿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政治经济学是已故秩序的视野。

在当代社会，生产已经终结，而再生产出现了。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的秩序来看待社会现象。由此，政治经济学是已故秩序的视野。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已经失去了所指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成为纯粹的符号。这些纯粹的符号本身构成了一个符号的世界。这个符号的世界有资本、有生产，有工资，有价值。如果我们坚持政治经济学，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当代社会的生产仍然是真实的生产。然而这种生产已经被再生产取代。在这里，虽然劳动终结了，但是工厂中的工人还是在“劳动”。这种劳动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但是政治经济学却把这种劳动作为所指对象。于是，人们一旦看到工厂中的劳动，就以为，这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一旦看到工人，就以为，这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工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在当代仍然是“真实”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坚持从生产模式看待当代社会现象的人都会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真实”的。那些批判鲍德里亚的人、那些认为鲍德里亚没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也坚持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真实”的。从生产的系谱学来看，我们也不能说，政治经济学完全是“想像”。在当代社会再生产是普遍现象，而生产是其中的特殊情况。但是，我们无法区分，哪一种生产是真实的生产，哪一种生产是想像的生产。在这里真实和想像无法完全被区分开来。在普通人（包括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在工厂中切实进行的劳动，是从事生产的劳动，这似乎是“真实”的劳动，然而，这完全可以是人们的一种“想像”。实际上，他们的劳动可能并没有生产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对于鲍德里亚来说，真实，“因此”就是想像。鲍德里亚指出，“代码（价值的结构规律）使政治经济学（价值的有限商品规律）作为我们社会的真实/想像而系统地复活”（在这里，由于真实和想像无法区分，因此鲍德里亚把它表达为“真实/想像”，即仿真）。由于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价值的商品规律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价值的有限商品规律）仍然是有效的，由此，在再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我们无法区分真实的生产和想像的生产。正因为如此，代码使政治经济学作为我们社会的真实/想像而系统地复活了。我们可以说，政治经济学让我们社会中的真实生产（也是想像的生产）复活（现实化）起来了，让人想像自己的生产是真实的生产。其实，这种生产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想像的，而是仿真的。它超越了真实和想像。鲍德里亚把这种现象定义为“象征”（在前言中，鲍德里亚强调，“象征”意味着可逆性，从象征的角度来看，“真实”可以转换为“想像”。真实和想像无法区分）。

如果人们仍然按照政治经济学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利润、剩余价值、资本机制、阶级斗争等作为参照。人们就会说，在现实中存在阶级斗争。在鲍德里亚看来，这就是经济的“决定性体制”，是一种淫秽（用公开的不道德行为诱惑人。资本主义说，我剥削你，公开了自己的不道德，但是人们喜欢这种不道德行为，并参与到经济过程中。资本公开地“卖淫”）。人们总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看待所有这一切。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种做法恰恰掩盖了资本在当代社会所进行的控制。这又是一种挑衅。在历史上，资本总是从自然、上帝、道德角度说明自己的正当性，说明自己没有剥削或者统治工人（资本的活动是按照自然规律来进行的，买卖公平，天经地义。这也符合上帝的旨意。如此等等）。现在，资本不一样，它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原则来解释经济现象，公开承认自己在剥削。这难道不是公然对人类良知的挑衅吗？资本不仅承认自己剥削，而且喜欢人们对它的批判，喜欢政治经济学批判。今天，当人们批判资本在剥削的时候，资本很高兴。资本窃喜。因为，资本知道，当人们都批判资本进行剥削的时候，资本的控制就得以维持了。因为，在这里，资本已经不剥削了。在所谓剥削中，资本已经不在场了（这里的“不在场”，不是“unpresent”，而是“alibi”，即不在犯罪现场。资本没有在犯罪现场出现，没有在剥削中出现）。这就是说，资本“直接到政治经济学中，到它的批判中寻找（自己不在场的证明——引者注），并且依靠对自身的内在揭露而生存——这是辩证的刺激和反馈”。就剥削和统治来说，资本没有出现（不在犯罪现场）。原来资本要靠自然、上帝、道德来说明自己没有剥削（剥削意义上的资本是不在场的）。如今它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原则来寻找自己不在场的证明。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规则，资本通过雇佣劳动来剥削工人，然而，现在资本不是剥削雇佣劳动，而是提供“劳动”（工作岗位）给工人消费。因此，按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资本也没有剥削和控制，资本没有出场。资本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寻找自己不在场的证明（按照政治经济学，它没有剥削，由此它不是剥削工人的资本）。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批判）现在已经成为资本家为自己辩护的有力理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资本家所喜欢的东西。资本就是通过对符号统治的设计来对付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资本所进行的设计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为它进行无罪辩护的。

鲍德里亚认为，他所进行的分析与布尔迪厄对学校的分析是一致的。布尔迪厄曾经分析学校在阶级结构的再生产中的作用。按照布尔迪厄的看法，社会本来有不同的阶级、等级，因此也存在着等级上的差别。比如，不同的人由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本不同，他们就有不同的等级，但是他们却把这种差别转换为教育程度上的差别，不同学位上的差别，从而掩盖他们在所拥有的资本上的差别（在这个象征意义上，真实和虚假也是可以转换的）。而学位不过是一种象征符号（从表面上看，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是学位上的差别，而实际上这是一种阶级差别。学位上的差别是真的，也是假的）。这样，他们就用象征符号上的差别掩盖了社会差别。从表面上看，在这个社会中资本没有进行统治，资本似乎是不在场的（我认为，布尔迪厄的象征统治与鲍德里亚的说法是有差别的。布尔迪厄还是强调象征统治的经济基础的，而鲍德里亚则完全否定了这里的经济基础。参见《国家精英》等著作。他们之间的一致性表现在他们对象征的理解上）。同样政治经济学也进行类似的工作。按照这种经济学的自主性原理，经济规律（资本的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人受到经济要素的控制，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没有受到这种经济要素的控制，而是受到了仿真生产（象征）的控制。这里所发生的是一种象征游戏。在这种象征游戏中，表面上的剥削转换为无剥削，转换为控制。这类似于布尔迪厄所分析的把经济上的差别转换为非经济上的差别（学位上的差别）。在这里，人们进行着代码控制，而不是经济控制。而政治经济学从反面证明，资本的经济统治是不在场的。政治经济学在这里成为“遮羞布”，成为“不在现场的证明”。至于“资本对生死的真实统治”，我们在后面论述死亡的时候进行详细分析。

在这里，鲍德里亚把现代经济活动和当代经济活动区分开来。他把前者理解为第一个层面（真实的层面），把后者理解为仿真的层面。从第一个层面来看，资本家必须有效地生产一定的切实有使用价值的商品才能获得交换价值。而在第二个仿真层面上，资本家开始追求交换价值，而不顾使用价值。资本家生产出来的东西，在这里不过是符号。但是为了掩盖生产出来的东西的这种代码（符号）性质，这些东西必须具有交换价值。人们在这里误以为，这些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有使用价值。按照同样的道理，社会必须把阶级斗争生产出来，于是工人阶级就致力于阶级斗争（对于鲍德里亚来说，这大概类似于跟风车做斗争）。人们误以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忽视了真正的斗争对象——符号控制。或者说，人们无法从象征的角度摧毁这种符号控制（人们无法理解仿真所具有的象征性质。如果人们知道其中的象征性质，人们就可以按照象征交换的原则把它摧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鼓动人们进行阶级斗争，而不知道当代社会真正的斗争对象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会摧毁生产关系）。而马尔库塞则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不会“摧毁”（导致变革）生产关系，而且还会使生产力的发展屈从于生产关系的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对于马尔库塞来说，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要发展生产力，而是要改变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力屈从于生产关系。这样，马尔库塞似乎就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颠倒过来了。鲍德里亚不满足于这种颠倒。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符号统治（象征统治，仿真类似于象征，真假不分）在这里占据决定性的地位，而不是经济基础占据决定性地位。符号统治使所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屈从于自己。或者说，在当代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是为符号统治（象征统治）服务的。因此，斗争的首要问题不是改变生产力或者生产关系的问题，而是改变符号统治的问题。而象征统治就是“在政治经济学及其革命的表面运动中找到了一种新的合法性和最美的不在场证明”。

在他看来，如果今天，我们仍然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这只能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符号统治。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出现“危机”，资本主义诱导人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危机。而实际上，这是仿真的危机。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资本主义。这是因为，一旦危机出现了，人们就要开始生产，比如进行新能源的生产。工人又获得了就业岗位，生产问题又成为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实际上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生产问题、经济问题、阶级问题。因此，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的所谓“危机”实际上都是仿真的危机。这种危机就是要人们误以为当代社会还存在着“短缺”，存在着生产不足。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不是生产的危机，而是再生产的危机。这就是说，这个时候不是生产无法继续下去了，因为生产本身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而是再生产出现了困难。比如，赋予工人以“劳动者”这个符号出现了困难，就业岗位不足了。资本对工人进行符号控制出现了困难。于是就需要危机来解决问题。一旦危机出现了，“生产的机器”就开动起来。比如，能源危机就是如此。本来，如果社会不生产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比如不生产航空母舰，不生产航天飞机，不穷兵黩武，那么能源危机就不会发生。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需要“冷战”，有了“冷战”就有了能源危机，有了能源危机，再生产机器就开动起来。对于鲍德里亚来说，一旦经济危机出现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又受到重视（据说，由于当代社会出现了金融危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又受到重视。如果从鲍德里亚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个圈套）。对抗符号控制的斗争又被人们忽视。另一圈又重新开始。“危机”是资本的诡计。鲍德里亚告诉我们，面对危机，我们无须恐慌。鲍德里亚说，危机是“给予系统的真正的恩惠”，因为，它能够让系统的机器继续运行。如果没有危机，生产之镜就没有实质性意义，而只是一个空洞而疯狂的形式。或者说，生产只是空洞的、纯形式的生产。一旦危机出现了，经济的代码又重新获得了指称，而没有危机的时候，经济的代码，比如劳动等不过是空洞的符号。

据此，鲍德里亚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进入了审美阶段（请读者联系前面关于生产是演戏和编剧的思想来进一步理解这里所说的审美阶段）。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活动就如同表演。当然这种表演的目的不是娱乐，而是要进行符号控制。按照康德的审美观念，审美活动是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活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就是无目的的目的性活动。它无目的，因为，它不生产真正的使用价值，它有目的，它要维持再生产，资本要进行符号控制。而资本要进行符号控制就要让人们感到生产的必要性，就要保持生产的“假象”。正是这个原因，资本怀念伟大的伦理时代，生产伦理的时代。为此，资本就必须把“短缺”制造出来，把“危机”制造出来。一旦“危机”出现了，经济学原则就会发挥作用。一旦经济学原则发挥作用，人们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当代社会中的符号统治。符号统治就稳固了，安全了。这也使我们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总是有各种危机，而每一次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体系都安然无恙。能源危机等各种危机能够防止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所面临的颠覆性的毁灭。它把这种颠覆性的毁灭转变成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中的内在矛盾（即需求和生产的矛盾）。

第二，短缺与富裕的中和。

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是经济中的短缺和生产中的过剩问题。那么在当代社会，短缺和富裕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鲍德里亚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社会的经济状况从短缺经济走向富裕经济，从生产不足走向生产过剩。鲍德里亚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自从生产的终结以来，短缺和富裕如同生产、消费、劳动等概念一样，失去了其确定的意义（没有确定的参照）。20世纪70年代（鲍德里亚写作《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年代）的能源危机也表明，危机成为资本为了维持控制地位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当代社会，短缺和富裕是可以互换的（这两者都被中和了），这是因为，这两者之间没有确定的参照，没有确定的所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对短缺和富裕进行策略性的灵活运用。当然，鲍德里亚认为，只有到了再生产的完成阶段，人们才有可能策略性地运用它们。而在1929年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学会策略性地利用这种危机。在当代西方国家，政府一会儿通过大量地发行货币来刺激经济，一会儿又通过缩紧银根来约束通货膨胀。这都是政府对短缺和富裕所进行的策略性运用。在这里，短缺和富裕都没有所指，是没有差别的符号。既然如此，为对付短缺和富裕所采取的左翼策略和右翼策略也是没有确定的所指的。左翼认为，当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短缺（危机），因此要多干预，而右翼认为，当代社会是富裕阶段（无危机），应该自由放任，减少干预。而实际上短缺和富裕都是不确定的。我们既可以说，当代社会经济处于危机阶段，也可以说没有危机。有没有危机，这是任意的，因此，采取哪种措施也是任意的。

因此，在这里，富裕和短缺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所说的那种辩证关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短缺和富裕是有确定所指的，因此是对立的，而对立面的转化是建立在两者之间明确的区分基础上的。而在这里，富裕和短缺没有确定的意义，也没有对立。因此，当出现危机的时候，这种危机是仿真的危机（看上去似乎有危机，而实际上没有危机，或者更准确地说，有没有危机，这是无法确定的）。面对这种仿真的危机（一些人会认为，这种危机是虚假的危机），人们会认为，这种危机是大资本所策划的，是一种“阴谋”。比如，人们会说，大资本为了操控石油价格而散布“能源危机”的消息，或者借助于政治力量来干预国际能源市场。虽然这种说法也认识到，“能源危机”是虚假的，但是，它仍然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这里的问题。而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不是什么经济问题，不能用经济原因来解释。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资本、劳动已经结束了，没有经济意义了，或者说，没有经济上的所指了。为此，他批评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方法。他说，在这里，人们“宁愿要资本的这种经济暴行，也不愿承认我们所处的形势”。

在192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人们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那个时候的危机，把这个危机称为生产过剩的危机。这就是说，人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失去了目的性（是盲目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超出需求的范围。于是人们开始刺激需求，并借此来解决危机。而刺激需求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要让无目的的东西重新具有目的性。这种目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无目的的目的性”（生产的审美阶段）。资本对于经济活动的这种调节就使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生产和需求就不再有原来意义上的目的性。一旦生产和需求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以解决生产和需求关系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但是经济学似乎还是在解决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这种经济学就是仿真的经济学，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整个经济学失去了“任何内在确定性”。

在这里，鲍德里亚提出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都涉及经济学学科的性质。这就是，在历史上是不是存在过真正的短缺？如果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真正的短缺，那么短缺和富裕之间的对立就不存在，短缺和富裕之间的交替就没有意义。如果真正存在过短缺，那么马克思关于短缺和富裕的辩证法就是有意义的。鲍德里亚在这里似乎走向了极端。在他看来，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真正的短缺，把短缺和富裕对立起来是经济学制造出来的。经济学就是建立在短缺与富裕辩证法的基础上。为此，他说：“经济学为了自我生产（它从来都只是生产自身），需要短缺和富裕之间的这种辩证张力。”应该承认，富裕和短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短缺和富裕的理解也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短缺和富裕是可以被操弄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相对的标准的。鲍德里亚说，一切政治经济学都是通过操弄短缺和富裕来进行自我生产，这似乎走向了极端。最后，他认为，当代资本控制的社会系统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神话操作来进行自我生产。当政治经济学通过操作，把短缺和危机制造出来的时候，再生产体系就可以运行了，资本控制的社会系统就得到了再生产。

第三，政治经济学批判拆除了革命的引信。

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不会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而且政治经济学的操作还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提供了保护，于是人们便热衷于用政治经济学的观念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象。人们在对社会进行各种分析时都乐意采取马克思的观念。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基督教徒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用马克思的观念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按照他们的分析，各种社会现象，比如奇闻趣事、体育、艺术都是政治，或者都是意识形态，到处都有阶级斗争。这些现象都是受到背后的经济因素的影响。资本原来都潜在地发挥作用。对于这些人来说，现在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

1968年的“五月风暴”促使人们用政治经济学来化解危机。或者说，这场运动使政治经济学重新受到重视。这是因为这场运动是一种象征交换意义上的革命运动，或者说，是彻底颠覆资本控制的运动。这场运动试图表明，经济现象也是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揭示了经济本身不再具有传统上的经济意义了，而成为维护资本统治的意识形态。为了对付这场运动，人们引进了经济学话语，用经济危机、政治权力的危机等来化解这场资本统治（符号统治）的危机，从而强化了资本的力量。鲍德里亚认为，正是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使资本顺利地度过了这场危机。正是为了化解这场危机，人们才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当代社会还有参照，还有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也因此得到传播。

鲍德里亚认为，人们应该大胆地认为，政治经济学都是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虽然这个说法足够大胆，但是，它仍然还是被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框架中。所以鲍德里亚说，这只是“古老的问题像手套一样翻个面而已”。既然存在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那么经济学似乎就仍然可以有自己的所指。经济学也会重新出现。因此鲍德里亚强调，应该放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终结这两者的确定性。因为，在鲍德里亚看来，经济完全是一个符号。经济已经没有经济的意义了。资本的系统自己已经终结了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化了）。但是资本仍然假装经济是基础。它要人们关注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给资本提供的策略。资本有效地利用马克思提供的策略，从而使人们关心经济基础，用经济基础来解释各种社会问题。他说，资本从来没有把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资本并非如此幼稚”。对于资本来说，既不存在经济、不存在生产，也不存在“意识形态”。资本在社会的所有层面上运作。他说，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天真地相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还仍然存在着生产。由于存在着生产，存在着资本的剥削，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仍然是必要的。这就是他们的“幻想和最疯狂的希望”。而资本却不相信这种区分，它“占领全部生活空间”。它把人安排到各种活动中去，让人有劳动，有娱乐，有文化，有需求，有自由，有法律，有性。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资本控制着的符号，它们并没有人们所理解的那种确定意义，而是完全随意的。资本也不通过等级制来压迫人，资本要让所有的人平等、无差异（鲍德里亚的后结构主义就是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人的不同身份、不同特性。这个问题后面论述）。这就是资本的运行原则（等价原则）。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政治经济学”掩盖下进行的。

在鲍德里亚看来，资本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幻莫测的机器。它把生活中的所有现象都变成了空洞的符号，然而它却仍然装出一副按照政治经济学原则来运行的模样。在这里，象征交换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但是没有多大的作用了，而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却在这里大行其道。所有的东西似乎仍然按照价值规律运行。按照我们前面的说法，这是一种仿真现象。生产已经终结了，但是仿真的生产仍然存在着。鲍德里亚在这里对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有关思想进行了批评。马克思认为，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是当年拿破仑革命的“漫画化”。鲍德里亚把它称为“戏拟的形式复活”，也就是仿真。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的事件的“戏拟的形式复活”是不同的，真实的历史发展会超越这种历史闹剧。或者说，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不可阻挡的，波拿巴的历史闹剧必然会被超越。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说法不对。真实的历史不是不可阻挡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真实与想像无法区分，仿真已经取代了真实（实体已经被掏空）（这个问题很值得重视，我们的历史研究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假的，而是仿真的。这非常有道理）。对于鲍德里亚来说，仿真才是不可超越的。所以他认为，仿真抛弃了历史，也抛弃了我们。当然，鲍德里亚也承认，马克思曾经看到仿真现象出现的苗头（比如，路易·波拿巴）。比如，马克思也看到，资本的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死劳动的不断积累，这导致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减少。或者说，资本也试图不断地减少劳动力的使用。这也意味着劳动会走向终结。但是，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却错误地认为，这是资本在这里挖掘自己的坟墓。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不是资本在挖掘自己的坟墓，而是资本用更精巧的方式进行控制。那么，这种控制方式是什么呢？这就是把资本和劳动力对立起来，但是，这是一种仿真的对立；在这种仿真的对立中，资本借助于死劳动，而把劳动力变成顺从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本来资本是借助于剥削雇佣劳动而发展的。现在资本不需要借助于雇佣劳动，而只要借助于死劳动体系就能够保持自己的运行了。但是，资本还是雇佣了劳动力，好像资本和劳动力是对抗的。而实际上，在这种雇佣劳动关系中不存在实质性对抗，而是仿真的对抗。资本雇佣劳动力，是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于是，劳动力在这里从“可能会粉碎生产关系的断裂能量变成一个与生产关系同质的词项”。也就是说，劳动力原来是可能粉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具有断裂的能量（是一种力），而现在却被同化到这种生产关系中，成为生产关系中的同质的词项（符号，即从一种力变成符号）。在这里，实际上只有死劳动（即资本）进行控制，但是似乎却存在着资本和劳动两种东西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实际上是一种仿真的对立，是二元编码关系。只有有了这个二元编码，资本控制的体系才能稳定下来。资本喜欢二元对立，仿真的对立。比如，本来在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完全对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代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之间的对立也不存在了。但是，西方政治体系还是常常以两党竞争的形式出现。而两党竞争实际上不存在实质上的竞争，因为它们不代表对立的阶级，它们不过是没有实质对立的符号（在选举中，它们会制造对立的假象来争取选票）。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这是“编码运转的二元配置”，但是，在这种二元配置中“对抗被消解了”。在这里，资本已经不屑于获得剩余价值了，而专注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马克思认为，资本减少劳动就意味着剩余价值率的降低，就意味着资本在自掘坟墓。马克思向资本阐明了，资本主义如果仍然按照生产的模式来运行的话，那么等待它的就是自我灭亡。那么当资本改变自己的策略、放弃生产而专注于再生产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了马克思的那种直觉了呢？是不是资本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而放弃了生产模式呢？鲍德里亚的回答是：“不是。”因为资本从来没有认真地对待过生产，即使资本曾经真正地进行生产，但是，它只不过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不过是在“玩弄”生产。当生产把资本带入自我矛盾的时候，即带入获取剩余价值与剩余价值率不断减低的矛盾的时候，资本果断地放弃了生产。在这里，它放弃了剩余价值，或者说，对剩余价值不屑一顾，它进行符号控制。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所重视的是社会总体的稳定。由此，从资本作为一个体系的意义上说，资本对剩余价值不屑一顾（比如国家采取各项措施，比如就业政策、失业保险政策等）。当然从个别资本家来看，获取剩余价值仍然是他的主要目标。然而，如果我们按照鲍德里亚所说的那个系谱学来说明，对剩余价值不屑一顾是普遍现象，而把获取剩余价值作为目标只是特例。

因此，在鲍德里亚看来，只有放弃了生产的模式，不是从经济意义上进行斗争，资本的统治才能被动摇。

第四，只有象征交换才能摧毁资本主义。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领域或者政治领域（以经济为基础的政治领域）所进行的革命都不能摧毁资本主义。鲍德里亚用“麦比乌斯带”的扭曲循环来说明经济基础革命的作用。“麦比乌斯带”是一种循环的带状构造。沿着带状循环的一侧运行的东西会自动地走到另一侧。按照这样的类比，经济革命是反抗资本统治的，但是其结果却会加强资本的统治。资本就希望人们按照经济原则来理解资本的控制，人们越是关注经济原则，越是按照经济原则来进行革命，人们就越是不能推翻资本的控制，反而会加强资本的控制。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人们永远不能按照系统自身所说的那种逻辑来战胜系统。在这里，人们总是认为，在当代社会，资本仍然按照经济原则来运行，经济原则仍然是真实的东西。人们仍然认为，劳动是真实的、资本是真实的。而实际上，这些都是仿真的东西。因此，鲍德里亚说：“人们永远不能在真实层面上战胜系统，我们所有革命战略家所犯的最糟糕的错误就在于相信可以在真实层面上终结系统；这是他们的想像，是系统本身强加给他们的想像，系统的生存和残存所依靠的正是不断引导那些攻击它的人到现实的场地战斗，而这个场地永远是系统的场地。”资本主义社会系统诱导人们产生这种想像，以为当代社会的生产是真实的生产。比如，当工人在生产领域反抗资本主义的时候，当工人罢工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的时候，资本不会拒绝，它会给工人更高的工资。工资提高了，物价却上涨了。工人继续罢工，物价继续上涨。这种膨胀会连续发生，而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被维持下来了。这是“赏赐系统又增加的一道螺旋”。工资的提高是对工人的赏赐。但是人们总是在这个螺旋中存在。如果工人一会儿罢工，一会儿开工，那么工人就在进行象征革命。鲍德里亚认为，这是颠覆意义的革命。但是资本仍然把人们诱导到经济斗争中来，比如，通过工资谈判，通过改善劳动条件，通过工会的工作等。罢工斗争又回到经济系统中。这就是一个麦比乌斯圈。在经济领域所进行的斗争永远都摆脱不了这个麦比乌斯圈。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所有真实层面上的斗争都会返回到系统中。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把各种危机的偶然性等因素都包含在系统的设计中了。无论人们在生产层面上进行怎样的斗争，这种斗争都会返回到系统中。我们甚至可以说，资本会鼓励人们在生产层面上进行斗争。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了。无论人们在生产领域中如何进行斗争，他们都无法突破系统的控制。由此，鲍德里亚说：“所有生产矛盾、生产力量关系，总之生产能量的东西，都必然按照一种类似麦比乌斯带的循环扭曲方式回归系统，推动系统。”鲍德里亚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控制方式称为“象征暴力”。本来，人们可以通过革命来颠覆系统，但是系统通过象征暴力把这种革命重新纳入系统，使它返回系统。象征暴力与象征交换一样都是永恒的可逆性。资本鼓励人们在经济领域进行斗争，而这种斗争反过来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在真实场地中的斗争是虚假的斗争。这种暴力是一种真假互换意义上的暴力。这也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不是用皮鞭、不是用枪炮，而是用一种象征逻辑把人们强制约束在系统中，约束在生产系统中。比如，工人在就业岗位上，本来不进行生产性劳动了，但是人们还是按照系统的要求劳动。而这种劳动纯粹是一种象征性劳动。当然这种劳动不是真劳动，也不是假劳动，而是象征性的劳动。这就如同中央领导每年植树节的时候都去植树。中央领导植树是象征意义的。我们不能按照广大群众去植树的方式来理解领导的植树，比如查看植树的数量、质量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真植树。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他们是假植树。他们确实去植树了。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工人的劳动也是如此。这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劳动。中央领导植树劳动是有意义的，它号召全国人民一起来植树。而工人作为象征性的劳动也具有意义，它只是为了让人们回到经济系统中，把人纳入系统中加以控制。这是经济系统对人所采取的一种象征暴力。这就是把一切放在系统的控制中，让它们在系统中循环。鲍德里亚认为，“系统不需要真实的暴力或反暴力，它依靠象征暴力而生存”。在这里，鲍德里亚还特别强调，我们不能把象征暴力和符号暴力等同起来，比如，我们把某种符号加在某个人身上，比如说某个人是“黑人”“女人”就是一种符号暴力。通过这个暴力，人在这里受到压制和歧视。

在这里，鲍德里亚认为，这种象征暴力不仅具有可逆性，而且具有“反馈赠”（contre-don）的永恒可逆性。这就是说，如果你反馈赠，那么我也要阻击你的反馈赠，使你无法逃避馈赠。要理解“反馈赠”，我们就必须首先理解“馈赠”。按照莫斯的看法，在原始社会，人们是按照象征原则来对待财富的，或者说，他们不是把财富当作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而是当作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当一个人把财富馈赠的时候，特别是当这种馈赠的财富巨大，而使接受馈赠的人无法回礼的时候，这个人就获得了对受馈赠者的统治，受馈赠者对馈赠者就存在着一种象征义务。人们通过单向馈赠而获得权力。统治者享有馈赠的专有权，而其他人的回礼也会陷入统治之中。当代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控制就是这样一种馈赠，享受馈赠专有权的馈赠。比如它把劳动馈赠给工人（使工人获得就业岗位），这让那些接受劳动伦理的人不得不接受。如果人们接受了这种馈赠，那么工人就要回礼，比如，就要参与劳动（消费劳动）。在工人回礼（参加劳动）之后，资本就进一步馈赠，给予工资（工人无法摆脱资本的馈赠）。这样工人就永远无法摆脱资本的象征控制。这就是象征暴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消费只不过是这个陷入绝境的赏赐系统又增加的一道螺旋，因此它也就是统治又增加的一道螺旋”。于是罢工、劳动、提高劳动保障等，都是增加资本控制的又一道螺旋。再比如，资本控制了各种媒介，给人们提供了各种信息，大众只能被动接受这些信息，看电视，看报纸等。同样，它给整个社会提供了各种福利、各种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各种安全保护（比如劳动保护法、食品安全法）。资本馈赠给人们这些东西，人们是无法拒绝的，谁也摆脱不了。如果人们接受这些馈赠，那么人们就接受了资本的控制，人们就对资本欠下了象征债务（这是单向的馈赠，这种单向的馈赠产生了权力）。馈赠是单向的给予。在这个时候，对付这种馈赠的方法就是反馈赠。这种反馈赠也要像资本所进行的馈赠那样，使最终的回礼成为不可能。这就是说，人们馈赠给资本的东西是如此重要（比如生命的馈赠，象征意义上的生命和死亡。比如，再生产就是生产的死亡和生产的复活），以至于资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进行回礼。由于象征义务的存在，资本只能用自身的死亡来进行回复。我们要给资本主义社会系统馈赠某种东西，让资本没有任何回复或者回应的可能性，而只能用自身的死亡来回应。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馈赠就是死亡馈赠，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生命馈赠给系统。这个时候，“系统本身必须通过自杀来回应死亡和自杀的反复挑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要摧毁这个系统，工人就不能进行一般的回礼，而要进行生命的馈赠。既然资本是按照象征暴力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的，那么我们也要按照象征暴力的方法来颠覆系统；既然资本不是从生产的层面上，从经济的层面上来对待工人的工资和工作的，那么我们也要在象征的层面上对待工资和工作。这就是说，我们对付系统的唯一方法是“让系统的统治原则本身反转过来对抗系统”。资本的统治是用单向馈赠来维持的，那么我们也要用单向馈赠来对付系统，我们也要用无法回礼，用“回礼和报复的不可能性”来对付系统。比如，我们一会儿上班，一会儿不上班，我们一会儿要工资，一会儿不要工资。如果我们不上班，我们吃什么呢？我们宁愿没有吃的，我们也要抵抗。这是一种死亡冒险。我们在这里就是要用生命来做赌注，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系统。在这个时候，系统也只能用自己的死亡来回应我们。既然系统是按照象征逻辑来办事的，那么系统就要承担象征义务；既然你单向馈赠我们，从而控制我们，那么我们也单向馈赠给你，让你无法回礼，让你只能用自己的死亡来回应我们。否则系统就没有履行象征义务，系统就会丢脸。

鲍德里亚用恐怖分子扣押人质来说明这种挑战的方法。他认为，恐怖分子（挑战系统的人）扣押人质（自己或者其他人的生命）就是对（资本控制的）系统的这样一种挑战。恐怖分子打算把自己的生命馈赠给系统，来挑战这个系统。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恐怖分子的生命和人质的生命是没有区别的。这是因为，恐怖分子在扣押人质的时候，是不管人质是否无辜的，或者说，对恐怖分子来说，人是没有区别的。于是恐怖分子对他自己和人质也不进行区分（如同象征中真实的劳动与虚假的劳动无法区分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恐怖分子的生命和人质的生命对于恐怖分子来说是一样的。如果人质死亡了，那么恐怖分子的生命也无法得到保障。人质的死亡也意味着恐怖分子的死亡。如果人质安全了，那么他自己也安全了。在这里，恐怖分子有两种。一种是期望通过扣押人质而获得特殊的利益。这样的恐怖分子在扣押人质的时候，是进行精打细算的，他要与系统（权力机构）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并且在谈判过程中，恐怖分子会不断加码，力图获得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谈判所遵循的是一种经济学原则，这里所呈现的是“交换剧本”。比如，恐怖分子试图通过人质换取赎金，或者换取某人的释放。因此，鲍德里亚说，这种意义上的扣押人质毫无新颖之处。这种人质危机可以通过传统暴力或谈判来化解（争取工资的罢工就是如此）。比如，打死恐怖分子，或者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这是一种战术活动。”而另一种扣押人质的活动则完全不同。这种扣押人质的活动不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而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活动。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生命的馈赠。在这里，恐怖分子准备献出生命来对整个权力系统进行挑战。在这里，恐怖分子扣押人质不是为了交换，它甚至不进行任何谈判，而是要通过生命的馈赠来挑战被攻击者的统治地位。鲍德里亚说：“这里上演的正是：任何谈判的不可能性，因此也就是向象征秩序的过渡，这种秩序完全不了解这一类型的计算和交换。”鲍德里亚的潜在意思是，资本总是要通过交换（谈判）来解决危机，或者说，资本所遵循的是经济原则，而恐怖分子却没有遵循经济原则，而是一种象征逻辑。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而从象征的意义上挑战资本的控制秩序（因为，资本主义的控制秩序是一种象征秩序，因此对于这种控制秩序的挑战，只能在象征意义上进行）。在这种象征挑战中，系统的回应只能是恐怖分子的死亡，或者击毙恐怖分子，或者恐怖分子与人质一起死亡（自杀式的恐怖爆炸）。虽然恐怖分子死亡了，但是系统却没有赢得胜利。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控制系统也失败了。这是因为，恐怖分子本来就是要献出生命来挑战控制秩序的，生命是它的赌注。就像原始人类那样，他馈赠了重大的礼物，这种馈赠也是赌注，他希望通过这个赌注来获得控制力量。在这里，虽然恐怖分子没有赢得胜利，但是控制系统却暴露了自己对他人的压制和控制。这就是说，虽然恐怖分子死了，但是它却表明“系统仅仅被自己的暴力所刺透”。或者说，系统自身的暴力控制力量被暴露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控制系统没有能够真正有效地回应恐怖分子对它所提出的象征意义上的挑战。鲍德里亚指出，这种象征意义上的死亡与战争意义上的死亡是不同的。战争意义上的死亡是可以预期的，或者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是很容易在系统中推算出来”。恐怖事件中的象征死亡却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况：如果有恐怖分子用生命作赌注来挑战控制系统（即第二种意义上扣押人质的事件），他虽然也可能和控制系统讨价还价，但是在讨价还价中他总是不断提高价码，直至提出控制系统无法满足的价码。面对象征死亡的挑战，系统只能用自身的死亡来回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说：“系统为了回应而陷入自杀的绝境”。鲍德里亚指出，这种自杀的绝境“通过自身的紊乱和衰退明显表现出来”。对于巨大的控制系统来说，恐怖分子的力量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力量却对系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使系统面临死亡的绝境。全部暴力机构都无法有效地应对象征死亡。为此鲍德里亚说：“系统进行交换，只可能死亡，它接受挑战，只可能失败。”系统自身的死亡就是对象征死亡的回应。读者应该注意，鲍德里亚不是鼓励人们进行这种自杀式的恐怖活动，他在这里所说的死亡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象征意义上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讨论象征死亡的时候还会涉及。

鲍德里亚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各种不同组织形式中，人们都懂得这种象征交换关系，而只有资本主义不知道这种象征交换关系，它只知道经济上的交换关系，只知道讨价还价的交换原则。而象征交换绝不是这种意义上的交换（因此，象征交换实际上也不能说是一种交换）。象征交换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回礼的不可能性。当然，鲍德里亚也兴奋地发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正在重新发现这种象征交换的作用。

在这里，鲍德里亚试图举例说明在其他各种不同社会形式中所存在的象征交换。比如，古代社会的人们还是懂得象征交换的。渎圣的苦行者也是在象征交换的意义上向上帝提出挑战，他认定上帝也不能用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回应他。比如，基督教史上一个派别叫纯洁派，他们认为，世上的一切，如婚姻、性交、工作、战争都是罪恶的。这些苦行者也试图达到极高的修炼境界，甚至达到与上帝一比高下的地步。在他们看来，基督之死也毫无价值。他们对上帝提出了象征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不能接受他们的挑战。因此，这些人被看作异端，教会对他们进行审判。鲍德里亚认为，教会对他们所进行的审判就是为了避免上帝与这些异端分子在象征层面上“面对面”。如果他们在象征层面上面对面，那么上帝将无法回应苦行者的挑战，就会被勒令死亡。为了避免上帝的“死亡”，教会就充当了一个中介，防止上帝直接面对苦行者。于是，教会就让人们到教堂里忏悔，而忏悔的人们也会从上帝那里得到恩惠。于是上帝和苦行者之间就建立了一种“经济意义”上的交换关系。教堂就是让上帝和苦行者之间发生交换关系的经纪人。教堂的作用就是化解象征意义上的挑战，而使之转化为一种“经济意义上的”交换关系。

于是鲍德里亚认为，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社会机构都充当了这种经纪人的作用。本来，我们也可以用象征死亡对系统提出象征挑战。但是社会机构就像这种经纪人那样来调节我们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比如，在1968年，当工人对资本的控制体系进行象征挑战的时候，工会出现了，它努力把一切都返回到经济层面，从讨价还价的角度来调节工人和资本控制系统之间的关系（鲍德里亚在后面的分析中，把工会等理解为阻止死亡的社会机制，让系统自然死亡，见“自然死亡与牺牲”那一节）。所有这些社会机构都是要避免人们对系统提出象征挑战。这种挑战意味着系统的死亡。它总是努力让一切都通过协商解决。鲍德里亚认为，“这就是我们那深深的烦恼的根源”。

在鲍德里亚看来，扣押人质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对于扣押人质事件，系统只能用暴力来镇压。这时它会把自己的暴力特征显示出来，把自己的控制和压制的特征暴露出来。另一方面，系统可以使用象征暴力来控制社会，但是却不能用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系统那样的象征暴力来进行社会控制。这是它无法利用的象征暴力。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鲍德里亚按照他自己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控制不是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原则来进行的。经济学意义上的讨价还价或者斗争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形式是象征暴力。因此，我们只能用象征暴力来抗拒资本主义社会的象征暴力。而在所有这些象征暴力中，死亡馈赠是最根本意义上的象征暴力，它将最终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当然鲍德里亚不是鼓励人们去从事扣押人质的暴力活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就是象征意义上的生产，仿真的生产，但是，这种仿真的生产却有经济交换的意义，没有完全脱离政治经济学的交换规则。它是第一种意义上的扣押人质。工会把工人作为人质而与资本主义社会系统谈判。工会就是像教会那样的东西，它阻止工人直接面对“上帝”，即经济系统。只有彻底拒绝这种再生产，即实行第二种意义上的扣押人质和自杀（只在象征意义上），才能彻底摧毁这个系统。鲍德里亚的扣押人质的思想应该这样来理解。